杨皖苏　杨善林

(合肥工业大学管理学院)



基于社会环境信任度调节效应的中西方企业价值观念、推崇策略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

杨皖苏杨善林

(合肥工业大学管理学院)

摘要：基于中国情境下116家中国企业和80家西方企业的调查样本数据，探讨了中西方企业价值观念-推崇策略-企业绩效的作用机理，并进一步分析了社会环境信任度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企业在价值观念上更偏向于人本观，西方企业在价值观念上更偏向于物本观；人本观念下的企业在推崇策略上更偏重于关系策略，物本观念下的企业则更偏重于品牌策略；推崇关系策略的企业往往更重视短期绩效，推崇品牌策略的企业则倾向于长期绩效的提升；社会环境信任度在企业价值观念-推崇策略-企业绩效之间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从另一个侧面解释了为何中国缺乏世界知名品牌且企业的平均寿命要低于西方企业这一基本现实问题，对中国企业的健康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企业价值观念； 品牌策略； 关系策略； 企业绩效； 社会环境信任度

1研究背景

文化是国情和国民性的重要体现，是人类作为社会成员的风格和其他一切能力与习惯，其基本要素是传统思想和价值观念，其中尤以价值观念最为重要。KLUEKHOHN等[1]从人性、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能动性取向等层面对文化进行了比较，得出了有关文化差异的结论。HOFSTEDE等[2]则从民族文化的5个价值维度，将不同国家的文化进行比较分析，提出文化差异理论。根据该差异理论，不同地域、不同国家和地区所产生的文化差异集中体现在价值观上。中西方社会处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下，必然具有不同的价值观念，作为置身于其中的企业，也会生成风格迥异的价值观念：中国企业较为注重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喜欢在“圈内”进行交易，在价值观念上会更偏重于“人”；西方企业则更加注重于事实和客观事物，很少顾及人情，在价值观念上会更偏重于“物”。

企业本身是为获得经营绩效的组织。对于企业而言，其行为必然是为了该目标而努力，因此，企业在经营活动中就会选择不同的策略实现这个目标。由此，可以看出，企业推崇策略选择是企业行为的集中体现。品牌的重要作用在日益激烈的市场中已经得到公认。当前，我国处在经济社会转型情境下，包括法律、法规等的正式制度约束不够，企业往往选择依赖关系等非正式制度[3]。由此，在当下的中国市场经济制度下，企业推崇策略表现为关系和品牌两种策略形态。不同的推崇策略，会对企业绩效带来一定的影响。TSANG[3]和郭海[4]对关系策略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进行了研究；NG等[5]则对品牌策略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进行了探讨。社会环境信任度是与企业紧密相关的外部环境变量，其在推崇策略与企业绩效关系中会产生何种影响呢？现有文献对此甚少涉及。

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程度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西方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同中国本土企业展开竞争。中西方企业不同的价值观念会根植于企业的内部，从而对企业各方面的行为产生作用，是否也会影响到推崇策略的选择？社会环境信任度在企业价值观念与推崇策略的关系中又会起到何种作用？对于这些问题，现有文献尚未进行系统梳理。

基于此，本研究以期弥补现有相关研究的不足，从企业价值观念出发，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分析在不同价值观念下企业推崇策略的选择，以及在不同的推崇策略下企业绩效的变化，从而构建出中西方企业价值观念-推崇策略-企业绩效的影响路径。此外，鉴于社会环境信任度是与企业息息相关的外生变量，本研究还将探究社会环境信任度的高低对企业价值观念-推崇策略-企业绩效路径是否会产生调节效应，力争对社会信任理论作用于企业实践提供一定的研究证据。

2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2.1中西方企业价值观念

中国社会是基于亲缘的社会，注重和谐局面的创造及实现，以维护集体利益为重要目标。杨国枢等[6]认为，中国人特别重视群体目标的统一和群体利益的维护，强调群体认同，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由此，形成了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人本观念。人本观是在人与人之间相互交往和联系的过程中形成的，以集体主义为导向，注重人与人之间感情的价值观念。西方社会是基于法理治理和契约精神的社会，以一定的规则行事，注重客观的事实，具有强烈的个体意识，提倡平等、竞争精神，人情观念淡薄，等级界限模糊，容易忽略情感因素。由此，形成了在西方文化背景下的物本观。物本观是在遵守契约精神的基础上形成的，以规则为导向的，注重客观事物和事实的价值观念。

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着眼于构建人与组织间和谐的关系，围绕如何处理人与人的关系和如何实现对人的掌控来展开，但也常常“人情为一线，日后好相见”，把人情和面子当作交易的一种手段。中国的工商管理组织(诸如企业等)具有“家企同构”的特点[7]。中国企业“家企同构”的这种理念必然会在价值观念上体现出来，企业注重人与人之间的感情、联系，且专注于经营各种人际交往。价值观选择理论认为，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会自发形成对事物的看法和评价，而这种看法和评价就体现在对价值观的选择上，并通过企业的活动偏好表现出来。由此，依据价值观选择理论，企业会更加偏向于人本观。西方企业的管理秩序，是通过职能规定、流程设定等手段充分体现出来的。西方法理治理严格区分事实和价值，使得西方企业注重事实和客观事物，专注于产品、技术以及企业内在核心竞争力的打造，依据价值观选择理论，企业会更加偏向于物本观。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a中国企业在价值观念上往往倾向于人本观。

假设1b西方企业在价值观念上往往倾向于物本观。

2.2中西方企业价值观念与推崇策略

血缘和地缘是中国人交往的基础，而在此基础之上便形成中国所特有的“关系”[8]。关系包括人情、互惠、回报、私人互动、和谐、面子和差别对待7个核心内涵[9]。关系在中国既是一种人际间的联系，又是一种社会规范，不仅描述了人际间的状态，更限定了人们的行为准则。每个人既可主动建立自己的关系网，又被动地受限于自己的关系网。关系策略是将关系作为企业日常运营和处理与其他企业联系的核心，并将关系上升为企业战略层面的一种导向策略。在商业背景下，关系必然或多或少地扮演着一种工具性的角色[3]。鉴于此，把关系作为企业的一种推崇策略来研究有其现实的理论依据。

品牌是消费者对一个企业或产品所有期望的总结[10]。品牌策略是将品牌作为企业战略的核心，运用品牌推动业务决策和企业运营的一种导向策略。品牌能够帮助顾客区分不同产品，明确企业内在功能、质量等。ELLWOOD[11]认为，品牌创建和品牌管理对于商业成功和利润获取至关重要。由于品牌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因此，把品牌作为企业的一种推崇策略来研究也有其现实的理论依据。

在价值观念为人本观的企业中，企业一方面注重内部员工与员工之间的感情、联系；另一方面，则会积极主动地寻求与外界的联系，保持企业在横向上(企业与其他企业)和纵向上(企业与政府)的良好关系，以便能够在经营活动中得到更多的帮助以及更多的资源和机会。在人本观念下，企业会形成基于既定的客观基础及互动交往基础的动态的人际关联，这种关联通过直接或间接的联接扩展为网络状态，这也是关系网络的重要表现。企业会讲面子、人情，注重和谐以及差别对待，这与关系的核心内涵相一致。战略管理理论认为，企业在具体的战略管理实践上，会从自身获取资源的方式和其拥有或者擅长的能力出发。由此，依据战略管理理论，在人本观念下的企业，往往会推崇关系策略。

在价值观念为物本观的企业中，企业不会注重去寻求与外界联系的建立或维护，人际关联也较为简单，也不会因为人情或者面子去行事，会严格遵守合同关系。相对而言，企业更看重“物”的东西(如品牌、产品、技术等)，集中体现之一就是对品牌的塑造和建设。即更注重企业本身价值的提升，而品牌就是企业价值的直接体现和“价值传递”的重要载体。依据战略管理理论，相对于人本观念的企业，物本观念下的企业会更为推崇品牌策略。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a人本观念下的企业往往推崇关系策略。

假设2b物本观念下的企业往往推崇品牌策略。

2.3推崇策略与企业绩效

企业绩效是企业能否在市场上立足与发展的关键。纵观现有研究发现，从时间维度来讲，企业绩效一般会被划分为反映企业现行基本运行状况的短期绩效和未来长期发展潜力的长期绩效[12]。

关系可以作为保证商业交易顺利进行的替代正式制度的一种机制[13]。在转型时期的中国，关系有助于改善企业绩效[4]。例如，同政府保持良好的关系能够让企业把握政策的意图，获得先动优势，有助于企业获得税收优惠[14]等。与商业伙伴的关系对企业的资源获取能力及适应能力起到正向的作用[15]，但在中国情境下关系的社会规范效果被淡化，也会带来巨大的负面作用(如诱发贪污、受贿等行为)。此外，政治关系使企业容易受到政府政治目标的影响，需要承担一定的政治成本。FAN等[16]认为，政治关系导致政府对企业控制力加强，社会负担加重，成本增加，从而损害企业绩效。地方政府对企业施压导致企业运营趋向政府目标而非企业的长期发展，结果必然导致企业长期绩效的降低。过于注重与商业伙伴间的关系会造成企业创新的惰性，企业的持续竞争优势因此会受到损害。对企业内部而言，由于企业的科层结构的层级序贯的排列，关系极易造成组织结构内部非正式组织的人身依附关系和帮派结构，降低组织的管理效率。OKHMATOVSKIY[17]认为，关系策略在短期内有助于企业绩效的提高，但从长期看，对关系的依赖可能使企业成长受到损害。本研究认为，一方面，以关系策略为导向的企业可能将自身的资源用于关系的建立与维持上，而没有足够的资金和注意力用在组织内部学习上，企业的持续竞争优势因此会受到制约，损害企业的长期效益；另一方面，企业在战略制定的姿态即战略导向上可能并不具备前瞻性，从而过多地注重企业的短期利益。

NG等[5]认为，品牌建设对产品质量、客户的满意度和忠诚度具有正向的影响。品牌权益可以增加企业产品的销售量，扩大市场份额，有利于开拓新的市场[18]。一般而言，企业打造自身品牌需要一个长期过程。首先，对市场要有充分的了解，要拥有核心技术，对产品质量要有严格的把关。其次，企业自身品牌的产品进入市场后，要得到消费者的认可，还要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由此，企业在短期内会付出一定的经济代价，从而对其短期绩效带来一定的影响。本研究认为，推崇品牌策略的企业会将企业效益放在长远角度考虑，而对于短期绩效则没有那么看重。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a当企业推崇关系策略时，往往更重视短期绩效。

假设3b当企业推崇品牌策略时，往往更重视长期绩效。

2.4社会环境信任度的调节作用

在《圣经》中，“confidence”和“trust”出现的次数有10多次。在《论语》中，“信”字出现了30多次；在《孟子》中，“信”字也出现了30多次。这些都表明信任自古以来受到中外思想家们的重视。社会信任可以看作是人们在社会活动和交往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对待公共事务、公共组织、人际交往等普遍而近似的态度[19]。社会环境信任度是整个社会大环境信任水平高低的衡量标准。任何脱离社会环境因素的研究，都很难有效地作用于实践[20]。社会环境信任度作为与企业紧密相关的环境因素，是影响企业价值观念与推崇策略关系的重要变量之一。

通过与环境相匹配的动态协调，企业才可能获得良好的经营绩效和竞争优势[21]。依据社会信任理论，当社会环境信任度较高时，企业在正常经营活动中有较为健全的制度保障和信任机制保障，企业会注重“内修”，提升品牌价值，因此，企业在推崇策略上会更多地倾向于品牌，而对于关系的推崇将会变弱。当社会环境信任度低时，企业在经营过程中会首先假定对外部环境是不信任的，在这种情况下考虑的是外部因素，企业会更加注重“外联”，寻求通过交流、沟通所建立起来的人际关系。社会环境信任度越低，企业越难以在市场化的条件下获得产权保护和企业发展所需要的资源，建立关系也是企业对市场、政府和法律失效的一种正常反应，因此，依赖关系的动机也就越强，企业在推崇策略上就会更多地倾向于关系，而对于品牌的推崇将会变弱。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4a社会环境信任度正向调节人本观与品牌策略之间的关系，负向调节人本观与关系策略之间的关系。

假设4b社会环境信任度正向调节物本观与品牌策略之间的关系，负向调节物本观与关系策略之间的关系。

社会环境信任度对推崇策略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也会产生一定的调节作用。当社会环境信任度较高时，企业会着眼于长期发展，企业领导者会用长远战略的眼光规划企业的目标，认为未来是可期待的，对于因为长远战略可能造成的短期利益损失则不会过于在意。由此，在这种社会大环境下，企业会更多地倾向于长期绩效。当社会环境信任度较低时，企业领导者则会认为未来是不可预期的，会对长期发展产生怀疑，在这种情境下企业会将眼光放在当下，认为可触摸到的收益要比不可预知的利益要好。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5a社会环境信任度正向调节关系策略与长期绩效之间的关系，负向调节关系策略与短期绩效之间的关系。

假设5b社会环境信任度正向调节品牌策略与长期绩效之间的关系，负向调节品牌策略与短期绩效之间的关系。

综上所述，本研究的理论模型见图1。

图1　理论模型

3研究方法

3.1研究样本

本研究在问卷调查时，规定同一家企业只能发放并填写一份问卷，以此确保调研企业的数量，调查对象以企业中高层管理者为主。对于西方企业的样本选择，以在中国的外资企业(外商独资或控股企业以及港澳台独资或控股企业)为替代样本。这是因为外资企业的生产经营决策会受到母国文化和制度的影响，无论是价值观念还是在推崇策略选择上与母公司都会有一定的趋同。在正式调研之前，本课题组以某高校部分MBA、EMBA学员(均在企业中担任中层以上职务)为对象进行预调研，随后对预调研数据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人本观、物本观、关系策略量表均有一个题项因子载荷在0.5以下，企业绩效量表有两个题项因子载荷在0.5以下，对这些题项进行删除后，各量表的Chronbach’sα值均达到了0.7以上。由于人本观和物本观的测量量表是自行开发的，因此，对这两个量表进行CICT分析。检验结果显示，这两个量表全部题项的CICT系数均大于0.5，表明与整体量表具有较高的相关性。根据预调研的结果，对正式调查问卷题项的语义表达和内容进行了相应的修改。正式调研中，为了确保研究的有效性，对样本企业尽量在成立时间、企业规模、所在地区、行业等方面进行一定程度的分散搭配。本研究的正式调查问卷发放采用以下两种方式：①以上述某高校的MBA、EMBA学员为媒介，通过他们的人脉关系圈进行扩散式发放；②与某市场调查公司合作，采取指定抽样的方法发放。正式问卷调查时间为2014年6～11月，共发放问卷512份，收回问卷232份，其中有效问卷196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38.28%。其中，西方企业样本80家，中国企业样本116家。由于是通过两种渠道收集调研问卷，因此，有必要对两组数据进行T检验，以检验是否具有显著性差异。检验结果显示p>0.05，不显著。由此，本研究的正式调查问卷不会因为收集方式的不同而造成系统性偏差。

在样本填写者中，职位职级方面，高层管理者占54.08%、中层管理者占23.98%、基层管理者占21.94%。样本企业的特征分布情况见表1。

表1　样本企业特征分布(N=196)

3.2变量测量

本研究测量问卷的题项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国内外较为成熟的量表以及部分自行开发的量表题项。关于后者，首先，对国内外经典文献进行梳理，从中提取一些关键性要点；然后，从中总结出初步的题项，同管理学领域的专家学者进行深入沟通，并与部分调研企业的中高层管理者进行交流，经过反复研究确定需要纳入的题项；最后，将对两个方面的测量题项汇总成总量表，进行预调研，根据预调研的结果对测量题项进行适度的修改和删减。最终形成的问卷共37个题项，均采用Likert 7点刻度，1～7表示从“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

(1)企业价值观念该变量的测量主要借鉴SCOTT[22]、O’REILLY等[23]和郑伯埙[24]设计的量表；同时参照国内外有关经典文献，自行开发了一些测量题项。该量表共11个题项，根据价值观念的不同，包括以下两个维度：①人本观，共6个题项，如“企业强调大家庭精神”等，该子量表的Chronbach’sα值为0.937，各题项因子载荷均在0.601～0.834之间；②物本观，共5个题项，如“企业认为未来的发展是可以预期的”等，该子量表的Chronbach’sα值为0.955，各题项因子载荷均在0.779～0.893之间。

(2)关系策略 该变量的测量借鉴LEE等[25]、SHOU等[26]的研究，共5个题项，如“企业常常通过请客、送礼与其他企业打交道，认为逢迎有头有脸的人物是明智之举”等。该量表的Chronbach’sα值为0.911，各题项因子载荷均在0.714～0.818之间。

(3)品牌策略 该变量的测量借鉴AAKER[27]、杨一翁等[28]的研究，共5个题项，如“企业力求提高知名度，创造出卓越的声誉”等。该量表的Chronbach’sα值为0.972，各题项因子载荷均在0.852～0.884之间。

(4)社会环境信任度该变量的测量借鉴CHRISTIE等[29]和梁莹[30]的研究，共6个题项，如“无论在什么情况下，诚实都是最好的选择”等。该量表的Chronbach’sα值为0.926，各题项因子载荷均在0.746～0.844之间。

(5)企业绩效 该变量的测量借鉴林义屏[12]的研究，共10个题项，包括以下2个维度：①短期绩效，共5个题项，如“企业每年对市场占有率都有考核要求”等，该子量表的Chronbach’sα值为0.937，各题项因子载荷均在0.792～0.817之间；②长期绩效，共5个题项，如“企业对自身的公众形象很重视”等，该子量表的Chronbach’sα值为0.962，各题项因子载荷均在0.801～0.882之间。

此外，为了提高研究的准确性，本研究将行业、地区、企业规模、企业类型、企业人数及企业成立时间作为控制变量。

4实证分析

4.1信度和效度检验

首先，采用Harman单因子(对人本观、物本观、关系策略、品牌策略、社会环境信任度、短期绩效、长期绩效7个变量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检验共同方法偏差。结果发现，第一主成分解释的方差贡献率为33.912%，未占解释变量的一半，说明共同方法偏差并不严重。各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均小于3，表明变量间不存在显著的多重共线性。本研究采用SPSS 17.0和AMOS 17.0统计软件对信效度进行统计检验。7个变量的Chronbach’sα值分别为0.937、0.955、0.911、0.972、0.937、0.962、0.926，均大于0.9，表明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所有测量指标都通过了Bartlett球形检验，因子载荷均大于0.6，说明量表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对数据进行验证性因子(CFA)分析(见表2)。由表2可知，七因子模型的拟合效果最好，且均达到了推荐的标准[31]，这说明本研究中7个变量之间区分效度良好。

表2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注：1表示人本观、2表示物本观、3表示关系策略、4表示品牌策略、5表示社会环境信任度、6表示短期绩效、7表示长期绩效。

4.2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变量间的描述性统计、相关系数及信度系数见表3。由表3可知，变量之间均存在两两显著的相关关系，可进一步进行回归检验。

表3　变量的平均值、标准差、相关系数及内部一致性系数

注：**表示p<0.01，下同。

表4　中西方企业价值观念的T检验

注：***表示p<0.001，下同。

4.3假设检验

4.3.1独立样本T检验

(1)中西方企业价值观念独立样本T检验由表4可知，中国企业在价值观念两组比较中，T=13.840，p<0.001，可以认为价值观念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中国企业人本观均值(5.687)大于物本观均值(3.285)，说明中国企业在价值观念上往往倾向于人本观。西方企业在价值观念两组比较中，T=-17.138，p<0.001，具有统计学意义。西方企业物本观均值(5.935)大于人本观均值(3.188)，说明西方企业在价值观念上往往倾向于物本观。由此，假设1a和假设1b得到支持。

(2)不同价值观念下企业推崇策略的独立样本T检验 首先通过聚类分析的方法细分企业价值观念。将人本观和物本观两个多维变量分别提取1个因子，基于此对196个有效样本进行聚类分析。采用迭代聚类法，将样本从人本观和物本观两个维度分为3个群组：①人本观和物本观均强；②人本观强、物本观弱；③人本观弱、物本观强。聚类分析效果良好(F=298.935，p<0.001)。其中，人本观和物本观均强样本18个；人本观强、物本观弱样本102个；物本观强、人本观弱样本76个，两个价值观均弱的样本不存在。当人本观和物本观均强时，企业价值观念指向不明确，不作考虑。由此，将人本观强、物本观弱以及人本观弱、物本观强两类企业样本提取出来，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具体结果见表5。由表5可知，人本观强、物本观弱时企业推崇策略选择行为差别显著(T=15.735，p<0.001)，且选择推崇关系策略的均值(5.964)显著大于推崇品牌策略(2.942)的均值。同理，人本观弱、物本观强时企业推崇策略选择行为差别显著(T=-23.274，p<0.001)，且选择推崇品牌策略的均值(6.178)显著大于推崇关系策略的均值(2.857)。由此，假设2a和假设2b初步得到支持。

表5　不同价值观念下企业推崇策略的T检验

4.3.2多元回归分析

进行回归分析之前，首先对除控制变量外的所有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并将自变量与调节变量相乘，得到交互项。社会环境信任度对企业价值观念与推崇策略关系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见表6。由表6可知，模型1和模型5是基准模型，只加入控制变量。模型2和模型6在模型1和模型5的基础上加入了人本观和物本观两类因变量，是控制变量和解释变量对因变量的主效应模型。结果显示，人本观与关系策略显著正相关(β=0.460，p<0.001)，与品牌策略不显著(β=0.013，ns)；物本观与品牌策略显著正相关(β=0.623，p<0.001)，与关系策略显著负相关(β=-0.077，p<0.1)。由此，假设2a和假设2b进一步得到支持。模型3和模型7加入了调节变量社会环境信任度，结果显示社会环境信任度与关系策略显著负相关(β=-0.115，p<0.1)，与品牌策略显著正相关(β=0.106，p<0.05)。模型4和模型8是检验社会环境信任度在企业价值观念与推崇策略之间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社会环境信任度在人本观与关系策略之间具有负向的调节作用(β=-0.213，p<0.01)；在人本观与品牌策略之间具有正向调节作用(β=0.168，p<0.01)。由此，假设4a得到支持。社会环境信任度在物本观与关系策略之间具有负向的调节作用(β=-0.168，p<0.05)；在物本观与品牌策略之间具有正向调节作用(β=0.155，p<0.05)。由此，假设4b得到支持。

表6　企业价值观念与推崇策略的关系及社会环境信任度调节效应的回归结果

注：+、*分别表示p<0.1、p<0.05，下同。

社会环境信任度对推崇策略与企业绩效关系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见表7。表7中，由模型10和模型14可知，关系策略与短期绩效显著正相关(β=0.683，p<0.001)，与长期绩效不显著(β=0.006，ns)；品牌策略与长期绩效显著正相关(β=0.641，p<0.001)，与短期绩效不显著(β=0.039，ns)。由此，假设3a和假设3b得到支持。模型12是检验社会环境信任度在推崇策略与短期绩效之间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社会环境信任度无论是与关系策略的交互项还是与品牌策略的交互项均不显著。模型16是检验社会环境信任度在推崇策略与长期绩效之间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社会环境信任度在关系策略与长期绩效之间具有正向调节作用(β=0.111，p<0.05)；在品牌策略与长期绩效之间具有正向调节作用(β=0.187，p<0.05)。模型12是检验社会环境信任度在推崇策略与短期绩效之间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社会环境信任度在关系策略与短期绩效之间不具有调节作用(β=-0.040，ns)；在品牌策略与短期绩效之间不具有调节作用(β=0.056，ns)。由此，假设5a和假设5b均得到部分支持。

表7　推崇策略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及社会环境信任度调节效应的回归结果

5结论与启示

5.1研究结论

本研究以中西方企业不同价值观念为出发点，研究了企业价值观念与推崇策略、推崇策略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从而得出人本观-关系策略-短期绩效以及物本观-品牌策略-长期绩效之间的作用路径；同时，分析论证了社会环境信任度在其中的调节作用。具体研究结论如下。

(1)中国企业在价值观念上更偏向于人本观，西方企业在价值观念上更偏向于物本观中西方社会因地理环境、哲学基础、历史政治进程的不同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鉴于此，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企业的价值观念也同样产生了差异，本研究的结果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

(2)人本观念下的企业在推崇策略上更偏重于关系，而物本观念下的企业更偏重于品牌当企业价值观念为人本观时，企业会以关系为准则行事。在中国文化中，关系的运作模式体现出典型的循环式特点，给面子和送人情是发展、维持、加强关系的最主要机制[32]。长此以往，就有可能给经济社会带来不利的影响。当企业价值观念为物本观时，企业更注重对于品牌的塑造和建设，从而使企业的价值得到持续提升。

(3)推崇关系策略的企业往往更重视短期绩效，而推崇品牌策略的企业则倾向于长期绩效的提高 在经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存在着制度真空、法治不完善以及政府决策不透明等问题，关系是正式制度之外的有效补充，但是企业推崇关系有可能造成长期利益的损害，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不良的影响，从而严重威胁到国家的软实力。品牌是企业竞争优势和持续发展的关键，对于推崇品牌的企业而言，由于重视长期绩效的提升，更有可能在未来竞争中掌握主动权，获得长期的发展。

(4)社会环境信任度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 社会环境信任度负向调节人本观与关系策略之间的关系，正向调节人本观与品牌策略之间的关系；社会环境信任度正向调节物本观与品牌策略之间的关系，负向调节物本观与关系策略之间的关系。从本研究的结论中可知，当社会环境信任度较高时，良好的信任可以增加交易的可能性，减少企业的投机行为和交易的成本，企业在进行决策时不会过多地运用关系去实现经营目标，无论是人本观念下的企业还是物本观念下的企业，其关系倾向会减弱，而能增加自身价值的品牌倾向则会增强。当社会环境信任度较低时，企业会依赖人际关系等非正式制度开展商业交易，必然会通过各种手段去寻求“关系”。在此种情境下，企业对关系的依赖则会加强，品牌依赖则相应地会减弱。此外，社会环境信任度正向调节关系策略与长期绩效、品牌策略与长期绩效的关系，但是对于推崇策略与短期绩效则没有发挥出负向的调节作用。当社会环境信任度较高时，企业会认为整个行业的市场环境以及社会环境是良好的，会着眼于长期发展，从而无论对于推崇关系策略的企业还是推崇品牌策略的企业来讲，其长期绩效倾向都会更加明显。当社会环境信任度较低时，企业会认为未来的收益是不可预知的，会减弱对长期绩效的期待。本研究的结果还表明，社会环境信任度在品牌策略和关系策略与短期绩效关系方面没有表现出调节作用，可能是因为在短期内，社会环境信任度的调节作用还无法得到有效发挥。

5.2管理启示

本研究结论为中国企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些管理启示。

(1)对于中国企业企业要明白依靠“关系”虽然能够在短期内获取利益，但不是长久发展之计。虽然“关系”在特定情境因素下能够依循情感-利益的非正式交换，使企业获得特定的资源，但关系是极其不稳定的，维护关系也是要付出巨大的成本甚至是超出企业能力的代价；同时，推崇关系也有可能带来权力寻租、行贿等违法行为，不仅会威胁到企业未来的发展，也会给经济社会带来不良的影响。由此，若要使企业能够长期发展就必须将推崇重点转移到品牌策略上来，企业做大做强也必须要以品牌为导向。相比较中国和印度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到目前为止，在全球性领导企业的舞台上，中国企业还不多见；相反，印度已经出现相当数量的具有强大核心竞争能力的世界级企业，因此，中国企业推崇策略的转变迫在眉睫。

(2)对于政府首先，由于中国社会的关系性以及大量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的存在，政府要建立一套有效的政商分离机制，让关系行为在政府这一层面得到有效遏制。其次，要打造诚信政府。政府是市场的调节者和制定者，如果政府不讲诚信，则很难使得社会环境信任度得到提高。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存在着政治系统内部制衡不足，政府决策不透明以及权力个人化等问题。由于政府拥有大量的资源和权限，极有可能造成权力寻租行为的出现，其结果不仅可能造成社会整体资源最优配置的丧失，也会导致企业对政府信任的丧失；同时，由于政府换届造成“一把手”的更迭，往往会出现政府行为不一致和不连续的现象。由此，政府要加强决策的透明性，尽可能使政府的行政行为具有一致性和连续性；同时，要加快建立政府官员的失信追究和终身问责机制，防止官员尤其是“一把手”滥用或者误用公共服务的权力。对于因政府失信而遭受损失的企业，要给予相应的补偿，建立起清晰的政府失信补偿机制，从制度上挽回因政府原因而造成的失信后果，塑造良好的诚信政府形象。再次，要建设诚信社会，这也是政府必须要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当前中国虽然基本建立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行政管理体系，但经济调节中存在“越位”，市场监管中存在“缺位”，社会管理存在“错位”以及在公共服务方面“不到位”。鉴于此，政府要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调整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公民、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做好经济调节、市场监管和公共服务，致力于创造并维护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环境信任的水平。

6结语

本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①由于客观的限制，西方企业样本的选择是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子公司或分公司，未来研究中可进一步将西方企业对象选定在所在国母公司，以增加研究的说服性；②中西方企业价值观念-推崇策略-企业绩效的路径表现是一个动态作用的过程，后续的研究有必要进行跨时间的纵向研究设计；③变量测量均采用主观量表，未来研究中可以对诸如企业绩效等变量以客观数据的方式进行测量，以进一步增加研究的客观性。

参考文献

[1] KLUEKHOHN F R, STRODTBECK F L. Variations in Value Orientations[R].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61

[2] HOFSTEDE G, HOFSTEDE G J. Cultures and Organization: Software of the Mind[M]. New York: McGraw-Hill Professional, 2005

[3] TSANG E W K. Can Guanxi be a Source of Sustained Competitive Advantage for Doing Business in China?[J]. Academy of Management Executive, 1998, 12(2): 64～73

[4] 郭海.管理者的社会关系影响民营企业绩效的机制研究[J].管理科学，2013，26(4)：13～24

[5] NG S C H, ZHAO X D, FAN X C, et al. TQM and Brand-Building by Chinese Original Brand Manufacturers: Impact on Business Performanc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Research, 2014, 52(3): 825～846

[6] 杨国枢，余安邦.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理念及方法篇(1992)[M].台北：桂冠图书公司，1993

[7] 吕力.管理学如何才能“致用”——管理学技术化及其方法论[J].管理学报，2011，8(6)：798～804

[8]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9] 洪晨桓.华人“关系”量表之发展——内部顾客观点[D]. 台湾：国立东华大学管理学院，2008

[10] 李光斗.品牌竞争力[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11] ELLWOOD I. The Essential Brand Book: Over 100 Techniques to Increase Brand Value[M]. 2ed.London: Kogan Page, 2002

[12] 林义屏.市场导向、组织学习、组织创新与组织绩效间关系之研究——以科学园区信息电子产业为例[D].高雄：国立中山大学管理学院，2001

[13] 杨其静.企业成长：政治关联还是能力建设？[J]. 经济研究，2011(10)：54～66

[14] 魏明海，黄琼宇，程敏英.家族企业关联大股东的治理角色——基于关联交易的视角[J]. 管理世界，2013(3)：133～147，171

[15] CHEN X, WU J. Do Different Guanxi Types Affect Capability Building Different? A Contingency View[J]. Industrial Marketing Management, 2011, 40(4): 581～592

[16] FAN J P H, WONG T J, ZHANG T. Politically Connected CEOs,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Post-IPO Performance of China’s Newly Partially Privatized Firms[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7, 84(2): 330～357

[17] OKHMATOVSKIY I. Performance Implications of Ties to the Government and SOEs: A Political Embeddedness Perspective[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2010, 47(6): 1 020～1 047

[18] KIM D. The Impact of Supply Chain Integration on Brand Equity[J]. Journal of Business & Industrial Marketing, 2009, 24(7): 496～505

[19] 白春阳.现代社会信任问题研究[D].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2006

[20] 唐小飞，鲁平俊，张梦，等.基于大环境信任程度与资源禀赋的渠道治理决策研究——四川、浙江两省融资性担保公司的调查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2013(7)：95～107

[21] AUGUSTO M, COELHO F. Market Orientation and New-to-the-World Product: Exploring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Innovativeness, Competitive Strength, and Environment Mental Forces[J]. Industrial Marketing Management, 2009, 38(1): 94～108

[22] SCOTT W A. Values and Organizations: A Study of Fraternities and Sororities[M]. Chicago: Rand McNally, 1965

[23] O’REILLY C A, CHATMAN J A, CALDWELL D F. People and Organizational Culture: A Profile Comparison Approach to Assessing Person-organization Fit[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1991, 34(3): 487～516

[24] 郑伯埙.组织文化价值观之数量衡鉴[J].中华心理学刊(台湾)，1990，32(3)：31～49

[25] LEE D J, JAE H, PAE Y H, et al. A Model of Close Business Relationships in China (Guanxi)[J]. European Journal of Marketing, 2001, 35(1/2): 51～69

[26] SHOU Z G, CHEN J, ZHU W T, et al. Firm Capability and Performance in China: The Moderating Role of Guanxi and Institutional Forces in Domestic and Foreign Contexts[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14, 67(2): 77～82

[27] AAKER D A. Leveraging the Corporate Brand[J]. 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 2004, 46 (3): 6～18

[28] 杨一翁，孙国辉.国家、公司和产品品牌形象对消费者态度与购买倾向的作用机制——基于运动品牌的数据[J].经济管理，2013，35(1)：99～109

[29] CHRISTIE R, GEIS F L. Studies in Machiavellianism[M].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0

[30] 梁莹.公民政策参与中的“信任”因素研究——基于历史坐标中的信任理论之思考[J].社会科学研究，2008(3)：64～71

[31] 候杰泰，温忠麟，成子娟.结构方程模型及其应用[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

[32] CHEN H, ELLINGER A E, TIAN Y. Manufacturer-Supplier Guanxi Strategy: An Examination of Contingent Environmental Factors[J]. Industrial Marketing Management, 2011,40(4): 550～560

(编辑郭恺)

The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among Enterprise Values, Promoting Strategy and Enterprise Performance in Chinese and Western Enterprises ——Based on the Regulation Effect of the Trust Degree of Social Environment

YANG WansuYANG Shanlin

(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efei, China)

Abstract：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mechanism of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enterprise values-promoting strategies-enterprise performance, and analyzes the regulation effect of the trust degree of social environment based on the survey sample data of 116 Chinese enterprises and 80 Western enterprises.The main results are as follows. Chinese enterprises prefer to being human-centered as their values rather than being material-centered as is advocated by Western enterprises. Enterprises under the human-centered are focusing on guanxi in promoting strategy, but the enterprises under material-centered on brand. The enterprises of promoting guanxi often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short-term performance, but the enterprises of promoting brand value look for the long-term performance. The trust degree of social environment has an important regulatory role in enterprise values-promoting strategy-enterprise performance. Also, the results explain why China is lacking of world famous brands and the average life expectancy of its enterprises is shorter than Western enterprises’. It provides some real solutions that can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nterprises.

Key words：enterprise value; brand strategy; guanxi strategy; enterprise performance; the trust degree of social environment

通讯作者：杨皖苏(1964～)，女，安徽枞阳人。合肥工业大学(合肥市230009)管理学院副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为企业管理、产业经济。E-mail：yangwans@126.com

中图法分类号：C9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884X(2016)01-0049-10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重点项目(71131002)；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2012HGZY0034)

收稿日期：2015-07-10

DOI编码： 10.3969/j.issn.1672-884x.2016.01.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