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二涛

(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生院，北京 102488)



【博士论坛】

论罗蒂审美思想中偶然性的思维方式之美学革新意义

郝二涛

(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生院，北京 102488)

罗蒂的审美思想体现了一种偶然性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是在批判西方传统哲学中的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基础上形成的。本质主义思维方式是德国古典美学的主要思维方式，而德国古典美学又是中国现代美学的主要来源。因此，中国现代美学的主要思维方式也是本质主义思维方式。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由知识论、表象论和认识论组成，具有基础主义、表象主义和二元对立的特点。因此，罗蒂审美思想中的偶然性的思维方式对中国现代美学的本质主义思维方式具有革新意义。

审美伦理；偶然性；本质主义；革新

罗蒂的审美伦理思想的偶然性思维方式是在批判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哲学思维方式的基础上形成的。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哲学的思维方式是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主要来自于西方形而上学哲学中的知识论、特殊表象论与认识论。这三部分分别形成了基础主义、表象主义、二元对立的思维特点。这些特点是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特点，也是中国现代美学的思维方式的主要特点。因为,中国现代美学的思维方式受以德国古典美学为代表的国外美学的深刻影响，德国古典美学是在本质主义思维方式指导下诞生、形成、发展、成熟的。因此，罗蒂的偶然性思维方式对中国现代美学的本质主义思维方式具有革新意义。

一、对基础主义思维特点的革新

这种革新首先是通过中国现代美学研究者关于“‘美’的基础”问题的观点体现出来的。“‘美’的基础”问题主要包含“自然美的基础”“社会美的基础”和“艺术美的基础”三部分。“‘美’的基础问题”诞生也包括“自然美的基础”“社会美的基础”和“艺术美的基础”三部分。所谓“‘美’的基础”的诞生的性质主要指，“‘美’的基础”问题是天然的，抑或不是天然的。所谓天然的，主要指“‘美’的基础”问题是美学中本来就有的问题。这包含三层含义:一层含义是，“‘美’的基础”问题是一个美学诞生之前就存在的问题；另一层含义是，“‘美’的基础”问题是美学(西方美学)诞生之初就存在的问题；第三层含义是，“‘美’的基础”问题是中国现代美学诞生之初就存在的问题。这表明，“‘美’的基础”问题的性质是绝对客观的。这种客观性是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希腊人在知觉与认知之间进行类比的结果[1]157。正因为西方美学研究者将“‘美’的基础”问题诞生的性质视为客观的，因此，中国美学研究者将该问题诞生的性质视为客观的。正因为如此，中国美学研究者对该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中国美学研究者共有四种观点:第一种是高尔泰等美学家提出的“‘美’的基础”问题“主观说”。这种观点认为，美的基础在于人的主观观念，离开了人的观念，“美”便无从谈起，因为“美直接就是心灵的表现”[2]。第二种是蔡仪提出的“‘美’的基础”问题“客观说”[3]。该观点认为，美的基础在于客观事物。离开了客观事物，“美”就不存在了。第三种是朱光潜提出的“‘美’的基础”问题“主客观辩证统一说”[4]。这种观点认为，美的基础既不在客观事物，也不在人的观念，而在二者之间。第四种是李泽厚提出的“‘美’的基础”问题“客观社会说”[5]。这种观点认为，“美”的基础是人的劳动。离开了人的劳动，“美”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20世纪80年代的“美学热”也对“‘美’的基础”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这一时期的代表性美学观点主要有李泽厚的“美的积淀说”[6]、周来祥的“美的和谐说”、蒋孔阳的“审美创造说”[7]等。这表明，这一时期的美学研究者仍然认为，美的基础问题的性质是客观的，而非人为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虽然名义上抛弃了对“‘美’的基础”问题的讨论，但是，我们却未真正抛弃该问题。比如，中国美学界虽然出现了像杨春时的“超越美学”、潘知常的“生命美学”、吴炫的“否定主义美学”、王一川教授的“修辞论美学”等新的美学形态，但是，这些美学形态所涉及的问题仍然未脱离“‘美’的基础”问题，仍然将该问题的性质视为客观的。在我看来，其根本原因是，我们没有弄清楚“‘美’的基础”问题诞生的性质。这导致我们没有找到一个切入该问题的恰当的角度。罗蒂的“审美伦理”思想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角度：“语言”的角度。或许有的研究者会说，王一川教授的“修辞论美学”不正是从语言角度切入的吗？王一川教授着眼于语言，但是却停留在了语言层面，并未从语言角度切入美的基础问题，也并未尝试从语言角度解决该问题，这是颇令人遗憾的。理查德·罗蒂启示我们，从这个角度切入上述问题，我们会发现，“‘美’的基础”问题不仅仅是一个“语言”问题，更是一个美学问题。由于“语言”是由人创造的，是主观的，因此，上述问题也是人创造的，而不是客观的。也就是说，“‘美’的基础”问题诞生的性质不是天然的，而是人为的。这涉及“美的基础”问题诞生的条件。

“‘美’的基础”问题诞生的条件主要指“‘美’的基础”问题的诞生主要依据内在的永恒不变的哲学观念。所谓永恒不变的哲学观念，主要指不随着时间、空间、人的意志的变化而变化的观念，独立于时间、空间、人的意志之外的哲学观念。这意味着这种哲学观念在美学诞生之前就已经存在了。由于中国现代美学是在借鉴西方美学的前提下产生的，因此，中国现代美学也受上述观念的影响，中国现代美学中“‘美’的基础”问题诞生的最重要的条件也是上述哲学观念。这种哲学观念之所以被中国现代美学研究者接受，原因主要有三个：第一是中国现代美学是在西方美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第二是中国现代美学所处的社会主义语境的影响。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语境主要指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语境。前者主要指我国坚定地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与欧美资本主义阵营对抗。这直接切断了中国美学研究者与西方美学研究者交流的途径，使中国美学研究者失去了向西方国家的美学同行学习、了解世界最新的美学研究成果、把握世界最新美学趋势以及自我创造的机会。后者导致中国美学研究者排除马克思主义之外的一切思想，导致中国美学研究者视野狭窄，中国美学理论僵化。更为严重的是，“文革”时期，美学研究者基本被下放到乡下劳动，身心受到极大摧残，他们失去了继续研究美学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美学研究者随时可能遭到批斗，随时有生命危险，基本不可能去反思抑或质疑西方美学中“‘美’的基础”问题诞生的条件。最后一个原因是中国现代美学研究者没有找到一个反思“‘美’的基础”问题诞生的条件的视角。直到20世纪80年代，罗蒂的《哲学与自然之镜》等著作中译本问世，中国现代美学研究者才开始重新思考“‘美’的基础”问题诞生的条件，因为，罗蒂的《哲学与自然之镜》一书对“‘美’的基础”问题诞生的条件进行了仔细剖析，认为“‘美’的基础”问题诞生的条件与“‘美’的基础”问题诞生的哲学概念有关。这种概念是与“‘美’的基础”问题诞生的条件有关的知识的来源[1]156。在罗蒂的“审美伦理”思想的影响下，中国现代美学的研究者才从语言的视角切入，重新审视“‘美’的基础”问题诞生的条件。他们认为，上述问题诞生的条件并不是永恒不变的哲学概念，而是偶然性的哲学语汇。这实际上将我们研究“‘美’的基础”问题诞生的条件的方法由概念演绎转变为了语汇分析。其意义在于，上述方法标志着中国美学研究者由基础主义的思维特点转向了语汇分析的思维特点。这种新的思维特点进一步导致中国现代美学研究者对“‘美’的基础”问题诞生后果的不同认识。

“‘美’的基础”问题诞生的后果是西方美学的形而上学化。这主要表现为，西方美学的人文精神的缺失、脱离现实生活、西方美学的合法性危机。由于中国美学基本继承自西方美学，因此，西方美学存在的上述问题，在中国现代美学中也有不同程度的表现。比如，20世纪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中“‘美’的基础”的问题，是一个形而上学问题，早在古希腊时期，苏格拉底、柏拉图等美学家就讨论过该问题，古罗马时期、中世纪时期、文艺复兴时期、启蒙运动时期的美学家也在继续讨论该问题。该问题之所以成为美学的基本问题之一，还与近代哲学中的理性主义思潮、科学主义思潮的盛行有关。由于近代工业革命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科学主义遂被人们广泛接受，其影响也扩展到了美学领域。在科学主义思维方式的主导下，中国现代美学学者探究“‘美’的基础”问题，企图发现美的真谛，致使美学成了一门概念演绎与思辨的学科，基本与当时的社会现实生活问题绝缘。出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考虑，中国美学研究者试图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应用于美学研究，并以通编教材的形式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主导地位，比如，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王朝闻主编的《美学概论》都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编写的。但是，由于这种美学原理脱离了文学艺术创作的实际与创作规律，强制艺术家与作家按照马克思主义美学原理的要求创作作品，导致创作出来的作品缺乏个性，带有机械化、公式化的弊病。“文革”期间，我国奉行阶级斗争路线，以姚文元为代表的政客摒弃美学理论，企图以照相馆里的照相技术取代美学理论。在这种美学观念的指导下，美学研究者被下放到农村改造，美学研究陷入停滞状态，文艺创作凋零，值得一提的文艺作品只有八个样板戏。文艺创作的衰微和美学理论研究的停滞使中国美学陷入了绝境。这不得不使人质疑美学学科的合法性，进而质疑造成美学学科合法性危机的科学主义思维方式。由于科学主义思维方式的具体表现是“‘美’的基础”问题的诞生的后果，因此，中国现代美学研究者开始质疑“‘美’的基础”问题诞生的后果。相对于19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美学研究者对美学的科学化倾向的质疑和批判，中国现代美学研究者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质疑上述后果。其重要原因是，中国现代美学研究者没有找到合适的方法。罗蒂的“审美伦理思想”恰好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的方法，即语言分析法。由于当时分析美学的著作尚未进入中国美学界，因此，中国现代美学研究者接受了罗蒂的语言分析法。当这些研究者以语言分析法分析“‘美’的基础”问题的时候，该问题并不是美学的科学化抑或美学的机械化，而是美学向人文的回归。因此，偶然性语言观念有利于我们重新审视“‘美’的基础”问题的诞生，也在一定程度上革新了我们的基础主义的思维特点。由于基础主义思维与表象主义思维紧密相联，因此，偶然性语言观念也有利于革新表象主义思维的特点。

二、对表象主义的思维特点的革新

所谓表象，主要指康德所说的“直观”和“概念”。所谓表象主义，主要指康德所说的直观和概念共同产生知识的图画[1]168。所谓表象主义思维，主要指以直观和概念为中介的思维。表象主义思维的特点主要指再现性。偶然性思维方式对表象主义思维的革新，主要指偶然性思维方式中的行为主义思维特点有利于我们革新表象主义的思维方式。这种革新主要包括“偶然性思维方式对表象主义思维产生的根源的认识的革新”“偶然性思维方式对表象主义思维的逻辑论证方式的革新”“偶然性思维方式对表象主义思维的结果的革新”三点。因此，偶然性思维方式对表象主义思维特点的革新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点：

(一)有利于表象主义思维产生的根源的认识的革新

对于表象主义思维产生的根源，美学研究者中大致有这么几种观点。有的美学研究者立足于表象主义思维产生的美学根源，认为表象主义思维产生的根源是康德的认识论。其主要原因是，康德的认识论哲学体系形成的标志是“三大批判”。康德的“三大批判”主要包括《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与《判断力批判》三部分，《判断力批判》是沟通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与《实践理性批判》的桥梁，也是现代美学学科形成的主要标志。也有的美学研究者立足于表象主义思维产生的哲学根源，认为表象主义思维产生的根源可追溯至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原因之一是，理性主义企图通过清晰的观念来保证世界的可靠性[1]165，清晰的观念是由内涵、外延都较清楚的概念组成的，而概念正是表象主义思维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原因之二是，理性主义强调清晰的逻辑性，逻辑性正是表象主义思维的内在精神，也是美学学科形成的关键。原因之三是，理性主义使认识论开始支配本体论。这意味着我们要追溯表象主义思维产生的根源，必须要首先认识表象主义思维，而认识表象主义思维需要通过与表象主义思维有关的概念来完成。这套表象主义思维方法来自理性主义。还有的美学研究者认为，表象主义思维产生的根源是亚里士多德的逻辑“三段论”。因为，亚里士多德的逻辑“三段论”强调概念在人们获取知识中的基础性作用。这意味着人们要获得美学知识，必须通过命题。美学命题由美学概念组成，概念正是表象主义思维的关键组成部分之一。在我看来，上述关于美学中表象主义思维产生的根源的说法基本都注意到了美学中表象主义思维产生的逻辑根源，基本都强调概念在表象主义思维中的核心作用。其不足之处在于，它们都忽略了直观，而直观正是美学学科成立的关键。忽略了“直观”在表象主义思维产生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直接导致了美学的科学化、美学中人文精神的缺失、美学理论与人的感性生活现实脱节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在西方美学与中国美学中都有所显现。但是，由于西方美学发展较成熟，较早意识到这些问题，较早对这些问题进行解决，因此，西方美学一直保持活力。相比之下，中国现代美学是在西方美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起步较晚，起点较低。由于中国特殊的政治环境，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期，中国美学研究者除了向苏联美学家学习之外，基本上没有机会向国外其他美学家学习，无法了解世界美学的发展现状、主流趋势，无法了解国外美学的最新研究方法，比如，语言分析法、实用主义方法等等，因此，中国美学研究者没能很好地解决中国美学中出现的上述问题。此外，“文革”期间，政治标准成为美学的唯一标准，美学研究者成为革命的对象，无法从事美学研究，最终导致中国美学失去了活力。直到改革开放后，西方美学的最新研究成果进入中国，中国美学研究者才开始寻找激活中国美学的方法。而罗蒂的审美伦理思想中所用的“语言分析法”以及对表象主义思维方式产生的根源的细致剖析，对于中国美学研究者而言，无异于雪中送炭。这一切是通过罗蒂与中国哲学界的频繁交流、罗蒂著作的翻译完成的。上述方法使中国美学研究者重新思考表象主义思维方式产生的根源，并进一步思考逻辑论证方式的合理性。

(二)有利于表象主义思维的逻辑论证方式的革新

表象主义思维的逻辑论证方式主要是概念的演绎与推理。这既与美学的基本定义有关，也与现代美学体系有关。就前者而言，鲍姆嘉登将“美学”定义为感性认识完善的科学。显然，鲍姆嘉登所说的“美学”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认为的“美学学科”，而是“美学科学”。这意味着鲍姆嘉登所说的“美学”，不属于“哲学”“文学”的一部分，而属于“科学”的一部分，就像“数学”“物理学”“化学”属于“科学”一样。这里所说的“科学”主要指“自然科学”。由于“自然科学”的基本方法是演绎与推理，因此，“美学”作为一门科学，也采用概念演绎与推理的方法。就后者而言，《判断力批判》是康德的认识论哲学体系的一部分，而认识论哲学的基本思维特点之一是表象主义思维，表象主义思维的逻辑论证方式是概念演绎与推理，因此，《判断力批判》的基本思维特点之一是表象主义思维，其基本论证方式也是概念的演绎与推理。康德正是用概念演绎与推理的方法将“审美无功利”“美的艺术”等概念建构成一个严密的体系，并建立了现代美学学科。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美学”并不是一门严格意义上的人文学科，而是一门科学。即使美学研究者将其勉强称为“美学”学科，并纳入人文学科之中，但是，这并未改变“美学”的科学本色。这种科学本色与“美学”的人文学科定位之间形成了一对矛盾。这对矛盾实际上是一种认识的错位，即美学研究者对作为“科学”的美学的认识与美学研究者对作为“学科”的美学的认识之间的错位。正是这种认识的错位常常使美学研究者陷入两难之境。但是，这一点也常常被美学研究者忽视，以至于多数人将“美学”作为一门科学，从而误读了“美学”，也使自己陷入困境。这种困境主要指，美学研究者既想使美学摆脱科学的逻辑论证方式之束缚，成为一门人文学科，同时又面临着消解美学学科的危险。因为美学学科形成的基本方式之一就是逻辑论证的方式，这种方式是中国现代美学的基本论证方式之一。因此中国现代美学也陷入了上述两难困境。但是，中国现代美学的两难困境并未被中国现代美学研究者觉察到。其主要原因有两个：其一是中国现代美学尚处于建构阶段，尚未达到理论自觉。其二是20世纪80年代之前，中国现代美学不具备自由、开放的政治文化语境。20世纪80年代以后，上述条件基本具备，中国现代美学研究者开始思考中国美学陷入两难困境的原因以及摆脱上述困境的方法。此时，伴随着罗蒂的著作中译本的出现，罗蒂的审美伦理思想中的“语言偶然性”特点为中国现代美学研究者提供了一个摆脱上述困境的可能的方法。之所以罗蒂的这种方法而不是分析哲学的“语言分析法”首先被中国现代美学研究者接受，原因主要有三个：第一是罗蒂的审美伦理思想中的“语言偶然性”特点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中国社会走出“文革”政治语言的诉求。第二是罗蒂的审美伦理思想中的“语言偶然性”思想与李泽厚的“积淀说”中的偶然性有相似之处。第三是罗蒂的审美伦理思想中的“语言偶然性”特点打破了表象主义思维的概念的逻辑论证的方式。因此，中国美学研究者接受了罗蒂的审美伦理思想，也接受了这种思想中的“语言偶然性”特点，这有利于改变中国现代美学中表象主义的逻辑论证方式。

(三)有利于表象主义思维的后果的革新

表象主义思维的后果是美学在认识论哲学的背景之下发展成熟。美学发展成熟的标志是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德国美学家席勒、黑格尔等继承了康德美学的表象主义思维方式，他们的美学学说与康德的美学学说形成了德国古典美学体系。由于中国现代美学主要是在德国古典美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中国现代美学的思维也是表象主义思维，这种思维的主要特点也是再现性。再现性在中国现代美学中有突出的表现，比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中关于美的本质的四种代表性观点虽有差异，但体现出来的思维方式都是再现性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后果主要是中国美学形成了“反映论美学”形态，比如，王朝闻的《美学概论》、蔡仪的《新美学》关于“美”的基本观点，“美是对意识形态的反映”抑或“美是主体对客体的反映”。由于表象主义思维的特点主要是再现性，因此审美反映论的思维也具有再现性的特点。这种特点对文艺学、文学批评、文学创作的影响很大。这种影响虽有积极的一面，但更重要的是消极的一面，即反映论思维造成了文学创作、文学批评的单一化、公式化、机械化，同时，反映论思维在一定程度上与“文革”政治思维结合，加剧了“文革”期间美学、文学创作、文学批评的公式化和机械化倾向。中国美学研究者对表象主义思维方式提出了质疑和反思，并给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法。比如，宗白华的“感悟”式思维方式、李泽厚的“审美实践”思维方式，但是，它们都没有真正摆脱表象主义思维方式的影响。其中的原因除了他们所处的政治历史环境的影响外，他们没能接触到国外最新美学思想，尤其是罗蒂的审美伦理思想。罗蒂的“语言偶然论”思想所体现出来的偶然性思维方式，不再将“美”视为人对某种观念的反映抑或再现，而是将“美”视为一个语汇。这个语汇不是本来就有的，而是人创造出来的，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是可以不断更新的。这种偶然性思维方式突破了中国现代美学中的表象主义思维方式，促使我们重新审视表象主义思维方式，尝试应用偶然性思维方式，从而对“‘美’之基础是什么”、“美是什么”等基本问题进行重新审视，并在这种审视中革新了我们的表象主义的思维的特点。由于表象主义主要特点暗含着心与物、主体与客体等的二元对立的特点[1]170，因此，偶然性语言观念也有利于二元对立的思维特点的革新。

三、对二元对立的思维特点的革新

二元对立，又称二元论。二元论共有四种，即“人与其鬼魂之间的二元论、人与其亚里士多德被动理智之间的二元论、res cogitans(思想物)与res extensa(广延物)之间的二元论、身体与心灵的二元论”[1]67。这里所说的“二元论”主要指第四种二元论，即身体与心灵的二元论，即笛卡尔哲学中的“身心二元论”。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特点也是美学的基本思维特点之一。因为，美学是由夏夫兹博里的“审美无功利说”、休谟的“内感官说”和夏尔·巴图的“美的艺术”说构成的，而夏夫兹博里的“审美无功利说”、休谟的“内感官说”、夏尔·巴图的“美的艺术”说都暗含着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法。比如，夏夫兹博里的“审美无功利说”中的“审美与功利的对立”、休谟的“内感官说”中暗含的“外感官与内感官的对立”、夏尔·巴图的“美的艺术”中暗含着“模仿的艺术与非模仿的艺术的对立”。这表明，美学学科中的核心观点大多是从不同的学科领域移植过来的，再加上美学的研究方法吸收了历史学、人类学等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因此，美学学科具有综合性特点。美学思维特点也应该是多样性的，这恰恰凸显了美学中的二元对立思维特点的缺陷。罗蒂的“审美伦理”思想中“语言偶然性”为弥补上述缺陷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思维方法，即整体主义的思维方法。由于中国美学中的二元对立主要包括“本质与现象的二元对立”“主观与客观的二元对立”以及“静观与实践的二元对立”三种，因此，罗蒂的“整体主义”思维特点对美学中的二元对立的思维特点之意义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点：

(一)有利于纠正美学中本质与现象的二元对立的思维特点

无论是美学诞生之初，还是传到中国之后，本质与现象的对立一直是基本思维特点之一。在美学中，这种思维特点主要表现为美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命题、基本观点中“本质与现象的二元对立”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美学的基本概念中本质与现象的二元对立。“诗歌”“舞蹈”“绘画”“音乐”“雕塑”都可以称为美的现象，“模仿”是美的本质。一朵花、一只小鸟、一头小羊是美的现象，“优美”是美的本质。“大海”“高山”“荒漠”是美的现象，“崇高”是美的本质。第二种情况，美学基本命题中“本质与现象的二元对立”。美的本质问题也是20世纪50年代美学大讨论的中心议题。围绕该议题，中国美学研究者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出现了四种代表性的观点，即“主观说”“客观说”“主客观统一说”以及“客观社会说”。这四种观点都有本质与现象的二元对立的特点。其中，“主观说”将“鲜花”“山水画”“大海”等当作美的现象，将人的主观观念当作美的本质。“客观说”虽然也将“怒放的鲜花”“春天的杨柳”“水墨画”等视为美的现象，但它与“主观说”恰恰相反，将“自然事物”视为美的本质。“主客观统一说”虽然也将上述现象视为美的现象，但是却将“人与客观事物的互动的感受”视为美的本质。“客观社会说”虽也将上述现象视为美的现象，但却将“人的劳动”视为美的本质。第三种情况，美学的基本观点中本质与现象的二元对立。就西方美学而言，关于“美是什么”的问题，不同时代的美学家有不同的看法。柏拉图认为，“美是善的理念”。中世纪神学美学家托马斯·阿奎那认为，“美是上帝”。文艺复兴时期的美学家布瓦洛认为，“美是永恒”。启蒙运动时期的美学家黑格尔认为，“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这些观点中都含有本质与现象的对立，比如，柏拉图观点中的“善的品质、行为”与“善的理念”的对立，托马斯·阿奎那观点中“人”与“上帝”的对立，布瓦洛观点中“短暂”与“永恒”的对立，黑格尔观点中“可见”与“不可见”、“感性现象”与“理念”的对立。中国现代美学的代表性观点中也存在本质与现象的对立。美学中本质与现象对立的根源在于本质主义观念。这种观念的缺陷是，将本质视为孤立的、绝对的、必然的存在，忽略了作为本质的来源的、现象的、偶然性的存在。罗蒂的审美伦理思想中的“语言偶然性”观念克服了上述缺陷。这意味着，语言是个体自我创造的，不是用来描述事物的本质观念的语言。在描述事物的语言中，本质与现象的对立并不存在。中国现代美学研究者之所以接受了罗蒂的“语言偶然性”观念，没有接受杜威的“经验”观念，原因主要有三个：一个原因是罗蒂的“语言偶然性观念”顺应了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社会走出“文革”的趋势，杜威的“经验”观念表现出的实用主义特点与中国社会的政治语境不符；另外一个原因是罗蒂的“语言偶然性观念”比杜威的实用主义观念更具包容性；最后一个原因是罗蒂的“语言偶然性观念”顺应了20世纪美学的语言学转向的趋势，而杜威的“经验”观念忽视了语言在美学中的重要作用。因此，罗蒂的“语言偶然性”观念对中国现代美学中本质与现象的二元对立观念具有重要的革新作用。由于“本质与现象的二元对立”是造成“主观与客观”的二元对立的原因之一，因此，罗蒂的语言偶然性观念也有利于纠正美学中主观与客观的二元对立。

(二)有利于纠正美学中主观与客观的二元对立的思维特点

主客观的二元对立是美学的基本思维特点之一，因为“美学的诞生是再现的主体与被再现的客体(典型的现代形而上学)、感觉与理性之间、aisthe-ton与noeton之间的二分法相结合的产物”[8]。从尼采开始，二元对立的思维特点被越来越多的美学研究者批判，尤其是心理学美学、现象学美学、存在主义、实用主义、分析美学等将美学对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的批判推向了高潮，形成了一种反二元对立的美学思潮。但是，由于中国现代美学主要是在德国古典美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主要受此思维方式的影响，因此，中国现代美学的思维方式的基本特点之一也是主观与客观的对立。比如，20世纪50年代朱光潜的“美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的观点，其中的“主观”“客观”是对立的，其基本思维方式的特点是二元对立。比如，李泽厚的“美是客观性与社会性的统一”，其中的“客观性”主要指事物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特性，“社会性”主要指生活在社会中人的属性，二者之间是对立的，否则就没有必要统一。这表明，李泽厚的“美是客观性与社会性的统一”也蕴含着主客观对立的思维特点。这种审美思维特点之所以没有受到质疑，主要有三个原因：一个原因是中国现代美学尚处于向西方美学学习的阶段，即一些学者所称的“西方美学在中国”[9]的阶段。另外一个原因是中国现代美学的研究者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尚未达到对西方美学思维方式自觉批判的程度。最后一个原因是中国现代美学研究者所处的历史条件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我国除了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保持密切交往外，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基本没有交往。为了巩固刚刚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我国学界将杜威等人的实用主义思想视为资产阶级思想，大肆批判实用主义，以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思想领域中的主导地位。对于国外而言，这一时期正是分析美学兴盛的时期。而此时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我国与美国正处于对抗状态，因此，我们基本上没有接触到多少国外分析美学的研究成果。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美学研究者才开始大量译介国外最新的美学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就包括理查德·罗蒂的一些论著。这些论著中包含的“语言偶然性”思想为中国现代美学研究者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新的研究视角主要指语言学视角，新的研究方法主要指整体主义的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之所以为中国现代美学研究者接受，原因之一是，它吻合了中国美学走出“文革”、走向世界的趋势。原因之二是，它与中国传统美学的整体主义的思维方式类似，引起了中国美学研究者的共鸣。原因之三是，它有利于中国美学研究者重新审视西方美学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为中国现代美学由“译介国外美学成果”到“创造新的美学成果”做了良好的铺垫。因此，中国现代美学研究者接受了“整体主义”的思维方式。在这种思维方式的影响下，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现代美学相继出现了“生命美学”“生态美学”“文化美学”“生活美学”等新的美学形态，其最大的特点是整体主义的思维方式。这不仅是对之前的中国现代美学的主客观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的更新，也是对中国传统美学整体主义思维方式的回归。这也有利于纠正中国现代美学中理论与实践的二元对立。

(三)有利于纠正美学中理论与实践的二元对立的思维特点

美学中理论与实践的二元对立集中体现在审美无利害的观念中。审美无利害观念源于夏夫兹博里的“无功利”观念与哈奇生的“内在感官”观念。这两种观念最初是一种道德观念。这种观念经康德的综合和改造，与“美的艺术”观念一起成为美学的基本观念。这种观念强调人对事物的静观，是人对事物的外形的直观。这种直观不依靠概念、判断、推理，依靠静观，即contemplation。该词汉译是“审美”。“审美”的含义不是对“美”进行“审视”，而是“直观”。“直观”是人全身心的投入，即集中注意力，感受事物的形式。比如，面对“一朵花”，当人们考虑它是什么花时，人们还没有进入审美状态之中，只有着眼于花的形式时，人们才算进入了审美状态之中。记得读研究生时，有一次，上美学课，那天刚好是教师节，我们集体送了老师一大束鲜花。在课上，老师讲到“审美”的时候，就“如何理解审美”问题随机提问了三个学生。第一个学生就上述问题，讲了西方美学史上主要美学家对审美的理解。第二个学生就上述问题，讲了自己对审美的一些理解。轮到我的时候，我以讲台上的那束花为例，说我看到那束花时，觉得它“好美啊”。正当我忐忑不安时，老师肯定了我的回答，认为我把握住了“审美”的关键。审美的关键主要指“不参与”的心态。这种心态暗示了审美理论与审美实践是分离的。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上半叶，审美理论与实践的分离是合理的，原因之一是审美无利害理论能够有效地阐释“美的艺术”。原因之二是审美理论与实践的分离反映了当时德国落后的社会现实、绝望的、害怕革命的精神状态[10]。原因之三是德国的形而上学哲学氛围。因此，虽然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以尼采为代表的哲学家大肆批判审美理论与实践分离的二元对立的思维特点，但是，其影响力依然非常广泛。19世纪末，美学通过西学东渐的大潮进入中国，审美无利害观念也成为中国现代美学的核心观念之一。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20世纪80年代的“美学热”所讨论的中心话题都是围绕上述观念展开的。无论是“美学四大派”，还是“实践美学派”，其思维特点都有理论与实践分离的倾向。这种倾向在“文革”中最明显，却没有得到及时的纠正。原因是“文革”期间一切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美学研究者时常遭到批斗，美学研究基本陷于停滞。美学研究者即使意识到审美理论与实践的二元对立的思维特点，也没有自由的学术环境来纠正上述思维偏颇。20世纪70年代末，“文革”结束，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恢复了文艺领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国外最新的美学研究成果也纷纷译介过来，美学研究者的学术视野扩大了，接触到了国际美学研究的新趋势、新方法，开始具备一种比较的眼光。在比较中，我国现代美学研究者开始反思理论与实践的二元对立的思维特点。这一时期，美学界重新评价实用主义的呼声逐渐高涨，当代最新的实用主义美学成果也逐渐译介了过来，罗蒂作为当代最重要的实用主义美学家之一，其论著也多数被译介过来，受到现代美学研究者的重视。而且，罗蒂的“审美伦理”思想中“语言偶然性”思想所表现出的“整体主义”的思维特点为中国现代美学走出理论与实践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回归中国美学传统，建构美学的中国话语做了良好的铺垫。

[1]Richard Rorty.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9.

[2]高尔泰.美是自由的象征[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320.

[3]蔡仪.现实主义艺术的典型创造——三论现实主义问题[J].文学评论，1959(3)：72-91.

[4]朱光潜.论美是客观与主观的辩证统一[J].哲学研究，1957(4)：9-34.

[5]李泽厚.论美感、美和艺术(研究提纲)——兼论朱光潜的唯心主义美学思想[J].哲学研究，1956(5)：43-73.

[6]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406.

[7]蒋孔阳.美在创造中[J].民族艺术，1997(3)：4-13.

[8]让—马里·舍费尔.现代艺术——18世纪至今艺术的美学和哲学[M].生安锋，宋丽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375-376.

[9]汝信，王德胜.美学的历史：20世纪中国美学学术进程[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57.

[10]郝二涛.康德崇高理论的诞生[J].美育学刊，2015(2):71-79.

[责任编辑 王银娥 贾马燕]

Aesthetic Innovative Significance of Contingency Thinking inRichard Rorty’s Aesthetic Approach

HAO Er-tao

(GraduateSchool,ChineseAcademyofSocialSciences,Beijing102488,China)

Richard Rorty’s Aesthetic approach reflects his contingency thinking, which is built upon the essentialism way of thinking by criticizing the traditional western philosophy. The essentialism way of thinking belongs to German classic aesthetics, which is also the main source of Chinese modern aesthetics. Accordingly, the main thinking mode of Chinese modern aesthetics is also similar to the essentialism way of thinking, which is made up of the theory of knowledge, presentationism and epistemology, featured by foundationalism, representationalism and binary oppositions. Therefore, the contingency thinking in Richard Rorty’s Aesthetic Approach is of certain aesthetic innovative significance for Chinese modern aesthetics.

aesthetic ethics; contingency; essentialism; innovation

B82-054.9

A

1001-0300(2016)06-0112-08

2016-06-12

郝二涛，男，河南周口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文艺学与伦理美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