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史家方豪介绍耶稣会士冯秉正（Joseph-François-Marie-Anne de Moyriac de Mailla,1669—1748）的中文教理书《盛世刍荛》（1733）时，曾经谈到：

自明末以迄清初顺康时期，教中人才辈出，所有撰译，可以说都是高文典册；雍正以后，教中文风渐衰，非如此不足以应需要。所以此书亦成了天主教文风转捩时期的代表作。其原因则为敬孔祭祖之禁令既颁，教中人如欲恪守教规，即不能入学，以入学须朔望叩拜孔子和天地君亲师的牌位，而秀才等又必须诣孔庙祭祀，这一切都是当时所不容许的。①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310页。

方豪在这里敏锐地体察到明清传教士书写方式从文言到白话的转变。他认为，受“礼仪之争”冲击，在华天主教文风由盛转衰，以往“高文典册”式的文言书写不再符合时代环境的需要。②方豪的推论应本于1715年“自登基之日”（Eх Illa Die）通谕。参见陈垣辑：《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73年，第96页。“礼仪之争”在康熙末年达到白热化，康熙去世后，雍、乾、嘉三朝延续禁教策略，传教士虽可领票居华，传教活动却已全面受限。从整个社会语言文化大气候看，文言文当时尚稳居书面语系统的中心：在科举取士制度下，八股文仍为文章大宗；同时，桐城派古文运动方兴未艾，开创了风行清代的散文流派。相比之下，白话书写实践如白话小说等，尽管日渐繁盛，仍是难登大雅之堂的末流末技。

不过，具体就传教士汉语书写而言，正如方豪所揭示的，“礼仪之争”后，在华传教士文言著译锐减，而代之以白话或浅文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