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丘浚的史学思想述评

2015-06-16李勃

西部学刊 2015年3期

关键词：述评

摘要：明代丘浚的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史德和史识方面。其史德主要表现为对史官的看法和在修史实践中的正确态度。他认为史官职务非常重要，主张选用史官要高标准，必须以“有学问文章、知史事而心术正者”为之。在修史实践中，他完全忠于职守，不畏皇权，客观公正，事实求是。最突出的例子是，建议为明代宗景泰年间的兵部尚书于谦平反昭雪。其史识也富有创见，主要表现有三：一是在中国历史上最先提出杀害岳飞的元凶是宋高宗赵构而非秦桧；二是能明辨是非，彻底澄清“黄竑易储之奏”的疑案，为明代宗景泰年间的工部尚书江渊洗雪；三是其渊博的学识曾获得明代学者们的高度评价。然因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当然也难免存在一些不足。至于后人对丘浚史识的诸多非议，则完全是对丘浚的独到见解不理解所致。

关键词：明代丘浚；史德；史识；述评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明代丘浚是全国著名学者。他不仅位极人臣，而且学问渊博，著作等身，其研究领域几乎涉及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学术界研究丘浚的论著虽然很多，但专文探讨其史学思想的很少，故本文专门谈这个问题。

一、丘浚的史德

丘浚当过史官，并编纂多部史学著作，其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史德和史识两方面。所谓史德，主要指史官对修史工作的态度和品德，是否客观公正和实事求是。所谓史识，主要指史官对史料的鉴别能力和对史事的批判能力，即见解、立场、观点。史德和史识虽有联系，但毕竟也有所区别。

现先谈丘浚的史德。其史德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丘浚对史官的看法

丘浚认为，史官职务非常重要，因而主张选用史官要高标准，即必须以“有学问文章、知史事而心术正者”为之。他在《大学衍义补》里，充分地阐明了他对史官的以上基本看法并阐述了其中理由。其主要理由有五：

其一，认为“八柄诏于冢宰，内史复掌以诏王。盖史官公论之所出，爵、禄、废、置、杀、生、予、夺之柄，有所不公，史氏直笔以书之。”[1]60

所谓“八柄”，指古代帝王统驭臣下的八种手段。如《周礼·天官·大宰之职》载：“以八柄诏王驭群臣：一曰爵，以驭其贵；二曰禄，以驭其富；三曰予，以驭其幸；四曰置，以驭其行；五曰生，以驭其福；六曰夺，以驭其贫；七曰废，以驭其罪；八曰诛，以驭其过。”这里的“诏王”，指报告周王。

所谓“冢宰”。周代官名，为六卿之首，百官之长。①

所谓“内史”，古代官名，始置于西周。如《周礼·春官·内史》载：“内史，掌王之八柄之法，以诏王治。”所谓“以诏王治”，意为告诉周王所当进退。

所谓“八柄诏于冢宰，内史复掌以诏王”，意谓周王向冢宰诏谕“八柄”，内史复掌“八柄”之法以报告周王。

所谓“盖史官公论之所出……”，意谓由于史官记事是代表公众的评论，帝王实行“八柄”如有所不公正，史官可以真实地记载之。

其二，认为“夫天下不可一日而无史，亦不可一日无史官也。百官所任者一时之事，史官所任者万世之事”。[1]63意谓国家在任何时候都不能缺少史书和史官，史官的职任重大，所从事的工作影响深远，非其他官所能比。

其三，认为“《周礼》宰夫八职，有史以赞治”。“自成周有左、右史，汉有起居注，唐、宋之起居舍人、著作郎之属，皆所谓史官也。我朝开国之初，犹设起居注，其后革之，而惟以修撰、编修、检讨当国史焉”。[1]63意谓中国自西周以来一直设立史官。所谓“宰夫”，乃周代官名，为《周礼》天官冢宰之属官。宰夫有八种职责，其六为史，掌官府文书以赞治。所谓“赞治”，指负责文书的草拟工作。如《周礼·天官·宰夫》载：“六曰史，掌官书以赞治。” 东汉郑玄注：“赞治，若今起文书草也。”

其四，认为“汉法：太史公位丞相上，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唐及宋宰相皆兼史官，其重有如此者”。[1]63意谓汉代以来史官的地位高于宰相。

其五，认为“是职也，是非之权衡、公议之所系也。禹不能褒鲧，管、蔡不能贬周公，赵盾不能改董狐之书，崔氏不能夺南史之简。公是公非，纪善恶以志鉴戒”。[1]63意谓史官职务既是是非的枢要，又是公众议论之所系，只能按照公认的是非标准来记载人物的好坏事迹，以引为教训，使人警惕。任何权力人物都不能干涉或更改史官的记载。

由于史官职务的重要，因而丘浚主张选用史官要高要求或高标准。他说：“自非得人，如刘知几所谓‘兼才、学、识三者之长，曾巩所谓‘明足以周万事之理，道足以适天下之用，智足以知难知之意，文足以发难显之情，不足以称是任也。虽然，此犹非其本也。若推其本，必得如元揭徯斯所谓‘有学问文章，知史事而心术正者，然后用之，则文质相称，本末兼该，而足以为一代之良史矣。朝廷诚得斯人，付以纂述之任，储之馆阁之中，以为异日大用之阶，其所关系夫岂小哉！”②丘浚这段话包含以下三层意思：

一是认为刘知几的“史家三长”和曾巩的“良史四足”，仍未能胜任史官之职，因为这些条件还不是史官之“本”。

刘知几乃唐代杰出的史学批评理论家。他最早提出“史识”概念。他认为一个合格的史学家，必须具备史才、史学、史识三长，而以“史识”最为重要。③所谓“史才”，指叙述史事的综合能力或文学写作能力。所谓“史学”，指掌握史料的能力。所谓“史识”，主要指史官对史料的鉴别能力和对史事的批判能力，即见解、立场、观点。在这三者中，当然是史识最为重要。因为编写史书，史才和史学固然重要，但决定一部史书好坏的主要标准，不是文字优美和史料丰富，而是主要看作者对史料的鉴别能力和对史事的批判能力，即史料是否真实，论证是否透彻，观点是否正确，是否有创见。所以，刘知几在《史通》里说：“假有学穷千载，书总五车，见良直不觉其善，逢抵牾而不知其失，……虽多亦安用为？”④意谓没有史识，即使掌握很多史料也没有用处。这说明史识对修史者非常重要。到清代，著名的史学理论家章学诚又明确提出了“史德”概念，以补充刘知几的史家“三长”之不足。章氏在《文史通义》里说：“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2]66 意谓有史识的，必懂得史德。认为史识和史德互相渗透。并认为史德即“心术”，意为修史者对修史工作的态度和品德。具体说来，史德好的，则能实事求是、善恶必书和守正不阿；史德坏的，则会歪曲历史、掩恶虚美和曲意逢迎。可见史德的重要。

这里的“曾巩”，即北宋著名学者，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所谓“良史四足”说，始见于曾巩《南齐书·序》：“古之所谓良史者，其眀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这主要指史家的文才和学识，显然缺少史家最重要的素质——史德。

二是认为如果要推求史家之“本”，则必须依照元代揭徯斯所说的“有学问文章、知史事而心术正者”。只有以这样的标准来选用史官，才可以达到“文质相称，本末兼该，而足以为一代之良史”。据《元史》卷181《揭傒斯传》载：“诏修辽、金、宋三史，傒斯与为总裁官。丞相问：‘修史以何为本？曰：‘用人为本。有学问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与。有学问文章、知史事而心术不正者，不可与。用人之道，又当以心术为本也。”

这里的“有学问文章、知史事”，即相当于刘知几所说的“才、学、识三长”，属于史家的业务素质；而“心术正者”，即史家最重要的素质“史德”。所谓“文质相称”，意谓文章的文华与质朴相符。这也是中国史学界对史才的要求标准。如东汉班彪曾评论司马迁的《史记》说：“然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⑤充分肯定了司马迁的史才。又晋代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序》说：“史有文质，辞有详略。”唐代孔颖达疏：“史文则辞华，史质则辞直，华则多详，直则多略。”所谓“本末兼该”，意谓史官的思想品德素质和业务素质都达到最高标准，即德才兼备。可见丘浚对史家的本末观标准，在今天看来还是非常正确的。

三是认为朝廷如果能得到这样高素质的人才，授予史官之职，则对国家将大有补益。

（二）丘浚在修史实践中的正确态度

丘浚不仅在理论上认识到史官职务的重要性，而且在修史实践中，完全忠于职守，不畏皇权，客观公正，事实求是。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是，为景泰（1450-1456年）年间的兵部尚书、少保于谦平反昭雪。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即己巳年）七月发生“土木之变”后，于谦领导军民击溃蒙古军队对京师的进攻，功劳巨大。景泰八年（1457年）英宗复辟后，即下诏杀害于谦。⑥到明宪宗成化元年（1465年），丘浚奉命参修《英宗实録》，充纂修官，秉史笔，决定为于谦澄清不实之词。当时“或谓少保于谦之死，当著其不轨（叛乱）。公曰：‘己巳之变，微于公，天下不知何如！武臣挟私怨，诬其不轨，是岂可信哉？众以为然，功过皆从实书之”。⑦《明史·丘浚传》也载：“至修《英宗实録》，有言于谦之死，当以不轨书者。浚曰：‘己巳之变，微于公，社稷危矣！事久论定，诬不可不白。其持正又如此。”试想：下诏杀害于谦的是明英宗，继位的宪宗又是英宗之子，英宗刚死，丘浚就大胆建议为于谦昭雪，这与公开揭露英宗之罪何异？可见丘浚根本不顾个人的生命安危，完全忠于职守和忠于史实，充分表现了史官不畏皇权和善恶必书的高尚品质！

二、丘浚的史识

在史识方面，丘浚也不乏创见，这从以下三点可以说明：

其一，在中国历史上最先提出杀害岳飞的元凶是宋高宗赵构而非秦桧。我国史学界长期以来一直认为，是秦桧以“莫须有”（也许有）的罪名杀害岳飞的。也就是说，秦桧是杀害岳飞的元凶。现在所有中学和大学的中国历史教科书都采用这种说法。其实，这种说法有悖史实，是不能够让人信服的。早在20多年前，我国当代宋史研究专家王曾瑜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原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曾撰文明确指出：宋高宗是杀害岳飞的元凶，秦桧和张俊等只是帮凶。[3]王先生这一评断与明代丘浚的观点不谋而合。如丘浚在其所著的《世史正纲》里说：绍兴十一年，“帝下岳飞于大理寺狱。”并加按语说：“岳飞之死，世皆以为秦桧矫诏杀之。而此特笔帝下飞于狱何？高宗非幼弱昏昧之主，桧非承其意，决不敢杀其大将。……况《宋史·何铸传》明言：铸白飞冤，而桧答以‘此上意也哉！”[4]615丘浚这段按语旨在阐明：宋高宗不是昏庸愚昧之主或傀儡皇帝，如果秦桧不秉承宋高宗的意旨，决不敢杀害岳飞。何况秦桧曾经明白地对御史中丞何铸这样说：“此上意也”。意为要杀害岳飞，是皇上宋高宗的意旨，并非我秦桧的主意。可谓有理有据，评断完全符合史实。

《宋史》卷380《何铸传》也明确记载：御史中丞何铸发现所谓岳飞“谋反”是冤案，立即向秦桧汇报：“铸察其冤，白之桧。桧不悦，曰：‘此上意也。”可见杀害岳飞的主要凶手显然是宋高宗，而不是秦桧。丘浚在《世史正纲》里所说“帝下岳飞于大理寺狱”，“帝杀故少保枢密副使武昌公岳飞”，完全符合史实。这充分表现了丘浚具有卓越的史识！遗憾的是，丘浚和王曾瑜先生这一正确的观点至今仍未被中国历史教科书所采用，千百年来一直重弹着陈腐的传统老调，而完全归罪于秦桧的“莫须有”。

其二，能明辨是非，彻底澄清“黄竑易储之奏”疑案，为明代宗景泰年间的工部尚书江渊洗雪。史载：成化初，丘浚与修《英宗实录》时，“执笔者谓，黄竑易储之奏，出前工部尚书江渊，史馆多以为然。公独曰：‘闻当时竑杀其兄，为此觊免死。且广西书奏用土产纸，易辨也。索其奏验之，果广西纸，众乃服。”⑧

所谓“黄竑易储之奏”，乃明景泰三年四月被捕下狱的广西土官黄竑派人上疏朝廷建议更换太子之事。其大略情况是这样：明景帝朱祁钰即位后，想以己子朱见济取代原来的皇太子朱见深（英宗子），但一直难以开口。景泰三年（1452年）夏四月，太监王诚、舒良为帝谋，先赐阁臣陈循、高谷百金，江渊、王一宁、萧镃、商辂半之，以缄其口。当时恰会广西土官都指挥使黄竑以私怨杀其兄——思明土知府黄冈，并灭其家。有司捕黄竑父子下狱。竑惧，急使其党千户袁洪至京师行赂，有人教其迎合帝意者，乃上疏朝廷，劝帝早易太子。疏入，景帝大喜，曰：“万里外有此忠臣。”亟下廷臣集议，且令释黄竑罪，并进阶都督。于是礼部尚书胡濙集文武群臣廷议，认为黄竑所奏为是。即日简置东宫官，悉以文武廷臣兼之。五月，废皇太子朱见深为沂王，立皇子朱见济为皇太子，大赦天下。⑨

由于在黄竑被捕之前，明景帝的易储行动尚未公开，而且黄竑是广西边远之地的土官，不可能了解朝廷内幕，因而当时人怀疑“黄竑易储之奏”，可能由当时官场失意的工部尚书江渊所为。由于时人对江渊的这种怀疑，使他成为明英宗和明宪宗（即被废为沂王的皇太子朱见深）父子的一大罪人，因而遭到不幸。据《明史》卷168《江渊传》载：江渊，字世用，江津（今重庆市江津区）人。进士出身。景泰元年（1450年），以刑部右侍郎兼翰林学士，入阁参预机务。“英宗复位，与（大学士）陈循等俱谪戍辽东，未几卒。初，黄竑之奏易储也，或疑渊主之。邱浚曰：‘此易辨也，广西纸与京师纸异。索奏视之，果广西纸，其诬乃白。成化初复官。”这也足见丘浚能明辨是非，见识高超。可以想见，如果丘浚不与修《英宗实录》，则明宪宗成化初年江渊不可能得到平反复官，其冤案恐怕至今尚存！

其三，其学识曾获得了明代学者们的高度评价。学识与史识密切相关，史识来源于学识，只有以渊博的学识为基础，才能产生独到的史识。丘浚的学识深为明代学者们所盛赞。诸如：

明人廖道南《殿阁词林记》卷2《武英殿大学士邱浚》载：“蔡清祭之曰：‘先生博极群书，如巨海之吞吐百川，含弘无际。其才华国名世者四十年，晚际圣明，登之台辅。取其所著书于大内，以广聪明，权衡百度。其道尊为国师，门生学子遍天下矣。自琼崖以来，所锺人物未有如先生者，其不为虚生也已！廖道南曰：‘国朝洪武、建文间时，则有若刘伯温之闳大，宋景濓之浩博，王子充之醇正，方孝孺之尔雅。永乐、宣徳间时，则有若解大绅之雄放，胡光大之豪宕，杨文贞之精宻，金文靖之沉浑。正统、景泰间时，则有若李忠文之朴茂，刘文安之该核。然皆丽藻丰腴，未有若邱文庄之明体适用，酌古凖今，褎然为一代文宗也。”⑩

上文所谓“明体适用，酌古准今，褎然为一代文宗”，意谓其著书立说，明了事物的本体或根本，符合客观条件的要求而适合应用，能择取古代之事，用来比照当今的情况，从而成为明代杰出的和备受尊崇的文章大家。

明人王鏊《震泽纪闻》说：“浚，琼州人。学问该恰，尤熟于国家典故。议论高竒，务于矫俗，能以辨博济其说。亦自侍老，故对人语，衮衮不休，无敢难者。”[5]629

所谓“议论高竒，务于矫俗，能以辨博济其说”，意谓议论问题，见解高超奇特，富有创见，致力于矫正世俗的偏见，能以广博的知识和充分的证据来支撑其论点。历观载籍，中国古代在学识方面能获得如此评价的，惟丘浚和王安石两人而已。?

明人何乔新说：“公少孤力学，天资过人，六岁能诗，弱冠着论，谓许文正公仕元，无能改于其俗，又不得行己之道，不仕可也。耆儒硕师见其论，初甚骇之，已而又大服，以为先儒未有言及此者。……公性刚直，与大臣论政，义所未安，必反复辨论。言官论事，亦以是非诘之，不肯媕婀取悦。”?所谓“义所未安必反复辨论”、“不肯媕婀取悦”，意谓坚持己见，反复辨明道理，不随便迎合或附和别人的说法。

明人文征明《甫田集》巻25《明故嘉议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毛公行状》说：“大学士丘浚博学自信，以天下为己任，而任偏矫正，能以辩博济其说，人莫能难。”?

明人程敏政《篁墩文集》巻38《题跋·书琼台吟稿后》说：“礼部尚书琼山丘公以学识、才气闻天下。”?

明人黄瑜《双槐岁钞》卷10《丘文庄公言行》说：“概其平生，不可及者有三：自少至老，手不释卷，其好学一也；诗文满天下，绝不为中官作，其介慎二也；历官四十载，俸禄所入，惟得指挥张淮一圆而已，京师城东私第，始终不易，其廉静三也。家积书万卷，与人谈古今名理，衮衮不休。为学以自得为本，以循礼为要。……所著《大学衍义补》、《世史正纲》、《家礼仪节》，每遇名流，必质问辨难，以求至当，皆足传世。”[6]143所谓“为学以自得为本，以循礼为要”，意谓研究学问，以独立思考和自求自得为主，绝不盲从别人的说法，并以遵守礼法为要。

明人凌迪知《万姓统谱》卷62说：“浚好论议上下千古，尤熟国家典故，政事可否，反复与大臣、言官争是非，不肯媕阿，所说能以经传济其说。对人语，滚滚不休，人无敢难者。”?

眀人胡应麟《少室山房集》卷101《读世史正纲二则》说：“《通鉴》之后有朱氏之《纲目》，《纲目》之后有丘氏之《正纲》，三书皆宇宙不可缺者。”?对丘浚的《世史正纲》及其史识给予高度的评价，充分地肯定了丘浚在中国史学界的崇高地位。

明人李东阳《琼台吟稿序》说：“礼部尚书琼台先生丘公，早能诗，信口纵笔，若不经意而思味隽永，援据该博……议古今成败天下之地理、风俗、平险、美恶，如画图指掌，历历可概见着。而为文，如鳌负山鹏，运海气势……”?

《明孝宗实录》卷97载：丘浚“博洽多闻，虽僻事俚语，类多暗晓。为文章雄浑畅达，下笔衮衮数千言，若不经意而精彩逸发。”[7]50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由此可见，丘浚的学识在明代堪称一流。其学识如此，其史识难道会差吗？从上文何乔新和胡应麟等对其评价也可说明其史识非同寻常。

当然，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丘浚的史识也难免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有四：

一是宣扬君权天授思想。他说：“夫上天立君以为生民之主，盖以之掌天下之利，非以其专天下之利也”。[4]193又明人夏良胜《中庸衍义》卷3载：“臣丘浚曰：呜呼！人君受命于天，以为天子，践祖宗之位，继先君之体，以为臣民中外之主，称之曰皇帝，葢无以加矣。”卷12载：“臣丘浚曰：呜呼！帝者，中国所自立，上受天命，而下应人心者也。”?

二是极力维护君臣之义和封建正统。他说“君必统夫臣，臣决不可萌非分之望”。?因而大力抨击曹丕篡位之罪。他在《世史正纲》卷9《汉世史》说：汉建安二十五年，“冬十月，曹丕逼帝禅位，遂篡。立国号魏。废帝为山阳公。”下加按语：“呜呼！此后世权奸逼君篡国之始。……噫！已实夺之而谓之禅，将谁欺乎？非独欺人，盖欺天也。自丕为此举，世之权奸遂假此以为常例而欺人之孤寡，以攘夺其国家者接迹于天下。丕之父子，非独汉世之罪人，乃千万世名教之罪人也。”

三是宣扬男尊女卑思想。他主张“男必统夫女，女决不可当阳刚之位。”?因而大力抨击武则天称帝。他说“武曌以女而统男，而一时公卿将相，群臣庶僚，莫不以男而奉女，耽其豢养之恩，畏其诛戮之惨，忘其身之为男子也。呜呼！人亦不幸而生于斯时哉！”“呜呼！皇帝者，天子之嘉称，非妇人女子所得称也。”?

四是宣扬“严华夷之分”思想。他作《世史正纲》的大旨之一，就是宣传“严华夷之分”。他认为“夫华夷之分，其界限在疆域，华华夷夷正也。华不华，夷不夷，则人类淆世，不可以不正也。”“华必统夫夷，夷决不可干中国之统。”?因而大力抨击蒙古族入主中原。他说：“若夫胡元入主中原，则又为夷狄混全之世焉。噫！世道至此，坏乱极矣。此《世史正纲》所由作欤。”?笔者认为，蒙古入主中原虽然带来一些奴隶制残余消极因素，但也有其积极作用。丘浚根本没有料到，正是由于蒙古和满清先后入主中原，才有中国今天的广阔版图。

三、后人对丘浚史识的非议辨正

由于丘浚学不阿世，其议论颇与人殊。因而，其某些高论往往不为浅薄之世人所理解而遭到非议。诸如：

明人王鏊《震泽纪闻》说：丘浚“论秦桧曰：宋家至是亦不得不与[金]和，南宋再造，桧之力也。”[5]629

《明孝宗实录》卷97载：丘浚“博洽多闻……顾论议颇僻，至以范仲淹为矫激，秦桧和议为得宜，识者盖不能无憾云。”[7]50

《明史》卷181《丘浚传》载：丘浚“议论好矫激，闻者骇愕。”

清纪昀《四库全书总目》93《大学衍义补》说：“浚闻见虽富，议论乃不甚醇。……如讥范仲淹多事，秦桧有再造功。”

《御定资治通鉴纲目三编》卷16说：丘浚“议论好矫激，讥范仲淹多事，谓岳飞未必能恢复，秦桧有再造功。闻者无不骇其言。”此又见《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卷106、清乾隆帝《评鉴阐要》卷11。（《四库全书》本）

笔者认为，所谓“讥范仲淹多事，谓岳飞未必能恢复，秦桧有再造功”，这些内容都是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都属于史识范围。考查丘浚的《世史正纲》、《大学衍义补》等历史著作，皆无这些内容或相关议论，可能是因丘浚爱谈古论今，平时与人语又衮衮不休，当是一时失言。但笔者认为，这些议论即使是出自丘浚之口，也有其道理，并非错误。理由如下：

其一，宋高宗赵构自即位以来就没有收复中原失地的大志，坚持对金国实行妥协求和政策，宠信奸臣秦桧，打击抗金将士，并以割地、纳贡、称臣的屈辱条件，与金朝订立了“绍兴和议”。最高统治者既然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做为一员大将的岳飞，能够抗拒君命或脱离朝廷，孤军北上进行抗金和恢复中原吗？

其二，岳飞被害，丘浚对之深表同情，而对宋高宗赵构和奸臣秦桧则口诛笔伐。这在丘浚的诗文中随处可见。如丘浚作《岳王坟》诗云：“我闻岳王之坟西湖上，至今树枝尚南向。草木犹知表荩臣（忠臣），君王乃尔崇奸相。青衣行酒谁家亲，十年血战为谁人。忠勋翻见遭杀戮，胡亥未必能亡秦。呜呼！臣飞死，臣俊喜。臣俊无言世忠靡，桧书夜报四太子，臣构再拜从此始。”? 他又作《寄题岳王庙》诗云：“为国除患，为敌报仇，可恨堪哀！顾当此乾坤，是谁境界。君亲何处，几许人才。万死间关，十年血战，端的孜孜为甚来。何须苦，把长城自坏，柱石潜摧。虽然天道恢恢，奈人众，将天抝转回。叹黄龙府里，未行贺酒，朱仙镇上，先奉追牌。共戴仇天，甘投死地，天理人心安在哉！英雄恨，向万年千载，永不沈埋。”?

清《河南通志》卷74《艺文三》也载：“明丘浚过朱仙镇，责髙宗杀武穆。”?

又丘浚在《世史正纲》卷27《宋世史》载：绍兴十二年夏四月，“女真遣使以衮冕来册帝为大宋皇帝。”下加按语说：“呜呼！帝者中国所自立，上受天命而下应人心者也。……呜呼！夷狄之祸至是极矣。天理人伦于是乎扫地，天冠地履于是乎倒置。秦桧之罪上通乎天矣。……呜呼！高宗救亲之道亦多端矣，而必为此者，由其心术不明，怵于秦桧之邪说。所谓秦桧之罪上通乎天者，此也。”他又在绍兴三十二年下按语说：“高宗志气昏懦，不能恢复土宇以报不共戴天之仇，不孝之罪固大矣。甚至受侧于仇虏，称臣上表，大为中国千万世之耻。……况高宗素无奋发之志、应变之才，辅之者，始乃柔奸之汪、黄，终则刚恶之秦桧也哉！”

从上述可见，丘浚的爱憎极其分明：对岳飞无限同情，而对宋高宗和秦桧则深恶痛绝。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后世史家抨击宋高宗当以丘浚始。

其三，南宋能够偏安江南与秦桧有关。在绍兴十一年（1141）十一月宋金双方达成“绍兴和议”之后，宋金双方南北对峙的局面开始形成。在此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宋金之间基本上保持和平交往关系。后来虽发生过三次战争（1161、1163、1206年），但对宋金双方南北对峙形势都没有多大的影响。这说明当时宋金双方势均力敌，谁都难以消灭对方。既然“绍兴和议”的订立奠定了南北长期对峙的局面，使南宋政权能够偏安江南一隅之地，使宋高宗为首的南宋统治集团能够在临安过上醉生梦死的生活，那么，为“绍兴和议”作出重大贡献的秦桧当然是“有功”之臣。由此观之，丘浚说“南宋再造，桧之力也”并不为过。这是丘浚的高超见解，常人当然难以理解。

其四，范仲淹多次上书批评时政，也未免有失当之处。范仲淹是北宋政治家和文学家，素有敢言之名，曾多次上书批评当政宰相，因而三次被贬。?宋人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卷10也载：皇佑三年五月，“时吕夷简执政，进者徃徃出其门。仲淹言官人之法，人主当知其进退、升降之序，其进退近臣不宜全委宰相。又上《百官图指》，其次第曰：‘如此为序迁，如此为不次，如此则公，如此则私，不可不察也。夷简滋不悦。帝尝以迁都事访诸夷简，曰：‘仲淹迂阔，务名无实。仲淹闻之，为《四论》以献：一曰帝王好尚，二曰选贤任能，三曰近臣，四曰推委。大抵讥指时政。又言：‘汉成帝信张禹，不疑舅家，故有王莽之乱。臣恐今日朝廷亦有张禹坏陛下家法，以大为小，以易为难。且以未成为已功，以急务为闲务者，不可不早辨也。夷简大怒，以仲淹语辨于帝前，且诉仲淹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仲淹亦交章对，其辞愈切。”?

范仲淹虽为北宋名臣，但被其上书攻击的吕夷简也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是宋仁宗时的著名宰相。孰是孰非，今难以评断。但仅从以上记载来看，其上书内容未免有失当之处，如建议皇帝“其进退近臣不宜全委宰相”等。宰相是皇帝的辅佐，是百官之首，安能不管官吏之进退？由此观之，丘浚虽然失言说其“多事”，但毕竟也有史实根据，并非完全无端责备。

其五，所谓丘浚“议论好矫激，闻者骇愕”，其本意虽是批评丘浚议论历史往往颠倒是非，不近人情，但实际上是表彰丘浚具有高超的见解，与众不同。试想，如果丘浚治学或评价历史人物毫无创见，而完全盲从前人的说法或与常人之见无异，那么，其著作还有学术价值吗？他能够获得“明体适用，酌古凖今，褎然为一代文宗”的褒奖吗？在经济思想领域，他能够在世界历史上最先提出“劳动价值论”?吗？所以，我们对“闻者骇愕”，应进行具体分析，千万不可人云亦云而随之“骇愕”！

总之，世人对丘浚的以上非议，完全是对丘浚的高见不理解所致，乃庸人之见，不辨不明。

注释：

①见《尚书》卷6《周官》、《周礼·天官》。

②见（明）丘浚《大学衍义补》卷7《治国平天下之要·正百官·简侍从之臣》。此

又见明黄佐撰《翰林记》卷1《官制因革·职掌》；明黄佐、廖道南《殿阁词

林记》卷11《官制·职掌》。

③见《新唐书》卷132《刘子玄传》。

④（唐）刘知几《史通》卷18《杂说下第九》。

⑤《后汉书》卷70上《班彪传子固》。

⑥以上参见《明史》卷11、卷12、卷168、卷170等。

⑦见（明）何乔新《椒邱文集》巻30《赠特进左柱国太傅谥文庄丘公墓志铭》；明项

笃寿《今献备遗》卷27《邱浚》；《明史》卷181《丘浚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