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创新人才培养模式面临的困境之根源研究

2014-04-29蔡志刚

中国市场 2014年24期

蔡志刚

［摘要］我国创新人才的培养模式面临巨大困境,不能满足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创新型国家需要。导致这一困境的根源在于：政府直接管理、封闭与集中统一的举国教育体制使创新人才培养成为泡影；我国传统教育模式严重压抑和挫伤了学生的创造精神、创新能力,难以培养创新人才；机械、僵化的评价体系制约和阻碍了师生的创新。

［关键词］创新人才；培养模式；评价体系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4）24-0056-03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我国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提高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更加注重协同创新。要实现创新型国家的奋斗目标,必须深入贯彻实施人才强国的战略,培养造就大批具有现代科技素养和创新能力的优秀人才,抢占世界新科技革命的制高点。多年以来,各届国家领导人都非常重视创新人才的培养,制定、实施了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早在2011年3月5日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全面加强人才工作。以高层次和高技能人才为重点,加快培养造就一大批创新型科技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也明确要求：“围绕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以高层次创新型科技人才为重点,造就一批世界水平的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工程师和高水平创新团队。创新教育方式,突出培养学生科学精神、创造性思维和创新能力。加强实践培养,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和重大工程、重点学科和重点科研基地、国际学术交流合作项目,建设高层次创新型科技人才培养基地。注重培养一线创新人才和青年科技人才。积极引进和用好海外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2］

1我国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所面临的困境是不能满足我国发展的需要要实现创新型国家的奋斗目标,其根本途径在于深入贯彻实施人才强国的战略,培养和造就一大批具有现代科技素养和创新能力的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抢占世界新科技革命的制高点。使我国在全球化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所谓创新人才,从社会意义上来讲,是指那些以自己的创造性劳动,在某一领域、某一行业、某一工作上为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做出了较大创新贡献的人才；从个体意义上来讲,是指那些以探究的态度不断地实现自我创新和超越的人才。［3］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是教育机构和部门,依据某种既定的教育目的、教育理念、培养目标、遵循一定的工作程序、采用一定的方法对受教育者进行知识传授、能力和素质培养,并使其达到预期培养目标的标准方式。

学校是培养高素质创造性人才的主要基地,也是知识创新的重要基地和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九年义务教育已经基本普及、大学数量在增长,办学规模也在急剧扩大,但却很少有顶尖的创新型人才出现,一个拥有十四亿人口的民族,新中国成立以来60多年不曾有人拿到连巴基斯坦这样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都能拿到的诺贝尔科学奖,其中关键在于我们缺乏创新精神,其根源在于我国人才培养模式不能培养符合现代国家需要的合格的创新人才。

2005年7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去医院看望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时,钱老曾经坦诚建言：“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这些话让很多教育工作者为之震动［4］。我国高层次科研人才处于数量庞大但质量偏低、拔尖人才奇缺的尴尬局面。在2011年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记者会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德水建议,必须尽快改革我国的科研体制和对科研人员的评价考核机制,绝不能以发表多少论文去论英雄。李德水说：“我想跟大家说两个‘第一,中国现在有两个世界第一。一个是研发人员,到2009年年底,我们有3184万研发人员、科技人员,这是世界第一,超过美国；一个是近年来我们科研人员发表的期刊、论文数量已经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但是这些论文平均引用率排在世界的100位之后。时至今日,这一状况依然没有得到改变。

残酷而又让国人尴尬的现实让我们不得不承认,我国的教育体制仍存在很多问题,创新人才的培养模式还存在着很多弊端。

2我国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所面临的困境的根源

21政府直接管理、封闭与集中统一的举国教育体制不利于创新人才培养所有的人才包括创新人才都是由学校培养出来的,教育活动起基础和决定性作用的是教育制度。“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钱学森之问”引发了科学界、教育界多角度、多方面讨论。然而,对这一问题的根源却鲜有人提及,那就是政府直接管理、封闭与集中统一的举国教育体制是无法培养出创新型人才的。

长期以来,我国教育制度过于整齐划一,高度集中,束缚了创新人才的成长［5］。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选择了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道路。我国的教育制度也是照搬了苏联的国家主义教育模式——奉行极端的科学主义、功利主义,唯理工科教育、唯智育至上,细化专业、学科,实行精英教育,以全部资源训练特殊专家,以举国力量把特定的技术搞上去；全国上下实行淘汰多数、层层选拔的应试教育,组织注入式、满堂灌、死记硬背的考试。漠视人文教育以及人格的健全、综合素质的培养,忽略公民道德、公民权利义务、诚信守法等基本做人的教育,热衷于圣人道德说教、效忠的奴化教育,一味地宣扬空洞的理想、拔高的英雄和榜样。教学、教材内容皆突出政治和意识形态,教育官僚化、政治化。这是一种容易实现革命者理想的举国体制,这种体制有便于实现国家统一、消除地区差异、调动全国所有力量办大事、办事效率高等优点,但也有过于注重集体意志、忽视个人意志和权利、诱发独断专行、官僚主义、一言堂等缺点。

这种体制在权力方面的特点是国家的权力高度集中,政府为全能政府,既控制了国家的所有资源和权力,又包揽了社会的一切事务。政府对社会实行计划管理,因而将社会的一切方面都纳入了国家计划,由国家统一安排和调配。教育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自然难有立足之居。在全国学校的领导体制方面,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便摒弃了在“以俄为师”时期移植于苏联的专家治校体制,在坚持党对教育绝对领导的原则下,全国所有的大、中学校中都建立了党组织,党委成了学校的领导核心。这个制度也一直延续至今。教育为政治服务的指导思想也坚持至今。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建立的教育体制,必然是有利于政治指挥教育的集中统一领导体制。这种体制的特点是自上而下、以行政命令为基本方式的科层领导制。在这种制度框架下,教育部作为全国教育的最高领导机构,对全国所有学校的活动进行管理和指导。而教育部大小官员由国家任命,教育部在中央领导下按照统一的要求和规定进行管理,从教材的遴选、使用、教材内容的确定、课程的设置、教学成果的评价标准到中、高考试题的命题和标准答案的确认都由国家决定,学校和老师没有任何自主权。而其以一个标准、一种思路、一种方法对全国所有学校进行主导的行政性质,也必然使其管理行为蜕变成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另外,这种“一切行动听指挥”的“遵命办学”体制,在将教育管起来的同时,也将教师和学生管起来了,使他们都没有了教学和学习的自由,没有了教育中必需的质疑和批判精神。“千校一面”就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这样的体制不但阻塞了教育家出现的可能性,而且抑制了教育本性的传播和发挥,创新人才的培养自然无从谈起。

需要指出的是,授受于政治体制的学校领导和管理体制,也具有与政治体制一样的集权特征,在缺乏健全的约束和监督机制的情况下,掌权者滥权成为一种社会常态,官僚主义越来越严重,这也就是为什么在“钱学森之问”出现后的数年中,我国教育机构中的腐败形势不但没有丝毫好转,反而愈演愈烈,如相继出现了武汉大学副书记和副校长双双贪污受贿,武汉某学院书记、院长双双贪污受贿的案件。而且更该令人深思的是,高校的腐败现象盛行与品格堕落,却是在高校高调声称要“加强创新人才培养”的口号声中发生的。一些大学校长一边竭力捍卫行政化体制,一边却高喊要培养创新性人才［6］。其实,在精神荒芜、道德贫瘠的文化环境中,是根本不可能培养出真正的创新人才的。

22我国传统教育模式严重压抑和挫伤了学生的创造精神、创造能力,难以培养创新人才虽然素质教育喊了多年,但在现有的招生制度之下,素质教育必定是雷声大而雨点小,最终改变不了继续走应试教育的道路的命运。应试教育将学生的学习看成是知识的积累或技能的提高,把“教”看成传播已有知识,把“学”看成吸收知识。长期以来,我国从大学到中、小学,学校教学主导意识不是变革,不是与时俱进,更不是创新,而是维持与适应,推行的应试教育。应试教育,就是以培养人的服从、机械重复和适应现有考试方式为主要目的的教育,它借助于僵硬而刻板的外部评价机制(主要是各种考试),所奖赏的是听话、忍耐和按照学校和老师的要求记住固定的知识点,并在考试中准确作出标准答案的学习行为。教师通过实施教学,旨在使学生运用旧有的观点、原则和方法去应对未来的新问题,其本质是一种维持现有体制的教学方式［7］。在应试教育的模式之下,老师处于绝对中心地位而学生是绝对的从属地位,而学生的健全人格、独特个性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就无人关注。这种教学方式,往往使学生对于文化传承只作顺向辩护,不能逆向反思；只能静态复制,不能动态生成；只能被动适应,不能主动建构”。［8］教师的观点统领着学生的意志；教师的讲解被奉为金科玉律,教学演绎成教师的单边行动,而学生沦落为记笔记的应声虫。国家考什么,老师就教什么,老师教什么,学生就学什么。其结果必然导致教师一味地为学生灌输书本知识,学生死板地记取教师传授的知识,将注意力主要放在死记硬背上、知识的再现和标准答案上。三天一小考,五天一大考,模拟题、测试题、猜测题,名目繁多,家长忧心,老师担心,学生操心,为了能考出好分数谁也不敢疏忽大意。虽然近年来实行了3+X考试制度,情况有所改变,但仍然不能从根本上摆脱拼命抓应试,拼命啃书本,拼命获取高分的困惑［9］。其结果自然大大偏离了教育的本来职能——唤起人类创新能力和创造欲望,培养完美人格。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加德纳桑曾对中美教育进行了比较研究,并在他的《怎样开发创造力》中写道：中国人在教学方法上,不愿看到离经叛道,不喜欢开放性［10］。

个性的自由发展是创新人才成长与发展的前提。正如日本临时教育审议会1985年6月提交内阁的《关于教育改革的第一次咨询报告》中所说：“创造性与个性有着密切的联系,只有充分发挥个性,才能培养创造能力”［11］。哈佛大学前校长陆登庭指出：“在迈向新世纪的过程中,一种最好的教育就是有利于人们具有创新性,使人们变得更善于思考,更有追求的理想和洞察力,成为更完善、更成功的人。”［12］然而,在应试教育作为我国唯一的教育模式的情况下,在服从意识盛行的地方,特别是在对权威性见解顶礼膜拜的地方,创造性思维和创造行为是不可能出现的。健全的人格、自由之精神和独立意识才是激励创造性思维和创造行为的真正的土壤。

3机械、僵化的评价体系制约和阻碍了师生的创新从教育职能部门的运行机制来看,无论是教育管理制度和体制、招生制度、办学体制还是课程设置、教材编制与发行到具体的教学过程、方法选择等各个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影响创新人才的培养,其中经常性制约阻碍了师生创新的是我国长期采用机械、僵化的评价体系。

31机械而不科学的教师评价机制制约着教师的创新能力的发挥我国长期以来以知识传授为衡量尺度的教学评价观只关注教师课堂传授知识的多寡和深浅以及学生接受和掌握老师所教知识的准确程度,并且僵化地以此作为教师有效教学的基本特征。事实上,教学过程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要做到真正因材施教,教师在教学中必须根据学生的能力、性格、爱好各异而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使用不同的教学手段。因此,对教师的评价应该是多维度的。目前教师评价的标准存在着主观片面、简单化的现象,评价重形式而不重实质,未能充分体现教师劳动特点,制约着教师的创新能力的发挥。当前我国各学校绩效评价只看一些量化指标的完成情况,却不注意这些指标的可信度,它的实际意义以及它所产生的作用。我国对中、小学老师的评价主要依据的是升学率。由于老师的评价标准是一个重要的价值导向,因此,中、小学老师只关注学生的考试成绩和升学率,而鲜有老师注重学生的人格健全与否、学生的个性发展以及学生独立思考和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对高校老师的考核标准是每年发表的科研成果的数量,文章是否被检索,以提高本校的排名。在实际评价过程中评价者很难考核文章的质量和研究过程,也无法考核文章是否由本人所写,至于科研成果与教书育人有无关联则无人问津。教师为了评优、评职称,挖空心思地闭门造车,其结果自然是垃圾论文层出不穷、学术腐败屡禁不止。

32机械、僵化的评价体系制约和阻碍了学生的创新能力的培养我国学校在教育模式和制度设计所遵循的原则中,考试与评价制度始终扮演着关键的角色。考试的评定、区分与导向功能是唯一起作用的指挥棒,将考试分数作为衡量学生的唯一标准,忽视了对学生综合素质、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和思想品德的教育培养和评价,由此造成了学生学习动力不是来自内在的求知需要和学习兴趣,而是来自对分数和其他外在利益的追求［13］。这也从根本上影响了学生对学习内容和学习方式的选择,也决定了人才培养的方向和质量。很多时候,考试考什么,学生就学什么；考试怎么考,学生就怎么学。学生的优劣也以分数高低为标准,而分数高低是由对知识的记忆量多少决定的。对学生进行科学而有效的评价、激励极其重要。可是,传统的考试制度和考试方法依然在教学领域保持着轨道惯性,存在着诸多的缺陷,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新型教育目标的达成与实现。

这种标准和办法的原则和核心是“整齐划一”,是鼓励“均衡发展”而不鼓励“个性发展”,至少是没有充分考虑如何激励学生的个性发展、思维能力和创新精神的培养。管理者喜欢强调“全面发展”而往往忽视或者说没有去呵护学生的个性发展；按照同样的标准,一个模式去“塑造”学生,而没有为学生的个性发展留下任何空间；我们喜欢去统一学生的思维,喜欢制造“标准答案”,难以容忍任何学生的标新立异和任何创新。严格的机械、僵化的考试制度对人才的评价只能是机械、僵化而排斥创新的。这一评价体系内在的逻辑一目了然——凡是学习都要考试,凡是考试都要求标准答案,凡符合标准答案才能得高分,凡得高分才能上好中学、好高中、好大学、选好专业、挑好工作、过上好日子,才可能做官、才可能有成功而幸福的人生。“学而优则仕”变为了“考而优则仕”,这就把学习是为了成才异化为学习是为了考试。考试的内容是前人说的做的,书本上写的,教师讲的,答案是标准化的,符合标准答案的视为优秀。学生如果对某个问题有不同于标准答案的见解,想考高分自然难比登天。在这种考试制度的长期熏陶下学生具备较强的记忆与模仿能力和应试技巧,成为创新人才几无可能。

2005年,病榻上的钱学森问前来探望他的温家宝总理。“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如今,大师虽已仙逝,但其痛心疾首之问依然言犹在耳。以钱老的民国时期的大学、西方发达国家大学、新中国大学的学习和工作经历,是完全可以将这个问题说透的。因为对于中外教育之间的异同,没有人比他更有发言权；对于我国教育的问题,也没有人比他看得更透彻［14］。作为我国硕果仅存的德高望重的科技和教育界的奇才,重病之时,前来探望的除了科技、教育界的同仁,自然少不了各级大小官员。钱老没有将问题说给别人,而只是说给了总理,显然是有意为之。原因很简单,教育在我国并不是一项独立的事业,而是在政治强力支配下的一项活动,其主导者是一代或几代国家政治领导人及一届或几届中央政府,而不是名义上“管”教育的某位教育部长。钱老将这个问题说给总理,是因为他非常明白这个问题只有在国家领导人的层次上,只有自上而下,经过相当长时期艰苦卓绝的努力才能够真正解决。

参考文献:

［1］政府工作报告［N］.沈阳日报，2011-03-16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N］.沈阳日报,2011-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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