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洪冰

(海南大学 应用科技学院，海口571101)

一、文献综述

幸福是一个古老而永恒的话题。对幸福的论断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苏格拉底对幸福和智慧关系的阐释［1］。在随后的几千年里，思想者们对幸福的思考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化过程，但他们不仅未能揭示幸福的本质及来源，反而使这种形而上的思考因越来越偏离人们的现实体验而陷入困境。在此背景下，伦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等学科开始逐步借鉴科学研究的方法对幸福进行实证探索［2］，其中研究最深入最系统的就是精神卫生、生活质量、老年社会学等领域对主观幸福感的研究。

(一)主观幸福感

主观幸福感专指评价者根据自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性评估，具有主观性、整体性、相对稳定性的特点［3］。一般认为它由情感和认知两大基本成分构成，其中情感成分又由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两个相对独立的成分构成，认知成分即个体对自己生活整体满意程度的评价［1］［4］。已有的研究发现主观幸福感是由多种因素的复杂作用而形成的。Diener将这些因素区分为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两大类［4］。尽管主观和客观因素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主观幸福感发生变化，但是客观因素只能解释主观幸福感较小部分的变异，而且还往往是通过主观因素间接起作用的［3］，相对而言主观因素具有更为重要的作用。

(二)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社会支持是指个体所感受到的来自其所在的社会网络成员的关心、尊重和重视的一种行为和信息，直接反映着个体与社会联系的密切程度和质量［5］。大量研究表明，社会支持是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影响因素。但是社会支持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目前并没有一致的说法。一种说法是认为社会支持可通过提供各种帮助，增加个体的喜悦感和归属感，形成个体的积极自我评价，提高个体自尊心、自信心;在应激条件下可以阻止和缓解应激反应，安定神经内分泌系统，从而增加个体积极情感并抑制消极情绪，对幸福感有普遍的增益作用［3］［6］;但也有研究认为不同类型的社会支持对主观幸福感及其组成成分分别有着不同的影响，社会支持的作用表现出明显的特异性［7］;还有研究认为社会支持的作用部分甚至全部归因于能力或与社会支持有较高相关的人格变量，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受到人格的影响［3］。

(三)人格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人格是个人内在的动力组织及其相应的行为模式的统一体。在主观幸福感的诸多影响因素中，人格因素常被看作是主观幸福感最有力最稳定的预测源。从已有的研究来看，人格对主观幸福感的作用是极其复杂的:人格不仅可以直接影响着主观幸福感，而且可以通过影响其他变量进而影响主观幸福感［8］。人格对主观幸福感的直接作用主要体现在不同人格个体主观体验心理倾向上的差异。根据幸福感的从上到下理论，人是有快乐素质即以积极方式体验生活的倾向的［3］。相关的研究也表明，不同的人格特质会导致不同的积极情感、消极情感和生活满意感。而对于人格对主观幸福感的间接作用，不同的理论指出了不同的中介变量。但总的来说，人格主要是通过情绪反应、应对方式、加工情绪性信息的方式和主观幸福感的基准水平等内在因素对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的。

(四)问题的提出

如上所述，主观幸福感作为衡量个体生活质量和心理健康水平的重要心理指标，受到了各领域尤其是心理学、社会学的广泛关注。研究者们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已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是由于主观幸福感本身的复杂性以及影响因素的多样性，他们对很多问题的看法仍未达成共识。很多问题都存在着争议，仍需要进一步的澄清和验证。因此，本研究以大学生为调查对象，拟在描述主观幸福感状况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人格与社会支持同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选取海南省7所高校330名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剔除信息不全、规律作答问卷后，共获有效问卷294份，其中男生118人，女生176人。

(二)测量工具

1．艾森克人格问卷(简式中国版)

艾森克人格问卷(简式中国版)即(EPQRSC)由 H．J．Eysenck等在艾森克人格问卷(EPQ)的基础上编制，由北京大学心理系“EPQRSC修订协作工作组”修订。量表由内外向性、神经质性、精神质性、社会掩饰性四个分量表组成，共有48个项目，具有较高的信效度。其中各项目与所属量表的相关系数均在0．33～0．64之间，重测信度在 0．67 ～0．88 之间［9］。

2．领悟社会支持量表

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SSS)由Gerg Zimet等人编制，姜乾金等人翻译。量表由家庭内源性支持和家庭外源性支持两个分量表组成，共有12个自评项目，各项目采用7点计分法。社会支持总分由两量表的得分累计而成，分数越高，得到的总社会支持程度越高。其中家庭内源性支持、家庭外源性支持分量表和全量表的α系数分别为0．87、0．85 和 0．88，重测信度分别为 0．85、0．75和 0．85［10］。

3．总体幸福感量表

总体幸福感量表(GWBS)由Fazio修订，用于评价个体对幸福的感受。量表共有33个项目，各项目采用3点到11点计分法，得分越高，幸福度越高。量表单个项目与总分的相关在0．48和0．78之间，内部一致性系数男性为 0．91，女性为0．95;重测信度为0．85;并与焦虑量表和抑郁量表有较高的一致性［10］。

(三)施测程序与数据分析

采用集体施测方式，以教室为单位进行调查，调查时间均为25分钟。数据采用SPSS13．0软件包处理，其中运用了描述性统计、方差分析、多元线性回归等统计处理方法。

三、研究结果

(一)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基本状况描述

大学生总体主观幸福感的平均得分达109．75分，显著高于总体幸福感量表理论上的中性值84．5 分，其中 t(1．293)=32．996，p ＜ ．01。进而对不同性别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的得分进行T检验知，主观幸福感得分在性别上不存在显著的差异。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总体描述及性别比较

(二)人格特征、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1．不同人格类型、社会支持水平的主观幸福感比较

根据艾森克的人格类型说，参照艾森克人格问卷简式中国版的学生常模，将被试分为四类:内向稳定型(粘液质)、内向不稳定型(抑郁质)、外向稳定性(多血质)、外向不稳定性(胆汁质)。再根据社会支持的总分按Z＜－1、－1＜Z＜1、Z＞1的标准将被试分成高分组、中等组、低分组。然后以人格类型和社会支持水平为自变量，以主观幸福感总分为因变量进行方差分析知:人格类型和社会支持水平并不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F(6，282)=1．699，P=0．121 ＞0．05)，但是人格类型和社会支持的主效应却都达到了显著水平，其中社会支持的主效应为 F(2，282)=3．524，p=．031;人格类型的主效应为 F(3，282)=15．597，p=．000，如图1。

图1 人格类型、社会支持水平对主观幸福感的交互作用

进一步分别对不同人格类型和社会支持水平下主观幸福感得分进行多重比较发现，四种人格类型中，抑郁质的主观幸福感水平最低，多血质的主观幸福感水平最高;社会支持高分组和中等组的主观幸福感水平显著高于社会支持低分组。

与国外相关研究结果比较，分别以内外向类型、神经质类型与社会支持水平为自变量，以主观幸福感为因变量进行方差分析。结果发现，内外向性、神经质性与社会支持的交互作用均未达到显著水平，但是内外向性(F(1，288)=11．681，p=0．001)、神经质性(F(1，288)=52．54，p=0．000 ＜．05)、社会支持(F(2，288)=5．196，p=0．006)的主效应均达到了显著的水平。进一步分析可知:外向者的主观幸福感显著高于内倾者(t=4．016，p＜．05);情绪稳定者的主观幸福感显著高于情绪不稳定者(t=8．553，p=0．000);社会支持高分组、中等组、低分组的主观幸福感水平彼此差异显著，且社会支持水平越高，主观幸福感水平越高。

表2 不同人格类型的主观幸福感差异状况

2．人格特质、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1)人格特质、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分析

对人格各维度与主观幸福感进行相关分析可知:神经质性与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负相关，说明个体的情绪越稳定，主观幸福感水平越高;内外向性与主观幸福感均有显著的正相关，说明个体外向的倾向越明显，主观幸福感水平就更高;精神质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却未达到显著性水平，说明两者的共变关系并不明显。

表3 人格特质、各类型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系数

(2)人格特质、社会支持对主观幸福感的回归分析

为进一步明确人格特质、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相互关系，运用迫选式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的方法，分别以各人格特质、不同类型的社会支持为预测变量，以主观幸福感、社会支持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下。在以主观幸福感为因变量时，内外向性、神经质性和家庭外源性社会支持对主观幸福感有较好的预测作用，三者可以解释总变异量的37．7%;在以家庭外源性支持为因变量时，精神质性和内外向性有较强的预测力，二者可以解释总变异量的10．6%。

表4 人格特质、社会支持对主观幸福感的回归分析

由于各人格特质和各类型的社会支持是相对独立的变量，因而可以通过多元回归建立变量间的路径模型，并以标准偏回归系数作为路径系数。根据理论假设和多元回归分析的结果，建构人格特质、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的路径图，如图2。经检验，该模型与其饱和模型的拟合优度较好，Q 值为0．9440。

图2 人格特征、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路径图

由图可知，人格特质、社会支持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主要通过内外向性→主观幸福感、内外向性→家庭外源性支持→主观幸福感、精神质性→家庭外源性支持→主观幸福感、神经质性→主观幸福感四条途径实现的。即内外向性和神经质性对主观幸福感均有直接的影响;但内外向性还可以通过影响家庭外源性社会支持进而影响主观幸福感，但神经质性对主观幸福感则不能通过社会支持产生间接影响。

四、讨论

(一)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现状

首先，从调查的结果来看，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处于中等偏上的水平，这与关于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已有研究结果［11］［12］是比较一致的。研究者认为这是大学生特殊的年龄特点和生活环境的产物［12］。首先，从已有的研究来看，关于主观幸福感年龄差异的研究发现20岁左右是主观幸福感的高峰期，随后便开始呈现下降趋势［11］［13］;其次，从身心特点来看，处于青年期的大学生一方面自我意识已发展到了较高的水平，有着丰富而敏锐的自我体验，而且勇于尝试，可以敏锐地察觉到自己潜力的实现，体验到自我的成长和扩展［14］，另一方面身体状况多处于生命周期的最高点，精力比较充沛，健康水平也较高［13］，从而主观幸福感的整体水平也较高。

其次，调查发现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这与国内一些相关研究［15］结果一致。但是总的来看，目前关于主观幸福感性别差异的研究无论在任何年龄群体中都没有得到很一致的结论［16］［17］。也许正如 Fujita 等所言，女性群体有着更多的极端情感体验，但是由于女性在体验到更多更强烈的积极情感的同时也体验到了更多更强烈的消极情感，二者相互平衡，故从整体来看，主观幸福感没有出现明显的性别差异［17］［18］。但究竟是什么原因仍需要进一步的验证。

(二)人格、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1．人格类型、社会支持水平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国外相关研究表明内外向类型及神经质类型与社会关系存在着显著的交互作用，具体地说即内向个体的社会支持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更为显著，而对于社会关系较少和高神经质的个体，外向性的影响更大［3］。本调查并未发现人格类型与社会支持的交互作用，即无论是对于内向者还是外向者，无论是高神经质个体还是低神经质个体，社会支持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基本是相同的。进一步分析发现对于四种人格类型的大学生来说，社会支持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是不存在任何显著的差异。这种差异可能是文化作用的产物。已有的跨文化研究也表明关系满足是影响主观幸福感的重要文化变量之一［19］。在中国这一关系取向的文化氛围下，人际关系的差序格局和观念行为的他导性共同发挥作用，使得个体为寻求关系的满足，不得不对已有的内团体成员即社会网络成员表现出更普遍的依赖性［20］。因此不同人格类型群体的社会支持发挥出相同的作用，似乎是中国这一独特文化环境下的必然产物。

2．人格特质、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根据路径分析的结果，内外向性不仅可以直接影响着主观幸福感，而且可以通过影响家庭外源性支持间接影响主观幸福感，但是神经质性对主观幸福感只有直接的影响，却无法通过社会支持对主观幸福感产生间接影响;精神质性可以通过影响家庭外源性支持对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却无法对主观幸福感产生直接的影响。这与Stokes［21］的结论是一致的。只有精神质性与内外向性对家庭外源性支持产生了影响，这可能是这两种人格特质更多地与社会性、宜人性及社交能力等相联系，对个体从家庭外其他社会成员处获得社会支持的难度有更大影响的缘故。这一结果似乎支持了前人的说法，即社会支持的作用可能部分或全部归因于能力或与社会支持有较高相关的人格变量［3］。

结果还显示，精神质性可以通过社会支持间接影响主观幸福感，这也是其他研究很少提到的。这说明精神质性对主观幸福感而言很可能也是重要的，只是更多地通过间接作用获得的。而且国外也有研究显示精神质性与主观幸福感是有一定关系的，只是目前更多的测量工具不利于揭示二者的关系而已［22］。

(三)人格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首先，从人格类型带来的个体差异来看，根据对四种人格类型群体主观幸福感水平多重比较的结果，多血质个体的主观幸福感水平最高，抑郁质的主观幸福感水平最低。在这一点上，与国内已有的研究结论［16］［23］是一致的。而且根据方差分析的结果，从总体上看，外向者的主观幸福感水平高于内向者，情绪稳定者的主观幸福感水平又高于情绪不稳定者。多血质个体集二者优势于一身，相对于在两方面都处于劣势的抑郁质个体有更强的主观幸福感是必然的结果。而胆汁质和粘液质个体可能是由于在这两方面都是既有优势也有劣势的缘故而没有明显的差异。

其次，从人格特质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分析来看，神经质性和内外向性与主观幸福感有着相对密切的关系，但精神质性对主观幸福感无很大的直接影响。这一点也已为大量跨文化研究验证，可能两种人格特质对主观幸福感的作用的确是可以归结为先天气质性的作用而具有跨文化的一致性。根据人格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理论，这种气质性的作用主要是通过影响情绪反应、应对方式、加工情绪性信息的方式和主观幸福感的基准水平实现的［3］［4］［24］。

最后，在神经质性与内外向性相对重要性问题上，结果表明与内外向性相比，神经质性不仅与主观幸福感有更高的相关，而且可以单独解释主观幸福感的更大变异。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Vitterso的说法即神经质性而非内外向性是主观幸福感的更好预测源。Vitterso认为这种结果是文化规范和价值观的产物［25］。很多跨文化研究也发现，在集体主义文化下，内外向性与主观幸福感的联系密切程度明显低于个人主义文化［25］。

(四)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首先，从相关关系来看，无论是总的社会支持还是各种类型的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都不高，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与社会支持的关系并不是十分密切。这可能是大学生对关系需求较少的缘故。Rotheram和Borus调查发现青年人的社会支持很少，但是却宣称满意度很高并且表达了很少的需求。国内也有研究表明，我国大学生在遇到麻烦时也不会主动寻求社会支持。Borus认为这是由于青年人没有意识到社会支持的价值的缘故［26］［27］。

其次，只有家庭外源性支持可以单独解释主观幸福感的部分变异，家庭内源性支持对主观幸福感并无太大的作用。这可以看作由大学生社会支持系统结构特征的独特性决定的。由于空间距离以及心理代沟的影响，大学生可能会更易于从家庭外社会网络成员处获得更及时更有效的帮助，这就会使得大学生对家庭内、外源性支持在可利用度上也产生差异性的体验［5］［26］［27］。

此外，如上所述，无论从来源上看，还是从内容特征上来说，不同类型社会支持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是不同的，家庭内源性支持对主观幸福感几乎没有单独贡献。这就说明各种社会支持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是有特异性的，并无普遍的增益效果。这一结论是不支持社会支持的主效应模型的，但至于社会支持在对主观幸福感发生作用过程中，是否会如缓冲效应模型所说只是在应激条件下起阻止和缓解消极反应的作用还是值得进一步验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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