娄跃辉

(重庆市委党校，重庆400041)

我们认为，通过恩格斯的“全面才能→自由分工”思想的重视与研究，亦可能找到把经济学基于效率提高的分工转向以人的才能为基础、因而是具有经济哲学意蕴的分工研究新境界，并可以进而整合已有的分工理论研究成果，形成新的“实践环”分工理论逻辑，这些研究都将对现代化实践产生积极影响。

一、试析恩格斯的“全面才能→自由分工”思想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用“财富创造能力”为核心的时代进步与局限辩证性理论观点，奠定了他的“全面才能→自由分工”思想的一般理论框架。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用易洛魁人氏族、希腊氏族、罗马民族、克尔特人氏族和德意志人氏族丰富的史料为基础，论证了人类从群体再衍生到个体借助家庭、私有制、国家等文明的生活形式与制度形式，大自然在人面前曾经是“陌生的、对立的、不可理解的”，但是，随着创造财富能力的提高，人类从蒙昧、野蛮进入到了文明时代。这就是人类有时代进步与局限性并存的在辩证中获得自由的曲折奋斗历程。文明时代从奴隶制到封建制、现代资本主义的每一级历史时代的阶梯，都是以“财富创造能力”为核心的时代进步与局限辩证性的一个定格。无论是什么具体的社会基本制度及其具体发展阶段，“财富创造能力”都一定会跟随时代进步，这个社会基本制度及其具体发展阶段才能有历史“合法性”根据;同时，“财富创造能力”也一定会有时代局限，它才有进步的必然要求与空间。所以，恩格斯指出，原始氏族制度，尽管从内部人与人的关系看充满平等与血亲温情，但是，这样的制度是必然要被私有制、国家等文明的生活形式与制度形式取代的。因为，在这个制度下人类群体对外部自然界因为没有文明而没有自由，人类氏族内部的平等也是以对自然力的一致盲从为特征的。［1］恩格斯又指出，分工是构成文明社会发展每一个阶段的基本原因之一，分工冲破了生产个人局限而发展了共同生产、共同生产中个人能力又必然提高、共同生产的剩余产品增加必然促进商品交换，财富用道德标准衡量未必高尚但却是文明发展的扎实而持续动力。［2］

恩格斯对他的“财富创造能力”为核心的时代进步与局限辩证性理论观点的规范性理论逻辑阐述，或许要回顾到《反杜林论》。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有两处超越一般世俗眼界、“阶级立场”的论断，明显地表现了他的“财富创造能力”为核心的时代进步与局限辩证性理论观点。恩格斯说，奴隶制尽管用现代道德观点是要谴责的，但是，在古希腊、罗马时代，采用奴隶制是一个历史进步。当时采用奴隶制是一种必需，奴隶制基础上提高了生产力，发展了艺术、科学、国家等社会分工。［3］分工的发展，使社会群体能力、个体能力，无疑都获得了进步。恩格斯还说，当一种生产方式处于上升时期，尽管在这种生产方式中“吃了亏”的人们也对这种生产方式持欢迎态度。比如，大工业兴起的英国工人就是这样。［4］恩格斯在这里说明了一个重要的辩证思维方式:对历史现象不能抽象论是非，要放到特殊历史阶段与环境去分析。比如，剥削一般理论是要反对的，但特殊历史条件下的剥削是应该被允许与欢迎的。比如，大工业兴起的英国工人，尽管会受到资本家的剥削，但是，比起封建庄园制度下的农奴生活还是强多了。当下中国农民工的生活，或许是特殊情况下剥削是应该被允许与欢迎的典型例证。农民工在外资、私营经济干活，其间存剥削是不能否认的。但是，农民工的生产与生活，总体又比传统农民好多了，这也是不能否认的。

正是基于“财富创造能力”为核心的时代进步与局限辩证性理论观点，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比较明确地阐述了他的“全面才能→自由分工”思想。《共产主义原理》，是恩格斯1847年10月至11月间，为12月即将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作理论与舆论准备的文章，文章采用问答式写作。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一方面充分肯定大工业时代促进了“分工愈来愈细”、财富增加促进世界市场及全世界相互开放等历史进步，同时，恩格斯明确指出，当时的资本主义分工是以私有的生产资料为轴心的，这是一种“旧的分工”，其特征是私有制的分工压抑了人的自由与才能全面发展，这种分工是对人的一种异化。明确指出，他们主张建立的新社会将形成一种“全面才能→自由分工”新的分工制度，这种制度可以图示如下:

图1

通过图1可以看出，恩格斯用异化理论批判了私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旧的分工”，这种观点与马克思的分工理论是一致的，与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分析方法论是一致的。但是，恩格斯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全面才能→自由分工”思想，这是马克思分工理论中所未论及的创新观点，且迄今仍未受到学术界、特别是哲学界的重视。

值得指出的是，认为“自由分工”是当下马克思主义分工理论研究中应该指向的重要内容，国内学者亦有持相同观点的。《唯实》2012年4期发表了王虎学题为《马克思分工思想研究回溯》的文章。文章认为，分工问题贯穿于马克思一生的理论研究之中，分工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矛盾运动以及分工理论在整个历史唯物主义体系中的地位及其意义，历来为马克思所重视。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该如何运用马克思的分工理论来解决分工对当今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应该促成“实现一种新的分工形式——自由分工”。

我们认为，无论是斯密用以提高微观生产效率的分工思想，还是私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旧的分工”，其立论前提是着眼于分工的物质技术条件，学术视野都是经济学的“实证”，恩格斯把分工基础着眼于人“全面才能→自由分工”这就把分工这个经济实证问题提到了人学即哲学层面来研究并寻找解决路径。根据恩格斯的观点，分工的效应无疑是要发展分工进而发展生产，但是，发展分工又要冲破生产资料的物的束缚，要把生产资料、教育等社会物的条件，转化为支撑人的才能全面发展的条件，人的才能全面发展了，分工就是人自由拓展的舞台，人在分工舞台上从片面角色向自由才能展示的转化，反过来将促进生产力的更大发展。

二、恩格斯将自由与才能、分工相链接，开创了分工理论研究的新境界

上述引证材料说明，从《共产主义原理》到《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恩格斯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分工思想，立论基础是“财富创造能力”为核心的时代进步与局限辩证性理论，最显著的理论成果是《共产主义原理》中提出的“全面才能→自由分工”思想。恩格斯的分工思想从理论范式看与马克思的分工思想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性表现为实践唯物主义哲学观及其对现代化实践的历史的科学分析。恩格斯的分工思想与马克思的分工思想相比较，又有明显的个性特色与独特的理论创新视角，因而是马克思分工思想不可缺少的补充。这种“不可缺少”，表现为恩格斯将自由与才能、分工相链接，开创了分工理论研究的新境界。

恩格斯的“全面才能→自由分工”思想，开辟了什么分工理论研究的新境界?我们认为，开辟了对分工研究的价值选择导向从“客观条件分工论”到“实践能动分工论”的新境界。查阅迄今关于分工研究的文章，大多数学者都是从社会宏观的发展阶段、水平或中观与微观的行业划分及企业装备水平出发谈分工，强调这种客观现实分工需求对人的一种先在性、限制性。这种“客观条件分工论”的价值选择导向，使反对异化与压抑人的创造力的“旧的分工”的理论基础很难受到根本冲击。唯有“实践能动分工论”，才能使我们找到反对异化与压抑人的创造力的“旧的分工”的理论基础。因为，在“实践能动分工论”的思维方式中，主客观因素的地位才是互动的、辩证的，人的能动性与创造性才有发挥的条件、空间和舞台。正如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说的，在实践框架内，主体与客体、物质与精神在具体条件与情况下都是相对的。一般说来，物质条件是重要的、第一位的，但是，当不创立理论客观物质方面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理论之类精神东西又变成第一位的了。按照恩格斯的“全面才能→自由分工”思想，人们在分工中的自由获得，不仅来自于特定条件下人们与社会宏观的发展阶段、水平或中观与微观的行业划分及企业装备水平的耦合，更来自于人自身才能的全面发展状况。在特定的社会发展阶段、水平与行业划分及企业装备水平条件下，因才能的群体与个体的全面性发展差距，形成了就业能力、收入水平的差距是较普遍的现象。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在寻找就业能力、收入水平的差距原因时，往往容易从社会客观的社会发展阶段、水平与行业划分及企业装备水平去寻找，很少有人从群体到个体才能全面性的角度去分析。这种对现实分工认知的误区，反过来说明了概括、宣传恩格斯的“全面才能→自由分工”思想的重要性。

恩格斯的“全面才能→自由分工”思想的创新内容是在于把分工与才能全面发展、才能的全面发展与分工自由相联系，形成了一个关于“自由分工”的严密逻辑结构。现代社会分工对人的才能要求是专业性与专业相关才能全面性的统一，在专业性与专业相关才能全面性中强调一个方面否定另一个方面都是有害的。在知识经济条件下，人的才能在专业基础上更强调才能全面性这是趋势。只有社会日益增多的成员把才能的专业性基础上的全面性作为终生不懈努力目标且取得普遍成效时，新社会的自由分工构想才能从预期逐步变成现实。

三、整合方法论与“分工实践环”

库恩有一个重要观点，理论创新是以研究方法创新为前提，形成的被可以称之为“范式”的概念，“范式”的概念之间的“不可通约”使得旧理论被替代。用这样的理论思维方式看问题，关于分工理论研究目前亟须解决的是研究方法的创新。具体说来，应该是从比较方法论研究过渡到整合方法论。

查阅改革开放以来关于分工研究的学术文章，虽然专门探讨研究分工的方法论不多。但是，归纳有关文章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不少学者存在事实上“以马克思划线”的比较研究主导的倾向。他们基本上是以马克思的分工思想为标准，要通过阐释归纳马克思的分工思想内容，得出马克思的分工理论比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高、大、全”的结论。这种研究的倾向、方法、路径，事实上不利于科学的分工理论形成。比如，《学术研究》2012年第6期发表了王虎学、万资姿题目为《马克思分工思想的双重逻辑》的文章。文章在谈到分工研究方法论时，也比较突出强调马克思分工思想的辩证方法比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高明。

无论是以亚当·斯密、萨伊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分工思想，还是马克思的分工思想，都是对以市场经济为动力与经济运行条件的现代化过程相结合但不同阶段的分工实践的理论概括。如何看待马克思的分工思想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分工思想的区别与传承中创新的关系?区别高下优劣不应是目的，目的应是找到区别基础上的传承中的创新关系，用“传承中的创新”整合从斯密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分工思想。确立这样的研究思路需重温恩格斯与列宁的有关论述。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有一句名言:不成熟的理论是与不成熟的社会条件相联系的;列宁在《谈谈辩证法》中说，人类的认识之树上有不结果之花，如果我们把本来是认识曲线中的一小段“被变成(被片面变成)独立完整的直线”，我们得到的“它无疑是一朵不结果实的花”。［5］

根据上述恩格斯与列宁的有关论述，我们要看到，斯密与马克思代表了现代化不同阶段的认识真理。亚当·斯密所处的现代化时代是恩格斯所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受欢迎时期，斯密关注分工的效率提高效应是正确的。马克思所处时代是现代化的生产力发展与人的异化悖论凸现期，所以，崔向阳认为马克思形成了关于分工的三重理论框架:［6］“生产力—分工—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构成了马克思分工发展理论的第一层分析框架;社会分工与企业内分工相互促进、相互替代，构成了马克思分工发展理论的第二层分析框架;资本对剩余价值的追求是分工发展的基本推动力，这是马克思分工发展理论的第三层分析框架。所以，我们不宜用比较方法在马克思的分工思想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分工思想中去分高下优劣，而要结合世界现代化的阶段去认识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分工思想到马克思的分工思想之间的认识递进阶梯。

根据现代化本身的历史连贯性、实践累积性，我们完全需要用整合方法处理从斯密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分工思想及其理论成果。

如果用整合方法处理从斯密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分工思想及其理论成果，我们可以看到，在世界现代化过程中，从宏观特别是社会实践的历史角度看，分工链接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具体说来是阶级发育与分工有关，市场经济体制的发育也与分工有关。从社会现实生活的中观与微观看，分工应用实践主客体的循环来看待:从客体讲是行业产业链与企业基于设备及工艺流程的岗位分工，从主体看是与个人才能全面性发展状况相应的自由分工的发展。这种主客体架构并通过市场经济体制这个“经济生活交往”系统或平台，就构成了重点我们应关注与研究的“分工实践环”。这个“分工实践环”可以图示如下:

图2

这个“分工实践环”所以能够从理论上建构并提出，就是整合了从斯密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分工理论研究成果。马克思的“生产力—分工—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发展理论，是这个“分工实践环”的理论主干，斯密与恩格斯的分工思想分别构成了市场经济的现代生产力的主客体方面。

提出这个“分工实践环”的必要性何在?其必要性在于，“分工实践环”才能说明市场经济的现代生产力的分工与传统社会分工的区别。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概括了农业与畜牧业、手工业从农业中分工出来的自然历史过程，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在分析这个过程时强调了人在这个过程中对引起分工发展的历史因素的不自觉，这个结果所形成的奴隶制及其奴隶与奴隶主阶级、商品生产与海外贸易大多数人都是被卷入参与的。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分析的是现代社会从“现实的个人之间的交往”为逻辑起点，到“世界交往(即世界历史)”的横向过程。交往与分工互为因果，形成与促进了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国家与民族的发展。《德意志意识形态》可以看作是提出“分工实践环”的理论依据。《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阐述的分工逻辑与条件是不同的，这种不同就是市场经济的现代生产力的分工与传统社会分工的区别，主要是自发与自觉、纵向历史客观偶然因素“发散冲击”与横向实践主客体“交往建构”的区别。“分工实践环”可以从理论内涵内生与形式上彰显现代生产力的分工与传统社会分工的区别。

什么是“分工实践环”?是指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分工的主客体互动机制。主客体互动机制，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观中才能存在与运作，在现代社会的经济生活中“实践式样”就是市场经济，现代交往也主要是借助市场经济体制的“游戏规则”进行。离开了市场经济，现代经济生活就是虚无!但是，如果不用“主客体互动机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看待市场经济及其分工，分工的异化、片面化将难以避免。因为，如果只看到市场经济条件下行业、企业的技术装备、工艺流程、生产线对分工的刚性需求与约束，必然得出人的分工职业及岗位对应，在技术装备、工艺流程、生产线面前只是附庸，不可能也不需要有所作为。如果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分工的主客体互动机制的“分工实践环”看待分工，我们对人在技术装备、工艺流程、生产线面前的地位与作用或许将有完全不同的看法:一方面，我们要看到与肯定在特定情况下技术装备、工艺流程、生产线对分工有刚性需求与约束的效应，但是，一旦进入生产过程，这种“刚性需求与约束的效应”只是一个弹性区间。生产结果与效率，不仅取决于技术装备、工艺流程、生产线自身的技术客体化先进程度，更取决于社会分工的职业与岗位主体的才能全面发展状况及其对应时空中的主观发挥［7］。同样的技术装备、工艺流程、生产线，生产的效率与质量结果差距甚大的例子并非个别，证明了“分工实践环”的现实存在与作用。

“分工实践环”是怎样的自身结构?由特殊社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为主要内容的历史发展形态及其阶段，从总体上规定着现实的分工结构。具体说来是，时代生产力的性质与水平决定着生产行业的分化、行业的产业链构成及其可能容纳的生产法人数量;人的才能必须首先与社会生产行业对应，形成职业身份的定格，人的才能再在与行业对应的职业基础上与岗位耦合形成生产技能。从社会全景看，生产行业与职业人群及其个体的稳定性较强，生产法人与岗位技能变化性较强。大多数群体或个体在一定时代或职业生涯中都会坚持特定行业与职业，新增行业与跨行业发展，往往不会是常态的分工主流。

值得指出的是，在“后工业化”时代、特别是知识经济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与日俱增的情况下，“分工实践环”的主客体关系在发生着“位移趋向”。在“后工业化”时代、特别是知识经济以前，社会分工的实践结构中，总是行业、企业发展与形成在前，人们根据现有行业与企业的职业分野及岗位技能要求与需求，学习训练职业知识及技能;但是，随着“后工业化”时代、特别是知识经济的发展，人们的“职业与技能抱负、设计、选择的自由度”作用日益增加，这种职业与技能选择的自由度反过来可能创造出新的行业、企业及其职业技能。比如，比尔·盖茨当年作为不愿按常规读完大学的年轻人，这时他的“职业与技能选择的自由度”至少被社会容忍了。盖茨的职业与技能选择的自由度，创造了IT行业及其若干知识经济岗位。如果说盖茨的成功只是个案，那么，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克里斯托弗·梅耶在总结美国硅谷知识经济经验时指出，硅谷以知识作为价值源泉，以创新知识作为生产的中心，结果是新产品、新服务、新岗位以没有想到的状况被创造出来。硅谷创新成功的基础是与充满个性、自由的文化氛围与发挥创造自由为宗旨的职业团队联系在一起的。硅谷的自由组合的职业创新团队与文化:都飘扬着“职业→自由→创新”的旗帜!充满自由精神的职业团队、充满自由的职业与创新互为因果、相互促进，创造了硅谷奇迹。克里斯托弗·梅耶指出，知识经济虽然使美国200万个工作岗位“消失”，但是，却创造了1 800万个新的工作岗位［8］。硅谷的成功说明，在分工、职业、岗位中注入自由的人文精神，可以解放以人的创造力为主要内容的生产力，可以使分工从客观的定格现实存在转化为创新推动下的发展存在。这或许是研究与提出“分工实践环”的价值。［9］

四、恩格斯的“全面才能→自由分工”思想的三重现实意义

我们认为，恩格斯的“全面才能→自由分工”思想虽然已经提出一百多年了，但是，这一思想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以创新、创业为动力转变增长方式的阶段其指导性与日俱增。这种指导性具体表现为三重现实意义:

第一重现实意义是“全面才能”应该成为普遍的成才价值导向。中国是从计划经济、自然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在计划经济、自然经济时代，“铁饭碗”与不发达分工及经验型技能使人们对“饭碗”看重而忽视“技能→才能”。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与分工发展及其职业多样化与技能竞争水平日益提高，给人形成的表面现象是“就业难”与“大量高技能岗位”虚位并存。在这种情况下，相当数量的人(特别是包括大学生在内的年轻人)仍以“找个饭碗”为成才价值导向，并未以“全面才能”为普遍的成才价值导向。其结果是相当多的人一旦有了“饭碗”，便惰性日生、不思进步、工作以过得去为标准，缺乏终生学习和“本领恐慌”的自觉，这对社会进步的阻碍是明显的。我们如果去发达国家考察就会发现，那里从公务员到公司职工，在就业后不断自觉、自费学习，已经成为普遍的习惯，这应该是发达国家迄今仍在国际产业链“微笑曲线”高端的真正原因与基础。可是，当下中国劳动者普遍缺乏在就业后仍主动不断“充电”的自觉，就业后只要不被“指派”或“选派”，休闲时间宁愿浪费在麻将桌或“斗地主”中，也难以主动学习不断完善与提高自已，这就是未以全面才能”为普遍的成才价值导向的证据。中国要冲破“中等收入陷阱”，从“中国制造”飞跃为“中国创造”，各层次的劳动者才能的全面发展是不可缺少的条件与力量源泉。

第二重现实意义是社会教育体制应该以“教育与生产结合”为指导进行构建。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在谈到如何使每个人得到全面发展、形成全面才能时，多次强调教育的重要性。因为，人除了智力因素受先天遗传影响外，才能是不能遗传的，才能形成的前提是接受现代系统化、专业化的教育。没有现代系统化、专业化的教育为前提，就不可能形成现代化意义上的技能，更别说“全面才能”。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提出了“进行生产教育”的概念［10］，并认为这种教育可以使年轻人熟悉整个生产系统，使他们对生产部门、工种有不断增加的选择权利。教育怎样与生产结合?怎样进行生产教育?这些具体问题不可能苛求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为我们解决。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实践中，我们逐步探索出了有中国特色的实现教育与生产结合、进行生产教育的做法。总的来讲，是推动高等教育、高层次理论研究与生产结合;把高层次技术岗位变成创新平台。北京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是高等教育、高层次理论研究与生产结合的典型。北京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实际上是一个高端全面人才的特区。目前中关村海归创业人才1．5万人;北京地区入选中央“千人计划”的海外高层次人才达到311人，其中80%在中关村地区。这个“人才特区”以人才的创新成果向项目转化为基础构建，深入挖掘国际领先的科技成果，建立备选项目库;建立专家库，进行技术、市场、团队、管理等综合评价，筛选出一批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产业带动作用强的项目;然后发挥中关村与北京市重大项目联席会议集中决策、统筹支持的作用，加快推进项目落地。鞍钢是把高端技术工人培养成为具有全面性创新能力的企业之一。从1994年开始，鞍钢开展了先进操作法命名评选活动。到2006年共评选命名了8批70项先进操作法。值得指出的是，鞍钢工人的才能全面化基础上的创新是把“创新领队”作用与团队作用结合的。鞍钢有个“李晏家技术攻关小分队”，两年中完成81项技术革新，创效1 400多万元。

第三重现实意义是基于全面才能与自由分工的辨证思维方式，可以有助于使整个社会生产与生活预期归于理性。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发展动力，好处是发展机会、空间可以不断被开拓与创造出来，因而发展的速度及民众参与的深度和广度是任何其它体制无法比拟的。但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与分工发展同行的优胜劣汰竞争作用下，群体与个体利益差距的鸿沟也是其他体制所没有的。在社会合法主导兼有非法存在、合理差距与不那么合理差距并存的现实面前，“分工→才能→职业→收入”的关系仍然是基础性的东西，人的简单思维与“怪人难怪已”的人性弱点，都容易脱离才能及全面性来看待分工、职业、收入，一系列怨恨、嫉妒、不满等非理性情绪及行为都可能发生。如果将个人与群体才能及全面性与分工、职业、收入进行多角度的链接和因果分析，社会在经济利益上的理性认识水平将大大提升，这是社会转型的“矛盾凸现期”所亟须的。

［1］［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卷)［M］．人民出版社，1972：94，170-173．

［3］［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3卷)［M］．人民出版社，1972：220，188．

［5］列宁．列宁选集(2 卷)［M］．人民出版社，1977：715．

［6］崔向阳．马克思的历史视角分工发展理论及其当代价值［J］．当代经济研究，2011(8)．

［7］郝欢．恩格斯社会发展合力论的理论价值［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

［8］克里斯托弗·梅耶．创新增长［M］．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

［9］康兰波．恩格斯自由和必然思想与信息时代人的自由［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

［1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