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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韦尔奇小说中文化身份的嬗变

2012-08-15陈文益邹惠玲

关键词:罗尼韦尔奇部族

陈文益,邹惠玲

(江苏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徐州 221116)

一、引言

殖民时代以来,宗主国通过对被殖民者语言、文化以及地域的控制,使得被殖民者被边缘化。自欧洲殖民者入侵,美国印第安民族就遭受了沉重的灾难,经受了战争、饥馑、疾病、迁移、被掠夺乃至几乎被灭绝的苦难历程。将近五百年的殖民统治和压迫给印第安人留下了难以愈合的伤害,给他们造成了严重的“文化创伤”。这种创伤的标志是印第安部族群体身份的丧失和印第安部族群体意识的淡薄。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红种人权利运动的高涨,以“印第安文艺复兴”四大家为代表的当代印第安作家把印第安口头传统、神话故事与现代写作手法相结合,探讨印第安人的生存之道。其中,最核心的话题就是文化身份,因为“对于当代印第安作家来说,身份是中心问题,是印第安文学的表现主题”[1](P4)。詹姆斯·韦尔奇就是这时期印第安文学的一名生力军。“作为一名印第安作家,韦尔奇非常关注自己部落的历史,在文学创作中去探索和发现部落文化和部落身份的意义。”[2](P1)笔者拟从韦尔奇的小说《血中冬季》和《罗尼之死》中所采取的叙事策略入手,分析当代印第安人对自身文化身份的困惑、怀疑和追求,以此揭示韦尔奇在后殖民时代的印第安文化身份问题上所做的不断探索。

二、在血脉记忆中探寻本真文化

对于美国印第安人而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是印第安历史上可以称之为“分水岭”的重要历史时期,尤其是1968年的印第安运动,加强了各个部落印第安人之间的联系,激发了印第安人所共有的族裔意识,推动他们走到一起,为解决美国土著民族所面临的共同问题而奋斗,回归部落、重返圣地、回归典仪、再现灵视成了印第安人普遍的诉求。这次运动也激发起印第安作家群体的种族自豪感,唤起了他们对独特的印第安文化传统的关注与热爱。

虽然在多元文化的环境中成长,但是,出于对部族困境的清醒认识,更出于对整个印第安部族的深切忧患,这一时期印第安作家的创作主题自觉不自觉地体现出对印第安部族文化传统的认同。印第安作家普遍遵循莫马迪在《黎明之屋》中所构建的“归家模式”。莫马迪在这部著作中,主要叙述脱离部族群体的印第安人如何重返部族祖灵所在的土地、践行维系部族命脉的仪式、重构印第安文化身份。在《黎明之屋》中,莫马迪写道:“虽然我的祖母一生中很长时间都在雨山的阴影下度过,但是美洲内陆丰富的地域景观,所有的季节变化与声音的转化,都成为了她血脉中的记忆。”[3](P114)印第安文化学者威佛认为,“血脉记忆”是文化符码,存在于深层感知的回忆之中,因其根植之深、盘结之牢,所以被比喻成“融于血”[4](P78)。“血脉记忆”是文化召唤的同义词,是针对美国联邦政府以“血液图谱”或“印第安血液的多寡”来鉴定印第安人,为其造册的“殖民论述”的逆写。“血脉记忆”中的“血”并不是生理上的血液,而是美国印第安文化与部落景观以及印第安人代代相承的生活方式的凝结。

莫马迪提出的这种“血脉记忆”受到当代美国印第安作家的大量引用和效仿。詹姆斯·韦尔奇就是其中一位。在他的第一部小说《血中冬季》中,正是“血脉记忆”帮助主人公恢复自己与部族群体、与故乡山山水水的联系,找寻到自己的印第安身份。小说一开始,韦尔奇就向读者描述了主人公的身份危机:“回家已经不再容易,也从来就不曾容易过;现在更是变成了一种折磨……家里的一个母亲加上一个老太婆,对我来说已不重要。对我而言,谁也不重要。也不知为什么,我感受不到爱与恨,也无所谓是与非,我只感到多年来不断在我身体中滋生蔓延的那种隔阂与疏远。”[5](P2)这里的“家”其实并非是主人公母亲在蒙大拿印第安黑脚族保留地的房子,而是印第安传统文化。由于欧美殖民统治长期对印第安实行文化灭绝政策以及来自欧洲的白人基督教的入侵,印第安人逐渐沦为“文化的他者”。小说中本应是部族文化的传承者的母亲却成了天主教徒,而父亲也和传统的印第安父亲大相径庭,成了一个“善于修理出了故障的机器”的“小小的红色美国人”[5](P37)。所以,小说中的无名主人公割断了与部族传统的联系,成为一个没有根基的四处漂泊者,无法认同印第安地域景观。在他眼里,象征着印第安景观核心内容的土地是“被燃烧过的”、“惨淡的”、“浑浊的”、“龟裂的”[5](P2)。印第安人把土地视为万物之母和生命的源泉。根据印第安的古老传说,如果一个部族在一块土地上繁衍过几代人,那么,土地就具备了这个部族所赋予的升级和神奇的力量,展现着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美国印第安作家相信“文化身份,以及个体认同并非来自阶级斗争,而是来自土地”[6](P69)。因此,对于一个对祖祖辈辈繁衍生息的土地有着深深依恋的民族来讲,失去对土地的认同也就意味着失去了自己的根,失去了自己的文化身份。也正是因为人与土地的关系是不可分割的,印第安人对文化身份的追寻演变成了对“家”的回归。博埃默指出,与殖民主义对历史歪曲甚至抹杀斗争的办法就是“回忆过去”……致力于“仪式的回归”[7](P222)。在主人公身份寻求和重构的过程中,韦尔奇极力强调印第安传统典仪的重要作用。主人公通过印第安传统“灵视之旅”的指引,重回印第安部族,拜访一位印第安长者,询问关于他祖母的事情。当得知这位长者“黄小牛”就是那位帮助自己祖母度过1836年寒冬的“猎手”,就是自己的祖父时,主人公脑海中突然浮现出自己的部落先辈们在寒冬里艰难跋涉的场景,仿佛“幻象”一般,他能够感觉到曾与部族先辈们一起走过漫长的求生旅程,也仿佛看见了“凛冽寒风中低声哀鸣的圆锥形帐篷,纷飞的大雪和马鼻中冒出的腾腾白气”[5](P159)。主人公顿悟:“是你,黄小牛,那位猎手。我知道了。答案本能地出现,就像是我血管中的血液告诉我一样。”[5](P160)韦尔奇的这段描述与莫马迪的“血脉记忆”不谋而合,个人记忆含纳了先祖们寄予土地的部族记忆,如基因般代代相传。正如印第安作家荷根所言:“……我们的细胞传承自祖先的细胞,传承自那曾被憎恨、流徙、饥馑掠夺的身体。……在破碎的裂缝里,如一道光芒闪现,那就是灵魂存在的地方,紧接着便是一连串的觉醒 。”[8](P170)了解了部族的历史,主人公建立起自己和部族传统的联系,他长久以来的身份困惑也就解开了。在小说的结尾,韦尔奇通过描述主人公参加印第安传统的“烟斗典仪”,来圆满完成内心深处印第安自我的复活以及回归部落文化、回归印第安的精神之旅。无论是真实的还是“理想化”的回归,“溯源成为了小说人物探寻身份的基本模式”[9](P16)。韦尔奇第一部小说《血中冬季》中的无名主人公的理想化的回归,反映了作者在“印第安文艺复兴”时期对印第安文学“回归传统”主流模式的遵循。

三、夹缝中生存,魂归何处

同许多同时代的印第安作家一样,韦尔奇重视怀旧的策略,对往昔加以理想化,试图通过想象和隐喻,重新构建起被殖民统治破坏的文化和传统,复原本真的文化。这是寻根、寻源,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地方,也是一种对他们所在之地的重新把握。对于印第安民族的知识精英们来说,过去与土地提供了本真的来源。然而,这些城市化的印第安文学精英们在异质的文化语境中成长,他们所接受的教育、所形成的思维模式已经完全不同于民族文化传统。他们在作品中呈现的对民族文化传统的回归,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民族责任感和使命感。但是,随着世界多元化发展,再本真、虔诚的回归也很难抹杀异质文化留下的印记,更何况当异质文化占统治地位时。

从韦尔奇的小说和诗歌中可以看出,都市印第安人成天毫无目的地在白人城市游荡,由于传统的文化之根已经被切断,再也无法回到过去那种有意义、有安全感的生活之中。随着传统文化的终结,“印第安人作为一个种族的历史实际上也随之终结”。尽管日子还在一天一天地过,但生活的意义和目的已经荡然无存,剩下的只是对往昔的无尽怀念和向往。

1979年,也就是《血中冬季》出版后第5年,韦尔奇的第二部小说《罗尼之死》问世。与第一部小说一样,小说仍然讨论当代印第安人的身份问题。但是,在这部小说中,韦尔奇给读者展现了一个完全不同于《血中冬季》的当代印第安人的身份危机和结局。

小说主人公罗尼是个混血儿,父亲是白人,母亲是印第安阿齐纳族人。罗尼几乎对身为纯种印第安人的母亲一无所知。父亲是个酒鬼,也从不想认他这个儿子。惟一的姐姐很早就离开保留地,两人偶有书信往来。因此,无论是对于白人世界还是印第安部族,罗尼都感到完全的疏远与隔阂。当罗尼的白人女友雷亚揶揄他有两个祖先时,罗尼回答说:“一个人可以是印第安人,又可以是白人,这还真不错。但更好的要么是白人,要么是印第安人。无论哪一种,都比混血人要好。”[10](P14)罗尼的这番话正是许许多多混血印第安人的心声。印第安文化和白人文化有着巨大的差异。经过教育而在文化上“脱胎换骨”的印第安人并不多见,大多数变成了文化人类学家所说的“身负两种文化的人”,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文化边缘人”。这些人身上的印第安文化之根残存,同时受到白人文化的强制灌输,或多或少吸收了其中的某些成分,于是变成了文化的混合体——一个在两种文化的夹缝中生存而无根可依的人。

林肯在《美国印第安文艺复兴》中写道:“许多印第安人仍然在夹缝中过着最凄惨的生活。”[11](P20)在现实生活中,混血的罗尼饱受作为“边缘人”的痛苦,“缺乏对印第安部族或是白人世界必要的意识和认知能力”[1](P148),被印第安人和白人疏远、隔离。每天,罗尼都呆在家里吸烟喝酒,在烟雾缭绕中,他隐约看见一只“飞行的鸟”[10](P20)。这只鸟每晚都会出现。罗尼“试图从中洞悉某种意义,但是如同来自白人文化的香烟和红酒一样,这只鸟亦幻亦真,难以捉摸”[10](P21)。他“认为它是我母亲族人派来的灵使”,并“试着去参悟其中奥妙,但是我不知怎么做”[10](P25)。在印第安传统文化中,鸟经常扮演着信使的角色,而罗尼幻象中的这只黑鸟就是其母亲所在的阿齐纳族的“神的使者——巴哈”。由于缺乏对部族传统文化的了解,罗尼无法参透个中涵义。然而,对于罗尼而言,族人和部族文化意味着什么?罗尼眼中的印第安人就是那些按照印第安方式生活的老酋长们以及那些早已去世的人,而印第安文化就是遥远过去的一部分。显然,这是本质主义文化身份的体现。欧文斯指出,罗尼对印第安文化的认同使自己沦为“认为真正的印第安人是人工制品的权威话语的牺牲品”[1](P152)。这种静态的身份观是殖民统治者用白人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念衡量其他族裔的带种族偏见的民族主义。换句话说,罗尼以印第安中心主义的观念对抗欧洲中心主义,走向了另一种二元对立的逻辑。

同样,就罗尼而言,对于形成后来西方世界思维模式和看待人与世界关系的方式的基督教和圣经也“如同谜一样”[10](P105)。小说一开头就写道,罗尼在观看球赛时,头脑中突然闪现出圣经《创世纪》里的一句话: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到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这句话其实显示了基督教对人的看法,即“人的本真不在于自身,而在于上帝,上帝是灵”[12](P37-38)。罗尼很诧异自己怎么会记起这句话,他猜想可能是“因为他曾经上过白人的寄宿学校,曾经住在牧师的家里”[10](P105)。无论如何,这句话“使他感到烦扰”,虽然他一直尝试去查询这句话的含义,但是,“他不敢这样做”,他怕如果他知道以后,“后果会很糟糕”[10](P105)。由此可见,罗尼虽然身为印第安与白人的混血儿,但是,他知道他在白人社会是不可能得到认同的。在白人眼里,他被视为“大桔子”[10](P3)。当参加白人的聚会时,白人要么对他“视而不见”,要么“避而远之甚至做鬼脸”[10](P41)。他的有钱的白人女友雷亚之所以找他当男朋友,完全是因为罗尼的“深色皮肤和头发”等与众不同的外貌让她觉得自己很特别。但是,每当“想象和罗尼一起生活,就觉得空虚。而带罗尼去见她的父母、朋友、祖父,简直是灾难中的灾难”[10](P26)。由此可见,白人社会的种族偏见绝对不会接受、认可白人和印第安人之间的婚姻,两者的关系以罗尼提出分手而宣告结束。

正如Allen所言:“身份的丧失可能会导致个体和群体的死亡。”[13](P135)在小说的结尾,罗尼在一场如同“印第安典仪般的捕猎”中[1](P152),因把高中好友看成“熊”误杀而被通缉。最终,罗尼选择被母亲部族视为圣地的“使命谷”作为自己生命历程的最后一站。在主动开枪引起警察注意并被射杀这一如同“印第安勇士”般的壮举之后,罗尼“看见那只黑鸟拍打着翅膀飞向遥远的地方”[10](P175)。

由此可见,“罗尼的死”反映出韦尔奇对固态的文化身份的质疑以及对印第安文化身份的更为现实的看法。回归本真文化已经变得不可能,因此,纯粹的、同质的文化身份也是不可能的。那么,对本真文化的执着并试图构建本真文化身份也变得不可能,因为文化身份总是时时刻刻被塑造、不断被重新定位与建构的。对于当代印第安人而言,“定型是现实的错误再现……是被殖民者否认了差异的可能性”[14](P75)。只有将文化身份置于印第安部族的整个发展历史以及多元化、全球化的现状中,通过与异质文化的比较,才能真正构建本民族的文化身份,从而打开一扇印第安民族的生存之门。

四、道是“无根”却“有根”

罗尼的悲惨结局——死,印证了“在一个多元混杂、异质共存的世界里,所谓文化的本真性,语言的纯粹性,那是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得到的”[7](P240)。然而,罗尼的姐姐凯特却没有因为身份的困扰而走上不归路。相反,凯特通过自己的努力供职于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印第安事务所”。在获得尊严和地位的同时,也为美国印第安人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这也证明了韦尔奇在不断展示当代印第安个体如何认知、适应以及应该如何应对多元文化世界的同时,积极探索当代印第安人文化身份的构建。

无论是韦尔奇还是其他美国印第安作家,都深深明白“文化身份”的重要意义,也深谙“只有通过文化身份的重新书写,才能确认自己真正的文化品格和文化精神”[15](P30)。但是,问题是如何在白人主流文化中重新确认自己的身份,寻找新的文化认同。韦尔奇作为本身有着混杂文化背景的作家,一直运用白人的语言和形式来写本土的故事,因此,不可避免地,他在“修正语言、叙述风格以及对殖民者或侵略者所做的历史再现”的同时[7](P264),强调杂交,也就是巴巴提出的“第三空间”或“双重身份”。巴巴的双重身份并非指两种不同的文化和两种异质的文化身份,而是两种文化共存的“双文化主义”。就后殖民作家而言,就是要构建一个让异质文化产生聚合的地方,构建一个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杂糅身份。

与传统刻板的美国印第安人的未开化野蛮人的形象不同,凯特高雅而又充满魅力的“高挑、纤瘦、黑猫般夺人眼球”的形象引起了印第安人和白人的关注。她佩戴着纳瓦霍部族女子手工做的“花形项链”,梳着印第安妇女常见的“拱状发型”,除了指向“泛印第安身份”的着装之外,凯特还穿着从“凤凰城的西部专卖流行衣服的小商店”买来的高跟鞋、宽松短衫以及羊皮夹克。除了服饰之外,凯特家中的装饰品也凸显出泛印第安传统与多元文化的融合:“房间简朴而温馨。几件丹麦家具,几张手织的希腊厚绒粗地毯铺在硬木地板上,三幅加框的印第安艺术家的画作。其中两幅画的是印第安舞者……”[10](P164)不难看出,凯特虽然认可并接受欧美文化元素,但她拒绝远离自己的文化之根,拒绝割裂自己的印第安传统。作为成长于两种异质文化中的韦尔奇,这段描述显然表明了作者对文化调和的认可:只有跨越与融合,摧毁二元权力结构,才能在文化杂交上重新建构起文化身份。

美国“全国印第安青年理事会”主席克莱德·沃勒尔曾在1968年发表文章,概括了印第安人的五种类型,并指出无论是“一切向白人看齐的、被冠以小小的棕色美国人”的类型,还是“愤怒的民主主义者”类型,都不是理想的印第安人形象,因为他们都没有在美国社会找到自己的位置。韦尔奇笔下的凯特不仅成功地融入了白人主流社会,而且她为了使印第安人获得更多的教育机会,经常“与许多来自保留地的教育专家商谈”[10](P164)。她的成功源于她对教育的笃信,她认为“接受教育是摆脱现状、出人头地的途径”[10](P90),也“期待教育能使其他印第安人像她这样摆脱边缘化的困境”[10](P165),通过接受白人教育,用所学到的知识为自己族人服务。凯特“逐渐成了更多印第安人在美国主流社会的发声筒。她以印第安人的身份为印第安人说话”[16](P37-38)。

通过凯特对作为文化内涵的重要构成的服饰和内饰的选择以及她的事业上的成功,韦尔奇无疑表现了“文化混杂”的可能性。这种既有传统元素,又兼有殖民与后殖民文化特征的混杂性催生出新的文化身份,也就是当代美国印第安人的杂糅身份。这种身份超越了中心和边缘的对立,消解了等级性的种族观念和民族概念,为印第安部族开辟了一条全新的生存之路。

五、结论

从《血中冬季》中无名主人公的理想化的回归传统,到《罗尼之死》中罗尼的悲惨结局,继而到凯特杂糅文化身份的建构,作家韦尔奇不断思考、探求当代美国印第安文化身份和生存模式。他认为,当代印第安人应该在坚持本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以辩证的态度汲取白人文化中有益于本族发展的因素,构建当代印第安杂糅文化身份,从而使印第安传统文化得以传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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