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大立

（桐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人文系，安徽 桐城 231403）

养生立德并重，健身立学皆成
——从《谕儿书》谈吴汝纶的养生健身教育思想

程大立

（桐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人文系，安徽 桐城 231403）

晚清教育家吴汝纶在写给儿子的书信《谕儿书》中，从中西文化观出发，提出了心理与身体并康、天道与人心相顺、养生与养德并重、健身与立学相谐等科学教育思想，在当时社会具有进步意义，对当今家庭教育也有启示作用。

吴汝纶；教育思想；《谕儿书》；养生；健身；养德；立学

一、吴汝纶及《谕儿书》

吴汝纶(1840—1903年)，字挚甫，安徽桐城人，清末教育家，桐城派晚期的代表人物。吴汝纶一生显赫，他担任过深州和冀州等地方官吏，治政有绩；他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影响深远。为官时支持教育，亲自授课，以至“民忘其吏，推为大师”；担任莲池书院8年山长，改革中国传统教育；赴日本考察学制，对中国近代教育体制产生重要影响；回乡创办桐城学堂，开中国近代新式教育新河。更为可贵的是，作为父亲，吴汝纶十分重视家庭教育，对子女实施严格而科学的教育与培养。他的儿子吴闿生，青年时曾患有严重的肺病，在吴汝纶的悉心调教下，不仅病愈身健，享年73岁高龄，而且学有成就，成为桐城派的最后守望者。

本文拟以吴汝纶写给儿子吴闿生的58封家信所结集的《谕儿书》，分析其养生健身的科学教育思想。

二、吴汝纶的养生健身教育思想

清朝末年，西方科学与文明传入中国。虽然国运日衰，但“以人为本，强身报国，顺应时变”的思想越来越多地被人们所认同和接受。也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吴汝纶对儿子的教育，体现了中国近代家庭教育最为先进的思想和人性化元素。通过《谕儿书》，我们看到，吴汝纶养生健身的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心理与身体并康的健康观

今天，人们知道健康概念包括身体和心理两个方面。但在19世纪下半叶，由于经济贫困和知识贫乏，人们只着眼于解决温饱维持生命，只重视肉体健康。吴汝纶则较早关注心理健康教育，在《谕儿书》中，他提出了3种心理疾患对人的身体大有害处。一是“性急”，也就是急躁。“汝性如此急迫”[1]577，他认为这种性格对于学习、对于身体保养和品德修养都没有好处。二是易“怒”、易“愁”。“勿着急，勿恼怒，勿愁，勿作损身之事”[1]587。他认为“急”“怒”“愁”等心理状态，最大害处就是“损身”。三是性格“偏狭”。“汝性偏狭，事有不如意者缭绕不去怀，不然则与人不平，见于词色，此皆病痛，宜自检点改过”[1]588。他分析，偏狭者常将小事郁积于心，必然会产生忧愁、苦闷，这就是“病”的表现；若再遇一小事，心中不平自然要发之于外，没有好脸色好言语，伤害别人的感情，也伤害了自己身体。

针对上述心理疾病，吴汝纶认为，学习上“宜渐学宽闲，于养身养德皆有益也”[1]577。他还认为身体健康除了平时的保养和珍重外，更要以平缓的心态去生活。“要时时善自将养，身固宜珍摄，心尤要宽缓和平，乃不生疾也”[1]578。

2.天道与人性相顺的生命观

健康是快乐而幸福的生命状态，如何获得并保持健康？《谕儿书》提出了天道与人性相顺的生命观，也就是顺应自然规律、生理节律和科学定律，积极锻炼身体，提高生命质量。

自然是人生存之源，必当知其利弊。“大风大雾勿出”[1]585，“东京若人烟稠密，便不相宜，以时出郊外游为善。住房必通空气，饮食不合宜者勿食”[1]588，“冬令往长畸过冬。彼地略与江南同纬线，必温和宜冬，尤宜养肺。汝肺既弱，不宜冷地，幸勿安土重迁”[1]593。吴汝纶从住所的空气质量、地理纬度、温度因素等角度，提出顺应自然环境，不宜逆向而动的观点。身体是生命之本，必当知其优劣。“肺之为物最脆，既有病兆，即宜销患无形，此大事也”[1]578。“昼日勿睡，睡必盖覆，勿受寒”[1]585。然而，顺应并不是被动的，也可以主动作为。“自灵岩至彼，往返垂卅里……早晚在近山恣意游行，上下山能健筋骨，益肺气也”[1]584。“自行体操甚善，望行之有恒”[1]603。即使身有疾患，也并不可怕，依据身体状况，适当进行锻炼，也会祛病强身。“有暇在山中阴凉处游行最佳……能早晚时时骑马尤佳，但步行骑行，均勿劳乏”[1]584。“但似汝等，只可软操，其兵式操，自可不必，则气体无由结实也”[1]603。

以上观之，吴汝纶充分认识到“天道不可违，人天当相谐”，具有尊重自然规律和身体节律的科学思想，这对当时尚处在愚昧和麻木之中的人们，是多么重要的警示。

3.养生与养德并重的人生观

吴汝纶认为，身心健康理当兼顾，品德修养更为重要。他嘱咐儿子：“必于精神之外，乃能长进，养身养德，以此为要，慎之[1]573！”在《谕儿书》中，他不仅论述了“养身”与“养德”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关系，更突出了“养德”的重要性。他认为，“养德”首先在于自己的内修，而“忍让为居家美德”[1]579。他还认为，“养德”也在于“外化”，“责望人不必过深，有拂意者以大度处之”[1]590；对于年轻气盛的儿子，他提醒“此时慎争脸伤身”[1]590。《谕儿书》还提出了在“养身”的基础上“养德”，来提升生命价值的人生观。“身体宜修洁，汝等不自整理，此所谓囚首丧面而读诗书者也，一身不自理，尚能理他事哉”[1]576。这里，吴汝纶用个人“身体修洁”(养生)的习惯，来预见其人生作为，大有“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的人生情怀。

4.健身与立学相谐的发展观

在中国封建社会，“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家长要求子女勤奋苦读，“学而优则仕”。在这些观点的主导下，许多人终生读书，不务营生。于是有了孔乙己式的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残废”人，有了范进式的孜孜以求、兀兀穷年的“疯颠”人。在子女求学的问题上，吴汝纶认为“力学与养身，二事较量，则养身为重”[1]598。他认识到健康身体是努力学习的前提，“身强然后能力学，否则因学而病，病必废学，岂非求速反缓哉！况身伤又有性命之忧，何暇论学，戒之戒之”[1]598。他认识到了养身与力学的辩证关系，“但求身旺，不忧学荒，身不健，两日不及他人一日之功也”[1]577。他从中国传统观念角度剖析了过度学习的害处，“汝日记‘夜不成寐’，此由用心过度所致。古人论学，藏、修、息、游，4事并列。今知藏修，不知息游，易致生病”[1]601。他向儿子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主张，“吾但愿汝强健，不望汝饱学成名也”[1]604-605。

在教导儿子正确处理健身与立学的关系上，吴汝纶可谓是循循善诱。吴闿生因患肺病，吴汝纶先是忍受离别之苦，将儿子送到河北获鹿山中兄弟家疗养，后又不惜花费将他送到日本治疗。《谕儿书》中，他清楚地说明了送儿子外出的原因和目的，“儿此行专为养身出游”[1]587；说明了儿子身体能恢复的重要性，远比诗书大得多，“勤学伤身，究有何用！汝曹年甚富，但行身健，不愁学问不成。若学成而身亡，已为不值，况学未必成也”[1]601。对于一心向学的儿子，吴汝纶既表达了自己的担忧，“用功之勤如此，全无休息之时，小则伤脑，致有疯颠之疾，大则将有性命之忧”[1]604-605；也教给儿子在保证养身的前提下适当学习的内容和方法，“中学故可息之，东语欲学，亦勿累心累神为要”[1]588“每用功二小时，即须休息五分钟。必使精神王、相不疲，饮食增进，身强有力，乃不生病”[1]604-605。他提醒儿子即使身体渐渐恢复，不再咯血，也不能“求博锱铢”，过度用功。吴汝纶并不是漠视儿子的前途，让儿子成为一个庸碌之人。他深知人的发展必须建立在身健的基础上，而疾病对于人来说毕竟是暂时的，“身若改壮，病若良已，则年尚少稚，将来何事不可为”[1]591？这正是一种健身与立学相谐，以人为本的发展观。

三、吴汝纶养生健身教育思想的根源

吴汝纶先生培养的众多人才，学行高尚且身心康健，这与他的养生健身科学教育思想是分不开的。作为封建时代教育家，吴汝纶进步教育思想是怎样产生和发展的呢？通过《谕儿书》和他大量书信文稿的分析，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中西文化的熏陶与影响

吴汝纶是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教育家，儒家经典为他人生观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名贤圣言对他生命观产生过重大影响。在《谕儿书》中，他曾经以汉高祖刘邦能成大事教育儿子，评论为“止是大度二字”，并引用《史记》中“意豁如也”的评价予以证明[1]590。1895年，他在给生病中的朋友王子翔写信，就引用了唐朝散文家韩愈的诗句“丈夫身在百念无”，并劝告他“身强则能用功，学富则能自立”[1]106，这些，说明吴汝纶崇德立身、身健立学的思想根源。

从中年时代起，吴汝纶开始极力反对中医。但生活在中医文化国度，尤其是西医尚不能普及时，一些常用或救急的中医方法，吴汝纶也还是无法拒绝的。他要求儿子随身携带中成药金鸡丸，并告诫“遇地不洁、人稠、天时不正，皆可服之”[1]579。在《谕儿书》中，他推荐最多的养生饮品牛肉精，是这样制作的：“每日自炖牛肉一角，肉但洗净切细，不用加水，将铛盖固，不令走气炖至半日取汤半碗，此汤乃水气所成，最能养人[1]594。”从基本成分到营养价值，尤其是制作过程，都体现了中医思想和方法。

吴汝纶是一位胸怀开放的教育家，在津冀为官任上，在为曾国藩、李鸿章的幕僚时，他不仅有机会结识外国人，而且有幸阅读大量外国科学著作。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对渴求思变的吴汝纶影响最大。在与西方人交往和学习中，他首先接受了西方养生学。借助先进发达的科技，西学对自然因素的解析更为具体，如“海水有碘气”[1]585，“空气中清气”[1]587，城市中多有“炭气”[1]578等；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解释更为明晰，如“西人以夜为一日安息之期，以夏为一岁之安息之期”[1]574；西人对养生的高度重视，吴汝纶非常赞同，如“饮食起居之适意，不以俭啬为美”[1]604-605。其次，他坚定地接受了西医。在《谕儿书》中，他明确地说，送儿子到日本的主要目的就是访名医，并要求“一切惟医之言是听”[1]591。再次，对日本采用的西式教育，尤其是功课与体育兼用的方法，吴汝纶倍加推崇。“今西人学堂，功课不过四点钟，尚用打球，盘杠，上秋千架诸戏，使之练习身体，此皆吾国书塾所悬为厉禁者也”[1]224。这是1898年，他在给李仲彭的信中，介绍了西人学堂体育科学之法。

中西文化虽然有巨大差异，但都重视生命健康，提倡人与自然相和谐。吴汝纶在中学的基础上关注西学，眼界更为开阔，“崇尚科学，以人为本”的理念更为明确坚定。

2.交往与经历中的感悟

吴汝纶一生之中，交友众多。尤其是在做两位重臣幕僚和任莲池书院山长期间，友人和学生与他联系密切，交谊深厚。这期间，吴汝纶常常能了解到朋友和师长、学生等生活情况。他们的健与病、生与死让吴汝纶感慨良深，忧心忡忡。1893年乡友王佩卿携子入京，吴汝纶见其子“食不过半碗，面无血色，心甚忧之。又闻有头痛旧疾，每发辄椎床呼号”，心更痛之；听说这孩子“文学甚佳，大可造就，惟身体羸弱”，不禁痛心疾首。结合自己生活经历，他由衷感慨“家乡读书，以贪多为事”[1]179-180。正是这个孩子的惨痛状况，让吴汝纶对儿子的身体十分担心，在《谕儿书》中，他沉痛地说“吾公好学之士，多得风颠疾，少年则咳血而死”[1]603-604。吴汝纶的同事孟绂臣和张廉卿，两人都曾患肺病，由于及时治疗和悉心保养，均能得到很好的恢复。尤其是孟绂臣用西医得效，更让吴汝纶相信西医而拒绝中医，“自此京城及畿南士大夫，庶渐知西术之不谬，不至抱疾忌医，或者中土庸医杀人之毒，其稍弛乎”[1]141。与吴汝纶交往者，还有日本学生和西方传教士。路牧师就是一位兼通西医的传教士，吴汝纶与他接触最深，对于儿子的肺疾，他曾讨教于路牧师，得到“肺疾不在医药，用力反伤外气，全在得清气养气，善自将息”[1]593的指教。

吴汝纶养生健身的科学思想，也来源于自己的亲身体验和教训。年轻时吴汝纶一心求学，也曾患过肺病，后经调养治愈，但中年时曾经复发，消耗元气。临近老年，他时常感到困乏疲劳，因此，他深切地认识到身已不健，重在休养，不可过度用脑。吴汝纶父母之丧，均因恶疾来得凶险，治无显效。“初八日返深，家严病已危笃，下州荒僻，医药两不就手，竟于十四日申刻，奄弃诸孤，此由某罪恶盈贯，上祸所天，摧肝裂心，百身莫赎……”[1]610吴汝纶十分痛悔平时没能很好照顾父母，让他们保养身体。吴汝纶兄弟3人，兄与弟均先自己而去，兄弟早逝，不仅把家庭重担交给吴汝纶，也让他认识到有病当早治，宿病最难治。吴汝纶最爱的小女，尚未成年竟也因病去世，“不胜下流之爱，哀伤无已”[1]385。吴汝纶的儿子吴闿生自幼体弱多病，年未弱冠，锐志学文，遂得肺疾。58份《谕儿书》最核心的意思就是让儿子养生为重，健身最要。

纵观吴汝纶的养生健身思想，是他以自己的人生经历为体悟，对客观世界产生了正确认识：人生苦短，岁月长余；知识无涯，生命有限。另一方面，也是他的主观世界的能动反映：顺应自然，养生健身；尊重科学，学贵有期。这些，体现了吴汝纶科学的生命观、发展观和进步的人生观。这对于当下家庭教育中过分重视知识技能，轻视孩子品质修养、身心健康，以致青少年体质下降、综合素质不高、社会责任感不强的现象，是一个很好的警示。当然，作为封建时代的教育家吴汝纶，在《谕儿书》中表达的养生健身的教育思想也存在着认识的偏执性和历史的局限性，比如，过分强调养生，轻言废学；强调养病必宜避居，忽视心理孤独之患；过分追求个体生命质量，导致社会责任感淡漠；系统治疗意识不强，造成病愈不速等。这些，在医学发达、社会进步的今天已不完全适用了。

[1]吴汝纶.吴汝纶全集:第三卷[M].施培毅,徐寿凯,校点.合肥:黄山书社,2002.

Promotion on Health,Morality,Fitness and Learning——AStudy on Wu Rulun’s Education Thoughts of Health and Fitness Based on His Letters to Son

CHENG Da-li
（Department of Humanities,Tongcheng Teachers College,Tongcheng,Anhui 231403,China）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educator Wu Rulun,in his letter collection Letters to Son,from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al perspective,advocates the scientific education thoughts of balanced focus on psychological health and physical health,unanimous agreement of God’s will and human thoughts,common sense on health and morality,harmonious relation between physical fitness and learning,which had a positive and progressive social significance and still has enlightenment to family education today.

Wu Rulun;education thoughts;Letters to Son;health;fitness;promotion on morality;promotion on learning

G529

A

1673-2065(2012)05-0041-04

（责任编校：卫立冬英文校对：吴秀兰）

2012-05-17

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一般项目(SK2012B498)

程大立(1966-),男,安徽桐城人,桐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人文系教师、桐城派学术研究中心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