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下载

董仲舒与汉代的《春秋》学

2012-04-13牛秋实

衡水学院学报 2012年5期

牛秋实

(许昌学院 社科部,河南 许昌 461000)

董仲舒与汉代的《春秋》学

牛秋实

(许昌学院 社科部,河南 许昌 461000)

董仲舒从公羊学中继承了褒贬之法。通过对董仲舒的各种言论和行为的研究,可以看出:在汉代儒生操持了批评、论断现世世界的权力,而儒家的经典成为评断事物是非长短的依据。儒家思想为汉室的政治提供了合法性,可是也相对地把知识分子提升到与政权抗衡的地位。由此以后,汉代的知识分子脱离了役属的成分,建立了对政权进行褒贬和评判的信念和自觉性。

董仲舒;《公羊传》;汉代;《春秋》;君权

汉代董仲舒的祥瑞灾异之说作为最重要的范例,是引用《春秋》之历史作为依据的。萌芽于孔子“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1]等思路,到董仲舒那里被“理论化”,祥瑞灾异之说以“天—地—人”统一的宇宙论为“逻辑”,倡导“天人感应”,为研究祥瑞、灾异与人事(政治得失)之间的相关性提供了一种“因果解释”,其基本思路是,帝王为政的好坏,可凭知识阶级对于祥瑞、灾异的观察与分析来判断。如董仲舒所说:“美事召美类,恶事召恶类,类之相应而起也……帝王之将兴也,其美祥亦先见;其将亡也,妖孽亦相见。物故以类相召也……《尚书》传言:‘周将兴之时,有大赤鸟衔谷之种,而集王屋之上者。武王喜,诸大夫皆喜。周公曰:茂哉!茂哉!天之见此以劝之也。’恐恃之[2]76。”

将主张“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繁露·玉杯》)的董仲舒视汉代官方意识形态的拟定者可能是错误的,因为他的论述,除了将天视作民意代表之外,当中包含一种对“国家之失”的宇宙论思考,如董仲舒说:


登录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