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进军

(河北大学 政法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董仲舒新“王道”考释

韩进军

(河北大学 政法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董仲舒作为第一个将儒学推上官方意识形态的学者，其思想的系统化程度前所未有。董仲舒全部思想内容的主旨在于其王道论。董仲舒结合汉初社会现实，融合先秦王霸二道，形成了全新的王道理论，而对“王道”概念内涵的把握则是解读董仲舒新王道思想体系的关键。

董仲舒；王；道；王道

王道思想由来已久。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重大的社会转型时期，如何建立一个统一的、繁荣的、久安的社会秩序，成为百家争鸣的焦点之一，王霸之辩是其具体表现。秦的统一与速亡，使得汉初学者及统治者进行了深刻的反思。需要注意的是，汉初反思的深刻性在于对王霸二道进行了比较冷静的分析和几近于客观的判断，由董仲舒最终实现了王道、霸道和合转生而形成了其新王道思想。

一、董仲舒对“王”基于权力意义上的引申

目前研究董仲舒思想最重要的文献资料非《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莫属，关于王道论思想，此二文献的重要性更加突出。仅在《天人三策》中，“王道”一词被提及6次，除“王道”连用为一个词外，“王”字被提及38次，“道”字被提及44次。在“王道”一词中，“王”又居于主导地位，以与其他的道区别开来，或者标示其论述的“道”是“王”道，而非非王道。

春秋及以前时期，“王”仅指最高统治者，其他只能按公、侯、伯、子、男等爵称呼。春秋时期，除吴、越、楚、巴、蜀皆蛮夷之邦不用中国之礼而自称王外，其余诸侯国皆不称王，只有周天子可以称“王”。到战国时期，各国首领先后称王，除楚沿用原有王的称呼外，魏于公元前369年称惠王，自此，“王”作为正式称号，不仅用于周天子，各诸侯在实际地位上与周天子并行甚至超过，而且在名义上也不再遮掩，表明王的指代范围扩大到了诸侯国。齐于公元前356年称威王，秦于公元前337年称惠文王，韩于公元前332年称宣惠王，同年燕称易王，赵于公元前325年称武灵王。至此，战国各国国君均以王自称。

关于“王”的字义，张立文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第十九章“王霸论”曾有详细而精辟的考辨。甲骨文中，“王字象征无柄的斧钺之头，刃部朝下放置之形，象征权力”。“卜辞王指称商王，也有指称某方国的首领”。又引吴其昌对金文王字的考证以及林沄之论证，得出如下结论：“王本义斧，象征权力，象形会意字。”并引申为“古以有天下者为王”，“王指三王，即夏禹、商汤、周文王，或指禹、汤、文王。他们都是在中国历史上建立了丰功伟绩的圣王。春秋时周天子称王，然有的诸侯在本国内亦称王，如吴楚等国。战国时列国国君皆称王。汉以后，王为皇族或功臣最高的封号”[1]。张先生的论断，揭示了“王”的核心含义及三王至汉代王字所指的变化。

至董仲舒时期，对王字的含义从至高无上权力所有者的指代，做出了一定的扩展，并为这种扩展提供了进一步的论证。东汉许慎在《说文》中所言：“王，天下所归往也。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参通之者王也。孔子曰：一贯三为王[2]6。” 其意应源于董仲舒，并影响后世越千年。在董仲舒《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中，除王、道连用外，“王”字基于权力的基本意义并有所引申使用。

第一种涵义是指古代圣王。古代圣王在董仲舒的著作文献中也称先王，以三代时期的帝王为代表。如“上通五帝，下极三王，以通百王之道，而随天之终始”。(《春秋繁露·符瑞》以下凡引本书只注篇名)在董仲舒看来，这些先王带有榜样的意味，“仁人者，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致无为而习俗大化，可谓仁圣矣。三王是也”。(《对胶西王越大夫不得为仁》)所以，董仲舒主张“法先王”。“《春秋》之于世事也，善复古，讥易常，欲其法先王也”。(《楚庄王》)当然这种法先王并非一味地因循，而是要有所改变，“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将以救溢扶衰，所遭之变然也”。(《汉书·董仲舒传》)所以，“王者必改制”。

第二种涵义是对具体统治者的称呼。这种称呼既指最高的统治者，也指诸侯，是根据实际称谓来使用的。在这个意义上，周天子自不必说，如在《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所提及的周文王、武王、成王、宣王等。对诸侯称王，董仲舒还是不予支持，“桓之志无王，故不书王；其志欲立，故书即位。书即位者，言其弒君兄也；不书王者，以言其背天子。是故隐不言立，桓不言王者，从其志，以见其事也”。(《玉英》)这里表明董仲舒对桓公有不满之意。整本《春秋繁露》和与武帝的三次对策极少以王称呼最高君王以外的人，当然楚庄王、吴王夫差、越王勾践等蛮夷之邦的名号称呼不在讨论之列。可见，董仲舒使用王字十分慎重，也合于儒家尊君的基本原则。

第三种涵义是用作统治、治理意义的“王”。在这种意义上是将“王”字作为动词使用的，一般读为wàng，也即实施权力的具体行为，而王者则是这种行为的实施者。这种用法主要是以“王天下”出现的。“故郑鲁易地，晋文再致天子，齐桓会王世子，擅封邢卫杞，横行中国，意欲王天下”。(《王道》)“文王受命而王天下，先郊乃敢行事，而兴师伐崇”。(《郊祭》)

以上三义基本上是在非常具体的层面使用“王”字，无论是三代帝王，还是具体统治者的名号称呼，以及统治、治理意义上的“王”，都未能充分表现出作为一种系统理论之核心概念的系统而深刻的涵义，而且以上三种意义，也是传统意义上的所指。董仲舒在此基础上，对“王”进行了更为深刻的阐发。

在董仲舒这里，王的根本意义在于理想中的统治者，有时称以“圣王”，而常常以“王者”称呼。这种王者不仅有至高的权力，而且承于天地，通于人事。董仲舒指出：“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是？故王者唯天之施，施其时而成之，法其命如循之诸人，法其数而以起事，治其道而以出法，治其志而归之于仁。”(《王道通三》)

这种王不是一般的统治者，而是能将社会带入一个理想状态的王，而社会通过这个王的引领教化实现长治久安。“圣王之继乱世也，扫除其迹而悉去之，复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习俗已成，子孙循之，行五六百岁尚未败也”。(《汉书·董仲舒传》)这样，“王”变成了一个复杂的概念。在《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中，对“王”的涵义进行了论述。“深察王号之大意，其中有五科：皇科、方科、匡科、黄科、往科。合此五科以一言，谓之王。王者皇也，王者方也，王者匡也，王者黄也，王者往也。是故王意不普大而皇，则道不能正直而方；道不能正直而方，则德不能匡运周遍；德不能匡运周遍，则美不能黄；美不能黄，则四方不能往；四方不能往，则不全于王。故曰：天覆无外，地载兼爱，风行令而一其威，雨布施而均其德。王术之谓也”。(《深察名号》)在董仲舒看来，王即普大之皇，守正直而方之道，其德匡运周遍，醇美仁厚，四方追随归往。王承天继地，其权威一统无遗，其德性均施天下。

董仲舒在有权力的人的基本意义之上，追加了天与地两个因素，特别是天，“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汉书·董仲舒传》)使得董仲舒的王的至高无上性和理想性得以充分的保障，也使得王从早期原初的具体指代成为一个既具有神圣性，又具有必然性，同时又以一个天的代言人的形式出现在现实社会生活之中，“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汉书·董仲舒传》)所以，董仲舒的王已经比较复杂并形成了一个全新的系统。

二、董仲舒对“道”论的综合

道是中国哲学最重要的范畴之一，自先秦至今天，道一直被人们作为最为复杂、甚或作为最核心的概念而孜孜研讨。道的原初涵义由道路引申而来，其基本意义为各家学者所共识。《说文》云，“所行道也”“一达谓之道”[2]42。宋陈淳《北溪字义》对道亦有详解：“道，犹路也。当初命此字是从路上起意[3]38。”道的方法、规则等逐渐抽象的其他涵义均由其本义生发出来。

1.道的基本意义解读

鉴于道在中国哲学中的重要地位，各方学者也都努力寻求给予确切的界定，而由于时代不同、学派不同，对于道就有不同理解和使用。

张岱年先生在《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中，在对道的本义解说的基础上，对孔子、老子、《易大传》、庄子、《管子》、荀子、韩非以及自宋代以后哲学家们关于道的一些观点进行了梳理，得出了道的观念所蕴涵的4层涵义：“(一)事物的存在都有其变化的过程；(二)在事物变化的过程中具有相对不变的规律；(三)事物有其特殊的规律，也有统一的普遍的规律，这普遍的规律命之曰道。有些思想家则以事物变化的总过程为道；(四)有些思想家把普遍规律抬高到物质世界之上，看作最高的实体，世界的本原，于是成为一个观念的虚构。”结论是“道包含过程与规律的意义”[4]。

张立文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范畴精粹丛书”中，专有《道》一册，张先生所著《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天道篇)》第一章即论述了“道的内涵及其演变”。此两本著作均归纳了道作为中国哲学中一重要范畴的8种基本涵义，具体包括：其一，道为道路、规律。其二，道为自然界万物的本体或本原。其三，道为一、为原初的混沌状态。其四，道为无，为本。其五，道为理、为太极。其六，道为心。其七，道为气。其八，道为人道。综八义之“道”，其内涵可理解为：第一，道是天地万物的本体或本原，是天地万物之所以存在的根据；第二，道是整体世界的本质，是指事物的根本性质，是构成事物基本要素的内在联系；第三，道是事物的规律，指事物所固有的本质的、必然的、稳定的联系；第四，道是运动变化的过程；第五，道是政治原则、伦理道德规范，是治国处世的道理[5]。王德有先生在《道旨论》第一章概说中，也归纳了道德14种涵义，对道的哲学意义和社会意义做出了进一步解读，表明了道涵义的复杂性。

由上述可知，在中国哲学中，道的涵义极其复杂，中国哲人在不同层面上使用道这个范畴，或者在不同的情境下意义有所差别，概括而言可以从3个层面来把握。

第一层面是道的本始内涵。这里既有作为路之道，也有引申出来的准则、方法等意义，其中从最根本的层面上讲，道是天地万物、社会事象所由之、所归之、所循之的最高依据和原则。所谓所由之，就是一切事物存在及变动的方式、方法或路径；所谓所归之，就是具体事物出于斯而复归于斯也即本原或本体；所谓所循之，万事万物所遵循的法则，而其他更为具体的涵义也无外乎这核心涵义的外化或者说是具体运用。

第二层面是通过前置词表明道的意义，例如天道、人道、王道、霸道、夫子之道等。在这个层面上，道是个中性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道。当然思想家们从自己的立场出发试图探索为社会公认的道，作为社会本身公允的准则，也即公共的道。正如《北溪字义》中所言：“人所通行方谓之路，一人独行不得谓之路。只是日用人伦事物所当行之理。众人所共由底方谓之道[3]38。”这个层面道的意义取决于前置词的性质。

第三层意义则是由不同的思想家根据道在自己理论体系中的价值和地位，以道之外的意义赋予道。如《吕氏春秋》之道为“太一”，《吕氏春秋·大乐》中指出：“道也者，至精也，不可为形，不可为名，强为之谓之太一[6]。”王弼以道为无，“道者，无之称也”[7]。

2.董仲舒“道”的基本涵义

董仲舒之道作为道路、言说等的基本意义毋庸赘言，“郑因其力而取之，此无以异于遗重宝于道，而莫之守，见者掇之也”。(《灭国上》)“此繇役众，赋敛重，百姓贫穷叛去，道多饥人”。(《五行变救》)道还作为言说意义使用，“《诗》道志，故长于质”。(《玉杯》)此两种意义上的使用，就其王道哲学而言，没有特别的价值，为最常用、最基本的情况。

在道的基本含义上，将道作为宇宙世界之本体或本原的意义，今据《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考校，董仲舒从未论及，可见，董仲舒没有将道放在本体或本原意义使用，一方面因为世界本体或本原问题并未完全进入董仲舒思维的领域，同时，即使论及此问题也是更把天放在这个地位上，道在这个层面上也是作为天道来论述的，故不做更多论述。所以，在董仲舒这里，道是在作为事物运动变化的规律、事物根本性质、法则和规范并延伸到做事的根本方法来使用的。

所谓规律是事物运动变化的本质联系。“乐而不乱复而不厌者谓之道”。(《天道施》)“道”是作为治理国家的所应该遵循的基本规律。董仲舒指出：“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汉书·董仲舒传》)如果违背了这种基本规律，必然导致乱政王国的结局。“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恶危亡，然而政乱国危者甚众，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灭也。夫周道衰于幽、厉，非道亡也，幽、厉不繇也。至于宣王，思昔先王之德，兴滞补弊，明文、武之功业，周道粲然复兴，诗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为生贤佐，后世称通，至今不绝。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乱废兴在于己，非天降命不得可反，其所操持誖谬失其统也”。(《汉书·董仲舒传》)天将道降于世，而人能弘扬之，或者背离之，于是治乱之分明矣。

所谓根本性质或内在规定性，就是说一事物之为一事物的根本依据，也可以理解为“根本”义，即为事为物之本。“所闻天下无二道，故圣人异治同理也”。(《楚庄王》)圣人具体治理方法有所不同，但是基本的道理是相同的。董仲舒以《春秋》之道演绎治国之道，通过不断地阐释“《春秋》之道”来表明其所主张的观点，“《春秋》之道，视人所惑，为立说以大明之”。(《玉杯》)

所谓法则或规范，是指不可怀疑、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而且根据不同的领域，表现为不同的层次意义。例如可以表现为伦理原则或规范，“君臣、夫妇、父子之道”“夫仁、谊、礼、知、信五常之道”“为政之道”，等等，甚至这种法则或规范具有至高无上性，“故善宋襄公不厄人，不由其道而胜，不如由其道而败，春秋贵之，将以变习俗，而成王化也”。(《俞序》)

所谓具体的做事方法，就是在实际社会生活中的一些正确的解决问题的手段和途径。如“凡养牲之道，务在肥洁而已”。(《郊事》)“气之清者为精，人之清者为贤，治身者以积精为宝，治国者以积贤为道”。(《通国身》)这种方法是由规律、根本、法则外化延伸出来的，而不仅仅在于技巧。

实际上，在董仲舒的道论中，道在使用过程中很难完全清晰明白地分离出某一种意义，绝大多数情况下所取之义应为上述各项除道路、言说以外各种意义之综合，王道之道尤其如此。

三、董仲舒对“新”王道的阐发

王道即王者之道、王者之本，董仲舒的“王道”既是各种社会现象或政治行为的方式、方法或路径，也是其应遵循的法则，还是产生的本原性依据，是社会运行的理想形态，或者说是通往理想社会之路。董仲舒“王道”论，承继先秦儒家王道传统，并加以提升改造，因此，董仲舒之王道可以称之为“新王道”。

1.新王道是王道与霸道的融合

在传统的王道与霸道之争中，王道以仁政为核心，霸道以力政为基础。在董仲舒看来“仲尼之门，五尺之童羞称五伯，为其先诈力而后仁谊也”。(《汉书·董仲舒传》先诈力而后仁谊实不可取，但当在“仁”这个统一基础上时，王霸对立也就消解了。“春秋之道，大得之则以王，小得之则以霸。故曾子、子石盛美齐侯，安诸侯，尊天子，霸王之道，皆本于仁”。(《俞序》)王霸之辩到董仲舒实现了王道霸道的融合。在董仲舒的文献中，极少看到“霸道”之论，可以说董仲舒是以王道融合霸道，不是简单的合并和杂糅，而是以新王道的形式表现出来。它是在王道副天道的大前提下，以阳主阴辅原则下的阴阳和合而形成的王道为主、霸道为辅而形成的王道霸道和合转生而成的新王道。这个新王道可以理解为政治手段上的德主刑辅，亦可以理解为学术表现上的阳儒阴法，更可以理解为君、父、夫为纲，臣、妻、子为目的社会结构。这种阴阳主辅关系，虽然划分了主辅的地位，但是主辅并非对立的双方，而是共存和合的整体。由此，才真正第一次实现了王霸之辩的消解，才有了汉宣帝总结性地对前汉王者之道的精辟总结“霸王道杂之”。

2.新王道是一套严密的理论体系

董仲舒将王提升为沟通天人者，在人道之上增加了一个天道，那么王道就不仅仅是关乎人或社会的问题，而是天人之道。新王道的理论前提是天道，“臣谨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为也；正者，王之所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正王道之端云尔。然则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汉书·董仲舒传》)不仅如此，董仲舒通过阴阳、五行等要素的引入，使王道的具体内容及其施行都具有充分的理论依据。“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基义》)“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汉书·董仲舒传》)如果承认天道的至高无上性，那么从天道推演出的王道的全部内容就是无可怀疑的。

3.新王道是一脉相承的治国方略

董仲舒新王道中包含了三王之道、文武周公之道等先王之道或圣王之道，均为其理想形态而成为现实社会效法的范型和追求的目标。“先王之遗道，亦天下之规矩六律已”。(《楚庄王》)董仲舒对先王之道和圣王之道不吝笔墨，着力褒扬，对于背离者则大加贬斥。“武王行大谊，平残贼，周公作礼乐以文之，至于成康之隆，囹圄空虚四十余年”。(《汉书·董仲舒传》)在《春秋繁露·王道篇》中，董仲舒在描绘了五帝三王之治天下的美好情景后，鞭挞了桀纣的骄溢妄行之恶果，并揭露了周衰以后各种无道现象。“周之末世，大为亡道，以失天下”。(《汉书·董仲舒传》)因此，“孔子明得失，差贵贱，反王道之本”。(《王道》)在董仲舒看来，先王之道、圣王之道也是未来之道，法先王的目的不是复辟，而是通过美化先王时代，建立一个未来美好社会，这个社会就是王道大兴的社会。

4.新王道是学术追求的意义所在

董仲舒的新王道将王道流行作为理想的社会形态，那么其学术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推动王道的贯彻实行。“仲尼之作《春秋》也，上探正天端，王公之位，万民之所欲，下明得失，起贤才，以待后圣”。(《 俞序》)孔子之时，先王之道衰微而天下无道，孔子作《春秋》正如孟子所言：“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皮锡瑞在《经学通论》中所说：“《春秋》有大义，有微言。大义在诛乱臣贼子，微言在为后王立法[8]。”正指明了孔子作《春秋》的目的在于重正先王之道以俟后王，而春秋三传中唯“《公羊》兼传大义微言”，董仲舒作为春秋公羊学的大师，正是通过对《春秋》之道的阐发来弘扬其学术目的。“《春秋》之道，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竟内之治。五者俱正，而化大行”。(《玉英》)而这“元之深”“天之端”“王之政”“诸侯之即位”“竟内之治”，正是董仲舒王道论的主干。董仲舒学术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就是要使帝王为三王之盛及尧舜之名，意在“兴仁谊之林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汉书·董仲舒传》)

5.新王道是稳定性与变动性的统一

“久而不易者道也”，道作为规律、根本性质、法则等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董仲舒明确指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强调“王者有改制之名，亡变道之实”。(《汉书·董仲舒传》)“今所谓新王必改制者，非改其道，非变其理”(《楚庄王》)，此之道，应为先王圣王之正道，这种道从其实质而言仅有形式的不同而无实质的差别，所以，“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于虞，而独不言所损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是以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损益也”。(《汉书·董仲舒传》)其王道实质是相同的，因此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是，这个道并非僵死而一成不变，是可以有所损益的，“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将以救溢扶衰，所遭之变然也。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汉书·董仲舒传》)而且，董仲舒认为，改正朔，易服色，是顺天命而为的，所以，夸大董仲舒的道之因循稳定，将王道论看做是一个静态孤立的封闭体系，是有失偏颇的。当然，在变与不变的关系中，王道的相对稳定性占主导。

董仲舒的王道政治哲学，是自春秋起始的中国社会大转型至秦汉特别是汉代前期逐渐走向转型完成，并开启一个全新社会形态的产物。在汉初各派学术复兴并存的同时，各学术派别之间也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整合态势。董仲舒站在儒家立场上，承袭原始儒家法先王之道的传统，并通过理论化的精细论证，对王、道和王道等核心概念进行了综合和改造，使其王道论成为一个全新的更加具有适应性的理论体系。

[1]张立文.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678-679.

[2]许慎.说文解字[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

[3]陈淳.北溪字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3:38.

[4]张岱年.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29-30.

[5]张立文,岑贤安,徐荪铭,等.道[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6]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259.

[7]楼宇烈.王弼集校释·论语释疑[M].北京:中华书局,1980:624.

[8]皮锡瑞.经学通论·春秋[M].北京:中华书局,1954:1.

On Dong Zhongshu’s New Theory of Benevolent Government

HAN Jin-jun
(College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Hebei University,Baoding,Hebei 071002,China)

Dong Zhongshu is the first scholar who enhanced Confucianism to the position of political ideology with his most systematic ideology.Its substance lies in his statement on Benevolent Government.His new Theory of Benevolent Government was based on the social facts of early Han Dynasty,and combined with the two theories of Benevolent Government and rule by force of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The key to Dong’s theory is the connotation of the Theory of Benevolent Government.

Dong Zhongshu;king;Dao;Benevolent Government

B234.5

A

：1673-2065(2012)05-0012-05

(责任编校：魏彦红英文校对：安晓红)

2012-03-06

韩进军(1964-),男,河北保定人,河北大学政法学院教授,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