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钊

（长春师范学院 汉语言文学学院，吉林 长春130032）

萧红散文的“越轨”叙事

刘 钊

（长春师范学院 汉语言文学学院，吉林 长春130032）

萧红小说具有诗化、散文化特征已是研究界公认的结论，其散文的“小说化”却少有人论及。本文以叙事学理论方法，从散文叙述的时间性、人物形象刻画和叙述人称三方面，重点分析了萧红散文的代表作，阐述了鲁迅对萧红创作“越轨的笔致”评价中所包含的“文体无意识”内涵，指出应避免因文类划分而割裂对萧红创作风格的整体探究。

萧红；散文；叙事；文体

近年来，萧红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越来越得到学界的重视。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萧红研究成就主要集中在小说领域，散文略有涉及，诗歌和戏剧尚未得到关注。就小说文体而言，以鲁迅先生《生死场》序言中的“越轨的笔致”为中心，研究界在萧红小说散文化、诗化、抒情化方面已经得出一致的结论。诚如当代女作家林白所说：“我是从《呼兰河传》这样的小说里认识散文的，或者说，我就是从那里认识到了一种超越文体的光芒四射的文字。”［1］然而，当我们细读萧红散文后，不禁发现，如果从叙事学的角度来分析，她的散文不仅叙事性很强，还在自我形象塑造和写作技巧等方面呈现与小说创作相同的样貌。

一、《商市街》的线性时间叙述

萧红散文与五四时期的小品文、思想随笔不同，不属于闲适的抒情，也少见理性的论述，而是以叙事见长。她通常采取回顾性叙述，叙写自己的故事。艾晓明在研究萧红的文体特征时曾辨析了散文与小说的差别，其中一条标准便是：“一篇散文是自足的、独立成篇的。但是在一部长篇小说里，散文化的描述不是自足的，它们服从一个总体的叙述目的，犹如一个套装结构里的各个组件。”［2］萧红散文则极少是“自足”的，她以自己经历的事件为叙事中心，构成了自我人生叙事的大框架，她的散文正是这个“套装结构里的各个组件”。

萧红一生充满传奇色彩，童年生活和与萧军生活经历是她短暂生命中两个重要的阶段，也是她散文创作的基本素材。《蹲在洋车上》、《祖父死了的时候》、《永远的憧憬和追求》等是她对童年经历的回忆，散文集《商市街》是她与萧军在哈尔滨同居生活的叙写。现代散文崇尚“真实”，她以自我经历为素材创作的这些散文作品，因故事性强而赢得众多读者，也为学界研究萧红生平提供了重要依据。

“定义叙事的最简单的方法是将其看作按照开端、中间、结局的特定顺序所构成的一系列事件。”［3］《商市街》中的41篇作品是按照他们同居生活的时间顺序排列的，显然是“套装结构”的二萧哈尔滨的生活叙事。作品在结集出版之前，《饿》、《欧罗巴旅馆》曾独立发表，《家庭教师》、《广告员的梦想》、《同命运的小鱼》、《春意挂上了树梢》、《公园》、《夏夜》、《册子》、《剧团》、《白面孔》、《拍卖家具》、《最后的一星期》这一系列作品连载时就呈现了事件间的线性时间关系。不曾发表的作品仍按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穿插进作品集，使二萧喜忧参半、苦乐交加的哈尔滨生活在《商市街》中得到更加丰富、形象的展现。

《商市街》的第一篇《欧罗巴旅馆》记述两人从《国际协报》副刊主编裴馨园家搬出来后，住进哈尔滨市的欧罗巴旅馆（位于道里区新城大街，今尚志大街）时的情景。“楼梯是那样长，好像让我顺着一条小道把上天顶。……等我走进那个房间的时候，和受辱的孩子似的偎上床去，用袖口慢慢擦着脸。他——郎华，我的情人，那时候他还是我的情人，他问我了：‘你哭了吗？’”［4］这是他们开始同居生活的真切记录。当时，萧军和萧红身上只有5元钱，靠萧军的“武力”赖在这个每天房租2元钱的旅馆里。他们连被褥都租不起，在东北秋冬寒冷的季节，他们晚上睡在没有被褥和枕头的光板床上。萧红每天忍着饥饿等待出去工作的萧军晚上归来时带给她点吃的。萧红对这段生活中饥饿和寒冷的深刻记忆，构成《商市街》前半部的重要主题。1932年11月，二人由于经济拮据付不起欧罗巴旅馆的高额宿费，向萧军的一个学武术的学生家里借了一间屋子，搬到商市街25号（现红霞街）居住。第八篇《搬家》开始的后34篇，均为记述二人在商市街生活的作品。

萧红并没有实写她与萧军在哈尔滨生活的具体时间。在整个时间叙述中，除了冬、夏、春的季节和早、晚这样概念式的时间表述外，作者没有交代任何具体日期，表明作品不是纪实性的。最后一篇作品署上了1935年5月15日，仅表示写作完成的时间，而这已经是二萧在哈尔滨开始共同生活后的两年半和他们离开哈尔滨近一年以后的时间了。依据《雪天》、《春意挂上了树梢》、《又是冬天》、《又是春天》等几个按照事件发展顺序排列的题目，可以追索到二人在商市街的故事经历了两冬两夏，即1932年冬天至1934年夏天。从内容上看，由于郎华找到了家庭教师的活计，二人在商市街的生活状况较以前有了很大的改观。从《新识》一篇开始，叙述人“我”已经从等待情人归来的孤独女性走向了广阔的社会生活空间，如组织剧团、参加舞会等，结识了当时哈尔滨以文化活动积极抗日的进步作家白朗、罗烽等人。此时，萧红在白朗主编的《前哨》上发表作品，开始走上文学创作道路。这段生活给萧红的命运带来重大转机，《商市街》前半部低沉的叙述格调随之出现些许欢快激昂的气息，在《几个欢快的日子》、《春意挂上了树梢》等篇章中展露出来。由于作者有机会接触社会，受到进步作家的影响，作品从前半部分偏重于对自我生理、情绪上的感受开始转向对下层人民生活的关注。面对残酷的世界，作者发出悲愤的呐喊：“这是凶残的世界，失去了人性的世界，用暴力毁灭了它吧！”［4］其时的哈尔滨已经沦入日本帝国主义的魔爪，进步文艺团体的活动已经遭到日本人的严密监视，《门前的黑影》、《决意》等篇章记述了作者及其他进步作家在严酷的现实中背离故土的抉择。《商市街》最后三篇《十三天》、《拍卖家具》和《最后的一星期》记录了二人离开哈尔滨之前的准备和矛盾复杂心理。1934年6月的一天，“我没有回转一次头走出大门，别了家屋！街车，行人道旁的杨树。转角了！别了‘商市街’！小包袱在手上挂着。我们顺了中央大街南去。”［4］185就这样，萧红逃离了商市街，逃离了哈尔滨，逃离了东北这块故土，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商市街》是萧红重要的散文集，它以单纯的线性时间叙述方式搭建了二萧哈尔滨生活的叙述框架，以完整的叙述时间链条，清晰明了地叙写了他们这段人生特殊经历“故事”的来龙去脉。虽然，《商市街》创作时间不能准确断定，但作者一气呵成的写作状态可以在各篇之间紧密联系的时间关系中显现出来，使《商市街》中的每一篇作品都摆脱了“自足”的散文特征。

二、散文叙事中的“戏剧化”自我形象塑造

文学的本质是虚构。尽管现代中国散文特别强调“真实性”，但作为文学作品，它的价值在于作者自身的感受、情绪、情感、认知等主观精神上的真实，作者自身经历的“真实”仅居其次。韦勒克和沃伦在论述文学与自传之间的关系时说：“与其说文学作品体现一个作家的实际生活，不如说它体现作家的‘梦’；或者说，艺术作品可以算是隐藏着作家真实面目的‘面具’或‘反自我’；还可以说，它是一幅生活的图画，而画中的生活正是作家所要逃避开的。此外，我们还不要忘记艺术家借其艺术去‘体验’的生活，与人们实际的生活经验有所不同；实际生活经验在作家心目中究竟是什么样子，取决于它们在文学上的可取程度，由于受到艺术传统和先验观念的左右，它们都发生了局部的变形。”［5］

萧红的全部创作，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都是忠实于自我的［6］。尽管萧红的创作未必有“反自我”的倾向，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萧红散文经过了艺术处理，而非新闻报道式地复制生活，《商市街》就是如此。它因为并非日记，文中所叙述的日常生活细节是作者记忆中特别深刻的事件，但并不是全部，也未必是原样，从对素材的选择、提炼角度来看，是经过了艺术的再创造的，甚至有虚构的成分。例如，除上述所涉及时间的虚写之外，人物名字也采用以虚代实的手法。文中的男主人公郎华便是一个虚构的名字，当时人们称萧军为“三郎”，“郎华”在日后萧红的作品或萧军的现实生活中并没有出现过这个名称，完全是文学创作中有原型的虚构。《商市街》中其他真实人物，如在剧团、舞会中结识的那些文化人，萧红也一律隐去真实姓名，邻居“汪林”在几篇作品中连续出现，却无从考证是否为现实生活中的真人真名。因而，《商市街》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与自叙传小说相同的艺术旨归，特别是与她的《呼兰河传》中记人的方式十分相像。

萧红在讲述自己的生命体验时，擅长通过讲故事的方法让读者感受她的情感和思想，自我形象跃然纸上。诚如贯穿于《祖父死了的时候》、《永远的憧憬和追求》以及《呼兰河传》中的祖父形象一样，萧红的“自我形象”在其散文和小说中也构成强烈的互文性。即使在《回忆鲁迅先生》这篇以记叙鲁迅先生为中心的作品中，萧红的自我形象亦生动可见。她的自我形象塑造是通过人物对话的“戏剧化”叙事方式实现的。

对话是戏剧艺术的主要叙事方式，在小说叙事中采用这种方式，无疑是对戏剧形式的借鉴，增添了叙述的戏剧性效果。萧红不惟小说创作中少不了人物对话，散文创作中也常以人物对话代替叙述者的叙述，使自己成为叙述“舞台”上的演员。如果说，萧红记述自己童年生活的那些作品展现了自己天生聪慧、敏感、倔强的个性，那么，自从她作为人质被困于哈尔滨东兴顺旅馆之后，她的性格中再也没有摆脱抑郁和忧愁。萧红在上海生活期间，病弱的身体及与萧军之间的不和谐关系给她带来很多烦恼，因此她常去鲁迅先生家里与许广平一起聊天、做家务以排解自己心中的不快。所以，天晴了以及许广平、鲁迅会心的笑，都极好地暗示了萧红难得的好心情，揭示了萧红自身常常抑郁的性格。萧红散文中的对话比比皆是，与其小说一样构成了她独特的话语表达方式，也成为“萧红文体”的一个主要特征［7］。

美国女性主义叙事学创始人苏珊·S．兰瑟用个人型声音这个术语“表示那些有意讲述自己的故事的叙述者”，“其中讲故事的‘我’（‘I’）也是故事中的主角，是该主角以往的自我。”［8］萧红的小说和散文都具有鲜明的“个人声音”特征。在散文叙述中，作者和叙述者身份统一，都是叙述行为的执行者，转述事件中的人物对话，可以彰显自己的主体性地位，增强自我的话语权力，这与现代主义小说中叙述者大量转述人物对话的现象十分相似。但是，萧红并不追求赋有权威性的作者型声音，很少转述人物对话，始终坚持通过人物对话还原逼真的事件现场，增强叙述的戏剧化感染力，使读者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并自行体味人物对话中所隐含的话语意义，捕捉人物的性格。萧红的自我形象与性格主要就是通过“对话”的“戏剧化”叙述方式来实现的，这在似小说又似散文的《呼兰河传》中表现亦十分明显。

三、不受限制的“限知性”叙述人

通常情况下，“在散文中，虚构的成分是有限的，因为散文通常会受限于一个限知性的叙述者。”［2］而萧红散文并不局限于第一人称叙述，使其叙述中的“限知性”叙述人并不受限制地进行叙述。《回忆鲁迅先生》与《商市街》一样，采取回顾性叙述，所不同的是，以亲历现场的“限知性”叙述人有限的叙述视角，很难全面表现鲁迅平凡、和蔼、质朴、坚毅、顽强的人格力量。为此，需要增加许多鲁迅日常生活中萧红“不在场”的叙述，以扩大作品的时空叙述范畴和作品的艺术空间。萧红采用自由变换叙述人称的方式，即自己在场时的事件以第一人称叙述，不在场的事件以第三人称叙述，实现了这样的艺术创作目的。

1934年11月30日，经过多次书信联络，萧军和萧红终于见到鲁迅，1935年以后，萧红时常去鲁迅家里，对鲁迅的日常起居、写作习惯等有所了解。1936年7月15日，鲁迅和许广平为萧红赴日设宴饯行，此为萧红与鲁迅的最后一面。萧红与鲁迅接触的那段时间正是鲁迅生病、身体时好时坏的时期。所以，鲁迅生病和逝世是《回忆鲁迅先生》的叙述主线。作品前半部分主要是通过对鲁迅零散的日常生活细节描写，如对萧红衣着的指点，讲自己踢鬼的故事，与家人、朋友一起看电影，在家里接待朋友，以及不戴手套、不围围巾，无论冬夏都穿胶皮底鞋子的习惯等，表现了鲁迅公众视野之外的生活习惯和情趣。

第三人称叙述可以是“同故事”的叙述者，也可以是“异故事”的叙述者，这是被称为上帝视角的第三人称叙述的长处。那一段日子，鲁迅先生只能卧床休息，一直没有下楼。在这段文字之前的叙述，作者是在场的“同故事”人物，第一人称叙述在这两段文字中却不知不觉地转换成第三人称，颠覆了散文作者和叙述人的同位性关系。鲁迅生病期间，不能下楼用餐，每天由许广平送到楼上，这时，叙述人又描述了许广平的内心活动：“心里存着无限的期望，无限的要求，用了比祈祷更虔诚的目光，许先生看着她自己手里选得精精致致的菜盘子，而后脚板触了楼梯上了楼。”这种全知视角的叙述、特别是人物心理的叙述，是第一人称不能完成的。

1937年1月萧红从日本归来，1939年10月完成这篇著名散文《回忆鲁迅先生》，所以，作品的前半部分的第一人称叙述，记述的是日常生活中亲切、平易的鲁迅，后半部分叙述人不在场，她依据相关事实进行转述，以第三人称叙述置换第一人称叙述，客观地记录了鲁迅生命垂危之际仍然顽强工作的伟人品格。事实证明，作品的感染力并未因后半部分的第三人称叙述而受到任何影响，当然，萧红的自我形象同时淡出了文本。

事实上，散文所惯用的第一人称受到叙述限制所产生的局限不仅仅存在于散文中，小说中大量的第一人称叙述存在同样的问题。第三人称叙述是非受限制的叙述，可以随意转换聚焦。聚焦转换越多，叙述的人物就越多，叙述空间越大，展示的社会生活面就越宽广。萧红的这篇散文，打破散文创作的常规，并不完全按照散文的“规范”去做。由此可见，萧红不仅小说创作“越轨”，散文创作也是“越轨”的。

综上，萧红散文创作呈现出强烈的叙事文本特征。以《商市街》为代表的线性时间叙述所搭建的“套装结构”提示我们在研究萧红创作时，应将萧红的小说和散文贯穿起来作为一个“大文本”去阅读，进而探索萧红自我形象塑造的完整性。《回忆鲁迅先生》中大量的人物对话、环境描写和叙述人称的自由变换，都使萧红散文创作呈现出与其小说创作相似的创作技巧。一直以来，学界将萧红的小说与散文割裂开来研究，主要是受到五四以来按照文类进行文学研究的思维定式的影响，使萧红研究陷入“散文化小说”、“抒情小说”等结论的反复论证中，忽视了萧红的创作个性对其文体观念所产生的作用。以叙事学方法分析萧红散文，鲁迅“越轨的笔致”中包含萧红“文体无意识”的结论可以得到证实。忽略了这一点，将抹杀萧红创作个性中这一独特之处。

［1］林白．林白散文·自序［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1：2．

［2］艾晓明．戏剧性讽刺——论萧红小说文体的独特素质［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3）：169．

［3］［英］安德鲁·本尼特，尼古拉·罗伊尔．关键词：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M］．汪正龙，李永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52．

［4］悄吟．商市街［M］．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中华民国二十五年．

［5］［美］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M］．刘象愚，等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79－80．

［6］刘艳萍．姜敬爱与萧红小说的性别悲剧与性别意识［J］．延边大学学报：社科版，2010（2）：89．

［7］萧红．回忆鲁迅先生［A］．萧红散文［C］．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3：260．

［8］［美］苏珊·S．兰瑟．虚构的权威［M］．黄必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20．

On the“Transgression”Narration of Xiao Hong's Prose

LIU Zhao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Changchun Normal College，Changchun 130032，China）

It is well known that Xiao Hong's novels are characterized with poetry and prose，but as for the“fiction side”of her prose few have been dealt with．Based on the theories and methods of narrative the thesis mainly analyzes Xiao Hong's representative prose works from narrative time，images of characters and narrative point of view．It also illustrates the connotation of“style unconsciousness”of Xiao Hong's writing in the words of Lu Xun's comment and it points out that we should avoid the organic whole study of Xiao Hong's style due to the division of genre．

Xiao Hong；Prose；Narration；Style

I206．6

］A

1001－6201（2012）05－0140－04

2012－05－12

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09B166）。

刘钊（1965－），女，吉林长春人，长春师范学院汉语言文学学院教授，文学博士。

［责任编辑：张树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