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春英，赵 毅

清代东北地区水灾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于春英1，2，赵 毅3

水灾是清代东北地区发生最频繁的灾种。清代东北地区水灾流布范围广，给农业生产造成严重的破坏。农田被淹，土地荒芜；农作物收成减少，粮食歉收；水利设施遭到破坏，劳动力缺失等，均为清代东北地区水灾对农业生产产生的重大影响。

清代；东北地区；水灾；农业生产

（一）农田被淹，土地荒芜

农田是农业生产的基本生产资料，是生产农产品的基础和主要因素。水灾对农田的破坏，主要是淹没农田，引起土地荒芜乃至荒废。如1888（光绪十四年）年奉天省特大水灾，“全省农田成灾面积360万亩”［7］。1901（光绪二十七年）年，“呼兰厅所属巴彦苏苏北牌被灾地二万一千一百八十三余垧，东阿力罕段被灾地四万一千四百五十七余垧，东拉三太段被灾地六千二百一十九余垧”［8］291。1909（宣统元年）年，吉林大水，呼兰府属西乡各屯，因夏秋之间，河水泛溢，“淹没田禾四百余晌”，肇州厅“被淹地亩一千七百四十三晌”，巴彦州“水淹地一万六百九十七晌”［1］160。1910（宣统二年）年，呼兰府夏秋之交大水，呼兰河、少棱河、大小木兰达河、松花江同时并涨，呼兰滨河滨江之地淹没六千余垧，巴彦滨江之地淹没三千余垧，滨河之地淹没七千余垧，兰西滨河之地亦多淹没［8］293。1910年奉天水灾，“新民府治以北至后营子，南至南窑，东至大东地，西至大坝及小堡子，城乡周围四十余里全被水淹，计被淹地亩一万七千余亩”［1］160。1911年东三省特大水灾，黑龙江省“田禾物产均各损伤，统计各属被淹地亩三十万余晌”［1］163。

农田大面积被淹没，导致农作物减产，甚至绝收，农民纷纷逃亡，造成土地荒芜，耕地面积大大减少。如光绪二十七年，“呼兰厅之所属大小木兰达自春且秋迭遭水灾，颗粒无收，民户逃亡殆尽”［8］292，无人耕种，造成土地荒芜。同时，农田被淹也造成水土流失，土地不能再耕种，“洪水对土质的破坏，含沙泥水所过之处，地面尽为沙碛，寸草不生，如同沙漠，使得田地长期不能耕作”［9］172。如1909年，吉林水灾，“受灾最重之区，非徒田庐、财物漂刷无遗，而地土为急水所冲，遍野砂砾，额赫穆、新开河、蛟河一带尤皆显露石骨，寸土不留”，“不特田庐、牲畜漂没无遗，而土为水冲，石骨显露，可耕之地尽变石田，哀此流亡永无生业之可望”［1］159。

因此，“历来灾荒，不但使农地在灾时不能利用，而且每经一度巨灾之后，荒地面积势必增加，没有开垦的土地，固无开发的可能，就是已经耕种的熟地，也只得任其荒芜”［9］172。

（二）农作物收成减少，粮食歉收

清代东北地区是重要的产粮区，每次大水灾爆发，沿江沿河地带的农作物都要大量减产甚至颗粒无收。如1888（光绪十四）年，奉天省特大水灾，造成农业歉收，农作物收成减少，“本年旗圈官庄田禾，蒲家井等十六屯，春旱秋涝，加以河水涨发，均被浸淹，计收成将及三分查勘属实，其余收成将及六分”［1］117。“齐齐哈尔、茂兴、墨尔根等二十七站，……入秋以后，霖雨仍复连绵，替安和被淹，轻重不一，通计齐齐哈尔收成仅只二分。其特木得黑等十站，收成亦只二分。黑龙江、墨尔根、布特哈三城，……入秋亦苦霪雨，江河泛涨，洼田间被水淹，……收成只有一分。”［1］1181909年，“吉林省去岁六月间大雨倾盆，江河都涨，沿江上下被灾尤重，统计吉林全省大田收成五分余”［1］158。“海伦、安达各府厅州县所属民田收成均有五分、六分、七分、八分不等，其余大赉厅所属富庶等九牌民佃地亩，收成仅二分、三分。嫩江府属全境夏旱秋涝，收成仅三、四分不等。”［1］1601910年，“吉林本年……所种二麦多被浸淹，核计收成分数仅及三四分不等。通省均约计六分有余”［1］163。经济作物的生产也受到影响，黄烟减产。1888年，“吉林上年黄烟自六月初旬至八月底连日阴雨，不得晴晒，致将烟叶斑乱。靠近江河烟地，又因水涨被淹，尽成泥淤。其沿江所运木植，又值江水暴涨，多被冲漂”［1］117。农作物减产，造成粮食歉收，农业生产遭到破坏，严重影响了农业经济乃至国民经济的发展。

（三）水利设施遭到破坏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水利的兴废对农业的兴衰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清代东北地区主要的农业基础设施是堤坝，每次特大水灾，或连续几年的频繁水灾都会造成堤坝被冲毁。如1888（光绪十四）年，奉天省发生特大水灾，“通化县江水陡涨，冲开堤坝，城内城外一片汪洋”［1］114。1909年大水灾，“辰方北岸冲刷三空，凑长十四丈，桩笆无存，宽二三尺，深五六尺不等。南岸冲刷一空，长一丈五尺，宽一二尺，深四五尺。巳方南岸首桩笆槽朽欹落，土石沉陷，长十七丈，宽二三丈，深四五尺不等。申方南岸长四十七丈，北岸长四十五丈，桩笆全行槽朽歪欹倒落，沙石沉陷。又验得龙头石路下东护堤桩笆冲刷一空，凑长十四丈五尺，宽二三尺，深六七尺不等。”［1］1571910年大水灾，据东三省总督锡良奏报：“查勘得辰方南岸沉落长一丈五尺，深五六尺，宽三四尺不等，北岸冲刷凑长三十丈，深五六尺，宽二三尺不等。巳方南岸土石沉陷冲刷长三十丈，深六七尺，宽三四尺不等，巳方北岸冲刷凑长二十六丈，深六七尺，宽二三尺不等。午方南岸冲开决口长十二丈，宽八九尺，深六七尺不等，午方北岸冲刷凑长二丈，深五六尺，宽二三尺不等，水势南下直入苏子河，将顺水坝冲刷长十二丈五尺，车道冲开南北宽九丈五尺，深四五尺至二三尺不等。又勘得龙头石路下东护堤桩笆冲刷凑长二十八丈五尺，宽三四尺，深六七尺不等。石路西护堤桩笆冲刷长八丈，深四五尺，宽三四尺不等。石桥下两旁桩笆歪斜不整，前修板桥皆以槽朽不能行屡。所有辰巳午各方冲刷处所，桩笆均已槽朽无存。”［1］161

水利设施被冲毁对农业生产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尤其是长时间连续性的频繁水灾导致水利设施无法迅速修缮，进一步加剧了灾情，严重影响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四）劳动力缺失

劳动力是生产力中能动的决定性因素，是农业生产的主体和根本动力，是农业生产最主要的生产力。劳动力的多寡对农业生产的发展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每次特大水灾都会造成人口减少，劳动力缺失。水灾造成的人口减少，一是大水直接吞没人口。如“乾隆十五年八月，松花江水泛滥，呼兰城被灾户136户”［8］287。1888年光绪十四年，奉天省发生特大水灾，“浑河暴涨，贯注五里河，泛滥出槽，顿高二三丈，宽约数里。两岸田禾、庐舍俱被冲淹。居民……呼号之声，惨不忍闻。人口、牲畜、木植、器皿顺流漂下，不计其数”［1］114，“全省灾民85万人，淹死785人”［7］。1909年，“肇州厅属境和平安乐四牌，灾民七十六户。巴彦州灾民一千一百零二户”［1］160。1911年东三省特大水灾，黑龙江省“淹毙人口二百数十名，灾民一十五万余口”［1］167。二是水灾带来的饥饿和瘟疫直接降低了劳动力素质，引发很多人饿死、冻死、病死，导致人口急剧减少。灾后米薪短缺，大批灾民无以为食，只好流离乞讨，巷无炊烟，饿殍载道，“人相食”的惨剧时有发生，加之灾民们失去居住环境，缺乏起码的御寒空间，“寝厨既圮，衣物无余，冻馁无依，号寒啼饥”，冻饿交加加剧了灾民的死亡。水灾发生后，引发病疫流行，也造成人口大量死亡。如宣统二年夏秋之交，松花江大水，“十一月，大疫，呼兰府疫毙者6 427人，巴彦州1 260人，兰西228人，木兰98人”［8］294。三是水灾后，民众流离失所，大批逃亡，造成人口减少。由于水灾往往是自然经济状态下的小农难以抵御的，所以每逢水灾，粮食减产或绝收，造成严重饥荒，灾民为求得生存，纷纷外出逃荒，造成人口减少。如1888年，“奉省上年秋水为灾，漂没田庐，损伤人口，……加以连年饥馑之后，素乏盖藏，沿河一带小民荡析离居，尤形狼狈”［1］112。

综上所述，清代东北地区频繁的水灾给农业生产及人民生活造成了巨大损失，导致农业生产力水平下降，进而导致土地荒芜，“灾后农村人口锐减，劳力缺乏，人力不足而至土地荒芜”。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清朝统治者虽然采取多种措施救灾恤民，恢复生产，但多流于形式，赈灾不力，实效可怜，加之小农社会人们的抗灾减灾能力薄弱，所以“人相食”，“万民饥流”不断发生，人口和耕地面积大大减少，严重影响农业生产，进而造成一系列社会问题。

［1］水利电力部科技司，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清代辽河、松花江、黑龙江流域洪涝档案史料［Z］//清代江河洪涝档案史料丛书．北京：中华书局，1998．

［2］王静爱，方伟华，徐霞．中国清代中后期（1776—1911）水灾受灾比动态变化及风险评估［J］．自然灾害学报，1998（4）．

［3］郑功成．灾害经济学［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10．

［4］谢永刚．水灾害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13．

［5］陈振汉．清实录经济史资料——农业编．第一分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5．

［6］陈文科，等．农业灾害经济学原理［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0：77－78．

［7］葫芦岛市水利局．历史上的水旱灾害［EB/OL］．葫芦岛市水利局网，http：//lu．hld．gov．cn．2007－07－16．．

［8］黄维翰．呼兰府志［M］．民国4年．台北：成文出版有限公司，1974：291．

［9］邓拓．中国救荒史［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作者单位：1．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吉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3．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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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2－20

［责任编辑：赵 红］

水灾是东北地区发生最频繁、危害最大的自然灾害。有清一代（1644—1911年），东北地区遭受不同程度的水灾511次［1］8，居清代东北地区自然灾害的最前列。当时的水灾不论在大江大河流域还是在平原山区都有发生，给农业生产、社会生活以及人民的生命财产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据统计，就水灾所波及的府厅州县次而言，清代东北地区水灾所波及的府厅州县次为747县次（包括相当于县一级的府、州、厅等）。清代东北地区的水灾呈现出几方面的特点：1．水灾发生频繁。东北地区的水灾频次以嘉庆、道光、光绪、宣统四朝较为集中。其中光绪朝最多，共计305县次；其次是嘉庆、道光两朝，分别为121县次；再次是宣统朝，共计102县次；乾隆、咸丰和同治朝水灾较少，乾隆朝共计有49县次，咸丰朝共计1县次，同治朝共计36县次。如果按所在流域、水系分类统计，其中：辽河流域294县次，辽西诸河51县次，辽东半岛诸河69县次，鸭绿江流域40县次，松花江流域258县次，图们江水系17县次，绥芬河水系2县次，黑龙江流域16县次。从水灾发生的年度上看，在1736—1911年的176年中，东北地区只有80年没有发生水患，其余年度均发生不同程度的水灾。其中，“10—19个县有18年发生水灾，20—29个县有5年发生水灾，30—39个县有2年发生水灾，50个县以上有1年发生水灾”［1］26－38。2．水灾波及的区域较广，水灾分布极不平衡。我们可以用“水灾受灾比”的理论来判断。所谓“水灾受灾比”是指在统计单元内，受水灾的县域个数与总县域个数的比值。受灾比的大小表明水灾范围的大小，是度量灾情程度的基础指标。虽然一次水灾不可能淹没全县，但水灾灾情却对整个县域经济造成损失，因此受灾比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整个县域经济受灾的程度［2］。根据此理论，在176年内，东北地区受灾县数占总县数的1/3以上。沿江、沿河流域，如辽河流域、辽西诸河、辽东半岛诸河、鸭绿江流域、松花江流域、图们江流域、绥芬河流域、黑龙江流域各县水灾远远多于平原和山区，东北南部各县水灾远远多于东北北部。

由于水灾多发生于春、夏、秋三季，所以清代东北地区如此频繁的水灾，给农业生产造成了严重的损失。“灾害问题的实质是经济问题。”［3］农业再生产主体结构也避免不了遭到自然灾害直接的损失和打击，使灾区的农业生产过程陷于瘫痪［4］。清代东北地区是一个以农为主的小农经济社会，“国民经济的主体是农业，并且是个体经济的小农业”［5］。由于小农社会的防灾、抗灾、减灾能力很薄弱，所以一旦发生水旱灾害，都会对农业造成破坏，尤其是突发性的大水灾对农业的危害更大、破坏性更强，“不仅造成土地荒芜，农业基础设施毁坏，而且毁损庄稼，危害农业生物体”［6］，严重破坏农业再生产过程，给农业生产带来巨大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