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欢，徐铭瞳

刘基的讽谕文对前人作品的继承与新变

赵 欢1，徐铭瞳2

元末的讽谕文作者中，刘基是比较特殊的一位。他的文风未如其他多数文人那样寄情于调笑之中，而是保持着尖刻、辛辣的语言风格和一针见血、鞭辟入里的讽刺手法，与其他生活于元末的作家相比，更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和毫不留情的批判笔调。可以说，刘基作品的风格更近于较为传统的讽谕文，“载道”的作用很突出，与吴中文人调笑、滑稽的以文为戏手法有较明显的区别。

刘基；讽谕文；元末讽谕文

与韩愈的《马说》相比，刘基的《千里马》着眼点更高，所讽刺的已不仅局限于人才不受重用这个问题，而是着眼于这种现象背后的整个社会的弊端，使“千里马”这个题材的寓意更广，也更突出了元末的诸多问题，是对这个旧有题材的扩大化的阐释，批判的笔锋深入而尖锐。

《千里马》是对旧故事的扩大和延伸，而《瞽聩》（其七）则是对前人作品的反其意而作。《庄子·齐物论》中有“朝三暮四”的故事，以受愚弄的猴子讽刺自以为有原则却看不清事情真相的人，被表面的变化所迷惑，而实质上没有得到任何更多的好处。刘基利用这个故事中养猴人和猴子的原有关系，却写出一篇完全不同的讽谕文。在刘基的故事中，叙述者不再是站在养猴人的角度，而是从猴子的立场出发来看待整个事件，也将对这个故事的解读拉出原有的定式，不再是嘲弄猴子的愚蠢，而是重新审视猴子与养猴人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