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婷婷，范卫国

(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重庆，401120；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检察院，重庆，400060)

一、通知主义模式下“适格通知主体”的引出

债权让与合同如何对债务人产生拘束力，各国立法对此大致有三种立法模式。第一种为“自由主义”模式，它是指债权让与效果依照原债权人和新债权人订立的合同而产生，债权人无需通知债务人本人，亦无需征得其同意。第二种为“通知主义”模式，它是指虽然债权人转让债权无需债务人同意，但债权让与效果的产生除需要原债权人和新债权人订立合同外，还需债权人对债务人作出债权让与通知。第三种为“债务人同意主义”模式，认为合同权利的让与必须经过债务人的同意才能生效。

我国曾在《民法通则》中确立过债权让与的“债务人同意”规则①，但此后的《合同法》在对待该问题上并未延续《民法通则》的思路，而采用了“通知主义”的立法模式。例如，根据我国《合同法》第 80条第1款规定，只有在债权人通知债务人的情况下，其债权转让行为才对债务人发生效力。由此可知，如果债权人未尽到通知义务，则其转让行为并不发生债权转移效果，债务人依然可以向原债权人进行有效清偿并使其债务消灭，而此时受让人只能行使其基于原因关系而主张对出让人的债权，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1]“通知主义”的立法例主要有以下优点：一方面，它充分赋予债权人处分债权的自由，鼓励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债权的转让和流通，避免了债务人同意主义立法例的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