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希娟 孟 慧

(华南理工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510640)

一、引言

就产业转型升级而言，国外采用的模式各有不同，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主要采用市场为主导的模式［1］，日本、新加坡、欧盟等国家则采用政府为主导的模式［2，3］，前苏联和委内瑞拉则采用自由放任模式［4，5］。广东省借鉴国外经验，并结合国内及本省的实际情况，制定了“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产业转型升级模式［6］。因此，2007年12月，广东省委十届二次全会鲜明地提出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全面促进产业的转型升级，并陆续出台一系列政策。为了读者更容易理解本研究的设计和结论，我们对这一时期的政策按时间和内容归纳成以下四段。

2008年下半年，广东省制定“三促进一保持”的工作思路，坚定不移地推进产业转型升级。2008年12月，国家发改委出台《珠三角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后，广东省很快出台《珠三角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实施办法》和《关于推进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的决定》以及建立现代产业体系、科技园区建设、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促进加工贸易产业升级的意见等方面的重要文件，试图通过制定鼓励类、限制类和淘汰类产业政策及相关的配套措施，在宏观上引导和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制定产业规划和区域发展规划，分类指导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同时加强政府服务能力建设，搭建公共平台，如银企平台、企业咨询服务机构等，帮助地方和企业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此外，还出台不同地区分类指导的政府领导考核办法，将结构指标作为重要的因子纳入考核体系，从而形成了广东产业转型升级的基本政策框架。

到2009年，广东省提出必须把握和处理好“五个重大关系”，并结合国家重点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制定《重点产业调整振兴实施方案》，加快淘汰落后产能，运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实行就地转型升级和异地转移相结合的方式，进一步促进区域产业转型升级［7］。

至2010年，广东省重点关注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2010年3月，广东省制定《2010年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行动计划》，提出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六大路径以及工作目标；2010年10月，广东省制定的《关于促进我省优势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提出大力倡导打造品牌、提升企业技术水平、加大研发投资力度以及普及信息化技术应用来引导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方针，并重点关注信息技术的应用，积极引导促进各行业、各领域信息技术不断渗透与融合，委托组建“广东省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创新中心”，为两化融合提供创新技术服务，大力推进工业数字化改造、装备制造数字化、节能减排和清洁生产信息技术应用“4个100”示范工程建设，推进重点信息技术和行业解决方案的普及应用。

在此期间，广东省也非常重视人才培养与引进对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作用：2010年7月，广东省颁布《珠江三角洲产业布局一体化规划(2009-2020年)》，该文件指出要实施高等教育发展水平提升工程，优化高等教育布局结构，大力培养高层次人才；同年9月，颁布《广东省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总体规划(2010-2015年)》，再次强调要加强人才引进和培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吸引培养高层次人才的意见》，对500强项目引进的产业化领军人才、企业博士后人才、创新团队和高级管理人才、入选创新科研团队和领军人才引进计划的人才，在专项工作经费、住房补贴等方面给予优先支持，使产业转型升级的人才后盾得到保障。

以上一系列政策的出台，标志着从2007年12月广东省进入“通过政策引导，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时期，即本文所说的“产业转型升级期”。那么，广东企业对政策的响应情况如何呢?即政策环境的改变对广东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是否明显?本文从企业对政策的了解及响应程度、政策对企业投资行为的作用、企业投资行为受政策影响的主要表现以及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因素四个方面来考察2007年12月以后广东企业的投资行为，为检验广东现行政策的有效性提供依据，也为进一步完善广东乃至全国其他省份产业转型升级期的政策提供参考。

关于企业投资行为的研究，国外常用的方法是问卷调查法［8，9，10，11，12］；近年来，国内学者也开始用问卷调查法来研究企业的投资行为［13，14，15］。这些研究为本文如何利用问卷调查来研究广东省产业转型升级期企业投资行为提供了值得借鉴的经验，也为研究结果提供了可比较的对象，有利于发现这个时期广东企业投资行为的新动向及特点。

本文其余部分安排：第二部分介绍调查问卷的设计与发放、样本企业特征以及本文的分析方法，第三部分对问卷进行统计分析，从不同方面归纳出广东企业在产业转型升级期的投资行为表现，探索企业对该时期政策的响应程度，最后是结论。

二、问卷设计与样本特征

(一)问卷的设计与发放

2010年1月，我们承担的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项目“产业转型升级期广东企业投资决策行为的研究”立项，摸清产业转型升级期广东企业投资行为的现状是该项研究的重要工作之一。在同年3-7月份，我们首先对来自广东企业的中高层且就读于华南理工大学MBA/EMBA的近60名学员进行访谈，同时也对东莞、深圳、佛山等地的部分企业进行考察，主要从本文所研究的四方面内容着手，试图深入了解广东企业投资行为在产业转型升级期政策环境下的特点；然后基于对广东省出台的一系列政策以及目前广东省投资环境的研究，于同年10月初设计出有针对性的调查问卷，经过试调查、讨论及多次完善后，于11月初确定问卷并进行正式调查。

调查问卷分为六个部分：企业概况、最高决策者信息、企业对政策的了解及响应程度、政策对企业投资行为的作用、企业投资行为受政策影响的主要表现以及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因素，包含26个大问题，合计35个小问题。调查对象是企业高层领导，主要是董事长、总经理、财务总监或总会计师等。为提高调查对象回答问题的积极性和真实性，本问卷不要求填写企业名称、联系电话等信息。

此外，直接与企业的高层接触并让其填写问卷是保证问卷填写质量的有效途径之一，因此我们借助本校工商管理学院MBA中心以及高级管理培训中心的力量，于2010年11-12月在MBA、EMBA、产业转型升级高级研修班、经理人培训班的课间向企业管理者发放问卷近200份。从班级学员资料可知，学员来自于广东不同地区的企业，广州所占的比重稍微偏大，但总体而言覆盖面广。收回的问卷由专人负责整理、录入、复核。至2010年12月底，已收回有效问卷130份。

(二)样本特征

有效问卷中，包括上市公司22家，非上市公司108家。

从行业来看，样本企业主要分布在制造业、金融保险业、医药行业，其比重依次为56.92%、13.85%、12.31%，余下的建筑业(3.08%)、批发零售贸易及餐饮业(3.08%)、现代服务业(4.62%)、房地产业(3.08%)以及交通、仓储、物流(3.08%)所占的比重均很低。

从所有制类型来看，样本企业中私营企业所占比重最大，占50.77%，国有企业占23.08%、集体企业占1.54%，外资(合资)企业占20.00%，其他占4.62%，较能反映广东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比重大的特点。

从资源密集程度来看，样本企业中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以及其他类型的企业比重相差不大，分别占25.42%、23.73%、32.20%、18.64%，这与广东目前以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主的现状有些相左，不过将更有利于本文研究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企业的投资行为特点。

从规模大小来看，所调查的企业中，16.92%属于大型企业，40.00%属于中型企业，43.08%的属于小企业，这与广东省绝大部分企业为中小规模的现状吻合。

总体来说，样本企业从行业、所有制类型、资源密集程度以及规模等分布来看，基本上代表了调查总体——广东企业的情况。

所有问卷均提供了有关企业最高决策者的信息，从年龄分布看，64.62%的样本企业最高决策者年龄在50岁以下，余下35.38%在50岁及以上；从任职年限来看，9.38%的样本企业最高决策者任职年限在3年及以下，12.50%为4-5年，21.88%为6-10年，更有56.25%高于10年；从持股比例来看，33.87%的样本企业最高决策者不持股，12.90%的持股比例在10%以下，8.06%的持股比例在10%-20%，但有45.16%的持股高达20%以上；从教育状况来看，仅有15.87%的样本企业最高决策者接受教育水平为本科以下，36.51%的接受本科教育，19.05%的接受全日制研究生及以上教育，28.57%的接受过MBA教育，并且在这些最高决策者中，有57.14%的人曾系统地接受过经济或管理方面的专业教育。

(三)分析方法

为了全面反映问卷调查结果，深入揭示广东企业在产业转型升级期的投资行为，本文各部分问卷分析的内容将从描述性统计分析和深入分析两个层次进行。首先，按照问卷的内容对各问题的回答情况做全面的描述，以揭示广东企业投资行为的总体特征；其次，在各部分内容中，根据描述性分析的结果，选取部分重要问题，按其内在逻辑进行深入分析，以考察企业内在因素的不同特征对于问题的选择是否具有显著性差异。

鉴于问卷中有3个大问题答案赋值分为0、1、2、3、4共5个等级，有2个大问题答案赋值分为1、2、3、4、5、6共6个等级，其余问题一般有4个选项，因此在描述性统计分析中，对于赋值的问题主要根据选择的结果采用百分比分布的方式进行直观描述，并附以均值(极大值为4或6)反映样本的平均状态。在深入分析时，本文借鉴国内齐寅峰等(2005)、李悦等(2007)、潘明霞(2008)等的研究方法，选用列联表法以考察多个变量之间是否有某种联系。所有问卷数据的处理借助社会科学统计软件包SPSS13.0完成。

三、统计结果与分析

(一)广东企业对政策的了解及响应程度

1.广东企业对政策的了解程度

在广东省推出一系列产业转型升级导向政策及配套措施的情况下，企业对这些政策的了解程度究竟如何?其对当前的投资政策环境评价又如何?企业是否感受到当地政府响应并实施了广东省政府出台的政策?不同类型的企业对政策的了解程度又会有多大的差异?

问卷统计结果显示，对目前广东省制定的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相关政策“非常了解”的企业占14.52%，“比较了解”的占40.32%，“有点了解”的占35.48%，“完全不了解”的占9.68%；同时，仅仅有3.23%的企业认为当地政府“全面实施”省政府制定的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政策，14.52%的认为“大部分实施”政策，54.84%的认为只是“基本实施”这些政策，更有22.58%的企业认为当地政府“很少实施”相关政策，4.84%的企业甚至认为当地政府“没有实施”(见图1)；而对投资政策环境的评价结果显示1.85%的企业认为投资的政策环境“很好”，33.33%的企业认为“较好”，57.41%的企业认为“一般”，还有7.41%的企业认为“较差”，没有企业认为“很差”(见图2)。

图1 企业对政策实施情况的评价

图2 企业对投资政策环境的评价

由此可见，地方政府对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相关政策没有有效的实施，甚至有相当一部分地区实施力度不够，从而导致大部分企业对相关政策了解深度不够，认为当前投资的政策环境一般。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该时期相关政策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引导。

政府在出台政策时，很多时候会考虑国有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状况，特别是一些关乎国家要害的国有企业，因而制定的政策也会为国有企业发展提供较多的便利条件，所以我们预期国有企业会更了解产业转型升级期的相关政策，对投资政策环境的评价也更好。但分析发现，调查结果与预期差异较大，国有企业对政策的了解程度不如外资企业，有75.00%的外资企业表示“了解政策”，而国有企业只有57.14%；对政策环境评价好的企业也以外资企业比重最大，其次才是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对政策的了解程度和对政策环境的评价均处于最差位置(见表1)。

表1 不同类型企业对政策的了解程度和评价

以上结果说明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相关政策并没有引起广东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的重视，而外资企业则对相关政策的关注度很高。这一方面与内资企业的发展水平以及发展意识有关，它们发展水平较低，借助各种外部力量发展自身的意识较差［16，17］；另一方面，可能与广东企业家传统文化有关，根据访谈我们发现广东企业家独立性很强，他们在经营过程中并不过多地依赖政府。

2.广东企业投资对政策的响应程度

为了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广东省提出打造品牌、提升企业技术水平并加大研发投资力度以及普及信息化技术应用的重要方针，并多次强调产业转型升级离不开这三大推动力［18］。那么在这种形势下，广东企业的品牌现状、技术水平以及信息技术的应用水平又如何?是否响应政策而加大对品牌打造、技术研发以及信息技术的投资力度?本文试图通过广东企业对目前大力倡导的三方面政策的响应情况来考察其对政策的响应程度。

调查结果显示：在品牌状况方面，高达61.67%的企业拥有自主品牌，还有15.00%的企业是自主品牌加贴牌生产，余下23.33%的企业拥有其他品牌方式；另外，有75.47%的企业已经或者打算加大打造自主品牌的投资力度。在技术水平方面，有10.34%的企业生产设备技术水平达到国际先进水平，43.10%达到国内先进水平，44.83%为国内一般水平，仅有1.72%的企业为国内落后水平；在技术研发的投入方面，15.79%的企业技术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比重低于1%，56.14%的企业技术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比重在1%-10%，还有19.30%的企业占到10%-20%，更有8.77%的企业其技术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比重高达20%以上；进一步调查发现，在大力倡导技术升级的政策环境下，有31.67%的企业已经加大对技术研发的投资力度，有53.33%的企业打算加大投资力度，仅有8.33%的企业打算维持现状，还有6.67%的企业没有技术研发。在企业信息化技术的应用情况方面，有71.88%的企业拥有内部信息共享平台，而余下28.13%没有信息共享平台的企业中，也有64.29%的企业已经进行了信息技术应用的规划，并且合计有53.33%的企业表示已经或者打算为企业信息技术的应用进行强有力的投资。

以上调查结果表明，广东大部分企业已经意识到打造品牌、技术研发以及信息化技术的应用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比较积极地响应政策并对其进行投资。因此可以说广东企业对政策的响应总体趋势较好，特别是对于那些关乎企业发展的重要引导方针。

(二)政策对广东企业投资的作用

为了进一步了解该时期广东省制定的政策扶持措施、组织引导方针的落实情况以及其是否起到帮助企业发展的作用，本文调查了企业目前新的投资打算、没有新的投资打算的原因、新投资所遇到的困难以及最需要的服务和相关政策是否对企业投资有帮助等内容。

图3 广东企业目前没有投资打算的原因

调查结果显示，目前64.62%的企业有新的投资打算，没有新的投资打算的企业表示主要原因并不是由于政策扶持措施没有得到实施，因为选择“银行贷款难”以及“投资项目用地审批困难”所占比重很小，而是因为“找不到好的投资项目”(35.00%)、“企业资金状况不佳”(15.00%)以及“行业投资门槛较高”(15.00%)，“其他”占比37.5%(见图3)。

对有新投资打算的企业的进一步调查发现：在新投资过程中，被调查企业认为“缺乏所需要的人才”(69.83%)、“缺乏资金”(53.45%)、“缺乏研发和技术支撑”(38.36%)是企业投资新项目时面临的最大障碍，另外“缺乏指导服务”(13.79%)、“市场准入机制不畅”(11.64%)和“信息不灵通”(6.90%)也是部分企业遇到的困难。这十分清楚地表明“人才”与“资金”是企业投资新项目时面临的主要瓶颈。

针对企业在投资中最需要的服务的调查发现，企业最需要“提供市场开拓”(59.19%)、“融资服务”(48.43%)和“技术支持”(46.64%)三方面的服务；此外，也有企业需要“咨询”(21.52%)、“信息服务”(17.94%)、“法律”(17.49%)、“创业培训”(16.14%)和“代办手续”(11.66%)等方面的服务。从这些选项看，有些服务需要政府制定政策来促进(比如完善融资服务)，有些则要求企业在市场经济中作为(比如努力开拓市场)。

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相关政策对企业投资有帮助吗?调查结果显示：高达84.39%的被调查企业认为相关政策对企业的投资是有帮助的。这种帮助主要体现在“融资”(38.58%)、“技术创新”(38.58%)，以及“人才培训和引进”(34.01%)三方面；也有企业认为政策在“品牌打造”(28.93%)和“市场开拓”(20.81%)方面对其发展也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见表2)。

表2 企业认为政策对其投资的帮助程度

综合表2和企业投资时面临的主要问题及最需要的服务等调查结果可以看出：产业转型升级期广东省出台的相关政策对企业投资是有一定帮助的，并且帮助最大的方面，也是企业最需要解决的问题。这说明，为了促进企业的转型升级，政府在解决企业当前面临的实际困难方面下了不少功夫，制定的政策有较强的针对性且努力付诸实施，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总体力度仍然不够。

(三)企业投资行为受政策的影响

产业转型升级期的一系列政策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既体现在政策对企业总体投资方向与投资力度的引导上，也体现在具体政策对企业投资行为某些环节的影响上，还体现在政策作为影响企业投资行为的因素时其影响程度的大小等方面。下面从这三个方面来考察广东产业转型升级期的相关政策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

1.企业投资方向与力度受政策的影响情况

为了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广东政府出台了明确的产业导向政策及配套措施，这为企业指出了较为明晰的投资方向，也为企业投资提供了一定的保障。在这种情况下，政策对企业的投资方向、投资力度的影响程度如何?国有企业会更积极地响应吗?它们会更受政策的影响吗?

统计结果显示：15.63%的企业的投资方向受该时期相关政策的影响很大，43.75%的企业受一定程度的影响，32.81%的企业受影响较小，但是也有7.81%的企业认为其投资方向完全不受政策的影响；同样，政策对企业投资力度的影响程度与其对投资方向的影响程度具有相同的趋势，有13.85%的企业投资力度受到政策的影响很大，43.08%的企业则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35.38%的企业受到的影响较小，也有7.69%的企业的投资力度不受政策的影响。

结合本文第(一)部分中有关企业对政策了解程度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出：企业对政策的了解程度与企业投资方向及投资力度受政策影响程度是一致的。即，非常了解政策的企业比重与投资方向和投资力度受政策影响很大的企业比重非常接近。因此可以推测：如果企业对产业转型升级的政策越了解，政策对其投资方向以及投资力度的影响就越大。事实上，列联表分析也证明了这一点(如表3)。

表3 政策了解程度对企业投资方向和力度的影响

此外，根据本文第(一)部分的分析，我们发现国有企业并不是最了解当前政策的，也不是对投资政策环境评价最好的，那么其投资方向及投资力度受政策的影响又如何?进一步的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国有企业对当前政策的了解程度胜过私营企业，但不及外资企业；其投资方向与投资力度受政策的影响却均小于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见表4)。其中，投资方向受政策影响程度较大的企业类型比重由低到高依次为国有企业(36.36%)、私营企业(59.38%)和外资企业(61.54%)；在投资力度受政策影响程度方面，63.64%的私营企业认为其受政策影响程度较大，外资企业则有38.46%选择该项，而仅有30.00%的国有企业认为其投资力度受政策影响较大。

表4 不同类型企业对政策的了解以及其投资方向、力度受政策的影响程度

由此可见，广东省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政策并没有首先在国有企业得到响应并产生影响。可能是由于政策变动与私营企业、外资企业的利益变动相关性更大，因而该类企业更积极地了解政策，对政策的响应程度也较高，其投资方向与力度受政策的影响就较大；而国有企业则恰恰相反，因而受政策影响就小。

2.企业投资动机受政策的影响情况

对企业投资动机的考察是企业投资行为研究的一个方面，本文借鉴齐寅峰、李悦、潘明霞等学者的研究，从多个角度考察广东企业投资动机在该时期的变化，追随政府产业政策导向的动机是否有所提升。

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企业选择“提高公司获利能力”、“实施公司发展战略”、“提高市场份额”、“扩大公司规模做大企业”作为企业投资的最重要考虑因素(如图4)。

图4 广东企业投资动机及其重要程度的情况

其中，91.38%的企业认为“提高公司的获利能力”非常重要或者重要(平均权重为3.45)，88.14%的企业认为“实施公司发展战略”非常重要或者重要(平均权重为3.29)，75.86%的企业认为“提高市场份额”非常重要或者重要(平均权重为3.03)，72.41%的企业认为“扩大公司规模做大企业”非常重要或者重要(平均权重为2.97)；认为“提高管理者绩效”非常重要或者重要的企业也较多，占57.14%，其平均权重达2.38，而认为“充分利用融资优势”、“响应政府产业导向政策”、“充分利用闲置资金”对于投资项目非常重要或重要的企业则较少，而“实施多元化投资进入新的领域”是企业最不感兴趣的投资动机。

与齐寅峰等(2005)、李悦等(2007)以及潘明霞(2008)对企业投资动机的调查结果相比，该时期广东企业投资动机也是以利润目标为主导，注重提高公司的获利能力及市场份额，从而扩大公司规模做大企业，并注重公司发展战略的实施，不同的是广东企业更加注重“提高管理者业绩”，同时也更加“响应政府的产业政策”，而以往的调查结果则表明企业认为“政府推荐的项目”是最不受重视的投资动机。这说明广东产业政策具有较强的导向性和实用性，能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企业的积极性，使企业的投资动机在一定程度上受政策导向影响，但是总体影响力度仍然不够。

进一步通过列联表分析发现，不同类型的企业或企业最高决策者，其投资动机也有所差别。下面分两段详细描述。

从企业类型来看，(1)按所有制分类，国有企业、私营企业以及外资企业的投资动机特征与总样本大体相同，只是相对而言，私营企业更不关注“响应政府的产业导向政策”，认为其是最不重要的投资动机，而外资企业的投资动机则是多元并重的，每一项动机的平均权重均高于均值2；(2)按资源密集程度分类，资本密集型企业(2.67)比劳动密集型(2.00)及技术密集型(1.93)企业更注重“响应政府产业导向政策”的投资动机；(3)按是否上市分类，上市公司比非上市公司更注重通过投资来“实施公司的发展战略”(3.50，3.23)，也更注重“提高管理者的业绩”(3.10，2.27)，但二者的投资动机受“响应政府产业导向政策”的影响差别不大(2.30，2.11)；(4)按企业规模分类，大企业和小企业都很注重通过投资来“提高公司的获利能力”以及“实施公司发展战略”，也比中等规模企业更注重“响应政府产业导向政策”的投资动机(2.33，2.17，1.52)①数据依次指大企业、小企业及中等规模企业选择“响应产业导向政策”的均值。，而中等规模企业则更注重“提高产品的市场份额”以及“扩大公司规模做大企业”。

针对不同特征的最高决策者的统计分析结果是：(1)从年龄来看，最高决策者在50岁以上的企业除“多元化投资进入新的投资领域”(1.64)外，其余投资动机平均权重均高于最高决策者在50岁以下的企业；(2)从学历来看，最高决策者学历越高，企业越注重“实施公司发展战略”(3.00，3.27，3.36)①数据依次指本科以下、本科及研究生以上选择“实施公司发展战略”的均值。以及“响应政府产业导向政策”(1.89，1.95，2.43)，且越不注重公司的“多元化投资进入新的领域”(2.56，1.80，1.63)；(3)从是否受过MBA等经济管理专业教育来看，最高决策者受过MBA等经济管理专业教育的企业除了更注重“提高市场份额”从而增加获利以及“实施公司发展战略”外，还更加注重“提高管理者的业绩”和“响应政府产业政策导向”；(4)从任职时间来看，最高决策者任职时间越短的企业越注重“提高管理者的业绩”(2.80，2.39，2.21)②数据依次指任职3年以下、4到10年及10年以上选择“提高管理者的业绩”的均值。，也越注重“响应政府产业导向政策”(2.80，2.21，2.00)；(5)从持股比例来看，企业最高决策者持股与否给企业投资动机带来的影响并不存在显著差异。

上述结果表明：(1)该时期广东产业导向政策对私营企业的投资动机影响不大，可能是由于私营企业对产业导向政策并不关注，也可能是政策的宣传力度不够或没有落到实处。(2)广东资本密集型企业更响应产业导向政策，而技术密集型企业在这方面表现不明显，可能是由于配套政策不全面，也或许是资本密集型企业的风险更大，因此通过相应政策来减少风险或防范风险的意识更强。(3)上市公司与非上市公司在响应产业导向政策的投资动机上并没有显著差异，说明产业导向政策并没有起到很好地引导上市公司的目的。(4)大公司可能是为了更好的发展，因而更多地关注产业导向政策的大方向，而小公司可能是为了寻求产业导向政策中的一些扶持政策，也积极向产业导向政策靠拢，主动投资产业政策鼓励的项目，因此大公司和小公司都积极地响应产业导向政策；而中等规模企业则积极扩大公司规模。(5)最高决策者年龄越大、学历越高以及受过MBA等经济管理专业教育、任职时间越长的企业，其响应产业导向政策的投资动机越大。这一方面说明受教育水平会影响企业决策者的投资意识，使其更关注产业导向政策并从中找到适合企业发展的投资项目；另一方面也说明，决策者年龄越大，任职时间越长，越能意识到相关政策的作用。

3.企业投资决策方法受政策的影响情况

面对新项目，企业常常采用特定的方法来决策是否对其进行投资。理论上最推崇的投资决策方法是净现值(NPV)法和内部收益率(IRR)法，而齐寅峰等(2005)的调查发现，我国企业使用最多的投资决策方法是回收期法，其次是内部收益率法，净现值法位于其后，余下按使用频率排序依次是敏感性分析、会计收益率法、主观判断法、获利指数法、经济增加值法、情景模拟法、实物期权法和0-1规划法；李悦等(2007)的研究则表明中国上市公司重视内部收益率法高过净现值法，且回收期法、敏感性分析、会计收益率法等也在中国上市公司中得到一定的运用。

为了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广东省非常重视人才的培养与引进，广东企业本身也比较注重对管理者的培训。那么在大力推动人才培养政策的引导下，可以推测广东企业人才素质在整体上将得到提升，因而也必然促使其投资决策方法更加科学。

然而统计结果却让人感到意外：广东企业在做投资决策时使用较频繁的(包括“每次都用”和“经常使用”)是会计收益率法(65.96%)，其平均权重为2.64；其次是主观判断法(53.06%)，平均权重为2.53；然后是静态回收期法(54.17%)，平均权重是2.33；余下依次是净现值法(46.00%)、内部收益率法(45.83%)、动态回收期法(37.50%)，其平均权重依次是2.12、2.10、2.04，实物期权法则很少有人使用(见图5)。

由图5可见，该时期广东企业的投资决策方法并没有推测的那么科学合理，甚至不及2005年(齐寅峰等)针对全国企业所调查的结果，更无法与2007年(李悦等)全国上市公司的水平比较。

图5 广东企业投资行为影响因素调查结果

进一步分析发现：(1)不同类型企业的投资决策方法存在差异。从所有制来看，广东国有企业投资决策时更多地使用会计收益法(3.00)和静态回收期法(2.56)，而外资企业的决策方法则科学得多，主要使用IRR(2.88)和NPV(2.63)法；从资源密集程度来看，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企业主要使用主观判断法和会计收益率法，而资本密集型则在一定程度上重视NPV法；从是否上市来看，上市公司的投资决策方法更科学合理，使用IRR和NPV法的频率较高；从规模来看，大企业的投资决策方法较中小企业要科学得多。(2)企业最高决策者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企业的投资决策方法。从年龄来看，决策者年龄越大的企业，决策方法越科学，使用理论界推崇的决策方法的频率越高；从学历来看，决策者学历越高的企业，其投资决策方法越科学，决策者读过MBA的比没有读过MBA的更注重运用NPV法，而决策者接受过系统的经济管理专业教育的企业则更注重运用NPV法；从任职时间来看，决策者任职时间为4到10年的企业使用各种决策方法的频率差异不大，倾向于采用多种方法，而任职3年及以下的企业除了运用会计收益率法之外，更多的是用静态回收期法，但决策者任职10年以上的企业却更多地使用主观判断法来决策；从持股比例来看，最高决策者不持股和持股比例超过20%的企业其决策方法都不科学，以会计收益率法、主观判断法以及静态回收期法为主，而最高决策者持股比例在20%以下的企业投资决策方法则要科学得多，虽然也用到会计收益率法、主观判断法，但是NPV、IRR以及动态回收期法的使用频率均很高。

由此可见，广东企业的投资决策方法可能受到较多因素的影响，从而导致其方法的选择几乎不受该时期大力推进人才培养政策的影响，但可以推测，也许正是因为政策的支持与鼓励以及不同类型的企业对政策的响应程度不同，从而使得不同类型企业员工的知识素养的提升程度不同，最终导致其投资决策方法存在一定的差异；调查也显示学历高、系统地接受过经济管理专业教育的决策者所采用的决策方法更趋科学。因此广东企业还需要加强管理者对企业投资决策知识的学习。

4.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因素

影响企业投资行为的因素很多，那么究竟有哪些因素?其影响程度又如何?广东企业是否会因为当前产业转型升级政策环境不同而与以往企业的表现有所偏差?本文首先考察企业投资行为受各种因素影响的程度，然后着重分析其受各项政策因素的影响程度。

(1)综合因素的影响

借鉴潘明霞、齐寅峰等对企业投资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19，20］，本文从十大主要因素来考察。调查结果显示：广东企业的投资行为受问卷中所列举因素的影响均较大，其平均权重均高于均值2(如图6)。其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项目本身的获利性”(3.46)及“企业战略目标”(3.09)，认为其“非常重要”或“重要”的比重分别为96.43%、89.09%；而影响程度比较大的因素还有“产品市场的供求与行业预期”(2.77)、“企业的现金盈余状况”(2.61)和“管理层级的投资意愿”(2.61)，分别有69.64%、71.43%和59.26%的企业选择“非常重要”或“重要”；其次，“筹资资金的难易和成本”(2.46)、“相关的外部经济环境”(2.45)、“政府政策的支持”(2.36)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广东企业投资行为，认为其“非常重要”或“重要”的比重依次为61.11%、56.36%和50.00%，而“技术创新或研发失败的风险”(2.25)以及“企业的人才资源限制”(2.18)相比较而言是对企业投资行为影响最小的因素。

进一步分析发现：同一因素对不同类型或最高决策者特征不同的企业影响程度有差异。

按所有制分类，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外资企业的投资行为均在较大程度受“项目本身的获利性”、“企业的战略目标”以及“产品市场供求与行业预期”等因素的影响，而其余因素对这三类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程度则各有偏重，国有企业投资行为受“政府政策的支持”(2.85)的影响相对更大，而私营企业投资行为则更受“企业现金盈余状况”(2.97)的影响，外资企业投资行为则受“技术创新或研发失败风险”(2.88)的影响较大。

图6 广东企业投资行为影响因素调查结果

按是否上市分类，上市公司认为“项目本身的获利性”是企业投资行为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其平均权重为4，远远高于其他因素的影响水平，而非上市公司也认为“项目本身的获利性”对其投资行为影响最大，但其平均权重仅为3.44；此外上市公司比非上市公司受到“政府政策的支持”(2.78，2.26)以及“相关的外部经济环境”(2.78，2.38)因素的影响更大，而受“技术创新或研发失败风险”(1.38，2.44)、“企业的现金盈余状况”(1.67，2.76)以及“企业的人才资源限制”(1.11，2.35)等因素的影响则较小。

按企业规模分类，大企业投资行为受“企业人才的限制”因素的影响最小，其他因素对其投资行为的影响程度则与总样本无显著差异；而中等规模企业投资行为则受“项目本身的获利性”(3.36)的影响最大，其次受“管理层级的投资意愿”(2.60)的影响也较大，其余因素对其投资行为的影响均较小，而其受“相关的外部经济环境”(0.96)以及“政府政策的支持”(0.84)的影响更小；对于小企业，其投资行为受各因素的影响程度与总样本的统计结果没有显著差异。

从企业最高决策者的特征来看：决策者年龄越小，其企业投资行为受“资金筹集的难易和成本”(2.63，2.16)以及“企业人才的限制”(2.31，1.95)等因素的影响越大；决策者的学历越高，其企业投资行为受“管理层级的投资意愿”(2.30，2.62，2.74)、“政府政策的支持”(2.10，2.14，2.58)以及“相关的外部经济环境”(2.10，2.40，2.63)的影响就越大，但受“企业现金盈余状况”(2.90，2.71，2.38)的影响就越小；决策者接受MBA等经济管理专业教育的企业，其投资行为受“政府政策支持”及“相关外部经济环境”因素的影响更大，而受其余因素的影响程度与决策者是否接受MBA等经济管理专业教育没有明显关系；最高决策者的任职时间越短，其企业投资行为受“项目本身的获利性”(3.80，3.68，3.43)、“政府政策的支持”(2.80，2.58，2.13)以及“相关的外部经济环境”(3.20，2.50，2.29)等因素的影响就越大，而受“资金筹集的难易和成本”(2.00，2.42，2.55)及“企业的现金盈余状况”(1.80，2.37，2.87)、“企业的人才限制”(1.60，2.16，2.26)等因素的影响就越小；最高决策者持股比例越高，其企业投资行为受“企业的现金盈余状况”及“企业人才资源的限制”越大，而其余因素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与决策者持股与否无显著关系。

综合分析统计结果并与国内以往类似研究的结果对比发现：(1)广东企业投资行为有很强的市场导向，追求长远利润的同时，也注重企业长期战略目标的实现，企业投资时很看重项目本身的获利性、项目是否能有助于企业战略目标的实现以及项目本身的投资机会及成长能力，这是不同类型企业的共性；(2)融资约束成为广东企业投资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受企业现金状况和筹集资金的难易和成本的影响较大，特别是私营企业以及决策者学历较低、任职时间较短的企业，而对上市公司以及中等规模以上企业的影响则相对而言较小，这与潘明霞(2008)的调查结果类似；(3)目前尚未发现国内有利用调查问卷研究“管理层的投资意愿”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但该因素却在较大程度上影响着广东企业投资行为，这可能是由于广东省主要以私营企业为主；(4)人才的限制虽然总体上对广东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较小，但是对非上市公司及决策者年龄较小、持股比重较大的企业则是影响其投资行为的重要因素；(5)政策支持和外部经济环境变化对广东企业投资行为影响较大，特别是对国有企业、上市公司以及决策者学历越高、任职时间越短的企业，同时广东企业对人才以及技术创新和研发的重要性没有形成足够的认识，认为二者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很小。

(2)各项政策的影响

通过分析十大主要因素对广东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程度可知，广东产业转型升级期的政策支持对企业投资行为有着一定程度的影响，那么广东企业投资行为受各项政策的影响程度是否存在差异?本文从广东省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政策着手来考察其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

调查结果显示，各项政策对广东企业投资行为具有普遍的影响，但其影响程度不同，如图7所示。其中，广东企业投资行为受“融资扶持政策”影响程度最大，其平均权重高达4.09，远高于其他因素的平均权重，选择其影响程度为“6”或“5”的比重为48.15%；受其余因素的影响程度从高到低依次是“产业鼓励与限制项目政策”(3.71，36.36%)、“土地扶持政策”(3.67，38.18%)、“投资项目评估与审核政策”(3.49，28.30%)、“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3.33，29.63%)、“降低出口退税率以及其他税收优惠政策”(3.11，25.00%)、“产业区域转移扶持政策”(3.11，23.64%)；而其受“高污染高能耗产品出口征税”政策的影响最小，其平均权重仅2.42，远低于其他因素的权重值。

图7 广东企业投资行为受各项政策的影响情况

此外，本文还考察了不同类型企业投资行为受各项政策的影响程度，详细结果通过以下四段进行描述。

从所有制来看，外资企业投资行为受各项政策的影响程度均高于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投资行为受政策的影响最小，各项政策的影响水平平均权重均较低，只有“融资扶持政策”对其投资行为影响权重超过平均值3.5，而私营企业的投资行为主要受“融资扶持政策”(4.09)和“土地扶持政策”(3.67)的影响。

从资源密集程度来看，资本密集型企业投资行为受政策的影响程度要高于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企业，其受“融资扶持政策”(4.75，4.09，3.67)①数据依次指资本密集型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和技术密集型企业选择“融资扶持政策”的均值。、“投资项目评估与审核政策”(4.08，3.27，3.43)、“土地扶持政策”(3.92，3.73，3.33)和“产业鼓励与限制项目政策”(3.92，3.27，3.33)的影响程度较大，而受“高污染高能耗产品出口征税”的影响(1.92，3.00，2.13)最小。

从是否上市来看，上市与不上市企业的投资行为受“融资扶持政策”的影响均较大，而不上市公司投资行为受“土地扶持政策”(3.84，2.89)及“高污染高能耗产品出口征税”(2.56，1.78)的影响较上市公司要大，其余政策对二者的影响程度则无显著差异。

从企业规模来看，规模越大，其投资行为受各种政策的影响就越大，重要性平均权重水平均较高，而中等规模以及小企业对某些政策如融资扶持和土地扶持政策的依赖较小。

由此可以看出，“融资扶持政策”、“产业鼓励与限制项目政策”以及“土地扶持政策”是影响广东企业投资行为的重要因素，但是各项政策对不同类型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程度有所不同：(1)外资企业对政策的依赖性较强，也更关注各项政策对其投资发展的影响，因此外资企业受各项政策的影响程度均高于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而国有企业受政策的影响最小，可能是由于政策原本就对国有企业比较有利，并一直扶持国有企业；(2)资本密集型企业以及非上市企业中可能存在投资产业限制类、淘汰类项目的倾向，因此其受“投资项目评估与审核政策”以及“产业鼓励及限制类项目政策”的影响较大，同时“高污染高能耗产品出口征税”对其影响也较大；(3)税收政策的改变对广东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较小，因此应该加强利用差异化的税收政策，引导企业的投资行为，从而抑制高污染高能耗以及产业限制、淘汰类项目；(4)“产业区域转移的扶持政策”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程度较低，将不利于打造广东产业区域化、集群化。

四、结论

针对2007年12月广东省进入“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产业转型升级期，本文通过问卷调查分析的方法，从企业对政策的了解及响应程度、政策对企业投资行为的作用、企业投资行为受政策影响的主要表现以及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因素四个方面来研究广东企业的投资行为。收回的问卷覆盖了广东的各地区和行业、各种类型的企业，通过对问卷的整理分析，得出的主要结论有：

(1)广东大部分企业已经意识到某些政策如注重技术研发、打造品牌、信息技术应用等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比较积极地响应政策并进行相应的投资。但由于地方政府对产业转型升级期的政策没有彻底有效实施，实施力度也不够，因而导致企业认为当前投资的政策环境一般，也导致绝大部分企业对政策有所了解，但了解深度不够。

(2)产业转型升级期，广东企业投资方向与力度受政策的影响程度与企业对政策的了解程度正相关，企业对政策越了解，其投资方向与力度受政策的影响越大；从企业类型来看，表现为外资企业投资方向与力度受政策的影响程度大于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而且外资企业对政策的关注也要高于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也更注重利用当前政策发展企业。

(3)产业转型升级期，广东企业在融资、技术创新以及人才培养与引进等方面受到该时期政策的支持最大，这也是企业投资时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4)该时期广东企业投资动机仍然注重提高公司的获利能力及市场份额，不同的是其更加响应产业导向政策，注重借助政策提供的机会更快地发展。此外，政策对企业投资动机的影响程度与企业的类型以及企业决策者的年龄、受教育水平以及任职时间有关，即私营企业、上市公司、非资本密集型企业以及中等规模企业的投资动机受政策影响较小，而决策者年龄越大、学历越高及受过MBA等经济管理专业教育、任职时间越长的企业，其投资动机受产业导向政策的影响越大。

(5)广东企业在投资决策时最常使用的方法是会计收益率法，其次是主观判断法、静态回收期法，余下依次是NPV、IRR和动态回收期法。即，在决策方法选择的合理性方面与投资决策理论以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企业相差很大，也不及2005年国内大型企业，更无法与2007年国内上市公司相比，表明广东企业在投资决策科学分析方面还有差距，也说明企业对大力培养与引进管理人才的政策响应得不够好。

(6)与过去的研究相比，广东企业投资行为同样受市场导向、企业长远利润及长期战略目标的实现等主要因素的影响，受“企业现金状况”和“筹集资金的难易和成本”等融资约束因素的影响也较大，特别是私营企业以及决策者学历较低、任职时间较短的企业；此外，“管理层的投资意愿”也在较大程度上影响着企业的投资行为，这与广东省主要以私营企业为主有关，也是广东企业投资行为的重要特点之一；重要的是，广东企业投资行为受“政策支持”的影响加大，特别是国有企业、上市公司以及决策者学历越高、任职时间越短的企业。

(7)广东企业投资行为受“融资扶持政策”、“产业鼓励与限制项目政策”以及“土地扶持政策”等的影响较大，而受“产业区域转移的扶持政策”及“各类税收政策”的影响程度较小。同时，不同类型企业的投资行为受政策的影响程度有所不同：外资企业受各项政策的影响程度均高于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以及非上市企业受“投资项目评估与审核政策”、“产业鼓励及限制类项目政策”及“高污染高能耗产品出口征税”等政策的影响较大。

以上结论是根据调查问卷得出，希望能对广东省以及其他地区通过政策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有所帮助，同时为企业投资行为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