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哲 王圣杰

摘 要:20世纪40年代的知识分子以其敏锐的触角最先感应到灵魂的被撕裂的阵痛,苦苦挣扎于心理纠葛的重重漩涡,许多作家创作于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真实而坦诚地记录了这些知识分子艰难而复杂的心路历程,塑造了一个个悲剧性的人物形象。本文试图以具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为例加以论述。

关键词:20世纪40年代 现代知识分子 现代小说 心路历程

20世纪40年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内忧外患的特殊时期,民族的危机,战争的苦难之中,一个古老民族的心理大裂变也在此时展开,并由此激起文化的、道德的、信仰的矛盾冲突。面对着内忧外患,知识分子这个具有特定阶级和时代印记的特殊社会群体从思想到心理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本文试就四类知识分子的心理意蕴做以下简单的分析。

一、抗战大潮中文化官僚的典型

抗战官僚指抗战时期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做官当老爷的各阶层领导。他们不深入基层和群众,不了解实际情况,不关心群众疾苦,饱食终日,无所作为,遇事不负责任,独断专行,不按客观规律办事,主观主义瞎指挥,系抗战时期地方政治环境的特殊产物。20世纪40年代初,随着抗日战争进入艰难的持续状态,一系列寄生于基层政权的“抗战官僚”形象出现在小说中。横行无忌、巧取豪夺、利用职务之便以权谋私、贪赃枉法、盘剥民脂民膏是其丑陋的行为内容。

张天翼的《华威先生》中的华威先生作为“抗战工作者的上层分子”就是抗战时期一个“包而不办”到处出席抢权的抗战文化官僚的典型,他的忙不解决任何实际问题,而只是“包而不办”,具有强烈的权利欲、投机性及虚伪做作的性格本质,他开会、赴宴、做报告、发指示、插手各种抗日活动、对不听他指挥的人进行讹诈和恐吓、他处处压制人民的抗日要求,妄图垄断、操纵一切群众性的组织和活动。对“战时保婴会”这样绝无危险的团体,也要争个委员当当,连名正言顺的“日本问题座谈会”,也要追问“到底是什么背景”。他的行为深刻地揭示出了他要权要名不要脸的小官僚心理。艾芜的《故乡》中的教育局局长徐松一的种种行为也活生生的表现出了一个“抗战官僚”的丑陋嘴脸。

二、救国路上求索者的复杂心理意蕴

20世纪40年代的知识分子是当时中国社会中最有思想又最为痛苦的一群,他们最早给人们以启迪而又最终被人们冷落。在复杂曲折的革命过程中,他们始终发挥着其他社会阶层无法替代的思想、精神方面的特殊作用。要革命,思想要先行,知识分子是思想者,也就是革命的先行者。因此,在抗战过程中他们往往显示出强大的思想能量,积极不断的探索。不断探索的知识分子有如下两类特征表现:

(一)凭着知识与热情为拯救国家而探索的男性知识分子

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是表现知识分子人生探索的长篇巨制。蒋纯祖是蒋家三个儿女在叛逆道路上走的最果决、最执著、最艰辛,也是最远的一个。路翎借笔下人物蒋纯祖江南旷野上的生命绝唱,武汉演剧队里的孤愤抒怀和四川乡场中的激情释放,表现了他饱受战乱动荡,颠沛流离的精神跋涉和生死考验。而江南旷野也正是他真正成长的地方。在踏入旷野之前,“蒋纯祖像一切具有强暴的,未经琢磨的感情的青年一样,在感情爆发的时候,觉得自己是雄伟的人物,在实际的人类关系中,或在各种冷淡的,强有力的权威下,恐惧、逃避、顺从”[1]。而走出旷野之后,他的软弱、恐惧、逃避、顺从则消泯将尽,成为“有冷酷的自我意志而找到了自己所渴望的,成为被当代认为比疯人还要危险的激烈人物”,在“因袭的那些墙壁和罗网中,指望将来,追求光荣”,同各种恶劣的环境做拼死的搏斗。无论是在恋爱中受了挫折,还是在工作中遇到困难,每逢他陷于痛苦与困惑时、他都要情不自禁地追忆旷野。他认定自己在这个时代,注定要在荒野中漂流,在荒凉的旷野上,有他的坟墓。在作品的结尾,他终于如愿以偿,拼尽生命的最后一点力量回到旷野,永远的偎依于旷野的怀抱。

蒋纯祖是现代文学史上少有的性格复杂的典型。清醒与迷乱,真实与虚伪,高傲与谦逊,悲天悯人与孤独自私,善良、卑怯、快乐与嫉妒、愤怒、痛苦,紧紧缠绕在一起。他的愤怒与痛苦,决非单单敏感的个性气质所致,更能代表青年知识分子在那个特定年代的心路历程,体现出这一群体对人民的命运和民族出路的严重关注和深刻忧虑。

艾芜的《故乡》、王西彦的《古屋》、《寻梦者》和《人生道路》也都是表现知识分子在大时代探索人生道路的作品。尤其在王西彦的《古屋》中以洪翰真为代表的新式教育者,为抗日救国、教育落难儿童而奉行独身主义,在古屋中撬开了一线光明。

(二)走出家庭走入革命的知识女性

《遥远的爱》是现代女作家郁茹1943年10月创作的中篇小说,文中的女主人公罗维娜与高原相爱,建立了自己的家庭之后并没有沉溺在幸福之中,而是由家庭走向社会,成长为昂首阔步的抗日新女性。“小说以男女情爱为视角,通过对维娜的塑造,热烈的歌颂了她勇于反叛灰色生活的积极进取精神和献身神圣事业的高尚品格。”[2]

小说主人公维娜内心的矛盾冲突集中体现在国恋和家恋上。当民族解放战争的战斗号角吹响后,维娜想献身社会与现实环境的冲突,爱高原又不能志同道合的矛盾,以及由此产生的幻灭的悲哀与痛苦,使她在高原用情爱与物质条件编织的樊笼里挣扎,努力寻求精神出路。“难道我是弱者么”,对自我灵魂的拷问,对生存状态的理性审视,在经过内心的痛苦斗争后,终于跳出了舒适而使人麻木的温馨乐园,坚决主宰自己的生命律动进程,投身到抗日斗争生活。然而,走出家庭后,维娜成长的道路上面临着又一矛盾:一方面是行为上的投身抗战活动,另一方面是感情上的夫妻之爱及牵念慈母的“个人问题”。在思想观念中,维娜有超脱俗的抱负,她明白自己有理想,有责任,有比爱更重要的东西去追求,但与母惜别,但终朝为着思念母亲而滴血。维娜离开了高原摆脱了小家庭温馨舒适的生活,摆脱了高原制造的削弱她自由意志的陷阱和从属型的地位,成了一个“社会的人”,但又因为对高原的爱而滋生出空虚和寂寞,在心灵上难以决断俗常之情,在理智与情感的矛盾中,还不能抵挡高原爱的诱惑,全身心投入民族解放的崇高斗争中。崇高的追求和对自由和平的神往与情爱的冲突,维娜处在了极度的精神苦闷之中。维娜内心的矛盾冲突,使她背负着沉重的精神负担,但她最后还是抛开了单纯的男女之爱,坚定自己的立场,坚持走自己应该走的道路,“在泛滥着庞大生命力的宏亮的军号声的招诱”下,把自己的爱扩大到爱祖国、爱人民的事业中去,以倔强的意志战胜自我,摆脱情爱牵制,从而凝结成光辉的灵魂。

夏衍的《春寒》和李广田的《引力》都以知识女性为主角,前者中的吴佩兰,后者中的黄梦华。展现了她们逐步抛弃幻想,认识现实,追求光明,走向革命的心路历程。

三、特定时代的多余人形象的心理意蕴

“多余人”一词源自19世纪的俄罗斯文坛,是对当时一种文学典型的命名。他们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多数出身于没落的名门望族,素受文化教养,不为官职钱财所利诱;也能看出现实生活中的某些弊病和缺陷,在反动专制和农奴制下深感窒息。他们虽有变革现实的抱负,但缺少实践,生活空虚,性格软弱,没有向贵族社会抗争的勇气,只是用忧郁、彷徨的态度对待生活,在社会上无所作为。无独有偶,在中国20世纪40年代的文学史上,也出现过这样一批类似的“多余人”形象。中国的“多余人”的特征,也是属于中、上层知识分子(包括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主大家族子弟等),有才识、有个性,对现状不满,欲图振兴却又看不到出路,因而内心充满矛盾、冲突。

《围城》中的主人公方鸿渐身上表现出明显的“多余人”特质。方鸿渐在西方各国“游学”四年全无心得,只是简单地接受了西方文化的皮毛。他回国后即陷入了家庭、婚姻和事业的重围。在这种如同游戏一样的经历中,方鸿渐走过虚妄的爱情、失败的事业和没有爱情的婚姻。他的一生都记录着失败和痛苦。虽然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善良的人,但还是不可避免地成了于世无用的“多余人”。无论走到哪里他都总是发现没有多少供自己选择的余地,于是他只好麻木不仁地继续以动物的本能生活下去。他已经完全成了这个时代和社会所不能容纳的人,已经无法再通过努力而融入这个时代了。他的头脑中是西方资产阶级自由自主的思想,而现实中是强大的中国传统道德文化。方鸿渐性格上的多元性就以此为根基表现出来:他追求爱情的自由,追求热爱的理想事业。而这一过程中他又表现出一种“多余人”所特有的怯懦与软弱。这使得他的种种追求必然以失败告终。

又如,王西彦的《神的失落》和沙汀的《困兽记》中的主人公形象,小说反映了国统区后方知识分子的生活与遭遇,小说描写他们蜗居于四川某小城镇中,在时局扭转后的苦闷、抑郁、愤怒和追求。在这群小知识分子身上,同样存在着浓浓的“多余人”性格:虽然希望有所作为,但终因力量弱小,并且内心彷徨,结果一事无成。

四、黑暗时代的沉沦者醒来的心理路程

20世纪40年代的一些抗日题材的小说,对那段时期生活的描述不仅是集中对环境氛围的艺术描写,而是更加强调时代氛围中人的生存方式、精神气质,以及强调特定历史背景下人的生存状态、独特感受,作品中人物的理想与现实的突出矛盾得以淋漓尽致的展现。

《寒夜》中的汪文宣是曾经拥有美好的青春和生命的热情,但却在恶浊的生活环境中不断被销蚀,被剥离,虽然感受到“心狱”与环境的双重痛苦,却无力开拓一条自我解脱道路的“弱质”书生。[3]汪文宣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和现代文明的影响,还在读书时,他就立志学成之后从事教育工作,去办一个理想的学校,办乡村化、家庭化的学堂,为发展祖国的教育事业,给国家培育有用之才,做出自己的贡献。这种平凡的追求曾给他以无限的希望,但在社会现实的压力下,理想破灭了,青春消逝了,余留下来的只是生活的悲哀和人性的扭曲。

爱与恨、理想与现实、理智与情感、生存与死亡……种种矛盾交织着、冲突着,郁积在汪文宣的心中,好像一个扯不开的网,使他陷在里边不能自拔,最终含恨而死。

像王西彦的《折翅鸟》、《家鸽》、《乡下朋友》、《假希腊人》、《病人》等均属此类。这里是一群软弱者、退让者、受难者的形象。作者后来曾说:“在一个暴风雨的时代里,的确既有折翅鸟和家鸽,也有雄鹰和海燕。这弱者和强者,都曾出现在我的经历里,都引起过我热切的注意。不过在我描绘下来的画幅里,更多的却是折翅鸟和家鸽。”[4]“他们带着可以说是天生的弱点,抱着对旧有生活秩序濒临崩溃的恐惧感,彷徨失措,徘徊叹息,不能给自己寻觅一条新的道路——即使道路已经明显地存在,身边的人已有不少走上了它。”“实际他们原来也是有热情和理想的,他们也曾经或是依然有正义感,可是热情消退了,理想熄灭了,正义感只化为抱怨和低吟。”[5]这使我们想到了鲁迅笔下的吕纬甫和魏连殳。王西彦把自己的这些短篇叫做“给不幸的弱者唱的一阕凄凉的挽歌”[6]。

20世纪40年代中国人民经历了一场生死存亡的抉择与考验,这是一个动荡的年代,战乱、动荡、流亡、转折无不在考验着人们,尤其是知识分子。这时期的作家写出了在战乱、动荡、漂泊的环境下知识分子的生活境遇、悲剧角色;通过作品中人物的不同遭际和最终的结局告诉读者,中国的知识分子在那样一场大的民族战争洪流中,只有走向时代,融入大众,才能够获得改造社会的力量,才能缩短与时代的距离,从时代的边缘返回,重新步入社会主流,站到历史的前台上来,并发挥知识分子的“精英”作用,否则,是没有结果的。

(本文为黑龙江省教育厅2009年度人文社会科学(面上)项目计划,项目编号:11542085。)

注释:

[1]路翎:《财主底儿女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95页。

[2]茅盾:《茅盾文集·关于遥远的爱》(第十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

[3]夏卫东:《夏衍剧作中的知识分子形象新解》,济南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

[4]王西彦:《王西彦选集》(第一卷),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5]王西彦:《王西彦选集》(第二卷),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6]王西彦:《王西彦选集》(第三卷),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张哲 上海市浦东区六灶镇智源学校 201322;王圣杰 哈尔滨师范大学文理学院中文系 150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