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启珍

[摘要]十一届三中全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中兴的标志，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起点。它首次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相结合，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再度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它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代化建设实际结合这一思想主导下，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起点。它奠定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深厚根基。

[关键词]十一届三中全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D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81X(2009)02—0133—06

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主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就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样两个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奠定了解决这两个基本问题的基础。一方面，首次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相结合，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再度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道路。这为马克思主义真正与当代中国实际结合，并在实践中解决中国的基本问题提供了基本的思想方法保障，使全会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另一方面，它又在上述这一思想主导下作出了一系列符合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的重大决策，使党回归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轨道，使全会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起点。同时，上述两个方面又共同奠定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深厚根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是全党把全会提出的“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的理论结晶。这些表明，十一届三中全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中兴的标志，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起点。

一、十一届三中全会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确道路的再度彰显

1956年，当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后，党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上，犹如它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一样，走了一条U字型的路。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为结束这个U字型历史、回归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确轨道的开端。全会明确提出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的新任务，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方法，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当代化。这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思想方法方面的保障，再度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道路，使全会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逻辑起点。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取得胜利的最基本的方法和经验。毛泽东曾评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显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成功地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给毛泽东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因此，当面临着与革命时期没有或缺少自己理论的相似情况和问题时，毛泽东再次希望通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比较顺利地达到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目标。为此，他在1956年向全党发出了现在“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的号召。他说：“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在中共八大会议期间及其前后，他又多次重申这一号召，并强调“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

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这一命题的基本内涵和基本要求是，弄清楚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和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建设社会主义。围绕这两个基本问题，在1956年到1957年的一年时间里，毛泽东先后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论著，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建设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的思想或思路。其中，最为核心的是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统筹兼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向自然界开战，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等。毛泽东的探索和思考是富有成效的。但毛泽东没有自始至终保持这样的状态，在以后的探索或思考中，出现了理论与实际脱离以至背离，最终导致实践和理论的严重失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这一事业走到了U字型的底端。

结束上述这种状况，始于十一届三中全会。

首先，全会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任务，明确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方向。在全会准备会议上，邓小平鲜明地提出“要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则同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全会接受了邓小平的意见。全会公报指出：党中央在理论战线上的崇高任务，就是“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

其次，全会提出了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要求，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当代化。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由邓小平提出的上述新任务已经指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中的“实际”是一种新的实际，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二是邓小平明确提出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不能囿于或满足于过去的思路、办法。邓小平在全会准备会议讲话中强调，“要及时地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否则我们就不可能顺利前进。各方面的新情况都要研究，各方面的新问题都要解决”。他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意见和建议。10年后，邓小平更为鲜明地阐明了他的这一思想。他说：“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他以列宁和苏俄革命、毛泽东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例，进一步分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与具体实际结合，强调：“革命是这样，建设也是这样。在革命成功后，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墨守成规的观点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显然，邓小平提出的“要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则同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和“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注入了新的内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当代化。

再次，全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方法，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思想方法保障。第一，会议鲜明地举起解放思想的旗帜。邓小平在全会准备会议上强调“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因为只有思想解放了，才能正确地“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他多方面剖析了思想僵化的表现，强调：“不打破

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第二，会议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指出：“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他强调：“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全会认真讨论并接受了邓小平关于恢复党的思想路线的意见。会议公报指出：“会议对进一步继承和发扬毛泽东同志所倡导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即坚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会议一致认为，只有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解放思想，努力研究新情况新事物新问题，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我们党才能顺利地实现工作中心的转变，才能正确解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正确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并强调：“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上述这些表明，十一届三中全会已使党回归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轨道，它因而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逻辑起点。当然，判断党回归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确轨道最为重要的依据是它的实践，即这次会议本身的政治决策和会议之后党的实际行动。历史已经表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党回归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轨道——全会开始确立起符合中国实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下文探讨的就是这个问题。

二、十一届三中全会与“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发端

所谓“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是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相结合，找到了符合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的正确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犹如我们确定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起点是开辟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一样。

如前所述，1956年，毛泽东提出“第二次结合”的宗旨就是要找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但后来的实践表明，毛泽东没有能够如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始于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主要表现为全会所作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战略决策。

第一，全会作出了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的战略抉择。会议摒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提出：现在就应当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及时地、果断地“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强调“这对于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具有重大的意义”，“对于世界的和平和进步事业也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第二，会议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方针。会议认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会议认为改革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一切不合理的东西都要改革。邓小平强调：“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会议提出：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实践经验，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的经济措施，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地改革。邓小平提出：在经济政策上，“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他还特别强调：“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建议同志们认真加以考虑和研究。”全会采纳了邓小平的建议。如邓小平所说，这是一条“大政策”，实际启动了改革。

同时，全会明确提出“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开始触及我国的政治体制弊端和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全会公报指出：“在人民内部的思想政治生活中，只能实行民主方法，不能采取压制、打击手段。”“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不允许任何人有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权。”

全会还确定了开放的基本方针。会议提出“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并大力加强实现现代化所必须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后来，邓小平评价：“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

第三，全会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全会结束不久，针对当时思想领域比较混乱的情况，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讲话，鲜明地提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强调：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企图动摇四项基本原则，是决不允许的。四项基本原则是统一的。若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动摇了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后来，人们一度怀疑包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内的基本路线。邓小平强调：基本路线“没有错”。“如果说有错误的话，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

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上提出的我们党长期以来一贯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成为党的政治路线的一个重要支撑点。它与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开放这个支撑点共同成为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的两翼。这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这次全会确立起来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成为党的政治路线的雏形。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充分肯定了三中全会的决策，指出我们党已经逐步确立了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党的十三大完整概括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核心内容正是三中全会确立起来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而这条基本路线则是党的十七大概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主体。显然，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实际相结合方面，实现了质的飞跃，它在实际上成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起点，成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起点。

虽然十一届三中全会只是这条道路的历史起点，但这条道路的逐渐明确和完善正是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的这条道路的结果。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上，邓小平强调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主体内涵更为清晰。1987年，党的十三大对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作了比较完整的概括和阐发，并明确指出开始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1997年，党的十五大在进一步总结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容。党的十六大及十六大以后，党又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和目标。党的十七大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近30年我们所走过的道路做了理论性的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显然，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立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这条道路最为基本的内容。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这条道路的历史起点是毫无疑问的。

还应该指出的是，1956年，伴随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全面建设也在实际上启动。如前所述，虽然，毛泽东和全党都迫切地希望探寻自己的发展道路，但实际上却走了一条曲折之路。正因此，1956年虽然提出了探寻自己发展道路这一任务和目标，但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起点。

三、十一届三中全会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奠基

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党的十七大把它们统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十一届三中全会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深厚根基。

首先，全会提出了理论创新的任务，并指明了理论创新的方向。如前所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的新任务，并把它定位为“党中央在理论战线上的崇高任务”。这就鲜明地提出了理论创新，并指明了理论创新的方向。后来的历史发展说明，这一决定，成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结合、催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号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形成的若干基本观点的基础上，沿着全会指明的道路把在不断开拓创新的过程中提出的若干理论观点系统化的成果。

其次，全会提出要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最直接的理论前提问题。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并使之发展的前提是正确地理解“普遍原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首先是要解决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认识。全会提出“要历史地、科学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邓小平是这一动议的倡导者。还在1977年初春，邓小平就提出这个重大问题。在全会的准备会议上他再次提出，强调“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要把它与实际结合起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全会接受邓小平的意见，强调要掌握、理解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并与现实中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而非教条化地照抄照搬。这样，就初步解决了对实现创新最直接的理论前提的认识问题。

再次，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方法，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思想方法方面的保障。

又再次，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党的实践活动回归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轨道，从而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提供了鲜活的实践经验和源源不断的丰富的建构素材。

最后，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决策，从最为核心的层面回答了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从而也直接奠定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基础。

正是在上述基础上，逐步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并又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

其中，邓小平理论是直接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初步概括了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基本点，构成邓小平理论的雏形。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念，揭示了邓小平理论的鲜明主题。5年后党的十三大，首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命题，并对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系列理论观点作了概括，使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一理论呈现出比较清晰的轮廓。

党的十三大以后的5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的结合，一方面以更为坚定的步伐前进，另一方面也遭遇严峻挑战。在这个关键时刻，邓小平视察南方，并发表谈话，回答了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疑虑，提出了许多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以新的思想、观点丰富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十四大以邓小平“南方谈话”为基础，从九个方面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内容做了概括，形成了规范化的理论体系，将这一理论命名为“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并高度评价这一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根本问题。1997年召开的党的十五大，赋予这一理论以“邓小平理论”名称，并且对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指导意义、科学体系和时代精神作了新的阐述，强调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至此，由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发端的邓小平理论以一种比较完备的形态，成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实际相结合的第一个理论成果。

新世纪的开端，党根据发展和变化的形势，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随后又提出科学发展观。它们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初步回答了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背景中，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比较集中地、初步地回答了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的发展，怎样实现这样的发展的基本问题。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党的十七大评论：这个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

回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理论发展，可以说，一切皆源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全党把“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的理论结晶，是把全会发出的这一党“在理论战线上的崇高任务”持续付诸实践的结果。

(责任编辑涂文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