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丽茹

[摘要]李达毕生致力于研究、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独特探索在于开辟、坚定和坚守着一条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系统化的结合之道，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做出了重大贡献，成就了一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家。

[关键词]中国化；系统化；结合；李达

[中图分类号]D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81X(2009)02—0139—06

李达(1890—1966)是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泰斗，他毕生致力于研究、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做出了不可磨灭、无可替代的贡献。正如北京大学王东教授所指出的，李达是“时间最早、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影响也最大”的一位理论家，他“独辟蹊径地开辟了一条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系统化相结合的道路”。李达率先运用中国化的方式全面系统地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完整体系，形成了与众不同的中国化与系统化相结合的哲学探索之道，从而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理论基础，成就了一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家。研究李达的中国化与系统化相结合的哲学探索之道，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的继承和发展、对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断进行哲学理论创新，具有重大意义。

一、李达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系统化结合之道的开辟

(一)学习、信仰马克思主义，志在中华民族的复兴

李达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从一开始就走上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路，并努力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系统化的结合之道。作为五四时期的先进知识分子，李达立志救国救民。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在日本留学的李达开始从报刊和书籍中了解马克思主义。1918年5月，他率领留日学生救国团回国请愿的反帝爱国行动失败后，更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返日后他师从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河上肇，专攻马克思主义，从此成为终生不渝、信仰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二)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积极投身于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

李达在开始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时就注意其系统性、整体性，并注意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现实相结合。1919年他撰写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等多篇文章，初步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新思想，积极参与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李达积极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著作，在当时影响极为广泛，仅他翻译的荷兰人郭泰的《唯物史观解说》一书，从1921年5月由中华书局出版至1932年就印行了14版之多，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系统传播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在1919年10月发表的《女子解放论》中，李达从现实的人与社会的关系出发，提出了女子解放的理论，蕴涵着丰富的唯物辩证法的共殊观、系统观、历史观、平等观等哲学思想，表现了李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和把握，其间，他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解答中国的现实问题。

尤其重要和可贵的是，李达最早喊出“马克思还原”的口号，呼吁世人了解本体的马克思、真正的马克思。他在1921年1月发表《马克思还原》一文，指明“这篇文字的大意，第一要说明马克思主义的本体，其次要说明马克思主义堕落的原因和历史，末了要说明马克思主义复活的事实，使世人了解真正的马克思”，并大声疾呼：“马克思还原!”李达与列宁、卢卡奇遥相呼应，一起发出了“回到马克思”的哲学呼唤，是第一个呼出这个口号的中国哲学家。

李达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理论武器，较早产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想萌芽。在1920年、1921年，他相继提出：“所以我国在中国运动社会革命的人，不必专受理论上的拘束，要努力在实行上去做。”“中国社会革命究竟采用何种范畴的社会主义，大概也是要按照国情和国民性决定的。”在1923年5月的《马克思学说与中国》中，他指出：“至于中国无产阶级对于目前的政治运动，究应怎样决定，这一点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上并未为中国共产党筹画，若按照目前中国国情，参照马克思在一八四八年替波兰瑞士德国共产党设下的计画，也可以定出一个政策来。体现了李达明确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想。”

李达还在实践中身体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积极参加改造中国社会的实践。他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系统化地加以研究和运用，与各种假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进行论战，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真理。他还参与筹备组建中国共产党，成为党的创建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创办党的第一个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创办主持党的第一个秘密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以实际行动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造世界的本质，启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系统化相结合的历史进程。

(三)出版《现代社会学》，开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系统化的结合之道

为了给中国社会发展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李达特别注重在学理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系统化。1926年6月出版的《现代社会学》一书是李达的第一部哲学专著，被普遍认为“是一部系统阐述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专著，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早期传播时期规模宏大、独成体系、水平最高、影响最大的巨著”。这本书从1926年6月出版，到1933年7年间，共出14版之多，广为流传。

《现代社会学》实际上是新型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哲学著作，阐述唯物史观的意图十分明确。李达在序言中讲道：“此书之作，聊欲应用唯物史观作改造社会科学之一尝试而已，非敢谓于社会学上自标新帜也。”李达按照“两种社会观一社会规律观一阶级国家观一帝国主义和中国观一社会主义观”五个层次，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特别是结合当时中国社会与革命的实际，回答了人们迫切关心的革命问题，“就系统性和深度而言，该书代表了当时研究和宣传唯物史观著作的最高水平”。

在《现代社会学》中，李达系统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规律观。他指出：“社会生活之历程，即物质的生产历程，而物质的生产历程，完全受生产技术及生产力之支配。”深刻把握了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的原理，揭示了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的社会发展规律。李达运用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了人类社会的起源和进化的历史过程，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国家观，还把中国哲学中的和谐论引入唯物史观。他结合当时世界和中国的现实发展，分析了帝国主义与中国、世界革命、国际社会运动的状况，阐明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论述了中国革命的一些重要问题，并以专节讨论社会系统协调发展问题。

李达虽在《现代社会学》中初步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思想，但诚如武汉大学雍涛教授所言，他“对于唯物史观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关系尚未作出应有的论述”，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发展。但从总体上看，《现代社会学》标志着李达已经独辟蹊径地开辟了一条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系统化相结合的独特的哲学探索之道。

二、李达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系统化结合之道的巩固

(一)在译介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为中国社会变革提供思想武器

1927年后，李达进行了经济学的研究，并集中宣传和研究唯物辩证法，与唯物史观有机结合，全面系统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他翻译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河西太一郎的《农业问题之理论》，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马克思主义之哲学基础》，塔尔海玛的《现代世界观》，卢波尔的《理论与实践的社会科学根本问题》，与雷仲坚合译了西洛可夫等人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等。这些译著，对于唯物辩证法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具有重大影响，也为李达的哲学研究开阔了思路、提供了资料，使李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和贯通，为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系统化的结合之道作了更为坚实的铺垫。

1932年出版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是李达译著中影响最大的一部。李达在“译者例言”中指出：“本书是集体研究的结晶，是最近哲学大论战的总清算，是辩证法唯物论的现阶段，是辩证法唯物论的系统说明。”1938年毛泽东在致易礼容的信中还提到该书：“李鹤鸣王会悟夫妇与兄尚有联系否?我读了李之译著，甚表同情，有便乞为致意，能建立友谊通信联系更好。”到1941年，毛泽东还致信中央研究组及高级研究组，推荐此书第六章作为理论学习和研究思想方法论的主要参考材料。李达的译著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二)对中国经济的分析及其“社会系统论”思想，丰富和发展了唯物史观

李达通过对中国经济发展状况的研究，深刻认识了中国社会问题的实质。1929年1月，李达在《中国产业革命概观》一书中，分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概况，深入探索中国革命的规律，指出：“要发展中国产业，必须打倒帝国主义的侵略，廓清封建势力和封建制度，树立民众的政权，发展国家资本，解决土地问题。”他抓住了中国社会问题的实质和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指明了中国革命的方向和道路。李达将唯物史观与唯物辩证法相结合，提出了“社会系统论”思想。在1929年的《社会之基础知识》一书中，李达指出：“社会是包括人类间一切经常相互关系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一切经常相互关系，都以经济的经常相互关系做基础。”把社会看作是相互关联的系统，说明他已经将唯物史观与唯物辩证法相结合，全面地分析和认识社会这一复杂的系统，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与系统化结合之道上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三)写作出版《社会学大纲》，坚定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系统化的结合之道

1937年5月，李达出版了《社会学大纲》一书。多年的深厚理论积淀，终于成就一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大家，建树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碑。

《社会学大纲》的中国化思想主旨非常明确。李达在扉页上的题词就是“献给英勇的抗日战士”，指明本书就是“给中国研究社会学的人指出一个确定的观念”。在1939年第四版的序中又鲜明地指出：“中国社会已经踏进了伟大的飞跃的时代”，“这一部《社会学大纲》是确能帮助我们建立科学的宇宙观和历史观，并锻炼知识的和行动的方法的。因此，我特把这本书推荐于战士们之前”。鲜明地表达了他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的宇宙观和历史观来武装中国人民的精神，用科学的方法去认识中国新生的社会现象并指导我们解决中国革命实践中所遭遇的新问题，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与系统化结合之道的坚定不移。

《社会学大纲》的体系建构独具中国特色。该书虽借鉴了前苏联与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但并没有采用当时流行的苏联“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二元结构体系，也不是如后来斯大林的“辩证法四个特征一唯物主义三个特点一历史唯物主义物质生产观三个特点”的僵化模式，而是以唯物辩证法为开篇导论和基本方法，以历史唯物论为主体内容来展开叙述，共分五篇，建立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尤其是，李达曾计划有第六篇，专门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性进行哲学分析，更是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但由于战乱频仍，无暇整理，未能完成。在1937年第一版的序中，李达对此加以说明：“关于第六篇中国社会的研究大纲及材料等项，都已有了准备，只是无暇整理。”“我认为中国社会，不是资本主义社会，也不是封建社会，而是帝国主义殖民地化过程中的社会。”“全国人民，要一致团结起来，集中一切力量，准备民族奋斗，以求得中国之自由平等。这必须是现代全中国人的第一目的。”李达对中国国情的分析和中国革命有关问题的认识，是准确到位的，表现了他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功底和对中国社会实际的深入全面的认识，表现出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解决中国社会实际问题的极强的针对性和高度的自觉性。

在《社会学大纲》的内容阐述上，李达更是表现了极其鲜明的中国化与系统化相结合的理论特色。

首先，李达特别强调实践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核心地位，第一个称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实践的唯物论”、“实践的唯物主义”。有学者认为，“强调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强调‘实践的唯物论，是李达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之一，也是李达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贡献。”这是不虚妄的。李达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为“实践的唯物论”，就在于“唯物辩证法是科学的历史观与科学的自然观的统一，而两者统一的基础，是社会的生产的实践”。“创始者们首先阐明了历史领域中的辩证法，其次由历史的辩证法进到自然辩证法，而在社会的实践上统一两者以创出科学的世界观的唯物辩证法。在这种处所，我们可以理解新哲学的新生命、新内容和新的历史使命。”李达敏锐地认识到新哲学是以社会实践为基础和起点的，只有从社会实践的角度才能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并以此区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旧唯物论。

其次，李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独具特色的认识，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综合全部人类认识史的成果，并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性。他全面追溯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前史，即人类的全部认识史，强调唯物辩证法是人类认识史的综合。这就从宽广的理论背景和宏大的历史发展视野上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渊源及其科学性质，从而科学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综合全部人类认识史的成果。李达还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观一历史观一认识论一价值观”的统一，指出：“唯物辩证法，当作哲学的科学看，原是认识论，他的更进的具体化，是唯物辩证法的历史观和自然观。”维护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整体性。

再次，李达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最新成果及时消化吸收，使自己的学术研究始终处于领先地位。1932年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公开发表，李达很快就将它吸收进自己的著作中，认为“马克思的彻底的哲学唯物论，在《经济学的一哲学的草稿》中，已经完成了它的基础”。李达时刻关注哲学前沿动态，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克服了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仅仅理解为唯物史观的局限性，从历史观、自然观、认识论三者统一的高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了比较全面深入的理解和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