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银传　乔　翔

[摘要]在马克思看来，人类解放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无产阶级解放与人类解放是一致的。马克思把无产阶级解放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即无产阶级的政治解放一经济的社会解放一人自身的解放。无产阶级的政治解放是政治前提，经济的社会解放是社会物质文化基础，在此基础上，最终实现人自身的解放，亦即实现一切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是三个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发展阶段，体现了逻辑与历史的辩证统一，是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由之路，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规律。

[关键词]马克思；无产阶级解放；人类解放；阶段

[中图分类号]A8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81X(2009)02—0156—07

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的实现即人类的彻底解放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无产阶级解放与全人类解放是一致的。马克思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高度出发，把无产阶级解放的历史进程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即无产阶级的政治解放一经济的社会解放一人自身的解放。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的政治解放”是实现人类解放的政治前提，“经济的社会解放”则是为人类的最终解放创造社会物质文化基础。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达到“人自身的解放”，即实现一切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一、无产阶级解放与人类解放的统一

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代表了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无产阶级的解放包括了广大劳动者的解放。无产阶级解放和人类解放是一致的：人类的解放只有通过无产阶级的解放才能实现；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无产阶级解放运动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是要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最终消灭一切阶级和剥削制度，实现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就已经把人类解放的实现寄托于无产阶级的解放。他指出，“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在以往的阶级社会中，任何一个阶级的解放，意味着带来新的剥削和奴役，而无产阶级的解放，包含着全人类的解放。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明确指出，工人的解放具有人类解放的性质。所以，无产阶级的解放已经不是单纯的一个阶级的解放，而是整个人类的解放。人类的解放首先在于解放无产阶级，如果连无产阶级都不能解放，人类解放就是一句空话。一旦无产阶级获得解放，才能为人类解放奠定坚实的基础。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揭示了无产阶级是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和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承担者。恩格斯在评价空想社会主义者时指出，他们的一个错误在于“并不是想首先解放某一个阶级，而是想立即解放全人类”。科学社会主义继承了空想社会主义要解放全人类的宏愿，然而依照社会发展规律，必须肯定：“完成这一解放世界的事业，是现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才认为“共产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无产阶级是实现人类解放的现实力量，只有无产阶级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先进、最革命、最有前途的阶级，才能担负起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彻底消灭私有制和阶级，达到人类的彻底解放。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是一种有党性的学说，其基本意义就在于它不是一切人的解放的学说，而只是无产阶级解放的学说。如果离开无产阶级的解放而大谈所谓人类解放，只能是抽象的、毫无意义的空谈。针对这一问题，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德文版序言里指出，“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工人阶级的党派性学说，而是一种最终目的在于把连同资本家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小范围中解放出来的理论。这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不仅是无益的，甚至还要更坏。只要有产阶级不但自己不感到有任何解放的需要，而且还全力反对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工人阶级就应当单独地准备和实现社会革命。1789年的法国资产者也曾宣称资产阶级的解放就是全人类的解放；但是贵族和僧侣不肯同意，这一论断——虽然当时它对封建主义来说是一个无可辩驳的抽象的历史真理——很快就变成了一句纯粹是自作多情的空话而在革命斗争的火焰中烟消云散了。”

与此同时，马克思也强调指出，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也才能最终解放自己。人类解放是以消灭阶级、使全人类获得自由为目标的，因此，这是一种最为全面和彻底的解放。正如个人的自由只有在集体中才能实现，没有全人类的彻底解放，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个人的解放。这就决定了无产阶级只有消灭阶级差别和对立，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同样是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若不从其他一切社会领域解放出来从而解放其他一切社会领域就不能解放自己的领域”。也就是说，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摆脱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使社会永远从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中解放出来，就不能争得自身的彻底解放。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曾经指出，无产阶级的贫困，不只是某一阶级的贫困，而是体现在它身上的现代社会必然造成的普遍贫困。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是现代社会非人性生活条件的最集中、最尖锐的表现和发展的“顶点”，因此，无产阶级只有“消灭集中表现在它本身处境中的现代社会的一切违反人性的生活条件”，它才能“消灭它本身的生活条件”。也就是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它自己才能获得最后的解放。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再一次确认了这一思想，指出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一切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奴役下解放出来”。因此，无产阶级只有使一切阶级的个人摆脱政治和经济的桎梏，消灭阶级统治存在的条件，他们才能最后获得解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把解放全人类作为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历史上的统治阶级在取得自己的统治以前，也往往把自己装扮成全体人民的代表，把自己阶级的解放任务，说成是“全人类”的任务，但实际上他们解放的只是他们这个阶级，不过是企图利用群众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已。只有无产阶级才是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因而也只有它的任务才真正是“全人类的任务”。

二、无产阶级首先要获得自身的政治解放

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的人类解放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无产阶级首先要获得自身的政治解放。而要实现无产阶级的政治解放，就必须在条件成熟的形势下，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夺取国家政权，争得民主，作为实现解放全人类的政治前提。“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无产阶级革命是无产阶级获得政治解放的根本途径。

对于无产阶级革命采取何种形式，马克思指出了自己的看法：“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暴力革命，这是在阶级对抗历史条件下革命的一种普遍的必然的形式。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公开宣称：无产阶级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

而建立自己的统治”，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当然，马克思重视暴力革命，但并不意味着他迷信暴力革命。事实上，他承认并且非常重视非暴力手段、和平过渡手段。1871年7月，马克思在回答《世界报》记者问时就已经明确提出，“凡是利用和平宣传能够更快更可靠地达到这一目的的地方，举行起义就是不明智的”。1872年9月8日，马克思在阿姆斯特丹群众大会的演说中再一次说：“我们从来没有断言，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到处都应该采取同样的手段”，“有些国家，像美国、英国”，“工人阶级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然而，能否如愿以偿，这不取决于工人阶级的主观愿望，而是取决于资产阶级。所以，马克思在指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目的”的同时，也明确强调：“暴力应当是我们革命的杠杆；为了最终地建立劳动的统治，总有一天正是必须采取暴力。”

马克思认为，任何一种政治革命如果不建立强有力的专政，就注定要失败。他强调指出：“在革命之后，任何临时性的政局下都需要专政，并且是强有力的专政。”因此，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上就是建立和实现无产阶级的阶级统治。这就意味着：无产阶级绝不可能在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范围内来实现自己的政治解放，而必须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无产阶级专政是实现并保持无产阶级政治统治的根本手段和重要保证。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作为“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其历史使命在于向无阶级社会过渡。在论述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的同时，马克思一再强调它是过渡性的国家，是暂时的政治形式。这就说明，在马克思的心目中，无产阶级专政本身并不是目的，而只是手段。无产阶级解放的最终目的是对社会实行共产主义改造，而无产阶级专政不过是无产阶级从推翻资产阶级政治统治到最终实现人类社会制度的最高形式因而也是最后形式一共产主义的过渡。在这个意义上，列菲弗尔认为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还不足以构成一种积极的国家理论”，这样的认识是可以成立的，因为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隶属于他的国家消亡论。因此，从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中，是根本得不出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结论的；那种因为马克思主张无产阶级专政，从而把马克思主义等同于所谓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的做法，是没有根据的，也是极端错误的。

马克思在无产阶级作为最大多数人获得政治统治的意义上阐发无产阶级专政概念的内涵时，实际上提出了一个超越资产阶级民主的新概念，即无产阶级民主概念。因此，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民主，二者实质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马克思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无产阶级革命的首要任务就是通过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国家制度，夺取国家政权，使自己成为享有充分民主权利的统治者阶级，这是无产阶级政治解放的本质内容。正如列宁所说，无产阶级专政“最明显地表现出一种转变：从资产阶级的民主转变为无产阶级的民主，从压迫者的民主转变为被压迫阶级的民主”。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在无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后，整个社会消灭了剥削和阶级压迫，社会成员可以普遍地、全面地、平等地参与国家政治活动，共同决定国家权力的构成时，符合社会普遍利益的国家权力才能产生，国家才可能成为社会的公仆；只有消灭了社会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阶级对抗，在社会普遍参与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国家权力才可能自觉接受社会的制约，国家权力内部的制衡关系才可能形成。马克思认为，巴黎公社所体现出来的“议行合一”原则“给共和国奠定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础”。马克思正是从巴黎公社体现了社会全面参与国家、社会有效制约国家这两个无产阶级民主制最基本、最主要的原则这一特定的意义上，给巴黎公社作了如下高度评价：公社“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

国家权力来自于社会，来自于人民，其最后的归宿必然是回到社会，回到人民。无产阶级民主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保证国家和社会的最终统一，也就是社会与国家之间矛盾的全面而彻底的解决。马克思谈到巴黎公社的经验时指出，巴黎公社作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最初尝试，它的一个主要的历史任务就是把社会委托给国家的那些权力重新还给社会，“把靠社会供养而又阻碍社会自由发展的国家这个寄生赘瘤迄今所夺去的一切力量，归还给社会机体”。马克思指出，要实现这一历史任务，必须经过两个基本步骤：首先，无产阶级必须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起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真正而全面地再现共和国的“社会本质”；其次，当社会完全消除阶级之后，国家阶级镇压的职能也随之开始消亡，国家管理社会的职能将逐步移交给社会，这样，公共权力就开始失去政治性质，这也是国家自行消亡的开始。“当国家终于真正成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时，它就使自己成为多余的了。”国家消亡过程就是政治民主化的过程，就是人民参与国家政治管理的过程，其实质也就是“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人民群众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的过程，从而是使“人民群众获得政治解放的政治形式”。对此，列宁精辟地指出：“消灭国家政权是包括马克思在内并以他为首的社会主义者所抱的目的。不实现这个目的，真正的民主即平等和自由就无法实现。只有通过苏维埃民主即无产阶级民主才能真正达到这个目的，因为它通过吸引而且一定要吸引劳动者的群众组织参加国家管理，已经立即开始了使一切国家完全消亡的准备工作。”

三、经济的社会解放是无产阶级政治解放的必然结果

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要实现其政治统治，就必须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彻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但这只是问题的第一步，也就是说，无产阶级夺取了国家政权，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以后，只是取得了政治上的胜利。但如果政治上的胜利没有经济上的胜利作保证，则是不可能巩固的，政治上的胜利也最终变为失败。有鉴于此，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此进行了分析，“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因此，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所谓经济的社会解放，就是指在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之后，全社会的劳动者进一步组织起来，以创造人类彻底解放所必需的社会生产力为中心，促进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持续发展和全面进步，逐步解决社会由生产发展不足而造成的人与人之间事实的不平等和人受物统治的状况，达到最终消除因之而引发的人对人统治的根源。

恩格斯在谈到马克思生前的贡献时指出：“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正是基于这一认识，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是建立在由资本主义所造就的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基础上的，或者说人类彻底解放的根基在于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就指出：实现共产主义必须“以生产力的巨大

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马克思一再强调，“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

按照马克思当时的设想，无产阶级革命首先应当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爆发并获得成功。然而，现实的无产阶级革命却无一例外地发生在资本主义并不发达的、生产力比较落后的国家。如果说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都必须尽可能地发展生产力，那么在经济不发达、生产力落后的国家，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就更应该把又好又快地发展生产力作为首要的任务。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清醒地认识到在生产力落后的国家搞社会主义的艰巨性，一再强调指出：“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随着剥夺剥夺者及镇压他们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它的最主要最根本的需要就是增加产品数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可惜，列宁的上述思想在他去世后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贯彻执行，并最终导致苏联的社会主义日益失去了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同样可惜的是，虽然我们党在建国初期对发展生产力非常重视，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由于国际国内、主客观上的种种原因，在1957年以后的近20年里，我们不是尽可能地发展生产，增加生产力的总量，而是把主要精力放在抓阶级斗争上，不仅使生产力未能获得应有的发展，反而遭到了严重的破坏。邓小平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全面深刻地总结了前苏联特别是中国的实践经验和沉痛教训，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

经济的社会解放，要求必须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有机结合。马克思始终把社会看成是一定经济形态的社会有机系统，认为社会发展应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的有机系统的协调的整体发展，是政治、经济、文化及人自身等各因素的全面发展。所以，马克思十分强调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核心地位，强调经济因素对整个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决定性作用，但他从未忽视过社会其他非经济因素的发展，更不是所谓的“唯经济决定论”。在马克思看来，“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并非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这就是说，马克思是在“归根到底”的意义上强调经济因素对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和决定性作用的。在此前提下，他认识到经济因素自身的发展不能脱离社会结构的整体发展，而是要受到政治条件、历史文化传统乃至自然地理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因为社会本身就是“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因此，马克思既看到了经济因素对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又看到了社会其它因素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及制约作用；既认识到经济增长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又认识到社会发展是基于经济增长之上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系统发展，从而要求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以达到社会的全面进步。唯有如此，才能给人自身的解放打下坚实的基础。

四、人自身的解放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无产阶级追求人类解放的最终目标

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解放最后和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在由经济解放创造的社会物质文化成熟的条件下和全面深刻的社会变革基础上，不懈努力，从而最终实现“人自身的解放”任务，也就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马克思指出，经济的社会解放必然导致人自身的解放，从而使人类从“奴隶般的分工”中摆脱出来，成为“自由人的联合体”，真正实现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标志着人与物的最终融合、人与自然的最优整合、人与人的最美关系以及人自身的最佳和谐。它寄托了人类的美好理想与追求，是无产阶级人类解放的最终目标和归宿。

在马克思这里，所谓人的“自由发展”指的是人在不屈从于外在目的和压迫的情况下，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自觉、自愿和自主的发展，针对的是劳动的不自由、人格的依附性、个性的模式化等现象。人的“全面发展”是指人活动及其能力、人的社会关系、人的个性等各方面从片面到全面、从畸形到完整、从贫乏到丰富、从潜在到现实的发展，针对的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因劳动的异化而导致人的能力的畸形和片面发展状况，以及少数人的发展总是以牺牲多数人为前提和条件的不平等发展状况。马克思认为，人的“自由发展”和“全面发展”是有机联系的统一体。其一，“全面发展”是“自由发展”的逻辑前提。人的发展愈全面，人的自由选择空间相应也就愈大，从而也就愈能按照自己的兴趣和爱好来发展自己。马克思设想未来社会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的社会，从而揭示了个人全面发展作为人的自由发展的前提性地位。其二，“自由发展”制约和规定着“全面发展”。马克思指出：“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单个人显得比较全面，那正是因为他还没有造成自己丰富的关系，并且还没有使这种关系作为独立于他自身之外的社会权力和社会关系同他自己相对立。留恋那种原始的丰富，是可笑的，相信必须停留在那种完全的空虚化之中，也是可笑的。”“在这里，无论个人还是社会，都不能想象会有自由而充分的发展，因为这样的发展是同原始关系相矛盾的。”其三，“自由发展”和“全面发展”是相互联系、相互转化和相互渗透的，二者不仅互为前提，而且互为目的，其思想实质和实现过程都是一致的。如果把“自由发展”和“全面发展”割裂开来，这两者就都会被扭曲。

与历史上那些仅仅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停留于理想层面的描述与构想不同，马克思根据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的发展规律，从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发展状况来论证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指出，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财富的创造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物质财富的增加不仅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而且促进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历史进程。马克思把生产力和人的本质紧密联系起来，指出生产力不但是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而且也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发展。因此，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的发展实质上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二者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虽然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生产关系阻碍甚至破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的发展，但是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客观力量必然冲破这种束缚，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正是从这一历史的必然趋势中，马克思不仅看到了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必然性，而且也看到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发展社会生产力，“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

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

在马克思看来，物质生产实践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根本基础和途径。然而，不同性质的劳动在人的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是截然不同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物质生产劳动主要表现为异化劳动：劳动已不再是人的自觉自愿的活动，而是被迫的、强制性的活动；不是为了实现自我享受和自我发展，而仅仅是为维持生存的手段。马克思将这种异化劳动下的人称为片面发展的人或畸形发展的人。但马克思同时也指出，异化劳动一方面造成了人的奴役、强制、不自由和片面发展，另一方面也为人的异化的扬弃和人的最终解放准备了条件。不过，异化的扬弃只有通过实践的途径，借助于人的实践的力量才有可能。“在实践的、现实的世界中，自我异化只有通过对他人的实践的、现实的关系才能表现出来。异化借以实现的手段本身就是实践的。”对异化的扬弃只有通过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才能完成，马克思正是从生产力的发展中看到了异化劳动被扬弃的历史必然性。异化劳动是生产力有了一定发展但又发展不足情况下的必然产物。异化劳动一方面产生了片面发展的人或畸形发展的人，另一方面，它又推动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这就是社会发展的矛盾性。但是，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以及在此基础上私有制和旧式分工的消灭，异化劳动最终将被扬弃。当人们从异化劳动中解放出来的时候，人类的劳动也就恢复了自身的本性，变成了一种“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即自由劳动。在自由劳动中，人的劳动表现为人的一种内在要求，是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运用、发挥和证明。在这个时候，劳动真正地成为人的第一需要，而劳动性质的这种变化必然导致劳动主体也即人的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在：由于自由劳动是以人类能力的发展作为目的本身，那么它就同人们的物质生活相一致，也就是说，自由劳动真正地实现了手段与目的的高度统一。这样，各个人就能在普遍交往的前提下，占有现有生产力的总和。因此，真正的自由劳动“就是对生产力总和的占有以及由此而来的才能总和的发挥”。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这种社会形式中，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才能够实现。在那里，“各个人的全面的依存关系、他们的这种自然形成的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的最初形式，由于这种共产主义革命而转化为对下述力量的控制和自觉的驾驭，这些力量本来是由人们的相互作用产生的，但是迄今为止对他们来说都作为完全异己的力量威慑和驾驭着他们。”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才能消失，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才能消失，劳动才能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才能增长起来，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才能充分涌流，社会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才能“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也就是说，才能形成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所必需的高度发达的物质基础，才能实现对人类以往一切生产方式的扬弃，真正实现人自身的解放。当然，共产主义的实现绝不是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终结”，而是新的“起点”。到了共产主义，“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

五、余论

人类解放既是一种理想境界，又是一种发展现实，前者贯穿于后者之中，并通过后者来实现。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在对待人的解放问题上，我们要坚持理想与现实的统一。既不能在目前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提出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才能实现的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过高要求，也不能因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轻视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放弃对人的解放这一总的方向、目标的现实追求。在人类解放这个极其艰难而漫长的过程中，我们要坚持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统一。没有现实的运动，就没有理想的实现。“忘记远大理想而只顾眼前，就会失去前进方向；离开现实工作而空谈远大理想，就会脱离实际。”

(责任编辑涂文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