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京

摘要：毛泽东曾说不破不立，立就在破中。新中国建立后，在文化领域进行了一系列的破旧立新运动。占据中国意识形态领域数千年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在大批判中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工农兵的形象逐步雄霸华夏文艺界。但是随着粉碎“四人帮”，“文革”结束，工农兵形象却渐渐远离公众视野。与此同时，大众文化迅速崛起。本文试就工农兵文化的兴衰历程以及大众文化的崛起谈谈自己的粗浅看法。

关键词：工农兵；大众文化；十一届三中全会

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6）07-0051-02

一、工农兵文化兴起的思想渊源、发展概况以及历史地位

中国共产党人在建国前就已经勾勒出了自己的文化蓝图。1942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年会上的讲话》，明确提出“共产党的文艺工作者应该为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人、农民、士兵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服务的目标。[1]”从以上毛泽东的论著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人文化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要建立服务于工农兵的新文化体系。毛泽东已经初步的为这个新体系的基本构架奠定了理论基础，并在随后的革命斗争中逐步完善。工农兵文化是指新中国建立以后以塑造歌颂工人、农民及解放军战士为主体的，有别于传统的以描写和反映精英人物和上层社会为主的一种新文化。

建国后，工农兵文化的发展经历了逐渐占据文化主阵地到“文革”中一枝独秀的历程。建国后树立工农兵文化的过程是伴随着对所谓“旧”文化的批判的。20世纪50年代文化领域批判运动迭起：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俞平伯红学研究，批判胡风运动，批判胡适“反动思想”，发动“反右”运动……，一步步把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意识剔除，使马克思主义思想独占鳌头。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对文艺工作逐渐由不满、怀疑到严厉批评直至彻底否定。他在批判小说《刘志丹》后曾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2]1964年毛泽东在《对于中宣部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的批语》中写道“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3]

党在文化部门的负责人周扬也因“跟不上形势”多次受到毛泽东的批评。“1965年，在决定批判夏衍、田汉、阳翰笙这几个周扬的老友时，毛泽东曾亲自找周扬谈话，说过：你恐怕下不了手吧？”[4]最高领导人对文艺工作的严重不满加之在当时“左”的意识形态主导下，在文艺领域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兴无灭资”的文化批判狂潮。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一大批知识分子诚惶诚恐，无所适从，对自己进行无原则的否定。这些现象预示着文化领域的浩劫即将爆发。在这场史无前例的“革命”中，当“文艺黑线专政论”甚嚣尘上时，建国以来的文艺被彻底否定，被贴上了“封资修”的标签。在批判“旧”文化的时候，工农兵文化在慢慢成长，直到占领了整个文化阵地。

建国后，在毛泽东的大力倡导和直接支持下，文艺作品开始向刻画、描写工农兵的方面转变。1964年，中央政治局委员、华东局第一书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提出了“大写十三年”的口号，受到毛泽东的赞扬。“文革”爆发后，工农兵文化开始独霸中国的文化领地，一枝独秀。工农兵“高、大、全”的形象完全取代了“才子佳人”“帝王将相”。这场漫长的“革命”改变了中国文艺传统主角的身份，工农兵以前所未有的姿态登上了文艺舞台，它给中国文化发展带来了重大的影响。

工农兵文化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后，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改变了文艺创作的对象，工农兵的形象以史无前例的高度登上了文化艺术的舞台。创作出了一批反映工农兵生活的文艺作品，矫正了历史上文艺作品对现实的刻意歪曲，对于刻画工农兵的形象，还原历史本来面目有好处。从这个意义讲它确实是“革命”。但是另一方面，这种在极左氛围中的文化建构，却造成了文化的萎缩。文艺作品模式化，教条化，稍有突破就有横遭批判之虞。“文革”中，在中国的文化上出现了“八亿人民，八部戏”的尴尬局面。这种局面令毛泽东也逐渐不能容忍。到了“文革”后期，毛泽东也认识到了问题的严峻性，1975年他提出“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对于作家，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如果不是暗藏的有严重反革命行为的反革命分子，就要帮助。”[5]他对文化现状提出批评“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他认为作家“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6]在毛泽东的批评下文艺有了一丝复苏的希望，在毛泽东的直接干预下，并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5]张天明编剧的电影《创业》得以发行。姚雪垠在冒着风险上书毛泽东，要求继续写作《李自成》后，也最终如愿以偿。但是，好景不长随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展开，局势越发严峻，文化凋敝情况更加严重。这样高压的文化形势说明工农兵文化已经走到了极端的地步，成了为极左路线服务的工具，严重阻碍了文化的发展、繁荣。

二、大众文化崛起的时代背景、主要内容及社会影响

“文化大革命”结束，尤其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大众文化开始蓬勃兴盛起来。什么是大众文化？在莫衷一是的众多定义中，笔者比较认同“从多元的价值取向，娱乐的精神实质，商业的利益驱动以及通俗的形式追求，可以一览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大众文化的基本形象。”[8]

大众文化的崛起与中国社会的全方位变革有着密切的联系。“文革”结束后，相对宽松的政治氛围是大众文化崛起的前提。“四人帮”的文化专制政策被批判，在谴责“四人帮”对文化的摧残，对知识分子的迫害时，作家们开始深入反思文化发展问题，这些都为文化的复苏做了必要的准备。随着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以及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拨乱反正的逐渐完成，从思想和政治方面去除了套在文艺工作者身上的各种枷锁，为文艺的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知识分子在新时代焕发出的创作热情是大众文化得以繁荣的重要动力。正如郭沫若在全国科学大会上所说的知识分子迎来了春天。他们努力从各个方面反映生活现实，揭示生命意义。大众文化便是其中孕育而生的重要流派。

大众文化的兴起在中国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从正面意义上讲，它冲击了“文革”造成的文化荒芜状况，丰富了社会文化。“文革”时期由于奉行文化专制政策，造成了文化荒漠现象。那是一个“万马齐喑究可哀”的时代。具体情形上文已有涉及，在此不再赘述。大众文化兴起后，文化生活丰富起来了，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思想流派开始在中国文化舞台上展露风采，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繁荣情景。

虽然大众文化有这些值得肯定的意义，但是大众文化的恶性膨胀也造成了一系列问题。首先，它冲击了传统价值体系，造成了价值认同混乱。在大众文化的冲击下，传统价值体系崩塌，造成拜金主义猖獗，享乐主义盛行，尤其是在年轻一代身上体现比较明显。其次，大众文化的盛行也影响了我国的文化安全。“由于文化最能从根本上区别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价值差异，因此，不同的文化背景对于同一个问题完全可能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8]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下，大众文化有以西方价值为参照的倾向。这将可能造成国人思想混乱和价值判断错位，使我们丧失了文化的主体意识和自我反思能力。

综上所述，20世纪后半期的中国见证了中国共产党苦心孤诣的构建工农兵文化的发展历程，也看到了该文化在中国红极一时的盛况，最后目睹了它逐渐远离公众视野的落寞归宿。同时，它也见证了大众文化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逐渐崛起的历程，蓬勃发展的趋势。从工农兵文化不断壮大到大众文化崛起，“你方唱罢我登台”。这一历史变化是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变革的反映。这种发展变化将引领中国文化走向何方，我们怎样来评价它们的历史地位，这还需要社会科学工作者进一步的努力探索。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M].北京：中央文献 出版社，1996.

[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M].北京：中央文 献出版社，1996.

[4]李辉编著.摇摆的秋千——事事非非说周扬[M]. 海天出版社，1998.

[5]毛泽东文集（第八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M].北京：中央文 献出版社，1996.

[7]当代中国的文化发展[M].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8.

[8]中国国家文化安全报告[M].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秦 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