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蓉 苟超

［摘要］ 2023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作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促进世界经济联动发展的科学构想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实践平台，“一带一路”倡议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深刻的理论考量和深远的实践意义。十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以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为目标，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通”）五个重点合作方向取得了丰硕成果，成为广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展望未来，机遇与挑战并存，唯有各方继续携手同心、驰而不息，才能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不断走深走实和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 “一带一路”； 人类命运共同体； 丝绸之路

［中图分类号］ G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5-3115（2024）02-0025-10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经过十年的实践，共建“一带一路”从无到有、连点成线、由线及面，不但有效促进了全球互联互通格局构建，为世界经济复苏注入新动力，而且为推动建立国际发展新格局和新秩序做出了新贡献，成为新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依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所指出的：“共建‘一带一路源自中国，成果和机遇属于世界。”［1］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之际和“一带一路”建设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本文基于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视角，系统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一带一路”的深刻意蕴，全面总结共建“一带一路”的非凡成就，科学分析共建“一带一路”的理论考量和实践意义，探寻共建“一带一路”未来发展的前进方向，对增进国际社会的认识与理解、推进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和“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一带一路”的深刻意蕴

当今世界变局前所未有，面对治理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等一系列全人类的重大挑战，习近平总书记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成为应对全球挑战、促进地区和平稳定、推动人类发展进步的中国方案。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2］，“一带一路”建设则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卓越的路径探索。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倡议并非凭空而来，而是源自于中国对外交往的伟大实践，蕴含着深厚的历史底蕴、思想渊源和科学内涵。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渊源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立足全新的国际局势，着眼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以大国领袖的全球视野和使命担当，创造性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深刻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怎样建设这个世界”的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3］。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自提出以来，其内涵不断得到丰富完善并逐渐上升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西方提出的“全球门户”战略不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从全人类命运的角度出发生成的关于未来全球秩序的一种构想；其关键在于推动道路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文化创新；其终极目标是“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4］；其包含的相互依存的国际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和全球治理观，与政治多极、利益互惠、文化多元、安全可靠、环境优美的和谐世界观相呼应，为构建开放包容的新型国际关系、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提供了价值观基础和方法论指南，是应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深厚的思想渊源。第一，中国传统“和”文化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提供了文化滋养。“和”文化作为一种共生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与核心，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倡导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包容共享、文明互鉴等理念，正是传统“和”文化中“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文化包容观、“天人合一”的和谐自然观、“天下大同”的社会治理观以及“协和万邦”的国际交往观在新时代的延续和升华，体现着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第二，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和共同体思想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理论基石。马克思认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分工的扩大和交往的普遍化，各民族、国家和地区打破原始封闭状态、跨越空间障碍而形成世界范围的各民族相互依存并走向统一的过程，即为世界历史。人是社会的动物，“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5］。世界历史发展的结果是资本主义的消亡和共产主义的实现，最终归宿是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即“真正的共同体”。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不断加深，形成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世界已在相当意义上发展成一种“利益共同体”，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孤军奋战。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在摒斥“西方中心论”、批判资本逻辑原则以及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统一方面一脉相承。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组成单位是国家而非个人，其主张通过国家间的自由联合为将来实现向自由人的联合过渡提供条件［6］，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价值旨归，这是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创新和发展，是新时代超越阶级、国家和民族的统筹发展总路径。

（二）“一带一路”倡议的底蕴与内涵

公元前139年和公元前119年，西汉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完成了“凿空之旅”，从此，这条联通欧、亚、非三大洲的陆路通道上“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将这条连接东西方的贸易通道称为“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这一概念第一次正式以文字的形式传承下来。同时，一条形成于秦汉、发展于隋朝、繁荣于唐宋时期的海上航线从另一空间联系着东西方的贸易，直至明代郑和七下西洋，从南海出发，经马六甲海峡，最终抵达红海和索马里海岸，造就了“舶交海中，不知其数”的繁荣景况。1913年，法国东方学家沙畹将这条海上贸易通道命名为“海上丝绸之路”。古丝绸之路绵亘万里，延续千年，成为东西方贸易往来和文明交流的关键纽带。

500多年以前，随着古丝绸之路衰落，大航海时代来临，资本向全球野蛮扩张，各大洲之间的隔绝状态被打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殖民掠夺和战争短期内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二战后，美国取代欧洲成为资本主义文明的中心。如今，冷战思维依然暗流涌动，以“历史终结论”和“文明冲突论”为代表的西方思潮将其自由民主制度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模式，其以“资本逻辑”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模式难以继续维持世界治理体系的平衡。面对这种跌宕起伏的国际形势，中国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坚定支持者和维护者，顺应世界发展趋势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双赢共赢”的新理念超越了西方“国强必霸”和“修昔底德陷阱”背后的“资本逻辑”，并通过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将其落实到具体行动上。

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合称“一带一路”倡议，这既是对古丝绸之路文明成果的创造性继承，又赋予其新的时代精神和人文内涵。其核心内涵是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对接各国发展战略，促进协同联动，实现中国与共建国家的共同发展。共建“一带一路”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倡导开放、绿色、廉洁的理念，以“五通”为硬核，以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为目标，致力于打造新型国际合作平台、缩小发展鸿沟，旨在从根本上化解造成各种冲突和矛盾的根源。习近平主席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五周年座谈会上指出，“在保持良性健康发展势头的基础上，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向高质量发展转变”［3］。从此，共建“一带一路”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开始了从谋篇布局的“大写意”到精耕细作的“工笔画”的升华，开启了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全新模式。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一带一路”倡议的逻辑关联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思想指引。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也吸收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哲学精髓，是新时代习近平文化思想中“两个结合”的重要产物。其以从传统“和”文化所衍生的多元主义为基底，摒弃了西方主导的二元对立、弱肉强食、零和博弈等利己主义思维和“中心—外围”式的全球贸易结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以一种制度代替另一种制度，也不是对既有国际秩序的彻底否定和颠覆，而是顺应时代潮流，寻求普遍共识，倡导共同进步，坚持平等交往理念，让不同政治制度、历史文化和发展水平的国家能够在国际事务中实现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因此，决定了“一带一路”倡议是经济合作倡议，不是搞地缘政治联盟或军事同盟；是一条与他国互利共赢的发展道路，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是各国共同的命运交响曲，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一带一路”的理想远景，也是在大变局之下中国对自身发展道路的战略选择和对人类前途命运的科学指引。只有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指引下，“一带一路”建设才能时刻保持初心使命，广泛凝聚合作共识，全面提升合作水平，促进共同发展。

“一带一路”建设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实践舞台。正如习近平主席所指出，“我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要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7］。因此，从本质来看，两者是“道”与“路”、目标理念与路径探索的关系，“一带一路”就是一条通往人类命运共同体之路。“一带一路”是以设施建设和经贸往来为重心，同时涉及人文、生态、科技等多领域的互联互通实践，力求达成与共建国家的机遇共享、优势互补，与其他国际合作机制的平稳接轨，是全球“三大赤字”的再平衡方案，承载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由理念转化为行动的时代使命。其理论架构和实践建设，本质上是特定历史发展阶段中国道路的一种实践模式，是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建构的一个重要实践平台。

二、“一带一路”十年建设成果丰硕

共建“一带一路”历经十年探索实践，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围绕全方位互联互通，通过规则制定、设施建设、经贸往来、资金融通搭建了包容开放的国际经济合作平台，通过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领域的联通使民心融通、文明互鉴持续深入，通过拓展合作领域、创新合作模式使国际合作空间更为广阔。十年来，“一带一路”倡议持续深入人心，其共建已覆盖五大洲，涵盖全球超过3/4的国家和60%以上的人口。

（一）协调沟通合作机制，达成广泛合作共识

其一，政策沟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保障。中国与共建国家在互尊、互商、互谅基础上，就经济发展战略和对策进行充分交流对接，共同制定推进区域合作的规划和措施，协商解决合作中的问题，达成共建“一带一路”的广泛国际合作共识，发挥了政策保障和行动引领的“压舱石”作用。

其二，推动国际合作范式创新。传统国际经济合作基本以制度导向为遵循，即制度先行，有了明确的制度规则，才能开展进一步的实践合作。不仅造成在众多领域内发展中国家被迫从属于发达国家，平等互利难以真正实现的局面，而且难以激发合作主体的活力，成为西方国家榨取发展中国家的工具。而“一带一路”基于合作各方在社会制度、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文化信仰等方面的差异，始终倡导包容互惠，不预设规则标准，尊重各方的合作诉求和发展模式，在实践中通过各方充分协商共同研究创设机制。超越了传统国际合作模式，使得规则导向与实际诉求相结合，政府主导与市场逻辑相结合，设施建设与融资渠道创新相结合，充分达到了理论与实践相统一。

其三，发展战略有效对接。“一带一路”倡议包含的合作理念、合作路径和合作模式等方面被众多国家和区域所借鉴，帮助其形成了符合自身的发展战略。基于此，“一带一路”倡议不仅同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东盟印太展望、非盟《2063年议程》等全球性、区域性战略顺利对接与耦合，还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蒙古国、南非等具体国家发展战略平稳接轨。

其四，沟通机制与合作平台进一步完善。以政府间战略沟通为支撑，以具体项目合作为纽带，建立起层次丰富、便捷高效的常规性沟通渠道。规则标准对接扎实推进，标准化合作水平不断提升，“一带一路”标准信息平台运行良好，交通物流、石油化工、新能源汽车等领域中国标准被广泛采用，既有效填补了全球治理体系在相关领域的空白，又推动中国标准走向世界。经过共建国家的共同努力，2017-2023年，中国举办的三次“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参与成员和节点国家逐次显著增加，内部机制化建设不断优化，合作成果不断深化，不断朝着正式化、实体化方向迈进，已经成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核心机制［8］。

（二）扎实推进设施联通，形成互联互通格局

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基石。“丝绸之路首先得要有路，有路才能人畅其行、物畅其流。”［9］沿线国家多属于不发达经济体，要发展经济，基础设施必须先行。

首先，基础设施“硬联通”稳步推进。经过各方在区域基础设施联通上的通力合作，“六廊六路多国多港”的互联互通架构和“陆海天网”四位一体的互联互通格局已基本形成，不仅有效提升了共建国家间的互联互通水平，推进了国际运输便利化，降低了区域间经贸往来的交易成本，还有效促进了跨区域资源要素的有序流通与优化配置，为促进经贸和产能合作、加强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奠定了坚实基础。成功建设并运营了中老铁路、雅万高铁、比雷埃夫斯港等一批标志性项目，打造了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郑州—卢森堡“空中丝绸之路”、中俄“冰上丝绸之路”等大通道。通过跨境陆缆、国际海缆联通，有效促进了跨区域信息高速公路建设。通过能源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合作，共同推进了跨境电力设施和油气运输管道的建设与升级改造。

其次，设施联通标志性项目成绩斐然。其中，亚吉铁路让东非跨国电气化铁路实现“零突破”，中老铁路让老挝由“陆锁国”变成“陆联国”，蒙内铁路为肯尼亚经济增长提供了2%的贡献率。中欧班列通道网络逐步完善，枢纽功能持续增强，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中欧班列开行规模增长与质量提升齐头并进，从2011年的17列增长到2022年的1.6万列，物流配送网络覆盖了欧亚大陆，所运送货物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持续提升，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已成为友好合作的使者、互利共赢的桥梁。以重庆市为代表的内陆地区通过中欧班列推动与亚欧地区铁路互联互通，走向了对外开放前沿。

（三）贸易投资快速发展，金融合作不断深化

贸易畅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点内容，“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各共建国家顺应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趋势，着重推进投资贸易便利化，消除投资和贸易壁垒，构建良好的营商环境，积极商建自由贸易区，持续将合作“蛋糕”做大做好。资金融通是实现共建“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稳步增长的重要保障，随着共建“一带一路”持续推进，沿线地区金融业改革发展不断完善，开放程度不断增强，金融合作与创新不断深化。

首先，经贸合作蓬勃发展。一是贸易联系日趋紧密。中国国际贸易伙伴向多元化发展，“一带一路”沿线地区逐渐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重点对象，东盟已连续三年与中国互为最大贸易伙伴，中国与共建国家的进出口贸易强度指数逐步上升。二是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提升。共建国家协同深入简化进出口程序，降低通关成本，消除贸易壁垒；持续放宽相互投资领域，着力提高投资营商环境。三是贸易结构不断优化。中国持续加强与共建国家的产能合作，对共建国家新能源汽车、机床和家用电器出口持续增长。重视与共建国家在互联网等新兴产业领域的合作创新，使具有竞争优势的互联网企业与制造、金融、通信等领域深度联合，构建跨境产业链体系，优化产业链分工布局，增强各方产品的全球竞争力。四是投资平台作用更加凸显。我国积极参与并举办的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等展会影响不断扩大，有力促进了共建国家之间的经贸投资合作。

其次，资金融通渠道不断扩大。中国与共建国家不断规范投融资准则，丰富资金融通方式，各类创新的金融产品也不断涌现。新型区域性投融资机构，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丝路基金与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已成为重要的国际融资及金融服务平台。亚投行成员规模不断扩大，截至2023年6月，已有106个成员。其以绿色发展作为理念，为共建国家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尤其是民生项目和产业绿色转型提供了有力的投融资支持。丝路基金致力于推动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而成立，投资方式灵活，偏重中长期投资，为“一带一路”投融资环境下长期的初创投资提供了便利。

（四）人文交流稳固基础，创新合作引领发展

第一，民心相通为“一带一路”建设固本强基。文明交流互鉴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内容，“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10］，文化交流是促进文化传承、推动文明互鉴的重要途径，能够为人类社会提供新的发展思路，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尊重文化多样性，倡导不同文明包容共生，才能共享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更好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民心相通能够有力增进共建国家民众的友好感情，从而推动共建国家的经济合作。在互联互通中只有将民心融通、文明互鉴真正贯彻落实，才能最大意义上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创新合作是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动力。中国与共建国家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交流，优化创新环境，与各国共同挖掘创新增长潜力，激发创新合作潜能。

第二，人文交流不断深入。人文交流是国际交流最有效、最受欢迎的桥梁和纽带。十年来，以传承和弘扬丝路精神为导向，中国同“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在科技、教育、文化、卫生、民间交往等领域开展密切合作，促进民心融通与文明互鉴，为“一带一路”建设奠定了坚实的民意基础。为加强文明互鉴交流的顶层设计，中国与共建国家签署文化和旅游领域合作协议，在共建国家建立了数十个中国文化中心，推动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交流与合作机制，完善“一带一路”文化交流合作平台。围绕文博影视、音乐动漫、数字文化、艺术设计、节日旅游等众多领域，打造了一批“一带一路”文化交流品牌。孔子学院开创了中外合作办学模式，成为中外语言文化交流的窗口。鲁班工坊在多国多地落地生根，成为共建“一带一路”上的“技术驿站”。中国设立了丝绸之路中国政府奖学金项目，与共建国家和地区签署高等教育学历学位互认协议，扩大相互间留学生规模，深化了沿线国家间人才交流合作。

第三，创新驱动发展。各方不断加强在人工智能、纳米技术、大数据等新兴领域的创新合作，中国与共建国家联合培养科学技术和管理人才，与沿线国家共建了一批联合实验室或联合研究中心，形成了虚拟技术转移协作网络，打造了“数字丝绸之路”。2023年11月，在重庆举行的首届“一带一路”科技交流大会，发布了《国际科技合作倡议》，启动了“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合作区建设，建立了科技合作机制。中国与共建国家在卫生健康领域积极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推进“健康丝绸之路”建设。一方面，通过一系列医学健康培养计划，加强了医学院校之间的合作与交流，与共建国家积极开展疾病预防、检测、控制方面的活动，提升其疾病防治和公共卫生管理能力。另一方面，在国内建设了一批中医药国际合作基地，制定颁布了98项中医药国际标准，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

（五）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共同促进可持续发展

第一，推动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和新发展格局构建。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实现了质的飞跃，但是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非常突出。在“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既注重京津冀、长三角与粤港澳大湾区等地区的一体化、协同化发展，也带动了中西部地区的联动发展。甘肃依托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粮食合作，打造了“西部粮都”。云南、广西通过完善陆上交通网络，提高了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国的贸易投资水平，已经成为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建设的重点地区。既加快推进了中国西部开发力度，使国内区域协调发展水平快速提升，又助力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构建。

第二，促进共建国家全方位、可持续发展。一是提升共建国家发展动力。中国在共建国家建设的公路、铁路、桥梁、发电站、通信设施等一批基础设施项目，降低了交通、物流等各种交易成本，使各要素流通渠道更加畅通，改善了当地的生产生活条件和发展环境，提高其工农业发展水平和信息化水平，构建新型价值链和供应链，拓展其在全球化发展进程中的竞争空间。二是助力共建国家脱贫减贫。通过开展一批新的基础设施和产业园区建设，加快其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增加就业机会，减少共建国家的贫困人口。据估算，“一带一路”倡议基础设施项目能够使全球760万人口摆脱极端贫困、3200万人口脱离中度贫困［11］。三是改善当地民生。修建道路桥梁使得出行更加便利，水利设施解决居民饮用水难题，医院解决居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提升传染病防治能力。各种民生工程帮助当地民众改善了生活条件，提升了居民生活幸福指数。

第三，为世界经济复苏注入新动能。世界银行相关研究预测，到2030年，仅“一带一路”交通设施项目，将使世界贸易成本降低1.8%、全球出口量增加1.7%，使沿线经济体贸易增长2.8%到9.7%、世界贸易增长1.7%到6.2% ［11］。卫星遥感数据显示，十年间六大经济走廊有更多地方被点亮，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的夜间灯光增长率达到5.57%，远超全球夜光1.3%的增长率。英国经济和商业研究中心研究表明，未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美国，也将因此获得1.4%的经济增长。这表明共建“一带一路”不仅使共建国家全方位受益，也间接带动了没有加入合作倡议国家的经济发展。

三、“一带一路”的理论考量与实践意义

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问题和挑战，人类社会需要更加公正合理、平稳有效的全球治理方案。“一带一路”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和造福人类的世界工程，是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时期诞生的，是基于我国改革开放和长远发展战略提出的，符合全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要求，也符合沿线国家人民渴望共享发展机遇、创造美好生活的强烈愿望和热切期待。

（一）“一带一路”的理论考量

人类社会步入新的时代，文明的高度发展与乱象挑战并存，发展大势和负面效应相互交织。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代背景下，虽然面临着一系列诸如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灾害频发、恐怖主义等纷繁复杂的挑战，但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各国之间的联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密，世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人类战胜困难的手段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丰富”［9］。面对这些全球性问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置身事外或独自应对。“一带一路”超越了西方主导的现代化模式，以一种全新的形式把各国紧密联系起来，通过互联互通有效地促进区域一体化，引领全球治理走向新平衡，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契合了本国与沿线国家发展的迫切诉求，向世界展现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本质上是后全球化时代中国参与、改进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引导世界走和平发展、合作共赢道路的中国方案。

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讲开放，一味地关起门来自己发展，就会陷入停滞甚至倒退的境地。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水平和整体实力突飞猛进，目前经济总量已稳居世界第二。但是，“我国对外开放水平总体上还不够高，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还不够强，应对国际经贸摩擦、争取国际经济话语权的能力还比较弱”［9］。面对新形势，在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同时，还要弥补我国对外的短板，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是新时代我国对外开放新格局的有力探索。一是充分发挥地缘优势，释放经济发展的内在潜力，缓解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特别是使中西部地区充分利用区位优势和资源禀赋，深度参与到全球化浪潮中去。二是服务新发展格局，形成陆海联动、东西互济、内外互联的开放格局，为畅通国际循环带来新机遇，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良性互动提供重要动力。三是有效促进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步伐逐步放缓，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价格提升，“人口红利”优势逐渐消失，关键技术领域仍面临“卡脖子”风险，国内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深刻转变。共建“一带一路”通过国际标准对接、绿色经济发展、新兴产业引领和数字经济合作等举措，推动国内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供给侧结构改革，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扩大国内消费市场，加快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步伐。

（二）“一带一路”的实践意义

首先，全方位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一是提升中国应对外部挑战的能力。“一带一路”倡议除了其本身所蕴含的经济功能外，还有其重要的政治使命，其在美国实施“重返亚太”的背景下诞生，可帮助中国有效应对美国在亚太地区发起的一系列“去中国化”的经济政治行动，摆脱西方在亚太地区对中国的制约。二是使中国从全球化的后起之秀变为主要推动力。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都是经济全球化的参与者、受益者和贡献者，面对当今西方国家频频“退圈”和“脱钩”、全球领导力赤字的局面，中国应势而为、勇于担当，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坚持合作共赢的理念，让改革红利和发展成果惠及更多国家，逐渐成为新型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量。三是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国际话语权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今国际话语格局下，我国对外发声经常面临被歪曲、被误解、被质疑的窘境，严重损害了我国的国家形象。“一带一路”倡议作为新型国际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平台，秉持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理念得到了合作伙伴的深层次认同，展现着我国的大国风范，使中国的声音更愿意被聆听和广泛传播，进而增强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

其次，推动实现世界持久和平与发展。一是弥补治理赤字，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战后构建的全球自由贸易体系遭遇严重挑战，世界发达经济体在危机面前自顾不暇，逆全球化思潮在欧美国家泛起，西方主导经济全球化正在失去动力，“一带一路”倡议能够指明新型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方向，超越地缘博弈的旧思维，“打造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的伙伴关系，推动各方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营造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构建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12］。开创国际合作的新范式。二是弥补发展赤字。“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部分是发展潜力巨大、经济基础薄弱、并处于转型期的新兴国家，这些国家政治经济发展异质性较高，长期被西方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所边缘化，通常处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末端，难以公平享受到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和利益。“一带一路”纠正了这种偏差，着力促进机会均等和地位平等，协助沿线国家解决发展瓶颈问题，以便搭上中国经济发展的快车便车，缩小发展鸿沟。三是弥补和平赤字。“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由于长期没有解决贫困与发展问题，不少地区长期深陷于战乱冲突、恐怖袭击、难民移民等困境中。“一带一路”通过对接各国发展战略，在全球范围内整合要素和资源，形成合力，促进沿线各国共同发展。通过发展促进民心相通，维持地区间的稳定与和谐，促进世界和平与安宁。

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前景光明

2013-2023年，共建“一带一路”全面实现了从理念到行动、从愿景到现实的转化，形成了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共享繁荣的良好局面。十年来在“五通”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是有目共睹、毋庸置疑的。作为一个综合性的合作框架，共建“一带一路”必然会涉及国内外方方面面的利益，建设中不可避免会面临众多新机遇和新挑战，其自提出伊始就遭受到各方的冷眼和质疑，过去十年间互联互通的建设过程也并非一帆风顺。时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人类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共建“一带一路”未来的征程又将面临更加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如世界经济复苏依然乏力、地缘政治矛盾尖锐、共建国家债务压力总体增大等都给“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带来严峻挑战。

虽然共建“一带一路”阻碍重重，但从长远来看，“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改变，经济全球化大方向没有变，国际格局发展战略态势对我有利，共建“一带一路”仍面临重要机遇”［4］。展望未来，“一带一路”未来发展空间仍然十分充足。要继续本着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发扬“丝路精神”，拓展对外开放的范围、领域和层次，尊重成员内部差异，争取更多的多边合作力量；协同推进实践发展和理论创新，完善制度安排和合作机制；赋予更为充分的科技功能，加快建设“数字丝绸之路”、深耕“绿色丝绸之路”；开展务实合作，支持民间交往，深化人文交流与文明互鉴；提高舆论宣传水平和中国国际话语权，提升“一带一路”倡议的感召力和影响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完善“一带一路”风险评估体系和预警平台，有效应对和防范重大风险挑战；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着力促进国际国内双循环，适时调整发展规模与方向。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向高质量迈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也将更加深入人心，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之路必会更加宽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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