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简所见甘露年间辛武贤征讨乌孙出师敦煌考

2024-06-26马智全

丝绸之路 2024年2期

关键词：敦煌

马智全

［摘要］汉宣帝甘露年间破羌将军辛武贤征讨乌孙出师敦煌，是西汉中期汉与西域关系史上的大事。由于辛武贤最终未能出师西域，因此，史书对此事记载比较简略，但汉简文献对此却有生动记载。汉简反映出甘露元年（前53）辛武贤以西河太守的身份任破羌将军，甘露二年（前52）初到达敦煌开府治事，由于冯夫人杰出的外交斡旋，辛武贤于甘露三年（前51）十月从敦煌罢军。当时为备战乌孙采取的通渠转谷措施从甘露二年（前52）持续到初元元年，居卢訾仓修治成功，到汉成帝时仍正常使用。辛武贤出师敦煌的细节因汉简记载而得以明晰。

［关键词］破羌将军；辛武贤；敦煌；居卢訾仓

［中图分类号］ K877.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5-3115（2024）02-0035-09

在汉代丝绸之路开拓史上，外交与军事往往互相协同，促进了中原与西域的畅通交流。汉武帝时，张骞通西域、李广利伐大宛，凿通了丝绸之路，顺畅了中西之间的交流。到汉宣帝甘露年间，汉与乌孙的交往受到匈奴影响，汉朝准备再次发动大规模战争，由辛武贤率领出师乌孙，为此而做了大量精心准备。后来由于冯夫人外交上的成功斡旋，辛武贤从敦煌罢军而归。关于此次辛武贤出师的情况，《汉书·西域传》叙述乌孙时有简略记述。而在悬泉汉简中正有辛武贤出师敦煌的数条记载，有助于拨开历史迷雾，认清历史真相。以往已有学者关注到这些汉简，阐释简文，考订事实，丰富了相关史事的认知［1］［2］。但由于简牍资料比较零散，已有的研究存在一些不准确的论述，还有一些简牍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因此，本文拟在前贤基础上对甘露年间辛武贤征讨乌孙出师敦煌的事件再作考证，以明晰相关史事。

一、辛武贤出师敦煌

汉宣帝甘露年间辛武贤出师敦煌，是汉与乌孙交往史上的一件大事。乌孙是西域大国，是汉朝为抵御匈奴而联合的重要国家。汉武帝时，曾先后派细君、解忧公主和亲乌孙，汉与乌孙交往日渐密切。汉宣帝本始三年（前71），汉与乌孙联合共击匈奴取得了重大胜利。神爵二年（前60），汉宣帝又派少主和亲乌孙，但因狂王泥靡继位而作罢，汉与乌孙的关系已经受损。到了甘露元年（前53），狂王泥靡被翁归靡胡妇子乌就屠所杀，乌就屠自立为昆弥，亲匈奴势力掌控乌孙，对汉朝在西域的统治形成影响，汉朝准备出兵征讨乌孙。

初，肥王翁归靡胡妇子乌就屠，狂王伤时惊，与诸翕侯俱去，居北山中，扬言母家匈奴兵来，故众归之。后遂袭杀狂王，自立为昆弥。汉遣破羌将军辛武贤将兵万五千人至敦煌，遣使者案行表，穿卑鞮侯井以西，欲通渠转谷，积居庐仓以讨之。［3］3907

这是辛武贤出师敦煌的背景，辛武贤“将兵万五千人”到敦煌，是规模颇大的一次军事行动。此次出师的具体时间，《资治通鉴》系之于甘露元年（前53）［4］883。清代徐松考证说：“据《赵充国传》，辛武贤以神爵元年自酒泉太守为破羌将军，二年五月，罢归酒泉太守官。后七年，复为破羌将军，征乌孙。是讨乌就屠事在甘露元年。”［5］465这是依据辛武贤再任破羌将军的年限推算出来的时间。

《汉书·赵充国传》对此事也有记载：“辛武贤自羌军还后七年，复为破羌将军，征乌孙至敦煌，后不出，征未到，病卒。”［3］2995这段记载十分简略，留下了很多历史空白，如辛武贤自神爵二年（前60）任破羌将军后还曾任何职；从中原到敦煌路途遥远，辛武贤是什么时候到敦煌，又是什么时候从敦煌罢归……悬泉汉简中正有相关记载：

简1：·破羌将军西河大守臣武贤请假及长吏以下□□□ Ⅱ90DXT0114③：214A［6］418

这枚汉简记载了“破羌将军”“臣武贤”等信息，可以确认是指破羌将军辛武贤。不过简文又记载了西河太守，值得特别关注。神爵二年（前60），赵充国征羌时辛武贤职为酒泉太守，征羌事罢后，辛武贤仍任职酒泉太守。“上然其计，罢遣辛武贤归酒泉太守官。”［3］2992因此，辛武贤在神爵二年（前60）征羌前后一直任酒泉太守，与简文内容不符。辛武贤再次任破羌将军是甘露元年（前53）事，所谓“辛武贤自羌军还后七年，复为破羌将军”［3］2995。那么简文中的西河太守应是辛武贤从酒泉太守罢还以后的事，也是辛武贤再任破羌将军前的职官。辛武贤甘露元年（前53）以西河太守兼任破羌将军，与神爵二年（前60）以酒泉太守兼任破羌将军类似。汉简的记载，既丰富了辛武贤的从政履历，也明晰了汉宣帝甘露元年（前53）为征伐乌孙所做的军事调度，是简牍文献补充的重要历史信息。

简2：十一月丁巳，中郎安意使领护敦煌、酒泉、张掖、武威、金城郡农田官，常平■调均钱谷，以大司农丞印封，下敦煌、

酒泉、张掖、武威、金城郡大守，承书从事，下当用者，破羌将军=吏士毕已过，具移所给吏士赐诸装卖□□ Ⅱ90DXT0114②：293［6］389

这枚汉简没有明确纪年，简文中的“破羌将军”是断代的重要依据。《敦煌悬泉汉简释粹》说“此简似当系于神爵元年”［7］52。袁延胜先生则认为当属甘露元年（前53），理由有二：一是神爵元年（前61）辛武贤进兵西羌不应至敦煌；二是简文中让五郡预备钱粮，其中赵充国时驻兵金城郡，金城郡不应供给辛武贤军粮［8］127。笔者赞同袁先生意见，并提供两条新的证据：一是简文中提到了“常平■调均钱谷”，应该与常平仓的设置有关。《汉书·宣帝纪》：“（五凤四年）大司农中丞耿寿昌奏设常平仓，以给北边，省转漕。赐爵关内侯。”［3］268简文所言正是常平仓调钱谷给北边事。因五凤四年（前54）始设常平仓，则可以否决神爵元年（前61）的说法。二是甘露年间辛武贤任破羌将军，简文记载“十一月丁巳”，查相关历表，五凤四年（前54）十一月戊辰朔，该月无丁巳；甘露元年（前53）十一月壬辰朔，二十六日丁巳；甘露二年（前52）十一月丙戌朔，该月无丁巳；甘露三年（前51）十一月辛巳朔，该月无丁巳。甘露三年（前51）之后乌孙事务经冯夫人外交斡旋已经解决，破羌将军已罢归，与简文内容无关。因此，从简文纪年来看，该简所述事务只能是甘露元年（前53）。

考察简文含义，中郎安意领护河西四郡及金城郡农田官，以常平仓调度粮食钱财，要给破羌将军吏士供给相应物资。简文所述敦煌、酒泉、张掖、武威、金城郡，正是辛武贤出师征讨乌孙必经之地。由此可知，甘露元年（前53）十一月，朝廷正在为辛武贤出师乌孙做精心准备。简文所述以大司农名义调度西北五郡食粮，可见辛武贤出师是规模颇大的军事行动。

简3：甘露元年十一月壬辰朔丙午，效谷长禹、丞寿告遮要、县泉置，破羌将军将骑万人从东方来，会正月七日，今调米肉饴枣，假

吏假卒牛车助置载茭各如牒，书到受作，毋令客到不办具，毋忽如律令

Ⅱ90DXT0114④：374A+340A

掾德成、尉史广德

Ⅱ90DXT0114④：374B+340B［6］522

这是敦煌郡效谷县所发的一封移书，甘露元年（前53）十一月十五日，效谷县移文遮要置、悬泉置，说明破羌将军带领骑士万人从东方来，会次年正月七日，现在要预先调办米肉诸物，不要让大军到不能办理。这份文书出自悬泉置，是敦煌郡县为迎接破羌将军西来的记载，内容非常重要。

首先，这枚汉简是缀合简，早期刊布释文仅为下半部，关于简牍时代有不同看法。如《敦煌悬泉汉简释粹》的意见是：“则或为神爵二年之正月七日，或为甘露元年之正月七日。”［7］165袁延胜先生考证：“破羌将军辛武贤出兵乌孙的时间尽管在甘露元年，但已经是甘露元年末了。辛武贤到达敦煌效谷县遮要、悬泉置的时间已是甘露二年正月了。”［8］128现在缀合后的简文证明袁延胜先生的意见是正确的。同时也可知，《资治通鉴》与徐松《汉书西域传补注》将辛武贤讨乌就屠的时间系于甘露元年（前53），从准备出师的情况看，这是正确的。但由于内地到敦煌距离遥远，辛武贤到达敦煌的时间已是甘露二年（前52）正月，这是简文提供的新的历史信息。

其次，由简文可知辛武贤出师的一些细节。《汉书·西域传》载：“汉遣破羌将军辛武贤将兵万五千人至敦煌。”悬泉汉简说是“将骑万人从东方来”，人数虽略有不同，但主力应是如此，或许有分批出师的情况。辛武贤率领的军事人员，身份是“骑”即骑士，这是悬泉汉简提供的新信息。上万人的军队“从东方来”，是汉朝向西域发动的一次重大军事行动。

再次，从简文记载效谷县对辛武贤军队的接待来看，辛武贤率上万骑兵从中原到敦煌，地方郡县给予大量后勤支持。简文说：“今调米肉饴枣，假吏假卒牛车助置载茭各如牒，书到受作，毋令客到不办具，毋忽如律令。”这封文书有效谷县发给遮要置与悬泉置，说明调配米、肉、茭等接待物资的情况，要求两个置收到文书后认真作治，不要让大军到达而接待不周。效谷县只是辛武贤从中原到敦煌的一个路途站点，从此可见大军所至沿途郡县对这对军事行动的有力支持。简文记载辛武贤所率军队人数达万人，以汉简常见的每食3升的记载来看，万人一食就需要300石谷物。汉简常见每车拉谷物25石，一食需要消耗12车粮食，这对于地方县置来说也是很大的谷物支出。当然，考虑到军队的行程，每个驿置接待的时间不会很长，则饮食接待是在可承受范围之内。

简4：甘露二年四月庚申朔丁丑，乐官令充敢言之，诏书以骑马助传马，送破羌将军、穿渠校尉、使者冯夫人，

军吏远者至敦煌郡，军吏晨夜行，吏御逐马，前后不相及，马罢亟，或道弃，逐索未得，谨遣骑士

张世等以物定逐各如牒，唯府告部县官旁郡，有得此马者，以与世等，敢言之。

Ⅴ92DXT1311④：82［7］140-141

这枚汉简纪年甘露二年（前52），其中出现了“破羌将军”的称谓，对研究辛武贤征讨乌孙意义重要。因为简文记载了“送破羌将军、穿渠校尉、使者冯夫人”，都与甘露年间辛武贤征讨乌孙事务有关，可以确认是辛武贤到达敦煌的事件。由于简文有明确的纪年，所以有学者据此认定“汉朝分立乌孙两昆弥事定在甘露二年四月之后”［9］，此说大体是合适的，但据此也推定辛武贤到达敦煌的时间是甘露二年（前52）四月，却有待商榷之处。

因为简文的性质是酒泉郡乐涫县发出逐索马匹的文书，简文记载马匹丢失的原因是朝廷诏书要求“以骑马助传马”，也就是以当地骑士马匹护送辛武贤一行。由于军情紧急，“军吏晨夜行”，马匹疲累之极，有的被半道丢弃。丢失马匹当时没有被找到，现在派遣骑士张世等依据牒书去找寻，要求敦煌郡县帮助。因此，从简文内容可以看出，乐涫县派人找寻马匹属事后行为，简文记载的时间并不是辛武贤等人经过酒泉郡乐涫县的时间。

再从前述汉简提供的信息来看，简2纪时甘露元年（前53）十一月，是西北五郡为破羌将军西行所作准备的通知。简3说“破羌将军将骑万人从东方来，会正月七日”，是甘露二年（前52）正月间事。由此可知简4叙述乐涫县提供马匹送辛武贤一行人的时间也应是甘露二年（前52）正月，只是由于军行紧急，政务繁杂，到了甘露二年（前52）四月，酒泉郡乐涫县才移文敦煌，找寻走失的马匹。如是考虑，三枚汉简记载的事件才能统一起来。

因此，史书记载简略的辛武贤征讨乌孙备战敦煌的事件，在汉简文献中得到了诸多细节的丰富。甘露元年（前53），朝廷决定让西河太守辛武贤任破羌将军出师征讨乌孙，十一月，河西地区积极准备后勤接待事务。甘露二年（前52）正月，效谷县移文通知辛武贤于正月七日到达效谷，并给下属遮要、悬泉两置调配食用物资，为大军经过做接待准备。辛武贤经过酒泉时，乐涫县依据诏令提供马匹支援护送，但由于军行紧急，有的马匹因疲累而被中道遗弃。甘露二年（前52）四月，乐涫县移文敦煌，派出吏员追寻丢失马匹。四枚汉简从不同角度揭示出辛武贤出师敦煌的具体细节。

二、辛武贤罢军敦煌

悬泉汉简记载破羌将军辛武贤于甘露元年（前53）从中原出师，甘露二年（前52）正月到达敦煌。辛武贤在敦煌的活动，汉简也有简要记载。

简5：其一封凤博印诣破羌将军莫府，一封临淮侯印诣大守府

西合檄四甘

一封■延寿诣大司农卒史张卿治府，一封破旁封阳关都尉

Ⅱ90DXT0113④：152［6］152

这枚汉简出自敦煌悬泉置，简文性质是邮书刺，其中记载了四封檄书的信息，有一封是“凤博印诣破羌将军莫府”，简文记载的破羌将军，应该就是辛武贤。简文最下出现了一个“甘”字，说明了甘露年间的纪年。

由于本简出自敦煌悬泉置，邮书性质是西书，简文记载邮书达到地点有“太守府”“阳关都尉”，可知邮书要从悬泉置向西送达到敦煌或阳关，那么，简文记载的“破羌将军莫府”，自然是在悬泉置之西的敦煌县等地。史书记载“汉遣破羌将军辛武贤将兵万五千人至敦煌”，敦煌郡治在悬泉置之西，符合简文西书的记载，因此，这封檄书中的破羌将军，就是甘露年间驻师敦煌的辛武贤。

这枚汉简虽是一封邮书刺，但对认识辛武贤在敦煌的活动有一定意义。简文题署“合檄四封”，合檄是将檄书简上下合在一起，内容不公开，保密性好。四封檄书，发送到破羌将军幕府、大司农卒史张卿治府、敦煌太守府、阳关都尉府，都是与军政相关的文书。简文所言“破羌将军幕府”，可见辛武贤在敦煌开府治事，是辛武贤在敦煌驻师备战的反映。

辛武贤到达敦煌后，并没有立即进攻乌孙，而是等待冯夫人的外交协调，史籍对此有清晰记载：

初，楚主侍者冯嫽能史书，习事，尝持汉节为公主使，行赏赐于城郭诸国，敬信之，号曰冯夫人。为乌孙右大将妻，右大将与乌就屠相爱，都护郑吉使冯夫人说乌就屠，以汉兵方出，必见灭，不如降。乌就屠恐，曰：“愿得小号。”宣帝征冯夫人，自问状。遣谒者竺次、期门甘延寿为副，送冯夫人。冯夫人锦车持节，诏乌就屠诣长罗侯赤谷城，立元贵靡为大昆弥，乌就屠为小昆弥，皆赐印绶。破羌将军不出塞还。［3］3907

从这段材料可知，当破羌将军辛武贤在敦煌驻师备战的时候，汉朝还通过冯夫人外交斡旋乌孙事务。甘露元年（前53），宣帝征见冯夫人，而后派使者送冯夫人西行，冯夫人到乌孙已是甘露二年（前52）。由于冯夫人与长罗侯常惠的外交努力，汉朝分立乌孙二昆弥，乌就屠接受小昆弥印绶，问题得以解决，这样辛武贤就没有出师乌孙而从敦煌罢军。

关于辛武贤从敦煌罢军的具体时间，史书没有明确记载。如上引《汉书·西域传》说“破羌将军不出塞还”，《资治通鉴》系之于甘露元年（前53），徐松也说是“以上甘露元年事”。但是根据汉简记载可知，破羌将军辛武贤虽然是甘露元年出师，但到了敦煌已是甘露二年（前52）正月。而辛武贤之所以罢军敦煌，关键因素是冯夫人对分立乌孙二昆弥事务的解决。依据汉简记载，冯夫人与破羌将军辛武贤同到敦煌后再赴西域，经过“诏乌就屠诣长罗侯”“立元贵靡为大昆弥，乌就屠为小昆弥，皆赐印绶”，乌孙事务得以解决，相关信息上报朝廷，朝廷才会命令辛武贤罢军敦煌。依情理而论，相关事务解决与信息传达都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辛武贤罢军的时间，至少应在甘露二年（前52）之后，而不应是《资治通鉴》所说的甘露元年（前53）。

悬泉汉简中有一枚记载乌孙事务的简牍，以往虽有学者讨论，现在可能需要重新审视。

简6：甘露三年九月壬午朔甲辰，上郡大守信、丞欣谓过所，遣守属赵称逢迎吏骑士从军乌孙罢者敦煌郡

当舍传舍，从者如律令十月再食

Ⅱ90DXT0115③：99［7］153

这枚汉简的性质是一枚传书，内容是上郡太守发出的传书，派守属赵称到敦煌迎接“从军乌孙罢者”。以往学者对此简也有关注，《敦煌悬泉汉简释粹》认为：“简中上郡士吏从军乌孙者，当为长罗侯将三校屯赤谷之所部。”［7］153袁延胜先生赞成此说：“甘露三年九月驻扎在乌孙赤谷城的汉朝军队已经罢军回到内地。”［10］但此二说均有明显的想象成分，因为简文只说到了“从军乌孙罢者”，并没有任何长罗侯或赤谷城的信息。而关注简文记载，会对这枚汉简有新的理解。其一，上郡太守所遣守属逢迎的人员身份是“吏骑士”，而汉朝屯田西域的人员身份是田卒，而且主要是刑徒，如史载：“地节二年，汉遣侍郎郑吉、校尉司马憙将免刑罪人田渠犁。”［3］3923因此，屯田乌孙的主体成员不会是“吏骑士”。其二，简文明确记载了所迎接的人员是“从军”乌孙者，可见是军士作战人员，如果是屯田人员，汉简中有“屯作罢者”的称谓［7］14，可见不会是乌孙屯田者。其三，简文记载上郡派遣迎接罢归人员到达地点是“敦煌郡”，汉简也出自敦煌悬泉置，因此，上郡所迎接的“从军乌孙罢者”的吏骑士在敦煌郡，而不是在乌孙。正是基于以上三点原因，考虑到甘露二年（前52）初辛武贤率万五千人至敦煌准备征讨乌孙，随后因冯夫人外交协调“不出塞而还”，那么上郡所迎接的这批吏骑士应该是辛武贤征讨乌孙驻师敦煌的军队。

因此，这枚汉简提供了十分重要的信息。史书记载辛武贤：“征乌孙至敦煌，后不出，征未到，病卒。”［3］2995通过这枚汉简可确认相关的信息，上郡迎接从军乌孙罢者的人员九月出发，十月到了敦煌郡，那么辛武贤军队罢归的时间也应是甘露三年十月。而辛武贤“征未到病卒”的时间，也应是甘露三年（前51）底。一代名将破羌将军辛武贤的卒年由此可知。

三、敦煌的通渠转谷

甘露年间辛武贤出师敦煌征讨乌孙，同时备战的另一项措施是修渠筑仓。《汉书·西域传》说：“欲通渠转谷，积居庐仓以讨之。”［3］3907通渠转谷是否施行，具体过程如何，史书没有记载，而在汉简文书中却有生动反映，已有学者对此作过一些论述［11］91-103，此处再予补充讨论。

从敦煌到西域“通渠转谷”，这是汉朝在制定讨伐乌孙战略时拟定的措施。从水利修治角度看，这一措施的提出有特定的时代背景。西汉特别重视水渠修治，汉武帝时曾修治渭水漕渠、河东渠，塞瓠子决河。“自是之后，用事者争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关中灵轵、成国、湋渠，引诸川；汝南、九江引淮；东海引钜定；泰山下引汶水：皆穿渠为溉田，各万余顷。它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胜言也。”［3］1684敦煌有疏勒河自东向西而流，正有“通渠转谷”的水利条件。从战略需求看，汉朝进军西域最大的问题是食粮保障。汉武帝时李广利征伐大宛就曾说：“道远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战而患饥。”［3］2699辛武贤此次远征乌孙，同样存在着食粮供应问题。而汉朝使者往来西域，西域屯田吏士长期驻守，都需要稳定的粮食供给。正因如此，汉朝才计划实施通渠转谷的措施。

汉简反映出辛武贤是甘露元年（前53）从中原出师，甘露二年（前52）初到达敦煌。简4记载与辛武贤一同到达敦煌的还有“穿渠校尉”，是专门负责水渠修治的吏员，可见朝廷对此次治渠事务的高度重视。

简7：穿渠校尉丞惠光私从者杜山羊西

V92DXT1312④：21［12］

该简是一条传书记录，说明穿渠校尉丞惠光的私从者杜山羊西去，该简出自悬泉置，应是从悬泉置西去敦煌从事水渠修治事务。依《汉书·百官公卿表》，西域都护有副校尉，秩比二千石，丞二人，戊己校尉有丞一人，因此，该简穿渠校尉丞是辅佐性的职官。该简说明穿渠校尉西行，还有不少随从及属下参与穿渠事务，反映出穿渠活动规模不小。

穿渠校尉于甘露二年（前52）初到达敦煌，后续事务如何，汉简中有多次记载。

简8：甘露二年十一月丙戌，富平侯臣延寿、光禄勋臣显，承制诏侍御史□，闻治渠军猥候丞承、万年、汉光、王充诣校属作所，为驾二封轺传，载从者各一人，轺传二乘。传八百卌四。御史大夫定国下扶风厩，承书以次为驾，当舍传舍，如律令Ⅱ90DXT0214③：73A［7］40

这枚汉简纪年甘露二年（前52）十一月丙戌，简文记载了“治渠军猥侯丞承、万年、汉光、王充诣校属作所”，所谓“校属”，当是穿渠校尉的属所。其中“治渠军猥候”，意为专门负责治渠事务的众候。因为穿渠校尉于甘露二年（前52）初到达敦煌，十二月有多位治渠猥候到达“作所”，可见敦煌治渠事务在有序推进。

简9：甘露四年六月丁丑朔壬午所移军司马仁

□龙起里王信以诏书穿渠敦煌军

73EJT9：322A［13］230

这枚汉简出自肩水金关遗址，简文纪年为甘露四年（前50）六月壬午。简文记载了一件重要事务，即某县龙起里王信以诏书穿渠敦煌。敦煌穿渠而以诏书下达，可见是朝廷组织的水渠修治活动。如果是敦煌郡县的水利修治，则不需要朝廷诏书，因此简文记载的“穿渠敦煌”必然与甘露年间辛武贤出师敦煌水渠修治有关。如前所述，辛武贤于甘露三年（前51）十月从敦煌罢师，但敦煌的穿渠活动在甘露四年不但没有停止，而且以诏令名义继续进行。

简10：甘露四年六月辛丑

郎中马仓使护敦煌郡塞外漕，作仓穿渠

为驾一乘传，载从者一人，有请诏外卅一（第一栏）

御史大夫万年下谓，以次为驾，当舍传舍，从者

如律令七月癸亥食时西（第二栏）

Ⅱ90DXT0115④：34［11］98

这是朝廷发出的一份传书，说明朝廷派出吏员到敦煌“作仓穿渠”的情况。从时间来看，传书以甘露四年（前50）六月辛丑发出，七月癸亥，持传者到达敦煌悬泉置。持传者从朝廷发出传书到悬泉置仅用了23天，时间较短，反映出穿渠事务的紧急。

从持传者的身份来看，出使人员的身份是郞中。《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郎中比三百石”［3］727，其秩级虽然不高，但因为郎中掌守门户，可以接近皇帝，因此，能得朝廷信任。《汉书·叔孙通传》说：“殿下郎中侠陛，陛数百人。”［3］2127郎中是皇帝的亲近之吏，以郎中作为使者，是朝廷对敦煌治渠事务的重视。使者的事务是“护敦煌郡塞外漕，作仓穿渠”，所谓敦煌郡塞外漕，当是敦煌以西的漕务。

敦煌郡北侧的汉塞，是沿疏勒河流向而设置。汉塞呈东西走向，东有宜禾都尉接酒泉郡，中有中部都尉，西有玉门都尉，目前保存最西的是玉门都尉大煎都候官的烽燧。依据《史记·大宛列传》的记载，“西至盐水，往往有亭”［14］3857，可见敦煌以西也还有汉塞。简文记载的“敦煌郡塞外漕作仓穿渠”，正是辛武贤征讨乌孙时拟定“遣使者案行表，穿卑鞮侯井以西，欲通渠转谷，积居庐仓以讨之”的措施。

简11：初元年八月戊子

御史少史任增谊迎护敦煌塞外穿临渠漕

Ⅱ90DXT0114③：463［6］452

这枚汉简纪年初元元年（前48）八月戊子，简文记载御史少史任增谊迎护敦煌塞外穿渠事务。御史少史是御史大夫属官，代表朝廷迎接敦煌塞外穿渠的人员。“敦煌塞外”，与上简记载从敦煌向西穿渠作漕运事相同。“穿临渠漕”也点明了漕运事务。“渠漕”，特指水渠漕运。《说文》：“漕，水转谷也。”或言漕渠。《史记·河渠书》：“令齐人水工徐伯表，悉发卒数万人穿漕渠，三岁而通。”［14］1700“穿临渠漕”正是指敦煌塞外修治水渠的活动。因此，本简证明到汉元帝初元元年（前48）时，敦煌塞外的治渠穿漕事务仍在进行。

从上述汉简来看，汉宣帝甘露元年（前53），为征讨乌孙拟定了通渠转谷的策略，设置穿渠校尉负责治渠事务，穿渠校尉之丞、候等吏员纷纷到达敦煌，参与穿渠事务。甘露三年（前51），破羌将军辛武贤从敦煌罢军，但渠漕修治却一直在坚持，从甘露二年到初元元年（前52至前48），敦煌渠漕修治没有中断，这是汉朝为加强西域管控采取的重要举措。

此外，需要说明的是，汉宣帝甘露年间征讨乌孙修治水渠的目的是要“积居庐仓以讨之”。居庐仓的修成与使用是通渠的最终目的。在敦煌与罗布淖尔出土汉简中，正有居庐仓的记载，学术界围绕居卢訾仓的位置也有不少讨论［15］［16］，此仅录有纪年的二简如下：

简12：河平四年十一月庚戌朔辛酉，别守居卢訾仓车师戊校 L15［17］278

简13：元延五年二月甲辰朔己未□□□土□尉临居訾仓以

己卯即日到守卩 L17［17］278

这两枚汉简的纪年分别是汉成帝河平四年（前25）与元延五年（前12），由此可见至晚在汉成帝时居卢訾仓已修治成功，并在汉与西域的交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汉宣帝甘露年间破羌将军辛武贤出师敦煌准备征讨乌孙是一次重大的军事行动，辛武贤率一万五千名骑士至敦煌，规模仅次于汉武帝太初年间李广利征伐大宛。这次出师由于冯夫人杰出的外交斡旋而自敦煌罢归，但相关的水渠修治及仓储建设持续多年而得以完成。史书对辛武贤出师的记载比较简略，但悬泉汉简却有诸多新颖的信息。甘露元年（前53），辛武贤以西河太守的身份任破羌将军，开始准备征讨乌孙的战事。甘露元年（前53）底，河西诸郡县在为辛武贤赴敦煌而作精心准备。甘露二年（前52）正月，辛武贤率骑士万人到敦煌郡积极备战，开府治事。由于冯夫人外交成功，辛武贤于甘露三年（前51）十月从敦煌罢归。但伴随辛武贤出师而采取的敦煌治渠开漕事务，却有治渠校尉负责从甘露二年（前52）持续到元帝初元元年（前48）。计划修筑的居卢訾仓修筑而成，在汉成帝时仍然正常使用。正是因为简牍文献的发现，辛武贤出师敦煌备战乌孙这样一件关乎西域安稳的重大事件才得以清晰展现出来。

［参考文献］

［1］初世宾.悬泉汉简羌人资料补述［A］.出土文献研究（第六辑）［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187－189.

［2］袁延胜.悬泉汉简所见辛武贤事迹考略［A］.秦汉研究（第四辑）［C］.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0：122-129.

［3］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4］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5］徐松著，朱玉麒整理.汉书西域传补注［A］.西域水道记（外二种）［C］.北京：中华书局，2005.

［6］甘肃简牍博物馆，等.悬泉汉简（叁）［M］.上海：中西书局，2023.

［7］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8］袁延胜.悬泉汉简所见辛武贤事迹考略［A］秦汉研究（第四辑）［C］.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0.

［9］袁延胜.汉分立乌孙两昆弥为甘露二年辩［J］.洛阳工业学院学报，2002，20（03）：20-21.

［10］袁延胜.悬泉汉简所见汉代乌孙的几个年代问题［J］.西域研究，2005，60（04）：9-15.

［11］张俊民.汉代西北漕运之渠“海廉渠”再议［A］.简牍学研究（第七辑）［C］.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