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梅

【摘  要】当前，在全社会主体积极响应脱贫攻坚战略的驱动下，企业扶贫行为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商贸流通企业作为构筑地区经济命脉的关键所在，其研究意义重大。基于商贸流通企业的样本数据，论文细致分析了企业扶贫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商贸流通企业的扶贫行为对企业绩效有明显的提升效应；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其商贸流通企业参与扶贫对绩效的提升效应会被削弱；相较于民营企业，国有商贸流通企业参与扶贫对绩效的提升效果更好。论文在促进商贸流通企业积极参与扶贫、培育动态竞争优势，以期改善自身绩效方面具有一定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关键词】商贸流通企业；企业扶贫；企业绩效；产权性质；金融发展水平

【中图分类号】F275；F323.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1069（2023）10-0079-03

1 引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要坚持共同富裕方向，制定促进共同富裕行动纲要。但现阶段我国依然存在收入分配差距高位徘徊、三次分配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一方面，公共财政作为资金主要来源存在体量较小、效率偏低的问题，社会公众参与监督治理的难度较大；另一方面，政府扶贫领域存在定向局限，尚无法实现全方位的扶贫资源覆盖。因而，现阶段有效推进市场主体的积极参与是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重中之重。企业作为扶贫的重要社会主体，早在《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首次提出鼓励企业参与扶贫开始，便发挥着重要作用。2014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扶贫开发的意见》，进一步细化了企业扶贫职责，着重指出民营企业参与扶贫过程的必要性。

商贸流通业作为国内生产总值仅次于工业的第二大行业，不仅是连接国内生产和消费的重要纽带，而且在扩大消费、惠及民生、提升就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商贸流通企业身为整个行业的基础构成单元，被赋予了应尽的社会责任，置身于脱贫攻坚事业便是其中之一。而企业作为一个利益主体，在做出扶贫行为的过程中消耗了大量的公益性资本，是否会损害自身利益？扶贫行为实施中占据的战略资源，是否会导致企业产品与服务质量下降，从而影响企业绩效？为解决上述疑问，本文以2016-2021年我国A股上市商贸流通企业的数据为样本，研究商贸流通企业扶贫行为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为促进商贸流通企业参与脱贫攻坚事业提供了指向说明。

2 理论回顾与研究假设

2.1 企业扶贫行为与企业绩效

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现状下，企业外部声誉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良好的企业声誉会使他人在无形中产生认同感，以此帮助企业吸引更多优质的商业合作，提高企業的经营效率和盈利水平。商贸流通企业因其直接面向消费者，经营过程中不存在生产行为，良好的外部声誉会为其带来更多潜在的消费群体，提升企业的市场占有率。自2016年起，沪深交易所分别发文要求上市公司及时披露扶贫信息，这不仅可以向外界传递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正面信号，还可以降低投资者与企业间的信息不对称。企业扶贫行为会展现出自身内部资源的充裕性，影响外部投资者对企业的实力评估，为企业吸引优质的投资支持。因此，本研究认为，企业参与扶贫会优化外部形象，降低与资本市场的信息不对称性，提升自身绩效。综上，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商贸流通企业的扶贫行为有助于提升企业绩效。

2.2 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调节作用

金融发展水平的测量维度主要包括3个层面，即金融规模、金融结构和金融效率。对于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其完备的金融市场会通过双传导链条来影响企业的融资约束。一是降低信息不对称性。高质量的金融市场会衍生大量要素信息，外部投资者可以获取企业经营项目的利好信号，而企业能够得到资本市场的投资信息，使双方均降低了获取信息的成本，缓解了企业的融资约束。二是分散投资风险。优质金融市场能够为企业项目聚集多个利益相关方，以此对冲项目风险。同时，期权、期货等金融产品的供给，能够帮助投资者分散风险，从而扼制由于投资者风险厌恶而形成的融资约束。综上所述，高水平金融发展会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进而影响企业通过扶贫来改善自身绩效的积极性。同时，当企业所在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较高时，企业与外部资本市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性较低，更容易获取关键性竞争资源，实现企业绩效的提升。综上，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处于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商贸流通企业的扶贫行为对绩效的提升效应不明显。

2.3 企业产权性质的调节作用

国有企业公有制的本质属性，决定了其在经营过程中更加注重社会责任。作为社会扶贫的中坚力量，国有企业在整个扶贫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国有企业之所以在脱贫攻坚中保持着先锋的角色定位，一方面，国有企业作为社会主义的主要建设者，参与脱贫攻坚事业是应有之义；另一方面，部分地方政府官员施加的政治压力会促使国有企业加大扶贫力度。在《扶贫开发纲要》等政府政策的强有力指导下，国有企业的扶贫指数显著高于民营企业。综上所述，相比民营企业，国有企业的扶贫驱动力会更强，对于企业绩效的影响程度也会更深。综上，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国有商贸流通企业的扶贫行为对企业绩效的提升效应更明显。

3 研究设计

3.1 数据来源

自2016年起，沪深交易所要求上市公司披露扶贫数据，鼓励企业参与精准扶贫事业，为了验证上述假设，本文选取2016-2020年我国A股商贸流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并对样本做出以下数据处理：①剔除主要变量数据存在缺失值的企业；②剔除被ST、*ST处理的样本；③为避免奇异值的影响，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上下1%的缩尾处理。所有数据均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中国统计年鉴》以及地方统计年鉴。

3.2 变量测度

①被解释变量：企业绩效。根据相关研究，本文采用资产收益率（Roa）进行衡量。②解释变量：企业扶贫行为（Poverty）。根据以往研究，本文采用焦点企业本年度是否具有扶贫行为进行衡量，如果有记为1，反之为0。③调节变量：地区金融发展水平（Fd）。参考相关研究，本文采用各省份存贷款余额与当地生产总值的比值进行衡量；产权性质（Soe），国有企业记为1，民营企业记为0。

同时，为减少其他因素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在研究模型中加入企业规模（Size）、企业年龄（Age）、企业资本结构（Lev）、股权集中度（Equity）以及独立董事占比（Idd）等变量。相关变量表述及衡量方式见表1。

3.3 研究模型

本文采用Stata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基于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选择考察t-1期商贸流通企业的扶贫行为对t期企业绩效的影响，并且固定时间效应，研究模型如下：

为验证假设1，即商贸流通企业的扶贫行为对企业绩效的提升效应，设立模型（1）：

Roau，t=α+β1Povertyu，t-1+controlu，t-1+∑year+ε       （1）

式中，control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Roa和Poverty分别表示企业绩效和企业扶贫行为；u、t分别表示企业u在第t期的数值；year表示时间固定效应；ε表示随机扰动项。

为验证假设2，即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对商贸流通企业扶贫过程中的绩效提升的影响，设立模型（2）和模型（3）：

Roau，t=α+β1Fdu，t-1+controlu，t-1+∑year+ε       （2）

Roau，t=α+β1Povertyu，t-1+β2Fdu，t-1+β2Fdu，t-1×Povertyu，t-1+controlu，t-1+∑year+ε                 （3）

式中，Fd和Fd×Poverty分别表示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及其与企业扶贫行为的交互项，其余变量与上述定义一致。

为验证假设3，即企业产权性质对商贸流通企业扶贫过程中的绩效提升的影响，设立模型（4）和模型（5）：

Roau，t=α+β1Soeu，t-1+controlu，t-1+∑year+ε      （4）

Roau，t=α+β1Povertyu，t-1+β2Soeu，t-1+β2Soeu，t-1×Povertyu，t-1+controlu，t-1+∑year+ε              （5）

式中，Soe和Soe×Poverty分别表示企业产权性质及其与企业扶贫行为的交互项，其余变量与上述定义一致。

4 实证分析

4.1 相关性分析

表2汇报了各变量相关性分析的结果，哑变量企业扶贫（Poverty）的均值为0.358，显示出大约有35.8%的商贸流通企业参与了扶贫过程。各主要变量之间均显著正相关，且相关系数小于0.5，属于可接受范围。

4.2 回归结果分析

表3汇报了基准回归分析结果。列（1）考察了控制变量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分析发现，企业规模与企业年龄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规模大、成立时间长的企业本身绩效更好。企业资本结构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表明负债水平较高的企业不利于自身绩效的提升。列（2）对假设1进行了验证，基于模型（1）对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解释变量企业扶贫行为（Poverty）的回归系数为0.304，且通过1%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企业的扶贫行为显著促进了企业绩效的提升。列（3）和列（4）对假设2进行了验证，基于模型（2）和模型（3）对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列（3）显示，地区金融发展水平（Fd）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越高，企业绩效越好。列（4）显示，Fd与Poverty的交乘项在1%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处于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外部环境会削弱商贸流通企业扶贫过程的绩效提升效应。列（5）和列（6）对假设3进行了验证，基于模型（4）和模型（5）对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列（6）显示，Soe与Poverty的交乘项在1%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相比民营商贸流通企业，国有商贸流通企业的扶贫行为对绩效的提升效应更强。

4.3 稳健性检验

第一，更换变量。更换对于商贸流通企业扶贫的测量方式，选取本年度企业扶贫投入金额作为替换变量，相关调节变量与控制变量保持不变，所得回归结果依旧支持假设1、假设2、假设3，本文结论依旧稳健。第二，删除样本。考虑到2021年的新冠疫情对商贸流通行业的整体冲击，其影响了当年度的企业绩效，本文删除2021年的数据。样本数据删除后所得回归结果依旧支持3个假设，本文结论依旧稳健。稳健性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5 结论与启示

5.1 研究结论

本文选取2016-2020年我国A股商贸流通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企业扶贫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上年度商贸流通企业的扶贫行为会显著提升本年度的企业绩效，企业扶贫对企业绩效存在提升效应。文章分别从地区金融发展水平与企业产权性质内外两个方面探究其对主效应的影响，由此发现，处于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商贸流通企业的扶贫行为对绩效的提升效应会被削弱；相比民营商贸流通企业，国有商贸流通企业扶贫时对企业绩效的提升力度更大。

5.2 实践启示

第一，商贸流通企业应提高对脱贫攻坚事业的关注度，积极投身扶贫事业，充分汲取扶贫过程的正面影响。同时，处于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商贸流通企业应加大扶贫力度，改善自身融资渠道，获取外部关键资源；处于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国有商贸流通企业应该发挥带头作用，引导各社会主体积极参与脱贫攻坚事业。第二，政府应该积极做好企业扶贫的“指导者”，合理高效使用扶贫资金，激发企业参与脱贫攻坚事业的积极性。同时，积极做好宣传工作，促使企业跨区域参与扶贫项目，实现自身绩效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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