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似置身事外，实则身在局中

2024-01-18徐志豪

语文教学与研究(教研天地) 2023年11期

徐志豪

摘要：《祝福》与《装在套子里的人》这两篇经典小说的解读和分析，生发出众多且经典的教学设计和令人拍案叫绝的解读思路，相关的资料更是不胜枚举，但将这两篇经典小说进行比较性阅读的研究和分析还是相对较少。故笔者试从“叙述视角”——叙述过程中对故事观察和讲述的角度——这一维度进行切入，尝试同中寻异、异中索同，将这两篇脍炙人口的小说进行对比分析和差异归纳、深入发掘文本内涵，培养和提升学生比较性思维、批判性思维，以期达到实现提升学生“学科核心素养”的目标。

关键词：《祝福》《装在套子里的人》叙述视角比较性阅读

一、置身事外：《祝福》《装在套子里的人》叙述视角异同的比较研究

（一）“叙述视角”——理论与知识储备

在进行《祝福》《装在套子里的人》叙述视角异同的比较研究之前，我们先明晰“叙述视角”的相关概念。从叙事学的“视角”[1]出发，首先需要确认两个概念：“叙述者”和“故事中的人物”。他们是小说中承担视角责任的两个主要类型。“叙述者”——作为故事的讲述者，小说中的故事由他观察、也由他讲述；“故事中的人物”——既包括以第一人称叙事的人物，也包括以第三人称叙事的人物，有时第一人称叙事同时承担“叙述者”的任务。而“叙述者”和“故事中的人物”的关系则演化出“视角”的三种类型：“非聚焦型”“内聚焦型”和“外聚焦型”。

“非聚焦型”——“叙述者”＞“故事中的人物”。即“叙述者”所知道、了解的远比“故事中的人物”多得多，甚至可以说是接近于全知全能。这也是一种相对传统的“叙述视角”，在一些古典文学名著和一些规模庞大、人物众多的“宏大叙事”文学作品中运用较多。我们一般也称其为“全知視角”，它类似于“上帝的眼睛”，不受时空限制、可以呈现出“鸟瞰”式的图景，读者在阅读小说时可以随着作者的笔端“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内聚焦型”——“叙述者”＝“故事中的人物”。在这种视角中，作者呈现的是笔下一个或若干个“人物”的所见、所知、所闻和所感，读者仿佛身临其境，见“故事中的人物”之所见、听“故事中的人物”之所听。这种“限知视角”缩小了“人物”可获取信息的范围，读者也只能“被迫”遵循作者安排、随着故事中人物的“视角”而去阅读小说。但“内聚焦型”视角也有其优点，这一视角可以将人物捉摸不定的心理活动和茫无涯际的万千思维展现得淋漓尽致，这一优点是其他“叙述视角”望尘莫及的。“外聚焦型”——叙述者”＜“故事中的人物”。在这一视角下，“故事中的人物”的所知隐藏于“叙述者”所叙之外，换言之，“故事中的人物”的所知超越了“叙述者”的所知。在此视角之下，基于小说作者在创作时的有意藏匿、甚至是“故布疑阵”，读者在阅读时无法真正窥探小说中人物的内心世界，也只能通过人物的外在——诸如神色、服饰、动作和言语来进行推理——以期一窥人物的内心世界。当然，“外聚焦型”的视角也自然也有其优点，人物被塑造得朦胧、神秘且难以捉摸。无法被轻易窥伺的人物心理自然也就提供了更多解读人物形象的可能性和多样性，这也会给读者带来一些独特的阅读体验。

许多优秀的叙事类作品都采用了单独一种“叙述视角”，《祝福》《装在套子里的人》亦是如此。但将两篇经典小说放在一起对比，我们会发现“内聚焦型”和“非聚焦型”的“视角变换”不仅仅只是这两篇小说的共同叙事特征，也赋予了我们将这两篇小说进行比较性阅读的可能性，帮助我们更好地分析这两篇小说在“叙述视角”上的差异。

（二）“我”的身份——比较与异同归纳

纵观《祝福》整篇小说，“我”——作为一名与祥林嫂八竿子打不着的返乡青年——为何会被鲁迅选中，成为“叙述”祥林嫂苦难人生的见证人呢？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就能理解鲁迅为何将“我”的“限知视角”作为《祝福》这篇小说的主要视角。首先，我们需要先确认“我”的身份——即“我”是一位什么样的人。对所有的人来说，故乡似乎都是永远回不去的地方，对于《祝福》中的“我”也是一样。“我”对故乡鲁镇是既熟悉又陌生的——作为一个曾经离开故乡、接受过新式教育、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在这里似乎是如此的格格不入。无论是与鲁四老爷一家，抑或是其他的本家们，“我”和他们的关系都显得尤为淡漠、甚至可以说是“话不投机”。“我”与曾经的儿时玩伴们的友谊也已“云散”，大概也只剩下无话可说、言语讷讷了。纵观《祝福》小说全篇，与“我”交流最多的竟然是祥林嫂这一人物。

在《祝福》中，“我”却是与祥林嫂有着巨大的阶级鸿沟的。“我”是外出留学、偶然归乡的先进知识分子，而祥林嫂却是“被迫再嫁”、身不由己的底层可怜人。“清燉鱼翅，一元一大盘，价廉物美……是不可不吃”的“我”似乎并没有什么经济上的压力和需要承担的责任，“做工毫没有懈，食物不论，力气是不惜的……实在比勤快的男人还勤快”的祥林嫂最后自己辛苦工作挣来的、全存在主家里的“一千七百五十文”工钱却也被婆婆攫取了去。祥林嫂在遭受了几乎鲁镇全体人的“霸凌”后、带着对“人死后有无魂灵”的困惑，悄无声息地死了，“我”却在鲁镇热闹而盛大的祝福中、在“这繁响的拥抱中，也懒散而且舒适”地将所有与祥林嫂有关的“疑虑”都“忘”得一干二净。

从“我”的身份入手，我们似乎可以一窥鲁迅安排“我”作为祥林嫂一步一步走向死亡深渊的见证者的良苦用心。可以说，鲁迅在一开始的身份设置上，就将“我”的作用限定——作为一位在鲁镇成长、“熟悉”鲁镇的“外来人”，鲁镇人对“我”不会过分亲昵、却也不会过分冷漠，而作为一位接受过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的“我”却会反思祥林嫂在鲁镇的遭遇是否具有不合理之处。对于鲁镇来说，“我”是一个所谓的“读过书的人”、也是一个“闯入者”，所以“我”可以站在更高一层的“道德台阶”之上，去观察祥林嫂的整个人生轨迹、整个鲁镇对她的态度与之后的变化，乃至批判如穹顶一般笼罩在整个鲁镇上空的“封建礼教”。而“身在此山中”的鲁镇人，是不会站在反思的角度去考虑祥林嫂为何而死。我最终从四叔家短工处获知了祥林嫂的死讯，但四叔家的短工只丢下一句冷冰冰的“怎么死的？——还不是穷死的”，就自顾自地离开了。与我的“惊惶”相比，鲁镇的人似乎认为祥林嫂的死不值一提，一切都是那么自然，一切也都是那么理所应当——祥林嫂死了就死了，又不是什么大事，不值得为之计较。

祥林嫂才是《祝福》这个故事真正的主人公，“我”与她的人生其实并没有过多的交集。但是“我”作为一名勇敢却也懦弱的小知识分子，却又是作为一位并不完全冷酷的“人”，如同一台忠实记录却心怀悲悯的“摄像机”，将祥林嫂所经历的“血淋淋的人生”扒开、呈现在读者的眼前。“我”只是鲁镇的一位过客，但这样的身份设置最终却使“内聚焦型”的运用显得更加合情合理、使最终呈现出来的“叙述效果”更是锦上添花。如果鲁迅在《祝福》这篇小说中通篇采用“非聚焦型”的“全知视角”，我们作为读者似乎是能够享受到“俯瞰众生”的“上帝视角”，但是却无法更进一步地体会到这样看似荒诞却真实的“历史”是怎样发生，看不到祥林嫂勤劳善良却历经苦难的一生，更加深刻地理解看似无声实则深入人心的“封建礼教”背后又是怎样的“残忍”——将一位深深信奉它的底层劳动女性一步步地推向绝望而无助的深渊。

把“内聚焦型”作为共性来进行比较，我们会发现《装在套子里的人》的“叙述视角”也是值得推敲的。从情节的概括这一角度来看，即使将教材编者删减的情节“复原”，《装在套子里的人》也并不是一个多么复杂的故事。兽医伊凡尼奇和中学教师布尔金外出打猎，却因为误了时辰只能借宿在某村长家里，未眠的他们谈到了借宿村长的妻子，村长的妻子玛芙拉是个奇怪的人，“一辈子从没走出过她家乡的村子”[2]。布尔金却认为这样的行为没什么奇怪，像这样“性情孤僻、像寄居蟹或者蜗牛那样极力缩进自己的硬壳里去的人”[3]，这个世界上多的是。随后，布尔金就以自己两个月前去世的同事别里科夫为例，来说明这样世界上像这样“蜗牛人格”[4]的存在是多么的司空见惯，玛芙拉的行为与别里科夫相比更是不足为奇。然后小说的大部分篇幅都放在了以布尔金为代表的“内聚焦型”叙述视角是如何将别里科夫看似荒诞可笑、实则可悲可怜的一生“叙述”，而教材的节选也正是从这里开始。

想要理解为何《装在套子里的人》会选择以布尔金的“限知视角”，以进行“观察和叙述”，我们依旧要从确认布尔金的身份入手——即这位侃侃而谈、口若悬河的中学教师在本质上到底是一位什么样的人，他又和别里科夫有着什么样的关系？我们会发现，布尔金和别里科夫的关系不仅不像《祝福》中的“我”和祥林嫂那样——有着身份和阶级的鸿沟，他们是平等的两个个体，更有可能是相处多年的同事，也是“同住在一所房子里”的室友。我们又是从何处得知的呢？他们两个“早晨一块儿到学校去”、“将自己装在套子里”的别里科夫会选择和布尔金“并排走路”、布尔金甚至了解别里科夫“通宵做噩梦”的细节，契诃夫更是在“漫画事件”之后直接挑明了别里科夫和布尔金“一块儿走出了宿舍”的细节。可以说，布尔金对别里科夫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和琐碎细节不仅仅是了如指掌、更不如说是如数家珍。从这些蛛丝马迹中，我们可以窥探出他们两人的关系——他们也许是“机缘巧合”被分到一个宿舍的“室友”、更是在一起共事多年的好友。别里科夫在经历了令人难堪的“漫画事件”后，他选择了让布尔金“陪伴”在他的身边，也许未尝不是想从这位“朋友”身上汲取力量、重新获得面对生活的勇气，他们也许本有可能会成为真正的“朋友”。所以我们可以暂时确认布尔金的身份——他是别里科夫“所谓”的朋友。

但是细细揣摩，我们会发现布尔金“似乎”并没有将别里科夫纳入“朋友”这一概念的范畴之下。他把别里科夫这位“朋友”可悲而又可叹的人生当作一场笑话和聊天的“谈资”，在别里科夫去世两个多月后，布尔金就以戏谑的姿态、轻佻的态度将别里科夫的“可笑”事迹向伊凡尼奇——一位从未参与过别里科夫人生的陌生人——和盘托出。除此以外，从布尔金叙述别里科夫人生的言语中，我们也可以一窥其对别里科夫微妙且隐晦的态度。课本教材的第一句就是布尔金的话，他说“别里科夫两个月前才在我们城里去世”。我们需要仔细斟酌这个副词“才”，作为读者的我们会不禁追问：别里科夫不在“两个月前去世”，他又应该在什么时候去世呢？是应该去世得更早一些，还是这个人就命不该绝、应当长命百岁？在布尔金的心中，到底如何看待一个人的死亡——无论这个人和他的关系如何。当然，一个副词也许说明不了什么，但是如果我们结合文章最后结尾处布尔金吐露的真心之言，我们不禁毛骨悚然。“埋葬别里科夫那样的人，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送葬的人们甚至是“高高兴兴地从墓园回家”，似乎并没有人真正地为“别里科夫之死”而伤心、而落泪、而悼念，这真是令人悲哀。如果将开头和结尾的两句话相互印證，那我们也就自然而然地得出了结论——无论是和别里科夫相处的日日夜夜，抑或是别里科夫“入土为安”的两个月之后，布尔金都没有真正地将他的室友、同事乃至于“朋友”真正记挂在心上。

比较《祝福》《装在套子里的人》这两篇小说主要的“叙述视角”，我们可以发现，两篇小说的主要视角采用了“内聚焦型”，即以“我”和“布尔金”为叙述视角的“限知视角”。但这两篇小说中“承担叙述任务的人物”与两篇小说中的主人公的关系却大相径庭。当然，这是基于文本内在逻辑的必然选择。同时，两篇小说“叙述视角”的选择也为我们带来了截然不同的艺术表达效果。《装在套子里的人》中的布尔金是作为别里科夫的朋友而“存在”的。当然，契诃夫选择布尔金作为“叙述”别里科夫人生的“视角”，不仅仅只是带给读者“身临其境之感”——读者仿佛伴随着布尔金的叙述，快速浏览了这位可怜、可悲“套中人”的一生，更是在督促读者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就连像布尔金这样和别里科夫“朝夕相处”“亲密无间”的人，都已经在日积月累中习惯了戴着一副“有色眼镜”去观察别里科夫的人生，我们又能期许《装在套子里的人》中的其他人物会对别里科夫有着什么别的好印象呢？这样看来，故事的结局——人们兴高采烈地将别里科夫的尸体埋葬，流下几滴看似悲伤的“鳄鱼眼泪”之后，就开开心心地回去——这些看似荒诞实则离谱的行为就是理所应当的了。

（三）“视角变换”——转场与补充说明

我们当然会发现，除了以“我”和“布尔金”为代表的“限知视角”，在《祝福》和《装在套子里的人》这两篇小说中，“视角的变换”也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在《祝福》中，除了“我”的叙述，“叙述视角”还包括“不知名者的叙述、卫老婆子的叙述、祥林嫂的自述”[5]。关于自己的“视角变换”，鲁迅并未提供较多的提示，较为明显的是文章第三十三段，鲁迅直接提示即将变换视角，“然而先前所见所闻的她的半生事迹的断片，至此也联成一片了”。在这里，我们细细斟酌“断片”这两个字的使用。从“我”的视角来看，鲁镇的人们是不会像一位说书艺人一般，将祥林嫂的人生向我细细讲来，“我”在《祝福》之中可能也只是“被迫”接受与祥林嫂相关的信息，就算“我”主动去探寻，鲁镇的人们估计也不会郑重其事地将祥林嫂的人生向我一一道来。所以，以“我”的“叙述视角”切入虽然带来了“身临其境”之感，但也导致部分信息的缺失和遗漏。鲁迅在这里采用了“视角变换”的书写策略，虽然相对隐晦，只要我们仔细甄别，其实也不是无处可寻。

在《祝福》这篇小说中，“不知名者的叙述”的“叙述视角”更偏向于“非聚焦型”，即类似于“上帝眼睛”的“全知视角”。例如小说中与“雪”有关的部分描写：“又是雪天，夜色早已笼罩了全市镇”“浓云，夹着团团飞舞的雪花，拥抱了全市镇”。祥林嫂两度来到鲁镇的描写：“有一年的冬初，四叔家要换女工，做中人的卫老婆子带她进来了”“又过了两个新年，她竟又站在四叔家的堂前了”。祥林嫂不断地向别人叙述“我真傻，真的”时对祥林嫂的描写与围观“看客们”的细致刻画……不一而足。“卫老婆子的叙述”则更多地起到了穿针引线、补充说明的作用。通过卫老婆子，祥林嫂才得以逃出自己的婆家，来到鲁镇四叔家做工。因为卫老婆子新年里回了一趟卫家山的老家，鲁镇的人们才得以了解祥林嫂的现状和近况，知道了祥林嫂再嫁时充满“血性”的抗争之举。也正是有了卫老婆子的“穿针引线”，祥林嫂在丈夫、儿子去世后才会再度来到鲁四老爷家，并因此最终奔赴死亡。如果《祝福》这篇小说缺少了卫老婆子的“叙述视角”，那么这篇小说也就失去了情节发展的桥梁和人物交互的重要中介。“祥林嫂的自述”则让读者真正“走进”祥林嫂的内心世界。无论是“我”的看法，抑或是卫老婆子、鲁镇人的“眼神”，其实都只是从侧面来为我们呈现祥林嫂的人生境况。作为读者的我们，在阅读的时候也会不禁追问，祥林嫂作为饱受封建压迫的底层劳动女性，她自己又是怎样看待自己的人生、怎样理解自己所遭受的苦难呢？从祥林嫂“从婆家逃出来做工”“改嫁时的反抗”和“捐门槛却最终被呵斥”等一系列言行，我想“一切尽在不言中”了。

与《祝福》相同，在《装在套子里的人》这篇小说中，我们同样会发现，契诃夫在安排布尔金的“限知视角”之余，也巧妙地安排了“非聚焦型”的“全知视角”。例如小说中的重头戏——别里科夫与柯瓦连科对峙的情节——我们无法从小说中明确得知布尔金是否跟随别里科夫来到了柯瓦连科的家中，并见证了这一场本有可能的“婚姻”烟消云散，见证了别里科夫在落得一场荒唐之后、回到家中，并最终走向死亡。但我们可以根据别里科夫的性格来进行反向推理，在他发现华连卡和她的弟弟柯瓦连科两位教育工作者做出不合时宜、甚至可以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行为后，别里科夫会选择带着他的同事兼室友——布尔金，去对这对姐弟“循循善诱”“谆谆告诫”吗？答案大几率是否定的，而且根据前文布尔金和别里科夫的对话，我们也可以大胆推测——别里科夫是选择一个人兴冲冲地去柯瓦连科家里“兴师问罪”的。面对别里科夫呵斥华连卡姐弟骑自行车的行为，布尔金说“‘这有什么不成体统的？……尽管骑他们的自行车，快快活活地玩一阵好了”。而别里科夫对这一行为却表示不能理解，“您在说什么呀”。疑问句的使用和尊称“您”似乎都早已暗示别里科夫对布尔金认同华连卡姐弟骑自行车行为的不满。之后契诃夫更是直接陈述“还没到放学的时候，他就走了，这在他还是生平第一回呢”。从这里开始，结合对文本的分析，我们可以得知——别里科夫是选择了一个人“孤军深入”“单刀赴会”的。所以说，在小说的这一部分相關情节中，存在着一位看不见的“叙述者”，为我们描绘了发生在柯瓦连科家中的闹剧，契诃夫完成了从“限知视角”到“全知视角”的“视角变换”。

比较《祝福》《装在套子里的人》中的“视角变换”，无论是“内聚焦型”视角的合理使用，抑或是不同“视角”之间的巧妙转变，两位作者的书写都显得驾轻就熟、轻而易举。但其实细细比较，我们会发现这两篇小说中的“视角变换”还是略有差异的。《祝福》是以“我”的视角作为“主视角”，巧妙结合卫老婆子的叙述、祥林嫂的自述、不知名者的叙述等“副视角”，用一块又一块的碎片为我们“拼”出“祥林嫂”的一生。《装在套子里的人》则是一篇“故事中的故事”[6]，是布尔金给伊凡尼奇讲的一个故事，是“故事里面套故事”的“二度叙事”[7]模式。所以别里科夫的故事也就只能由布尔金来“讲述”，基于这种“叙述视角”，那么其他布尔金“看不到”的地方也就只能借助“视角的变换”来有选择地为读者呈现了。

作为读者，我们可以为鲁迅《祝福》中“视角”选择的全面和多维而击节赞赏，也可以因《装在套子里的人》中结构精巧的“二度叙事”而拍案叫绝。但不同类型的“叙述视角”在本质上其实并无高下之分，“视角的变换”也只是作家们基于小说的内在逻辑和文本的内在结构而做出的“迫不得已”的抉择。两位作家都是根据文本的流动方向，选择了最适宜文本的“叙述模式”。

二、身在局中：对《祝福》《装在套子里的人》中“我”的批判与剖析

“月映万川，理一分殊。”当我们将《祝福》《装在套子里的人》中“叙述视角”的“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比较完之后，我们不禁会问出这样一个问题：作为两篇小说主要“叙述视角”的“我”和“布尔金”，真的仅仅只是游离在核心人物之外的“观察者”和“叙述者”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无论是作为“悲剧”[8]的《祝福》、抑或是作为“悲喜剧”[9]的《装在套子里的人》，我们都可以肯定一个事实，两篇小说的主人公——祥林嫂和别里科夫都最终走向了“死亡”的结局。我们又会不禁提出疑问：是什么导致了两位主人公的死亡？联系这两篇小说中的“我”，我们会发现，这两位作为“观察者”的人物看似“置身事外”，实则“身在其中”。而为了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我们需要从“主人公之死”和“‘我与‘我们”这两条线索出发和探寻。

学术界一般认为《祝福》中祥林嫂死亡原因可以归结为四点“政权、族权、夫权、神权”（毛泽东语），但杀害祥林嫂的凶手则不止一位，“鲁四老爷、祥林嫂的婆婆、大伯、柳妈以及鲁镇上的人们……都是凶手，又都不是直接的凶手……直接的凶手是谁呢？是“吃人”的封建礼教思想！”[10]换言之，即是“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11]。我们在这里不讨论“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的具体名单，我们只讨论一个问题——“我”是否也是凶手之一，换言之，“我”是否也曾为祥林嫂最终的死亡结局而“推波助澜”？答案当然是肯定的。“我”看似游离在主线之外，只是作为观察和记录的“叙述者”而存在，但也是杀死祥林嫂的重要帮凶和“看客”之一。在《祝福》中，鲁迅在不停地暗示读者——“我”只是一台“客观”的“摄像机”，“我”“离去——归来”的最终结果大几率终是“再离去”。但通过文中“我”的两次宣告“我明天决计要走了”，我们也可以一窥“‘我与鲁镇”“‘我与祥林嫂”的关系。

第一次“我明天决计要走了”是在“我”参观四叔的书房之后出现的，这看似一句简单而短促的呢喃自语，但是我们细细想来却觉得十分古怪。“我”刚刚回到鲁镇的“第二天”，就如此“迫不及待”地想要离开，这不符合一位“倦鸟知还”的游子的心境，也不符合我们一般所认知的人伦情感。但如果我们结合一开始四叔与“我”的对话，也许我们对这句看似“跳脱且不着边际”的话就会有更多的理解和认同，“他比先前并没有什么大改变……一见面是寒暄……之后即大骂其新党”，“我”虽然知道四叔并非是在骂我，但两人的聊天到底是“话不投机半句多”了。之后参观四叔书房的所见所感更是让“我”感到窒息和失望，“我”作为一名“新式知识分子”实在是无法接受以四叔为代表的“鲁镇的一切”，在这一刻，“我”只想逃离。接着鲁迅突转笔锋，“况且，一想到昨天遇见祥林嫂的事，也就使我不能安住”，在这里“况且”表示“更进一层”的意思，换言之，“遇到祥林嫂”也促使“我”下定决心，一定要抓紧时间离开这里。

这是非常奇怪的一点，“我”居然因为祥林嫂——一位交际圈几乎不会重合的底层劳动女性——选择改变自己的行程和计划。“我”与祥林嫂相遇，祥林嫂问了我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人死后灵魂是否真的存在”，“我”先是答“也许有罢”，在祥林嫂的“地狱存在与否”之后，“我”又说“然而也未必”，“我”支支吾吾的答案并未让祥林嫂满意，她又追问“死去的人能否再相见”时，“我”只能回到最开始的那个问题，留下一句“究竟有没有魂灵，我也说不清”，最后落荒而逃。回到四叔家后，“我”开始思考自己回答祥林嫂的问题时言语是否妥帖、自己是否需要为一些尚未发生的事情担负起什么责任、自己是否因为说错了话并将产生严重的后果……“万幸”的是，“我”已经用一句“说不清”完美地撇开了自己的责任，我的心稍稍安定了。在答完祥林嫂“人死后灵魂有无”的问题之后，这一段“我”对自我灵魂的深入剖析的拷问，类似于《罪与罚》中拉斯柯尔尼科夫杀人之后的心理描写，特别是紧随其后的“福兴楼的清燉鱼翅，一元一大碗，价廉物美……然而鱼翅是不可不吃的”，更是将“我”的“内疚与懦弱”“自私与虚伪”“无能与逃避”书写得淋漓尽致。而在“我”得知祥林嫂的死讯后，“心忽然紧缩，几乎跳起来，脸上大约也变了色”，“我”为何支支吾吾、如此紧张，做出失态的行为？我们也许会这样幻想——如果《祝福》中的“我”当时选择了拉祥林嫂一把、对她施以援手，那么故事的结局是不是会变得截然不同？从这一角度来看，“我”也许不是“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的一员，但我一定被归为杀死祥林嫂的“帮凶”。鲁迅的笔锋是如此的“残忍”且“尖锐”，他用锋利的笔尖将幼稚、软弱的小知识分子的面具戳破，沉重的问题不仅难倒了《祝福》中的“我”，也在不断地叩问读者的心灵。

在《装在套子里的人》这篇小说中，我们也需要追问两个问题——杀死别里科夫的凶手是谁？故事的“叙述者”布尔金是否参与了这一起谋殺？想要解决这一问题，我们依然可以选择从“别里科夫与布尔金的关系”这一锚点入手。别里科夫必然是一位“装在套子里的人”，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是在文中有一段话却显得蹊跷至极，“这个老穿着雨鞋、拿着雨伞的小人物，却把整个中学辖制了足足十五年！可是光辖制中学算得了什么？全城都受着他辖制呢！”这句话看似是夸张手法的使用，实际却值得玩味。这位“小人物”的“小”，又“小”在何处？是“小”在他的社会角色——仅仅只是一位中学希腊文教师？是“小”在他古怪荒谬——日常行为举止的令人侧目？抑或是“小”在他在布尔金心中的地位……我们无法确认，一切皆有可能。但在这场对话里，布尔金用不屑的态度和嘲讽的语气表达了他轻蔑的态度——他看不上别里科夫。但在“叙述”别里科夫的人生时，不管有意或者无意，他都只能通过贬低别里科夫来证明自己的“强大”——不是布尔金太弱小，而是别里科夫太过“强大”，“强大”到整个中学甚至是整座城都受着他的“辖制”，但是布尔金在心里又是深深地看不起别里科夫的。这何尝不也是一种“阿Q精神”呢？

如果别里科夫的死亡是一场谋杀，那么凶手又是谁呢？是“别里科夫的同事们”吗？不，他们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他们都是“有思想的、很正派的人，受过屠格涅夫和谢德林的陶冶”，必然是不会做出这种伤天害理、灭绝人性的兽行。是这座城市里的“其他人”吗？有一定的可能性，但是几率不大。因为契诃夫在小说中也并未安排其他重要的角色出场，根据“契诃夫之枪”原则，可以将这一类人排除。将这座城里的原住民们都排除掉以后，那么就只剩下两位“不速之客”——这座长久笼罩在别里科夫“统治”下突然闯入的新角色——华连卡、柯瓦连科姐弟了。但是细细想来，这也不合情理，因为华连卡是一位活泼开朗的女教师，当她骑着自行车经过别里科夫的时候，还一边嚷嚷着“多可爱的天气！多可爱，可爱得要命”。面对别里科夫从楼梯上摔下来的窘状，这位单纯的姑娘在认出了别里科夫后，“哈哈哈”的笑声回荡在整个房间里。而柯瓦连科作为华连卡的弟弟，在别里科夫来兴师问罪时的反应、对别里科夫直接动手的表现，以及“华连卡的弟弟从认识别里科夫的第一天起，就讨厌他”可知，柯瓦连科的外在性格偏向于开朗直爽、甚至可以说是粗犷豪放，这样的人一般不会选择暗地里去报复，而是会选择直来直往地解决问题。

将所有的可能性排除掉之后，我们只剩下最后一个选项——别里科夫只能是选择“自杀”。从小说未删减的原文中我们也可以合理推断，“我走到别里科夫的屋里去……不管问他什么话，他总是回答一声‘是或者‘不，此外就闷声不响了……过了一个月，别里科夫死了”[12]。由小说的原著我们可知，别里科夫是坚持不看医生、在缠绵病榻一个多月后死去的，所以，“对别里科夫的谋杀”这一桩案件是没有“凶手”的。但是，事实真的如此吗？如果我们转换角度，就会有不一样的思考。别里科夫的“自杀”是他自主选择的结果吗？作为“朋友”的布尔金如果能够在日常中给予他一些善意，华连卡、柯瓦连科姐弟如果对他再有耐心一些，整座城中的若干人如果曾经尝试去理解和接纳他，那么别里科夫的结局是不是就会截然不同？翻遍《装在套子里的人》整篇小说，都找不到凶手，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小说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凶手。别里科夫如此，祥林嫂亦是如此。

在见证了20世纪60年代臭名昭著的“阿道夫·艾希曼”审判之后，德裔美国哲学家、政治学家汉娜·阿伦特提出了“平庸之恶”的概念，这一概念与她的著作《极权主义的起源》中的“极端之恶”概念相对应。后者的目的是“废除自由，甚至是消灭一般人类天性，无论多么残暴也要限制自由”[13]，而前者体现为“无思想和肤浅性……这种邪恶不仅没有人性的根基，而且也没有邪恶动机的根基”[14]。借助汉娜·阿伦特“平庸之恶”理论，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祝福》和《装在套子里的人》中“主人公的死亡”。无论是祥林嫂，抑或是别里科夫，我们都能在文本中找到许多凶手，也有可能找不到凶手，这是因为每一个人“都开了一枪”、每一个人“都是凶手”。我们不仅要关注两篇小说中“叙述视角”的运用、“视角变换”的作用，也需要思考为什么祥林嫂和别里科夫最终都走向了死亡的结局。在两篇小说中，有无数个读者“看得见”或是“看不见”的人，他们和“我”与布尔金最终汇聚成了集体而平庸的“我们”，他们对主人公的困境冷眼旁观、漠然置之，眼睁睁地看着这两位可怜的人一步一步地走向末路穷途乃至归于死亡。

如果我们再把“视角”外延，作为读者的“我们”其实也归属于“我们”，“我们”也是“我们”中的一员。但是我们会发现，作为读者的“我们”，最终也只能像无数个故事中的“我们”一样，眼睁睁地看着这两个故事走向早已预定的结局，却也束手无策、无能为力。但需要警惕的是，面对祥林嫂和别里科夫的“死亡结局”我们无能为力，在现实生活我们却可以跳出“我们”的群体，选择不做“看客”，不成为“沉默的大多数”。

三、求同存异：《祝福》《装在套子里的人》比较阅读性的反思与总结

“叙事学”理论作为小说这一文体所“特有”的文学理论，客观上在具体教学实践中为一线教师的教学打开了许多新的思路。无论是“叙事学理论进入中学小说教学”[15]的客观现实，抑或是高考题中叙事学知识相关题型作为“命题趋势”[16]的未来导向，都提示了教师在平时的教学过程中除了讲授小说三要素（人物、情节、环境）为代表的基本知识点外，还应当有意识地进行小说其他相关知识的讲授和相应的拓展练习：可以依据所教小说具体文本自身的特点，潜移默化地将叙事学相关知识教授给学生。当然，也只有平时充分拓展学生的阅读视野并将相关知识基础夯实，那么到最后学生坐在高考考场上、面对拿到手的高考题——诸如2022年全国乙卷中“中国传统叙事作品中的流动视角”、2021年新高考I卷《石门阵》中的“重复性叙事”、2020年课标全国卷I《越野滑雪》中的“冰山理论”、2019年浙江卷《呼兰河传（节选）》的“叙述特征”等问题——也许就不会“相见恨晚”，甚至是抓耳挠腮、无从下笔。故基于客观现实和理论需求，“叙述视角”——作为“叙事学”中的重要理论知识，是应当包含在教师的日常教学大纲中的。

在统编版高中语文课本中，《祝福》《装在套子里的人》这两篇课文同属必修下册第六单元。本单元属于“文学阅读与写作”任务群，所选小说皆为名家小说作品，五篇课文类型多样、风格不一。同时本单元的课文选择也决定了这是高一新生“高中阶段第一次集中学习小说”[17]这一文学体裁。在把握“小说学习”这一教学主线的基础之上，教师不仅要“随文而教”，还要兼顾“小说”这一文学体裁的特点——做到“适体而教”。所谓“随文而教”，即是“随教学点……教学生为解决这个教学点的问题，需要……的语文知识”[18]。而遵循“适体而教”原则——根据小说的文体特征进行教学方案的设计，也不仅仅只是“培养基本的文体感[19]，更重要的是“根据文本体式而教，可以帮助学生积累言语文体感……再转化为文体思维和建构能力”[20]，学生思维的发展和能力的提升才是我们教学的原点和最终的归宿。在两篇课文的课后“学习提示”中，编者就已经提供了《祝福》与《装在套子里的人》“叙述视角”比较性阅读的可能性。在《装在套子里的人》的“学习提示”中提示我们要从多方面“欣赏这篇小说‘讲故事的艺术”，而在《祝福》的“学习提示”中，编者则更是直接明言“故事的叙述者‘我，他面对祥林嫂的不幸命运和悲惨结局，到底抱着怎样的态度？”将两篇小说的“学习提示”摆在一起，我们可以很明显地发现——“叙述视角”就是这两篇小说进行比较性阅读的一把钥匙，带领我们穿越文学的历史长河，为我们叩响这两篇经典小说比较性阅读的大门。当然，真正贯彻“随文而教”“适体而教”的原则不仅可以在教学实践中给予教师以灵感启迪和思维火花，还会督促和推动教师真正思考一篇文章该“教什么”“怎么教”。

除了宏观或微观的教学理论要求和高考相关知识的储备之外，《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不仅明确要求学生通过阅读与鉴赏、梳理与探究，以积累与构建学生的学科核心素养。还要求学生“了解诗歌、散文、小说、剧本写作的一般规律……尝试续写或改写文学作品”[21]。在本单元的“单元学习任务”之后，更是直截了当地告诉学生和一线教师要在“写作叙事类文章时……要努力尝试新颖的构思和独特的表达”，引入了“叙述视角”——这一重要概念，并引导学生多观察生活、要善于思考，尝试自己也能寫出“有趣味”的文章。可以说，教材中的诸多提示已经告诉了我们——“叙述视角”不仅是作家们在创作小说时有意设置的叙事类型，也是一线教师在实际教学中不可忽视的重点和难点，更是可以作为记叙类作文写作训练的一项技法选择和训练方向。因此，基于《祝福》和《装在套子里的人》两篇小说本身的文体特点、叙事学相关理论知识的重要性以及“高考作为指挥棒”的最终导向，笔者以“叙述视角”这一角度切入，同中寻异、异中索同，将这两篇脍炙人口的小说进行对比分析和差异归纳、深入发掘文本内涵。而作为教师，我们也应当以更加客观而不失偏颇的态度带领学生走进文本、赏析结构，品味语言、鉴赏学习，带领学生从这两位文学大家的经典作品中学习借鉴、汲取养分，兼收并蓄、开拓视野，培养和提升学生比较性思维、批判性思维，以期达到实现提升学生“学科核心素养”的目标。可惜的是，抽像化的理论终究只是冷冰冰的理论，如何将概念化的“叙事学”融入平时的日常教学、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学习，是教师需要审慎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1]胡亚敏.叙事学[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9-36.

[2][3][12]契诃夫著，汝龙译.契诃夫短篇小说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58，158，169.

[4]朱冬民.从叙事学角度再读《装在套子里的人》——兼谈课文的删节问题[J].语文建设，2011（02）：45.

[5]杨小波.《祝福》里巧妙变换的四个视角[J].语文建设，2010（01）：46.

[6]郭跃辉.小说的叙述逻辑——《装在套子里的人》的“删节”研究[J].语文月刊，2017（07）：70.

[7]余海珍.试论二度叙事模式对主题建构的影响——由2021年新高考Ⅰ卷《石门阵》谈起[J].中学语文，2022（02）：52-54.

[8]叶继奋.“美”在毁灭中呈现并升华——从《祝福》谈悲剧作品的教学[J].中学语文教学，2000（10）：40-41.

[9]孙绍振.挣不脱精神“套子”的悲喜剧——《装在套子里的人》的主题和副主题[J].语文建设，2014（16）：42-45.

[10]时小燕.管中窥豹谈谈《祝福》五张账单[J].现代语文（教学研究版），2016（12）：50-51.

[11]陈日亮.《祝福》的十处点批[J].中学语文教学，2011（02）：43.

[13]汉娜·阿伦特著，林骧华译.极权主义的起源（第二版）[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