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国华

摘要：本文从叙述视角及人物形象的角度重新分析了《祝福》的意蕴：作者用叙述视角完成了对回乡新知识分子的批判，他们囿于现状，完成不了妇女解放的重任；用人物形象昭示了在妇女解放运动中，广大妇女仅仅靠个人的力量是无法与顽固而强大的封建礼教相抗衡的。

关键词：祝福；叙述视角；人物形象

《祝福》采用了第一人称旁观者的叙述视角，作为旁观者的“我”见证了祥林嫂丧夫后被转卖另嫁又丧夫失子的悲惨遭遇。在小说中“我”仅仅扮演了一个见证人的角色，“我”的有无并不影响祥林嫂故事本身的进程及完整。夏衍改编的同名电影《祝福》便删去了这个“我”的视角，祥林嫂故事的完整性毫发无伤，小说的主题，揭露封建礼教对劳动妇女的摧残——如果认为小说的主题仅仅是这些的话，那么电影的深度也丝毫无损。如此看来“我”似乎是多余的了，然而，向来主张“写完之后至少看三篇，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词句删去”的鲁迅，严谨得近乎苛刻，又怎么可能花那么多的笔墨去写一个无关痛痒的“我”呢？显然，作者别有深意。

“我”是一个回乡的新知识分子，远离了封闭落后的鲁镇，基本摆脱了封建传统观念，并且反叛封建传统，比如“我”的憎恶封建传统的代表鲁四老爷。因而可以说“我”是一个觉醒了的人。作者设置“我”这一视角，焦点放在了祥林嫂追问有无魂灵上。祥林嫂在一次一又一次的抗争失败后，从切身的痛苦经历出发，懵懵懂懂地向神权发出了疑问，然而“我”却无法从理论上回答这一问题。“我”对祥林嫂有无魂灵追问的束手无策及最终的逃避，充分表明了作为新知识分子的“我”与劳动妇女在认知世界上有着无法跨越的鸿沟，新知识分子从来没有考虑也不会考虑这个问题，可这却是有关祥林嫂出路的根本性问题。由此不难看出“我”对祥林嫂的悲惨遭遇的同情，仅仅是一种旁观者的同情，并不理解她。也即是说，“我”一直持一种观望的心态，这种观望的心态本身就显示出了新知识分子与劳动妇女的距离，正是这种距离，使得作为新知识分子的“我”不仅无法在理论上回答有关祥林嫂出路的根本性问题，甚至最后也成了与“善人”柳妈一样的漠视者：“我静听着似乎瑟瑟作响的雪花声，一面想，反而渐渐的舒畅起来。”所以说最后“我”的出走，其实是对生存困境的逃避，因为“我”既不相容于鲁四老爷式的生活，也不相容于祥林嫂式的生活，“我”只是一个漂流者，这在小说的开头已有寓示：“虽说是故乡，然而已没有家。”自己的归属都没有解决，又如何能解决劳动妇女的归属呢？显然作者设置“我”这一叙述视角并非仅仅是批判还有警示之意：新知识分子囿于现状，完成不了妇女解放的重任。

从人物形象方面来看，鲁迅曾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我怎么做起小说来》）在这一创作观的指引下，作者很自然地关注到了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劳动妇女。鲁迅第一次以妇女为主人公的小说是《明天》，之中的单四嫂子与祥林嫂一样也是寡妇。毫无疑问，寡妇处在封建礼教压制下的最底层，从寡妇入手最能切中封建礼教的要害。《明天》以一个泛化的“节妇”形象——单四嫂子揭示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就人物形象而言，单四嫂子比较模糊，在《明天》中作者主要用力在对封建礼教下的阴冷环境的展现，而在《祝福》中，祥林嫂则是一个鲜明的“失节”寡妇形象。寡妇最苦，而失节的寡妇更苦，为了表现这种苦，作者着力在祥林嫂的悲剧式反抗，从“逃”、“撞”、“捐”、“问”等反抗中，固然能看到祥林嫂反抗的坚决，但也不难看到她斗争目标的盲目和斗争力量的微弱，因而注定只能是一次次失败。也在这一次次失败中，祥林嫂的形象越来越鲜明，其悲剧命运也越来越触目惊心。最后的“问”是祥林嫂自发反抗的总结与升华，已经把矛头指向了神权，但因没有理论的指引与力量的支持而最终失败。祥林嫂的死说明，在妇女解放运动中，广大妇女仅仅靠个人的力量是无法与顽固而强大的封建礼教相抗衡的。从这个角度不难看出《祝福》是《明天》纵深化发展的结晶。

如上所述，作者用叙述视角完成了对回乡新知识分子的批判，他们无法在理论上给妇女解放以出路；用人物形象昭示了妇女解放要依靠集体的力量。因此，小说《祝福》并不仅仅停留在揭露上，还在试图探寻出路，正是这种探寻的努力，完成了对劳动妇女及新知识分子在当时妇女解放运动中所面临的危机的考察。

参考文献：

[1]林非.鲁迅著作全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2]王富仁.中国文化的守夜人——鲁迅[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3]钱理群.鲁迅作品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