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保国 余周剑

(贵州大学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

〔内容提要〕 战国秦汉时期滇池区域的鸬鹚形象常见于高等级墓葬出土的铜鼓纹饰和焊铸于青铜兵、礼器的銎部位置。对滇池区域的鸬鹚形象进行了图像类型划分,并对其演变历程进行了年代分期。鸬鹚形象以及伴出的相关题材不仅体现了古滇人在滇池湖盆区域驯养鸬鹚捕鱼的重要生计方式,而且还赋予鸬鹚多种精神与文化意象。通过与周边地区的鸬鹚形象进行比对,进一步阐释了滇池区域鸬鹚形象的来源及传播情况,其装饰造型的来源当结合了巴蜀、北方草原地区的文化因素,并以滇池区域为中枢逐渐传播到广西、越南等地。

鸬鹚是一种大型食鱼游禽,属鸟纲鹈形目鸬鹚科,因其外羽黑色,上嘴尖端有钩,善于潜水捕鱼,又有乌鬼、水老鸦、鱼鹰等俗称①。自古以来,云南多湖泽,渔户畜之,用以捕鱼②。特别是在战国秦汉时期以滇池为中心的滇中湖盆地区,较为成熟的鸬鹚形象出现在铜鼓纹饰中和以青铜器为主的器物装饰上,不仅反映了当地发达的鸬鹚渔业,表现了高超的造型艺术,而且鸬鹚形象与鸬鹚衔鱼等题材的演变也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与精神意象。但相比于滇文化常见的牛、蛇、猴等形象与题材③,鸬鹚形象与装饰题材较少引起人们的关注,尚未见有系统研究。因是之故,笔者拟就战国秦汉时期滇池区域出土的相关考古材料着手,对鸬鹚形象的类型、演变及其反映的生业与文化意象和精神内涵等相关问题进行讨论,以就教于方家。

一、出土情况与形象分类

据已刊布的考古材料,笔者收集战国秦汉时期滇池区域含有鸬鹚装饰的器物共计27件(含残片),集中出土于滇文化的4处墓葬,分别是晋宁石寨山20件④,江川李家山4件⑤,晋宁梁王山1件⑥,昆明羊甫头1件⑦,另有1件在张增祺《滇国与滇文化》⑧一书中披露。这些包含有鸬鹚装饰器物的墓葬均为滇文化的高等级墓葬,相关青铜器采取的装饰工艺包括刻纹、整铸、焊铸、鎏金等,漆木器则为雕刻、漆绘工艺。

依据各类器物中鸬鹚的形象差异及题材组合,可分为四类(表一)。

表一 战国秦汉时期滇池区域出土鸬鹚形象一览表

第一类仅见于铜鼓上刻划的鸬鹚、船纹、鱼、虾、羽人等组合题材,鸬鹚通常出现在船的首尾,或水下。如晋宁石寨山M1出土的1件铜鼓(M1∶58),整体画面可分作上下两层,上层刻划船纹、羽人、鸬鹚,船首尾还有为鸬鹚设置的立鸟板(图一,1)。晋宁石寨山M13出土的1件铜鼓残片(M13∶3),在胸部刻船纹,船上刻舞蹈、奏乐者,船前是鸬鹚、鱼、虾(图一,2)。江川李家山M24出土铜鼓(M24∶42a),在鼓身饰船纹数只,每只船上有4—5个羽人,船间是鸬鹚、游鱼(图一,4)。《滇国与滇文化》披露的1件也应见于刻纹铜鼓上,在船纹尾部饰有鸬鹚衔鱼形象(图一,6)。这样类似的图像组合还有晋宁石寨山(图一,3、5)和晋宁梁王山(图一,7)收集的几件铜鼓残片。

图一 第一类鸬鹚形象(线图与拓印)1、2.石寨山铜鼓(M1∶58 M13∶3) 3、5.石寨山收集铜鼓残片 4.李家山铜鼓(M24∶42a) 6.铜鼓线图 7.梁王山收集铜鼓残片1、2、7,分别采自李昆声:《中国与东南亚的古代铜鼓》,第118、第124、第85页;3、5,采自马德娴:《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出土铜铁器补遗》,第44页;4,采自张增祺、王大道:《云南江川李家山古墓群发掘报告》,第134页;6,采自张增祺:《滇国与滇文化》,第71页

第二类是鸬鹚衔鱼或站立形象,为三维立体造型,通常将鸬鹚形象焊铸于青铜兵器和装饰品上,器类包括铜钺、戚、啄、扣饰等。如石寨山M3出土的1件铜啄(M3∶131),在管状銎部焊铸2只鸬鹚,1只衔鱼仰首,另1只垂头(图二,2)。石寨山M6、M7、M13、M71出土的铜钺,均见有銎部焊铸鸬鹚食鱼或站立的形象(图二,3—9)。类似的还有石寨山M21出土的1件铜扣饰(M21∶23),整体就是鸬鹚衔鱼,爪踩鱼背的造型(图二,1)。较为特殊的器物是昆明羊甫头M113出土的1件鸬鹚衔鱼漆木祖(M113∶382),木祖为拐把儿形,手柄一端雕刻1只鸬鹚,曲颈长喙,口衔一扁头鱼,鱼做挣扎状。鸬鹚脖颈以下通体漆绘,为黑底红线网格,祖柱主体则漆为红色。漆木祖通高18、通长25.6厘米(图三)。

图二 第二类鸬鹚形象1.石寨山铜扣饰(M21∶23) 2.石寨山铜啄(M3∶131) 3—9.石寨山铜钺(M13∶154 M13∶212 M6∶66 M71∶187①～④)1、2、5,分别采自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青铜器全集·滇·昆明(14)》,图一六八、图一一四、图一一九;3、4,分别采自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图版三二、图版三三;6—9,采自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晋宁石寨山——第五次发掘报告》,图版四九、图版五〇

图三 鸬鹚衔鱼漆木祖(羊甫头M113∶382)采自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著:《昆明羊甫头墓地》(卷4),图版九二,2

第三类形象为鸬鹚与蛇组成的立体塑像,鸬鹚多喙部衔蛇或足部踏蛇,器类包括铜杖头、斧、扣饰等。如石寨山M13出土1件铜斧(M13∶235),銎管上铸有2只鸬鹚,大小各1只,展翅欲飞,足部踏蛇(图四,1)。另出土1件铜扣饰(M13∶10),镂空整铸,3只鸬鹚展翅仰首,脚踏蛇,中间鸬鹚足部两旁饰被蛇捆绞的鱼(图四,2)。M19出土1件铜杖首(M19∶4),銎上端为铜鼓形,鼓面立1只鸬鹚,长颈尖喙钩曲,展翅衔蛇(图四,3)。类似的造型还见于江川李家山M69出土的铜杖首(M69∶160),銎上端鼓面上塑1只蹲立展翅的鸬鹚,伸颈,仰首,衔蛇,通体鎏金(图四,4)。

图四 第三类鸬鹚形象1.石寨山铜斧(M13∶235) 2.石寨山铜扣饰(M13∶10) 3.石寨山铜杖首(M19∶4) 4.李家山铜杖首(M69∶160)1—3,分别采自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青铜器全集·滇·昆明》(14),图一〇三、图一五六、图版一七七;4,采自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江川李家山——第二次发掘报告》,图版一一三,2

第四类为单体鸬鹚造型,仅见于江川李家山M69出土的2件铜盖上,均在盖顶部焊铸1只鸬鹚站立展翅的造型(图五)。

图五 第四类鸬鹚形象1、2.李家山铜盖(M69∶215 M69∶165)采自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江川李家山——第二次发掘报告》,图版一七九、图版一七八

在出土的27件鸬鹚装饰中,以第二类鸬鹚衔鱼或站立形象的数量最多,器类最为丰富,主要为青铜兵、礼器,共有14件,约占总数的52%;其次是铜鼓中的第一类鸬鹚、鱼、虾、船纹等组合题材,计有7件,占比约26%;再次是第三类鸬鹚衔蛇、踏蛇形象,合计4件,占比约15%;最少的是第四类单体鸬鹚造型,仅2件,且器物形制单一,占比约7%。需要说明的是,第一类刻纹组合题材中,《滇国与滇文化》披露的那1件已经出现第二类的鸬鹚衔鱼造型,成为组合题材中的一个独立元素。

二、年代分期与形象演变

通过上文的形象分类可知,鸬鹚形象及造型装饰存在显著差异,各类形象之间有一定的演变规律。出土鸬鹚装饰的许多墓葬都随葬有年代标识性器物,如铜镜、铜钱等,还有的做了碳十四年代测定,这为了解鸬鹚形象与造型装饰的演变提供了分期断代的重要依据。

石寨山M1,在墓中伴出有3件铭文铜镜,镜纽似兽形,背上突起双弦纹,纽座正方形,四角有叶形图案,座外篆书阳文铭曰“畜思君王,心思不忘”。从铜镜的花纹与文字看,应属西汉昭、宣时期。著名的“滇王金印”出土于石寨山M6,通过与文献结合分析,属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降滇以后所颁金印。石寨山M13出土半两钱3枚,属汉文帝五年(公元前175年)更铸的钱币,因此,其年代最早不会超过汉文帝时期。石寨山M19与M13亦同属一类墓葬,虽遭盗扰,但墓内器物仍以滇文化为主,未见有典型汉式器物,结合M13所出半两铜钱,报告认为,该墓年代应在文帝与武帝之间。石寨山M71被认作是更早时期的滇王墓,器物组合仍以滇文化器类如铜鼓、铜兵器等铜器为主,兼有少量汉文化因素,如环首、铁刀等,但数量很少,应是西汉中期偏早的墓葬。江川李家山M24在器物组合上不见典型汉文化器物,如铜镜、铜钱、铁器等,仍以滇文化铜器为主,且M24与M21属同一类墓,其中,M21出土1件木柄残片,碳十四年代测定数据为公元前625至公元前550年⑨,报告认为,这类墓年代上限可至战国晚期。昆明羊甫头报告将M113与M582等墓葬划为同一类墓,通过对M582出土棺木进行碳十四年代测定,得知其绝对年代应为西汉初期至公元前109年⑩。李家山M69随葬品出现了铜铁合制器,并且滇文化器类减少,铁器等汉式器物逐渐增多,同时还出土2件云南地区自制的铁锸,一般认为这种铁锸应在东汉时期出现,原报告将其归入西汉晚期到东汉早期的墓葬类型。

据此,鸬鹚形象与装饰造型的四类大致可以对应分为四期(表二)。

表二 滇池区域鸬鹚形象分期表

第一期,战国晚期至西汉中期偏早阶段。主要流行第一类鸬鹚形象,以李家山M24、石寨山M13等墓葬出土铜鼓线刻图纹最具代表性。这一时期,鸬鹚主要作为铜鼓纹饰图案的一个组成部分,由船纹、鸬鹚、羽人、鱼、虾等题材共同构成,形象地体现了古滇人水上渔猎、竞渡、祭祀等各项活动。《滇国与滇文化》披露的那件也为铜鼓中的组合题材,但其中包含有鸬鹚衔鱼的装饰元素,年代有可能偏晚一些。

第二期,西汉中期。是鸬鹚装饰的盛行期,以第二类形象为主,这一时期的鸬鹚已从铜鼓的组合题材图案中脱离出来,在以青铜兵器和扣饰为主的器类中以銎部位置焊铸鸬鹚衔鱼、站立鸬鹚的立体造型普遍得以单独表现。以石寨山墓地M6、M71等墓所出铜钺最具典型特征。当然,这种流行与第一期铜鼓组合题材里鸬鹚衔鱼的独立元素可以衔接。同时,本期已经在铜扣饰上出现鸬鹚衔蛇的整体装饰造型。

第三期,西汉晚期。该期已经不见鸬鹚衔鱼,但鸬鹚与蛇类题材共出的装饰造型一直延续使用于铜杖首的装饰上,以李家山M69等墓所出鸬鹚衔蛇铜杖首为代表。

第四期,东汉早期。仅剩单体鸬鹚展翅形象,见于李家山M69出土的2件铜盖上。

通过分期可知,滇池区域的鸬鹚形象最早见于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的李家山墓地和石寨山墓地,原是作为铜鼓纹饰的一个组成部分,最直接表现的是船纹、羽人、鸬鹚、鱼、虾等组合题材。可能在西汉早期偏晚,鸬鹚衔鱼形象从铜鼓纹饰的组合题材中独立出来,并且在西汉中期成为主流的装饰造型。其后,鱼的形象也被省略,转而开始与蛇的形象相关联。一直到东汉早期,与鸬鹚有关的装饰造型中仅剩下单体鸬鹚一种。由此可见,鸬鹚形象与装饰造型经历了由繁到简、从组合题材到单一题材的历时演变,年代序列和迭代关系比较清晰。这种演变阶段的器物数量比为7∶14∶4∶2,显示出西汉早中期是鸬鹚形象与装饰造型的鼎盛期,西汉中期以后则发生了比较明显的衰落和转型。

三、古滇人的鸬鹚渔业

滇池区域在两汉时期有“盐池田鱼之饶,金银畜产之富”的记载,丰富的水产资源,提供了重要的食物来源,并为渔猎生计方式的存在提供了客观条件。石寨山、李家山等滇文化墓葬所出土的铜鱼饰、鱼钩、鱼叉、网坠、水獭捕鱼饰等不仅表现出古滇人捕鱼手段的多样化,同时还说明了渔猎活动在古滇人的生计方式中的确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体质人类学所给出的分析亦证明鱼类等水产品与滇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鱼是滇人的主要食物之一。

作为可被人们驯养的捕鱼帮手,鸬鹚在以渔猎为生计的民族中,发挥重要的作用。通过上文对鸬鹚形象的分类,铜鼓中的刻纹图案已形成了鸬鹚、鱼、虾、船纹、羽人的固定组合关系,这些图纹组合真实体现了古滇人驯养鸬鹚捕鱼的渔业形态。

晋宁石寨山M1∶58号铜鼓所饰的船纹,船形简单,不分首尾,无装饰。从船的构造看,这样的船比较原始,底部平且长,两头上翘,首尾不分,如此结构使得船在航行的途中阻力极大,速度十分缓慢。同时船纹中也未刻划桨、橹等设施,但在船的首尾中腰处设有1块向前延伸的立鸟板,还原到实际的生产场景,立鸟板的设立显然是人们的刻意行为。鸬鹚虽属鸟类,但水性极好,一次可潜入水中的时间较长,因此,人们往往无需凭借快速移动船只即可进行捕鱼活动,即便今日驯养鸬鹚捕鱼的渔夫通常也仅用1只小舟便可进行。因此,可以推断,铜鼓中的这类船是古滇人为鸬鹚捕鱼活动而特意制作,属于典型的渔船,在船首尾设立鸟板的目的正是为方便鸬鹚观察水中鱼类而制作。值得一提的是,今天滇池区域进行鸬鹚捕鱼的船只仍然会在船头设置1块停鸟板伸出船外。江川李家山M24∶42a铜鼓亦在胸部饰有船纹,船上为羽人,船间有鱼、鸬鹚,这一组合画面生动地叙述了古滇人开展鸬鹚捕鱼活动的动态过程。在该铜鼓纹饰中,鸬鹚是画面的重点,不仅处于图像的中心位置,且占据范围较大,形象最为生动,其中1只鸬鹚将1条捕获的大鱼置于船上,缩颈站立休息;另1只则伸颈展翅追逐水中鱼类。晋宁梁王山及石寨山所出土的几片残铜鼓,亦是船纹、鸬鹚、鱼的共同题材组合,均体现了古滇人役使鸬鹚捕鱼的情景。

驯养鸬鹚捕鱼形成一定规模,可称为鸬鹚渔业。铜鼓是我国西南以及南方少数民族的典型器物,而包含鸬鹚形象的铜鼓器类均出自滇文化高等级墓葬,可见作为一类特殊的捕鱼方法,古滇人开展鸬鹚捕鱼绝非个人行为。铜鼓上体现的鸬鹚捕鱼图像已展现出一种成熟的鸬鹚渔猎体系,不仅展现了人与鸬鹚的主从关系,特意制作的船只和立鸟板的设立说明古滇国可能还存在着为鸬鹚渔业活动而专门制船的工匠或工业,甚至可能有掌管渔业的部门。由上文讨论,我们可进一步推断,在滇池区域具有一定规模的鸬鹚渔业可能在战国晚期或之前便已形成。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战国秦汉时期滇池地区的渔业经济实际上有比较发达的水平,大量渔具遗存是重要的证据材料。而且羊甫头出土的漆木祖(M113∶382)手柄一端鸬鹚衔鱼造型上黑底红线的漆绘网格,似也并非单纯的装饰性图案,而应该理解为其是渔网的表现。鸬鹚衔鱼和渔网结合为一体,反映的应是渔业经济的实际内涵。

随着汉王朝经略西南夷进程的推进和滇王国的废替,到西汉晚期和东汉初期,鸬鹚衔鱼装饰造型的器类已经不见,表现鸬鹚渔业的鸬鹚形象更是简化为单体鸬鹚,且包含此类器物的数量愈趋减少,这应和汉文化不断深入滇池地区而导致的文化变迁有关,也就是说,滇人土著文化的衰落使得反映滇人传统渔猎方式的鸬鹚捕鱼装饰造型也随之消失。

四、鸬鹚衔鱼及踏蛇等造型的文化意象

滇池区域西汉中期涌现的大量鸬鹚衔鱼装饰造型,通常被焊铸于铜钺、斧、戚等青铜兵器的銎部位置。斧、钺之器本就是“王权”象征,且将装饰焊铸于銎部更加使得这些青铜兵器不再具备实战武器的作用,而有了仪礼器的内涵,同时还将漆木祖柄端直接制成鸬鹚衔鱼的造型,显然对于古滇人而言,这类鸬鹚衔鱼的装饰有特殊的文化意象。

在人类早期发展阶段,婚姻是人生的第一大事,而繁衍则是婚姻的主要目的。但受限于当时滇池区域的历史条件,古滇人对于自身生存和繁衍的态度,除了人类本身所做的有限努力外,认为还需借助于神灵或巫术手段,才能达到生殖繁衍的目的。在此背景下,古滇国诞生了许多象征生殖崇拜的器物或男女媾合形象,如石寨山M13∶239铜饰上即有男女二人立而交合;江川李家山墓地出土的浮雕铜扣饰,亦表现男女交媾的场景。鸬鹚衔鱼漆木祖显然与古滇人的生殖崇拜信仰存在直接联系。从文献记载看,鸬鹚最早见于《诗经》,如《尔雅·释鸟篇》载:“鸬鹚能潜水捕鱼,嘴头曲如钩,食鱼。”《诗经》内所包含的大量“恋歌”对于鸬鹚衔鱼的隐喻更是有直接描写,如《曹风·候人》云:“维鹈在梁,不濡其咮——彼其之子,不遂其媾。荟兮蔚兮,南山朝——婉兮娈兮,季女斯饥。”诗中的“鹈”即是捕鱼的鸬鹚。这里是用未捕到鱼的鸬鹚来形容女子期待见到男子的焦急心情。《周南·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诗中的雎鸠即为鸬鹚,指用捕鱼的鸬鹚来象征男子向女子求爱,比喻男女之间的情爱关系。另《鼓吹曲辞·朱鹭曲》云:“朱鹭,鱼以乌。路訾邪,鹭何食?食茄下,不以吐,将以问诛者。”这里的鹭亦是鸬鹚,描绘的是心焦的女子埋怨男子,就像是鸬鹚捕鱼,捉到了鱼,含在嘴里,既不吃下,也不吐出,象征着男子与女子藕断丝连,不放弃她也不娶她。可见《诗经》里的大量“恋歌”皆存在以鸬鹚比喻男性,鱼比喻女性的文化象征,并将鸬鹚衔鱼的文化意象从物质需求直接转变为男女恋爱与婚姻的精神象征,使得鸬鹚衔鱼的这类题材具有求偶匹配的隐喻。滇池区域的大量鸬鹚衔鱼装饰造型显示出古滇国也有同样的文化意象。另外,昆明羊甫头M113还出土1件祖形柄铜铲,有人认为,该件器物是古滇国在春播仪式上盛装种子的器具,或是古代滇族举行的一种“孕育”仪式,目的是祈祷农作物丰收。由于鸬鹚在古滇人渔猎活动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或许鸬鹚衔鱼漆木祖还有祈愿渔猎丰收与禽畜兴旺的含义。

蛇是滇文化青铜器中主要的一类动物形象,具有独特的造型特征与艺术表现手法,人们通常将其视为图腾、生殖信仰、水神,抑或是“龙”观念的一种表现形式。实际上,滇文化器物中的蛇形象具有多种文化意涵,而这需要结合相应场景进行具体分析,在众多蛇类器物中包括了较多水蛇,并且是古滇国常见的水生动物,它们以水中鱼类为食,这就与古滇人的渔猎生计及鸬鹚捕鱼形成了在自然资源获取上的对抗性。虽然古滇国已进入了农耕定居生活,但物质资源紧张在早期社会阶段也是十分常见的问题。从晋宁石寨山M13∶10铜扣饰的图像叠压次序看,首先表达的应是蛇捕到鱼,并准备将其捆绞而食,其次则是鸬鹚将蛇踏于足下,鸬鹚足部两旁为鱼,显示鸬鹚夺鱼的结果,而且鸬鹚处于整件器物的核心位置。这应是形象地说明鸬鹚、蛇之间争夺资源(鱼)的紧张关系。另外几件鸬鹚衔蛇、踏蛇装饰,无一例外鸬鹚皆是与蛇搏斗中的胜利者,呈仰首、展翅的造型。可见,鸬鹚衔蛇、踏蛇的造型或许只是由于获取生存资源的竞争而形成的一种题材。另外,这一类题材在西汉中期突现,而这时正是汉文化迅速南下,以及滇文化转向衰弱的关键期。如果从另一方面来理解的话,在滇文化器物中还大量存在牛、虎等动物踏蛇的形象,或许不无汉文化南下与当地土著族群在生存空间与自然资源上出现紧张关系的隐喻。

五、滇池区域鸬鹚装饰造型的起源与传播

驯养鸬鹚捕鱼在我国由来已久,鸬鹚装饰也早已有之,各地均有早晚不同时期的相关发现。近临西南地区的川东鄂西一带,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宜昌中堡岛、红花套、路家河、万州中坝子等遗址发现一类鸟头形器,具有颈部细长、钩曲长喙的突出特征(图六,1—4),有学者认为,这种器物形象便是鸬鹚,反映了巴人驯养鸬鹚捕鱼的技艺。商周时期成都平原三星堆祭祀坑出土金杖中的人、鸟、鱼题材(图六,9),有学者认为是古蜀人驯养鸬鹚捕鱼的现实反映。到年代更近的战国时期,巴蜀青铜兵器上仍然常见刻纹的鸬鹚形象,其装饰的基本手法与所谓“巴蜀图语”具有相似之处,如云阳李家坝战国墓出土的青铜剑身,四川绵竹、成都百花潭战国墓出土铜矛等青铜兵器上刻纹的动物形象(图六,5—8),有学者即认定为鸬鹚。由此可见,在以巴蜀为中心的整个西南地区范域内,鸬鹚装饰自新石器时代晚期到战国时期一脉相承,未曾中断。

由于巴蜀文化在整个西南地区的发展水平最高,延续时间最长,因此,在西南地区形成了一个“文化高地”。战国秦汉时期,处于弱势的滇文化在地域上与巴蜀为邻,同时还是通往南越、中南半岛和南亚大陆之间的沟通要冲,巴蜀与滇之间联系日深,族群迁徙以及贸易往来密切。滇文化的鸬鹚装饰也体现出巴蜀文化的部分因素,从装饰手法看,最早出现于滇文化铜鼓器身的鸬鹚装饰采用了刻纹方式,这便与巴蜀地区的金杖、青铜兵器中鸬鹚形象的装饰手法具有相似之处。在装饰的器物类型上,滇文化的鸬鹚形象主要装饰于铜杖首及青铜兵器上,又与巴蜀地区的鸬鹚装饰器类具有高度重合之处。可见,将鸬鹚作为一类装饰题材是巴蜀地区与古滇地区存在的文化共相。但区别在于,为了契合装饰青铜兵器及增添鸬鹚的神韵,巴蜀地区青铜兵器中的鸬鹚刻纹形象得到了更为抽象性的图案处理,即对鸬鹚的局部特征进行了特意夸大,如鸬鹚的喙部以及双翅均被拉长,使其更加锐利,突出了战斗实用兵器作为杀伐利器的冷酷性质。而滇文化中铜杖首和兵器上的鸬鹚装饰则相反,整铸或焊铸的鸬鹚形象多是完整且立体的造型,大多呈蹲姿,明显为一种温驯的造型,并且焊铸了鸬鹚装饰的青铜兵器已不再具有实用价值,更多是象征性的仪仗用器。

西南地区是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的一个重要部分,青铜器上焊铸各种立体动物造型的艺术表现形式即在北方草原地区极为流行,学界较多研究都表明,滇池区域青铜器上各种动物形象的装饰风格与北方草原文化南渐有密切的联系。不可否认,滇池区域青铜器上焊铸的鸬鹚装饰在艺术特征上的确含有北方草原青铜器文化的因素,但通过翻阅相关资料,我们并未在北方草原民族的相关青铜器上找到与鸬鹚装饰或衔鱼题材直接相关的母型,况且滇池区域的鸬鹚形象最早是见于铜鼓,属云贵高原土著族群的典型器物。因此,滇池区域西汉中期在青铜器上焊铸鸬鹚衔鱼的立体造型很有可能是借鉴了北方草原地区青铜器的装饰手法,而后又与滇人驯养鸬鹚捕鱼的实际生活结合形成的一种地域性艺术风格。当然,其中还有较多来自巴蜀地区的文化因素。

铜鼓是云贵高原各族群普遍使用的器物,最早的铜鼓为素面,无纹饰,战国秦汉时期在滇池区域铜鼓才得到进一步发展,主要的花纹如舞人、翔鹭等题材,也都是后期铜鼓主要花纹的母题。鸬鹚、羽人、船纹、鱼虾组成的装饰造型组合是滇文化族群典型的生产、生活场景再现,在云南文山古木村、广西罗泊湾M1、广西西林普驮铜鼓墓(图七,1)等地出土的铜鼓上亦有发现,由于这些墓葬的年代大多较滇池区域晚,显然有很大可能是从滇池区域传播而来。另外,在越南地区(图七,2)也发现了许多类似题材的铜鼓,它们之间也必然存在某种文化交流现象。

六、结 语

通过对战国秦汉时期滇池区域装饰有鸬鹚形象的器物进行系统梳理,可见鸬鹚装饰虽然仅出土于少数的滇文化高等级墓葬,但有较多数量,且鸬鹚装饰造型存在显著的类别差异和形态演变。鸬鹚最早与船纹、鱼、虾等共同出现于战国晚期铜鼓上的组合题材,是古滇人开展鸬鹚捕鱼细致入微的图像记录。西汉中期大量涌出的鸬鹚衔鱼、踏蛇等题材,也使鸬鹚装饰造型具有了生殖、丰产等相关精神信仰的文化意象。从文化来源和传播的角度观之,以鸬鹚形象为核心的装饰造型的产生,当受巴蜀和北方草原地区文化因素影响较甚,但表现出独特的本土风格,并进一步传播到广西、越南等地区。在鸬鹚装饰兴盛与衰微的总体演变历程上,则与汉王朝开辟边疆,经略西南夷的历史进程具有紧密的联系。随着汉文化的逐渐深入,古滇文化典型的鸬鹚装饰造型也逐步减少,直至消失。这是深入认识云贵高原滇文化突出特色,以及其与西南地区的巴蜀和中南半岛的周边文化交流互动关系的一个重要线索。

注 释:

① 滇池区域已公布的考古报告对于这类装饰称呼不一,多称其为鱼鹰、鹈鹕、水鸟等名。鱼鹰是鸬鹚的俗称,这一点已是较为普遍的认识,如1959年出版的《中国动物图谱·鸟类》在“鸬鹚”词条下备注“鱼鹰、水老鸦”;《辞海·鸟部》“鸬鹚”词条亦称:“水老鸦、鱼鹰”;不少学者著文也将鸬鹚称为鱼鹰。有关鸬鹚定名研究可参见刘自兵:《鸬鹚的名称及几个文化史问题》,《农业考古》2012年第4期;另外鸬鹚属鹈形目,因外观与鹈鹕极为相似,所以,人们很容易将两者混淆,但值得一提的是,今天日本地区仍将鸬鹚称为鹈鹕,养鸬鹚捕鱼称为“鹈饲”,鸬鹚主人称为“鹈匠”,参见何宝庆:《日本的鱼鹰》,《野生动物学报》1987年第4期,因此,为便于行文,本文统称这类装饰为鸬鹚。

② 李春龙、江燕:《新纂云南通志》(4),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2页。

③ 俞方洁:《滇文化瘤牛形象研究》,《民族艺术》2016年第3期;胡俊:《古滇文物中“蛇”、“咬尾”、“搏斗”、“狩猎”——装饰纹样的文化符号意义》,《新美术》2006年第6期;杨勇:《论滇文化器物上的猴装饰》,《文物》2020年第7期。

④ 孙太初:《云南晋宁石寨山古遗址及墓葬》,《考古学报》1956年第1期;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59年;马德娴:《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出土铜铁器补遗》,《文物》1964年第12期;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昆明市博物馆、晋宁县文物管理所:《晋宁石寨山——第五次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9年。

⑤ 张增祺、王大道:《云南江川李家山古墓群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年第2期;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玉溪市文物管理所、江川县文化局编:《江川李家山——第二次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7年。

⑥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一批云南晋宁梁王山出土的青铜器》,《石寨山文化考古发掘报告集》(上册),科学出版社2016年。

⑦ 杨帆:《云南昆明羊甫头墓地发掘简报》,《文物》2001年第4期。

⑨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四),《考古》1997年第3期。

⑩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昆明市博物馆、官渡区博物馆编著:《昆明羊甫头墓地》(卷3),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9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