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祥涛 许明欣 管 彤

新时代“枫桥经验”是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经验。党中央对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高度重视,提出明确要求。当前,我国已经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总的看,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改革发展稳定面临不少深层次矛盾风险。防范化解各领域风险,维护国家安全,保持社会稳定,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性问题。为有效防范化解重大社会风险,必须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运用好党领导人民创造的社会治理经验,提高我国社会风险治理效能。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以新时代“枫桥经验”引领社会风险治理,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

一、加强风险治理是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一)风险治理是各国现代化过程中国家治理的重要任务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现代科技应用、工业化发展、经济全球化、社会制度转型、人与自然之间关系恶化等方面问题的暴露,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1)参见[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17页。、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2)参见[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方文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页。、尼克拉斯·卢曼(Niklas Lumann)(3)See Niklas Lumann. Risk： A Sociological Theory. New York： A.de Gruyter,1993(9).等西方学者敏锐地嗅出现代化或现代社会蕴藏的巨大风险,提出“风险社会”系列理论,为人类应对风险提供指南。美国学者塞缪尔·菲利普斯·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进一步指出,“事实上,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4)参见[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1页。随着贝克等学者所言的风险社会的到来,风险管理、风险治理成为国家、社会以及国际上重要的事务,涉及和平、发展、安全等重大领域。学术界普遍认为,随着现代化的进展,至迟从20世纪80年代起,各国就已陆续进入风险社会,我国亦在其中。

1.“风险社会”是风险成为常态的现代社会。“风险”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醒目“标签”。国际标准化组织发布的《ISO 31000：2018风险管理指南》将风险定义为“不确定性对目标的影响”,“影响是与预期结果的偏差。它可能是积极的、消极的或可能两者兼有,同时将带来或伴随着机遇与威胁。”亦即风险并不全是或总是“坏的”(“消极的”),而且其产生或伴随的“危”(危险)与“机”(机遇)、“威”(威胁)与“机”(机遇)并存;人们不仅要高度重视风险,而且要在科学认识风险的前提下,发挥主观能动性加以应对,保护和扩大积极因素,预防化解消极因素,努力化“威”(威胁)为“机”(机遇),转“危”(危险)为“安”(安全),实现预期的目标。

2.“风险社会”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必须面对的社会状态。现代化本身的“基因”决定了人类社会发展到现代化阶段,必然具有“风险社会”这一常态特性。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从总体上可分为资本主义“近代化”与社会主义“现代化”两大历史阶段。(5)参见马敏：《现代化的“中国道路”——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若干思考》,《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9期。1954年,党和国家将“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目标和任务,由此开启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此后,党和国家与时俱进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内涵与新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党的十九大对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分两个阶段推进的战略安排,即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党的二十大以两处加不同定语的“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两个“全面”(“全面建成”“全面推进”)准确、系统地阐述了我国现代化的独特内涵及其在使命任务中的重要地位。

3.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剧了“风险社会”带来的挑战。进入21世纪以来,风险社会深度发展、深刻变化。第一,科技风险。21世纪以来,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科技迅猛发展。互联网不仅深化和扩展了社会风险,而且使网络社会风险与现实社会风险高度融合、相互赋能。特别是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科技,将风险的警戒线高高“拔”起,形成高于人类安全堤坝的“风险悬河”。人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科技虽是发展的利器,但也可能成为风险的源头。第二,金融风险。肇始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全球金融危机,按下了世界经济持续繁荣的“刹车键”,使得全球经济持续低迷。金融风险、经济风险犹如在风险海洋中漂移的“水雷”,触发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风险、政治风险,并引发地缘政治危机。第三,国际政治风险。国际格局发生深刻演变,大国竞争激烈,逆全球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流涌动,主要大国之间的对立冲突上升,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引发国际政治风险。第四,网络舆情风险。网络舆情作为现实社会问题的线上延伸,若处置不当很容易演变成网络突发事件,甚至衍生“群体极化效应”和“蝴蝶效应”,导致风险放大。第五,跨界性社会风险。如新冠疫情导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重塑,加剧了许多国家的经济社会风险,风险应对引起各国国内国际发展与安全战略调整。

总之,进入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人类社会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人类再次面临何去何从的历史选择。全球风险因素与每个国家的内部风险因素之间的关联性、传导性、交融性增强。任何一个国家,不管发达国家还是正在致力于成为现代化强国的国家,都必须把科学认识风险社会的规律、系统应对国内国际各方面风险纳入国家治理全过程。

(二)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须加强风险治理

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在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的过程中,伴随快速工业化、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以及经济改革、社会转型、科技发展,各领域的风险相继出现,成为党和国家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高度重视的战略性问题。

1.中国共产党对风险治理的认识不断深化。进入新时代,我国面临严峻的国家安全形势,外部压力前所未有,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各类风险事件时有发生。党中央对风险社会规律和国内国际风险趋势特点的认识进一步深化。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出现“风险”7次,如“发展机遇和风险挑战”“各种困难和风险考验”“外部经济风险”“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廉政风险”等。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出现“风险”9次,如“各种风险”“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系统性金融风险”“安全风险”“各方面风险”等。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出现“风险”10次。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出现“风险”10次。2021年,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出现“风险”20次。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出现“风险”16次,涵盖国内国际风险,包括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环境、自然界等各方面,涉及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

2.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风险治理的重要论述为风险治理提供了根本遵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范化解风险作出系统的科学论述。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提出全党同志要增强忧患意识和风险意识,这可以视为中国共产党新时代风险治理理论的开端。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就风险治理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要求全党必须高度重视和切实防范化解各种重大风险。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主动识变应变求变,主动防范化解风险”“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战略体系、政策体系、风险监测预警体系、国家应急管理体系”“提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能力,严密防范系统性安全风险”。(6)参见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第1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范化解风险的一系列新理念、新判断、新观点,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风险治理提供了重要指引。(7)参见孔祥涛：《一以贯之增强忧患意识、防范风险挑战》,《大众日报》2020年4月7日,第7版。

3.实现党的中心任务必须加强风险治理。党的二十大宣布,“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8)参见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第1版。对于今后现代化进程中可能遭遇的风险,党中央作出清醒判断,“新的征程上,我们面临的风险考验只会越来越复杂,甚至会遇到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我们面临的各种斗争不是短期的而是长期的,将伴随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过程。”(9)参见习近平：《以史为鉴、开创未来 埋头苦干、勇毅前行》,《求知》2022年第1期。为此,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必须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全党必须坚持发扬斗争精神,坚定信心、锐意进取,主动防范化解风险。

二、党领导人民进行风险治理必须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世界各国尽管都处于风险社会,但风险治理各有其独特性。这种独特性主要取决于该国独特的现代化道路,以及该国社会制度、历史文化、发展阶段等国情。具体制度和国情不同,风险治理所走的道路也不完全相同。

(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10)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第7版。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11)参见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第1版。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人们逐渐认识到,“中国式的现代化”是符合中国国情、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的现代化;中国式的现代化只能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中国式的现代化是社会全面进步、协调发展的现代化;中国式的现代化是和平与发展时代的现代化。(12)参见马敏：《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历史演进及前瞻》,《历史研究》2021年第6期。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和对我国特殊国情的科学把握,深化了对中国式现代化特征的认识。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13)参见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第1版。总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究其实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14)参见颜晓峰：《党的百年奋斗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思想理论教育》2022年第4期。

(二)新时代风险治理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新时代国家治理的必然选择。国家治理过程中既要尊重现代国家治理的普遍规律,也要立足中国国情。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战略部署,提出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优越性充分展现。这个战略部署之所以重要且必须,在于相互关联的四个方面重大需求：顺应时代潮流,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新期待;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党中央特别强调,我国国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15)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9年11月5日,第1版。

就我国的风险治理而言,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强调,“我们面临的风险挑战之严峻前所未有”“我们要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运用制度威力应对风险挑战的冲击。”(16)参见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人民日报》2019年11月6日,第4版。这表明,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的威力进行风险治理,是新时代中国风险治理的重要遵循。风险治理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特别是国家治理制度子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原则,同样是推进风险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原则。

开展社会风险治理,必须紧紧围绕党的中心任务,深度融入中国式现代化进程,高质量服务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应对风险。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以上方面,涵盖了政治领导力量、治理主体、法治保障、治理制度等重要方面,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国特色国家治理制度的内在要求和根本特点,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同时也是确保我们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有效应对各类风险挑战的重要保障。诞生于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的新时代“枫桥经验”,天然具有上述“基因”。

三、社会风险治理需要新时代“枫桥经验”引领

社会风险治理是社会治理、风险治理的重要方面,是社会安全工作的重心,亦是国家治理的重要议题。社会风险治理的基本目标是维护正常社会秩序,保持社会大局稳定,保障人民生活安宁。社会风险治理的具体任务是评估、预防、消除、控制、减缓影响社会公共秩序和公民生命财产安全的社会因素以及其他领域和方面的因素,防止形成社会危机、发生社会安全事件,为公众的生命财产、身心健康、自由民主和自我发展提供安全保障。中国特色社会风险治理必须坚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的各种资源优势。

新时代“枫桥经验”是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资源。党中央高度重视“枫桥经验”,把它作为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的宝贵经验。党的二十大强调,“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在社会基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17)参见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人民日报》2019年11月6日,第4版。以新时代“枫桥经验”引领基层社会风险治理,不仅是党中央的重要要求,也是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有机统一。

(一)以新时代“枫桥经验”引领社会风险治理的历史逻辑

“枫桥经验”是人民的创造、历史的选择、时代的需要。纵观其发展脉络,可概括为三个历史阶段。(18)参见金伯中：《“枫桥经验”的历史性贡献与重要启示》,《公安学刊(浙江警察学院学报)》2021年第5期。这三个历史阶段充分说明,从“枫桥经验”到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历史必然性。

1.“枫桥经验”的产生源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国家治理的需要。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主要目标是充分调动一切力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1963年,浙江省诸暨县枫桥区干部群众响应国家对地、富、反、坏“四类分子”教育运动,创造了“依靠群众,通过说理斗争,就地教育改造‘四类分子’”的经验。毛泽东同志高瞻远瞩,敏锐地发现了“枫桥经验”的宝贵价值,称其精华为“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并亲笔批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这个时期的“枫桥经验”是阶级斗争背景下教育人、改造人的经验,聚焦的是微观的“基层矛盾”。其基本的内在逻辑包括两个层次：首先是做到“矛盾不上交”,确保矛盾不在层层上移中扩大和演变;其次是“就地解决”,矛盾不上交不是为了掩盖矛盾,而是现场解决矛盾,防止矛盾的发酵与激化。“枫桥经验”的产生和推广,对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发挥了重要作用。

2.“枫桥经验”的发展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基层维护社会治安和社会稳定的需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进入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期,各类社会矛盾纠纷凸显。枫桥干部群众把“枫桥经验”的应用视角进行拓展,聚焦到了维护社会治安、社会稳定方面,提出了“综合治理”的社会治安理念,创造了“四前”和“四先四早”(19)“四前”是指组织建设走在工作前,预测工作走在预防前,预防工作走在调解前,调解工作走在激化前;“四先四早”是指预警在先、苗头问题早消化,教育在先、重点对象早转化,控制在先、敏感时期早防范,调解在先、矛盾纠纷早处理。工作机制,并在全国首创“综治办”,实行政府主导和群众主体相结合,充分依靠群众维护社会治安,形成了“党政动手、依靠群众、立足预防、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的新时期“枫桥经验”。这个时期的“枫桥经验”内涵延伸至中观层面的基层社会治理场域,基本内涵包括三个维度：一是党政动手,体现党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引领作用;二是依靠群众,体现基层社会治理中充分发挥群众作用;三是防微杜渐,立足预防矛盾,而非坐等矛盾和问题发生再去解决。新时期“枫桥经验”的形成和推广,对我国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社会和谐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

3.“枫桥经验”的创新发展是新时代国家治理的需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全面加速推进。习近平总书记从治国理政的战略高度,多次指出要不断创新发展“枫桥经验”,做好基层社会治理工作。“枫桥经验”从“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发展为“坚持和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在党的领导下,充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解决群众自己的事情”,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在实践中形成了“群众唱主角、干部来引导、德法加智治、有事当地了”的新时代特征。(20)《浙江省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2023年9月28日,载新华社媒体,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78289806198101147&wfr=spider&for=pc。2023年9月19日访问。2021年,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写入《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2022年,党的二十大对在社会基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提出新要求,将其作为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重要内容。

随着时代的变迁,“枫桥经验”的理念不断创新,内涵不断丰富,重点不断调整,领域不断扩展,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不同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显示出极强的生命力和适应性。它从教育改造人的基层矛盾化解经验、维护社会稳定的基层社会治安经验上升为社会治理和国家治理的经验,体现了我国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社会治理思想,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的独特优势,充分表明我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党的执政方式和治国理政能力不断走向成熟。(21)参见金伯中、蒋国长、毛华栋：《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为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制度保障》,《公安学刊(浙江警察学院学报)》2020年第1期。总之,新时代“枫桥经验”由社会矛盾预防化解走入社会风险治理,是历史发展的结果。以新时代“枫桥经验”引领社会风险治理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二)以新时代“枫桥经验”引领社会风险治理的理论逻辑

党的创新理论是社会风险治理的理论指南。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风险治理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概括为六个方面：坚持党对风险治理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坚持重点领域风险和重大风险治理不放松,坚持源头治理、抓早抓小,坚持整体治理,防范系统性风险,坚持法治思维,不断健全风险治理的法治保障。这六个方面构成完整的逻辑体系,为开展社会风险治理提供了根本遵循。

学术界关于创新发展社会风险治理,提出了许多理论观点,主要有风险治理理论(22)参见杨雪冬：《全球化、风险社会与复合治理》,《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4年第4期。、冲突转化理论(23)参见常健、张晓燕：《冲突转化理论及其对公共领域冲突的适用性》,《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多元治理理论(24)参见熊光清：《多中心协同治理何以重要——回归治理的本义》,《党政研究》2018年第5期。、自组织理论(25)参见魏道江、康承业、李慧民：《自组织与他组织的关系及其对管理学的启示》,《系统科学学报》2014年第2期。、共生理论(26)参见袁纯清：《共生理论及其对小型经济的应用研究》(上),《改革》1998年第2期。等。这些理论基于当今人类社会的变化特别是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提出了极有价值的创新观点和非常可行的方法,为我国开展社会风险治理提供了理论参考。

国内专家学者对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精神内涵、基本要素、价值逻辑、发展路径以及对我国社会治理实践的启迪作了深入理论研究,为以新时代“枫桥经验”引领社会风险治理奠定了理论基础。蒋建森认为,新时代“枫桥经验”具有软法治理、柔性执法、调解优先、共同治理等独特优势,充分发挥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中国基层社会呈现良法善治的独特作用,在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全链条中发挥法治文明的引领作用。(27)参见蒋建森：《充分发挥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良法善治的独特作用》,2022年11月17日,载光明网,https：//theory.gmw.cn/2022-11/17/content_36167330.htm。2023年9月29日访问。钱弘道将党的领导、人民主体、多元协同、“四治融合”、矛盾化解、平安和谐作为新时代“枫桥经验”指数指标体系的6个一级指标。该指标体系概括了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基本元素：党的领导是根本保证,人民主体是价值核心,多元协同是基本格局,“四治”融合是方法模式,矛盾化解是主要特征,平安和谐是最终目标。(28)《新时代“枫桥经验”指数指标体系正式发布》,2022年1月14日,载中国新闻网,https：//www.163.com/dy/article/GTN00OIV0514R9KD.html。2023年9月29日访问。叶阿萍从法治视角提出新时代“枫桥经验”所蕴含的法治理念、思想与价值,将其归纳为“软法治理、柔性化解、源头预防、人民主体”四个维度,认为新时代“枫桥经验”推动创造了基层社会的法治范式,创新了自下而上的法治制度供给模式,丰富了当代中国社会基层的法治文化。(29)参见叶阿萍：《论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法治化进路》,《法治研究》2023年第5期。王斌通则认为,新时代“枫桥经验”是对中国传统善治文化以及乡贤治理经验的继承与革新,并将其特征概括为“三个结合”：传统的继承性与时代的创新性相结合、主体的内生性与基础的群众性相结合、意识的自觉性与行为的公益性相结合,认为其实现了特殊性与普适性、继承性与创新性的统一,可称之为新时代基层善治的典范。(30)参见王斌通：《新时代“枫桥经验”与基层善治体系创新——以新乡贤参与治理为视角》,《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王世卿等学者认为“枫桥经验”的发展历程体现了“党的领导、民意导向、预警预防、三治融和、夯实基层”的价值内涵。(31)参见王世卿、杨叶锋：《枫桥经验：历史、价值与警务模式创新实践》,《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赵蕾称“枫桥经验”不仅是东方经验的代表,也是全球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兴起的缩影,衍生出了涵盖“多元基层治理理论、纠纷预防与解决理论以及接近正义理论”三个理论的枫桥理论体系。(32)参见赵蕾：《“枫桥经验”的理论提升》,《法律适用》2018年第17期。

学术研究表明,新时代“枫桥经验”凝聚了党的创新理论中有关社会治理和风险治理的科学理念,吸收了学术界有关社会治理和风险治理的理论创新,延展和深化了风险治理理论的内在逻辑。新时代“枫桥经验”不仅符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风险治理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而且蕴藏着深厚的学术理论内涵,经过实践检验证明具有可行性、有效性、普适性。

当前,人类已经深度进入“世界风险社会”。国内外社会风险、社会安全事件表明,社会矛盾演进是有规律可循的。周海银、向涛等学者把这个规律归纳为“CRCE矛盾风险演进框架”,即“矛盾(Contradictions)—风险(Risks)—危机(Crisis)—事件(Events)”。(33)参见周海银、向涛：《以新时代“枫桥经验”引领风险治理》,《法治日报》2022年11月23日,第5版。该理论框架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社会治理与智慧社会科技支撑”重点专项“多元矛盾纠纷成因分析及疏导技术研究与应用示范”(2021YFC3300500)得到应用。社会风险的源头是多元的,其中包括社会矛盾。部分社会矛盾在一定条件下会酝酿产生社会风险;社会风险如果管理不好,会演化为社会危机;社会危机一旦被一定因素触发,会导致影响社会安全稳定的事件发生。因此,预防化解社会矛盾是进行社会风险治理的逻辑起点,更是社会安全事件应急管理的逻辑起点。而矛盾预防化解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主要特征,或者说是其基本的“看家本领”。在风险社会背景下,以新时代“枫桥经验”引领社会风险治理,从理论上讲是必然的逻辑。

(三)以新时代“枫桥经验”引领社会风险治理的实践逻辑

“枫桥经验”是党领导人民在实践中创造的一套行之有效的社会治理方案。就一般意义而言,“经验”是由实践得来的知识或技能。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实践中,创造性地创设了一条有效的制度路径,即批转地方经验,以点带面,推动全局工作。经过中央批转,地方经验得以进入国家制度体系,以独特的方式发挥其制度功能,保障了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发挥,赋予了国家制度体系以灵活性和适应性。(34)参见俞可平：《国家治理的中国特色和普遍趋势》,《公共管理评论》2019年第1期。

新时代“枫桥经验”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经验,是浙江诸暨关于社会治理的最新经验总结,是群众和基层首创精神与党和国家顶层设计的结合。它是地方性的,同时又具有普遍价值;它是历史的,同时又是开放的、与时俱进的;它是具体的做法,同时也是一种精神、导向和原则,与国家治理方向相一致。“枫桥经验”从诞生起,就是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机结合、党的领袖的指引培育与基层群众实践创造的有机结合。“枫桥经验”固有的这些特质,是它由最初党领导下基层依靠群众化解敌我矛盾的经验,经60年创新发展,升华为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经验的重要原因。

从实践上看,总结“枫桥经验”产生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可以发现“枫桥经验”有四个基本要素,即党的领导是“枫桥经验”的灵魂,群众路线是“枫桥经验”的本色,促进社会和谐是“枫桥经验”的初衷,矛盾风险管控是“枫桥经验”的底线。(35)参见孔祥涛：《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三个向度》,《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9年第12期。这四个核心要素不仅与社会风险治理的基本遵循高度一致,而且与“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防范和化解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各种风险”的目标要求逻辑融洽。以新时代“枫桥经验”引领社会风险治理是实践发展的必然逻辑。

新时代十年,党领导人民有效应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接踵而至的巨大风险挑战,书写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领域风险因素容易在社会领域交织叠加、共振转化,甚至形成复合型风险、重大风险,社会风险治理面临新挑战。在风险治理的考验中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仅有助于解决基层社会风险治理、应急管理中的若干现实“痛点”,而且有助于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在主动识变应变求变、主动防范化解风险中不断取得新胜利。同时,“风险—危机”环境既是对国家和地方治理能力的严峻考验,也是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重要机遇。在防范化解风险过程中创新运用新时代“枫桥经验”精神,必将对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四、结论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继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四个现代化”之后的“第五个现代化”,是深刻的社会进步。中国进入风险社会的客观形势,使加强风险治理成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必然要求。加强风险治理必须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总结地方治理改革创新经验,及时将优秀的地方治理创新做法上升为国家制度。诞生于浙江的“枫桥经验”是优秀的地方治理经验,是争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省的浙江对国家治理制度的重大贡献,亦是国家基层治理实践的经验结晶,是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治理的智慧法宝。以新时代“枫桥经验”引领社会风险治理,既是历史的必然、实践的需要,也是理论发展的必然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