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张之洞在督鄂期间组织翻译了军事教材《湖北武学》。该书是军事翻译史上的一部重要译著，也是晚清湖北借助翻译进行军事近代化尝试的一个典型案例。本文从译著介绍、译员挑选、文本选材、翻译模式、翻译策略等五个视角对《湖北武学》进行系统研究。研究发现，《湖北武学》的翻译过程受到赞助人张之洞及其洋务思想的影响。中德译员在翻译中采用洋译华述、洋华同译、华教独译三种模式，并运用归化、异化、摘译、加注等策略和技巧来实现翻译目的。《湖北武学》的出版丰富了中国近代陆军学术体系，对晚清湖北新兵革命与中国近代化发展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湖北武学》；军事教材；翻译；近代化

基金项目：本文系湖北省教育厅科技处指导性项目“晚清体操教材《湖北武学》编译研究”（编号：B201711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周俊博，湖北经济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翻译史、财经翻译。

两次鸦片战争惊醒了晚清“天朝上国”的迷梦，清政府随之开展洋务运动进行自救。在洋务运动晚期，湖广总督张之洞兴实业，办学堂，练新兵，希望在“中体西用”原则的指导下通过富国强兵来挽救民族危机。以德为师，成立湖北武备学堂①“以储将材”，编译《湖北武学》“以教育人才”（吴剑杰 501），就是张之洞自强求富所采取的诸多“西用”举措之一。当前，学界针对《湖北武学》的研究大多散见于有关晚清军事与体育事业发展的文献中，例如张小林（26）、王颢霖（137-138）、姚廷华（14-24）、闫俊侠（173-237）等，但是从翻译学视角的专门研究尚不充分。本文基于翻译史学研究视角，试图回答以下研究问题：《湖北武学》包括哪些译本，其文本选材有何政治考量？这些译本的译者是谁，他们在翻译中采用了什么模式、策略？其出版与传播对晚清湖北军事近代化进程有何具体影响？

一、《湖北武学》丛书编译概况

1900年，《湖北武学》由湖北官书处出版。全书图文并茂，印刷精美。封面有“督楚使者张鉴定”、“湖北武学”与“提调徐督刊”等文字，次页正中是“光绪二十六年庚子湖北官书处镌武备学堂臧版”字样。“目录”页列举了各章节标题，“总说”页载有原文本出处、中外译者以及校对人信息，如“德国武备原书”、“德国何福满/钱塘杨其昌同译②”、“海门周家禄校订”。另外在每页页边还刻有“译本”二字，部分分冊末页有复校人或绘图人姓名，如“宛平桑宣复校”、“元和王肇鋐绘图”。《湖北武学》的文字竖行排列，以文言为主，文白相间，使用小实点断句。

文献资料对《湖北武学》丛书的具体册数有着不同的记载。据笔者统计，湖北省图书馆古籍部现藏《湖北武学》丛书25种31册，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有26种32册。经反复比对，发现复旦大学多藏的一册为《湖北武备学堂章程汇编》。《湖北武学》各册书名及其译者信息请参见下表：

据《近代汉译西学书目提要（明末至1919）》记载，除湖北官书处出版了“ 武备学堂臧版” 外，其他出版机构如上海扫叶山房、上海宝善斋等还出版了《湖北武学》石印本。有些机构只出版了该书的部分分册，例如作新社出版《体操法》（五卷）1 册（张晓 165-189）。2012 年，台湾文听阁图书有限公司出版了由林庆彰等主编的《晚清四部丛刊》，该丛刊第七编第69、70、71 册分别载有《湖北武学》26 种图书中的七种。由此可见，《湖北武学》在出版百年后仍然有着强劲的生命力。另外，《湖北武学》出版后，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清政府兵部拟开兵学馆，专门索取《湖北武学》作为课本（朱琳、吴永贵 115-120）。湖北武备学堂使用《湖北武学》来培养军事将领，有效地提高了新军的身体素质、战斗实力与文化知识。因此当革命的春风吹进湖北军营，庞大的新军部队在革命思想的感召之下揭竿而起，推翻了清王朝的腐朽统治，使武昌成为首义之城（沈继成 70-78）。

二、译员挑选

《湖北武学》的翻译与出版由张之洞亲自组织、策划与鉴审。其中，翻译工作由德国教习与我国教师共同完成。如表1所示，这些德国教习包括斯忒老（Ernst von Strauch，又名斯泰老）、何福满（Friedrich Wilhelm Hoffmann）、瑞乃尔（Theodor Schnell）、福克斯（Carl Fuchs），中国教师包括冯锡庚、杨其昌、詹贵珊、闵广勋、萧诵芬、王肇鋐、蒋熙。张之洞在挑选以上译员时，非常注重他们是否具备三个基本素养：（1）熟悉军事；（2）精通双语；（3）服从管理。

湖北武备学堂所挑选的德国教习，全部从军队招聘，部分教习甚至直接来自于德国兵部。在武备学堂还未正式成立之前，张之洞就请驻德钦差大臣许景澄向德国兵部高薪延聘军官充当教习。1896年8月，德国兵部派遣上尉法勒根汉（Erich von Falkenhayn）、中尉根次（Richard Gentz）在武备学堂任教。二人到武昌不久就准备着手翻译德国军事著作。然而，在他们抵达武昌后三个月，武备学堂仍未成立，也没有给他们配备中方合作译员，因此翻译工作并未真正展开（Elisabeth Kaske 323）。在参与翻译《湖北武学》的德国教习中，炮兵中士瑞乃尔来华最早。从1870年赴中国推销军火至1896年受聘于张之洞幕府，瑞乃尔曾先后任职于山东水师、天津武备学堂、威海卫炮兵学校，具有丰富的练兵经历与炮学知识。斯忒老、何福满也是德军军官，由李鸿章的德国军事顾问汉纳根招聘来华，赴武昌任职前一直在江南自强军任教，而福克斯在1897年底来华前是德国工程部队中尉，萧诵芬、詹贵珊来鄂前也在“粤、津”军事学堂担任教官（吴剑杰 501）。长期的行伍经历，让中德教师对德国军事话语与武学知识非常熟悉，能胜任德汉军事翻译，因此成为张之洞挑选译员时最为关注的译者素养。

张之洞挑选的中德译员大都精通双语或多语。例如，瑞乃尔在来鄂之前在中国已经生活了20多年，会说中国话，英语流利，还翻译了《克虏伯海岸炮管理法》、《克虏伯电光瞄准器具图说》、《克虏卜量药涨力器具图说》等多种炮书（王颢霖 137；邹振环 33-34；白莎 241）。萧诵芬是瑞乃尔翻译《克虏卜新式陆路炮器具图说》一书的笔述，翻译经验丰富。詹贵珊（序言）在江南自强军任职期间“与德人往还研究”。蒋煦“通德文”，编撰了中国第一本德语学习工具书《德字初恍》（柯卉 123；蒋熙，《西游日记》 7）。王肇鋐留日多年，精通日语（王颢霖 138）。以上译员拥有娴熟的双语能力，张之洞把他们网罗到幕府，以翻译为武器积极实施国家治理。

张之洞希望聘任的译员性情平和，服从管理。湖北武备学堂成立后，张之洞计划让中德教师精诚合作，把课堂讲授内容“译成华文华语”（吴剑杰 501）。但是由于法勒根汉“性情偏激，不易调驯”，甚至“屡次杠帮，揽权生事”（513），从而导致中德教师的初期合作深受影响。有了法勒根汉的前车之鉴，张之洞在德国教习的后续招募中要求应聘者“ 精练平和”，强调“ 不必再托德兵部选派”，而是“ 祈托克厂或他友荐举”（陈山榜 164）。何福满当时在武昌护军营担任教习，因为“ 文理较好”“ 安心耐烦”，于是被求贤若渴的张之洞调派到武备学堂兼任教务并汉译德书（戴海滨 349；陈山榜140-157）。何福满翻译了《湖北武学》25 种武备图书中的14 种，这足以证明译员精炼平和、服从管理是《湖北武学》高效翻译的重要保障。

三、文本选材

翻译过程涉及多种选择，每一次翻译行为及其参与者所做出的种种选择都有其内在的目的性（范祥涛、刘全福 25），晚清西书汉译的文本选材也不例外。《湖北武学》的原文文本来源于德、日两国，尤以德国为主，其文本选择受到了当时湖北乃至中国甚至亚欧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以德、日为师，进而强兵富国是《湖北武学》文本选择的根本原因。早在19 世纪60 年代，清政府强军主要师从英法（张瑞安 118）。普法战争（1870.7-1871.5）结束后，德国迅速崛起为一流军事强国，其陆军战斗力强大，火炮装备精良，清廷大量从德国购买武器（崔国才等 84）。甲午惨败，“ 三十年海防建设功亏一篑，清政府被迫再次选择重陆轻海的国防政策”（张瑞嵘、龙心刚 31）。从效仿德国陆军建制，操练德国军操，到聘请德国军事与学堂教习，翻译德国军事著作，晚清师德军事教育蔚然成风。《湖北武学》的原文文本几乎全部选自德国，有“ 谭发勒原本”“ 梅开尔撰” 本、“ 库司孟撰”本以及其他德国“ 武备原本” 或“ 武备原书”。它们的选择受到晚清师德教育思想的驱动，顺应了当时强军富国的时代需求。另外，甲午战争后，德国强占胶州湾，日本则采取积极对华政策，以援助为借口参与中国军事近代化转型。再加上清廷地方大员期待速成西學，于是将学习目标从德国转向日本。在此思想指导下，赴日留学，翻译日书，取法日本在全国范围内逐渐大规模展开。《普通体操摘要》是《湖北武学》丛书中唯一一本译自日本的图书，标记有“ 日本师范学校原本”“ 日本中学校师范学校生徒教授体操之用” 等字样。虽然只有一本，但它却是一个显著的风向标，昭示着清廷从“ 以德为师” 向“ 以日为师” 的转变。

聚焦武备，服务湖北武备学堂军事人才的培养。张之洞主要通过驻外使节，如华盛顿的伍廷芳、伦敦的罗丰禄、柏林的吕海寰、许景澄等，来帮忙选购西书原本。起初，他选择西书并无特定的领域偏好，农业、商务、矿务、天文、地理、军事等“ 不拘何门”，只要“ 切中国实用者”，都统统“ 选购备译”（吴剑杰 511）。随后，他计划将“ 英、美、德陆师、水师大学堂章程及所有读本”，除语言文字图书外，全部购买寄回湖北，“ 以便译为武备学堂之用”。另外，张之洞还希望把“ 美国军营官书二十七种” 翻译出来让新军使用（577-585）。湖北武备学堂成立后，张之洞在武备文本的选材上不再左顾右盼，而是选择德国原本，再借助中德教习之力译出《湖北武学》，以供武备学堂培养军事人才使用。

《湖北武学》对德国陆军学术进行了较为系统的介绍，内容涉及体操、测绘、帐篷、打靶、地势、炮台、修路、沟垒、营垒、侦探、造桥、电报，以及步队、马队、炮队战法等军事理论知识。与甲午战争前翻译的武备西书相比，该书“讲武器装备和操练的减少了，讲战术和军事工程的增加了”，还引进了军事交通、通信、管理、地形学等新内容，从而使“中国近代陆军学术体系渐趋完善”（皮明勇 39-40）。《湖北武学》的文本选材表明，甲午海战后，对德军事翻译已经摆脱单一追求“坚船利炮”、学习西洋表层器物文化的影响，由大规模翻译德国先进武器类书籍转向大规模编译德国军事学理论著作（孙立峰 59），标志着对德国军事著作的翻译达到了高潮。

四、翻译模式

“洋译华述”是明清之际外国传教士与中国士大夫合作翻译西学著作的主要模式，也是《湖北武学》翻译的主要方法。当时，外国传教士的汉语水平不高，中国也无人熟练掌握西洋文字，于是由外国传教士口译，中国人笔述，最后再由传教士和中国学者反复校订润色，再定稿刊印（王银泉 109）。詹贵珊（序言）在翻译《沟垒图说》时说：“福君乃采摘彼国善法，次第告语，贵珊随时笔而述之，荟萃成帙，名曰沟垒图说。”在此，“次第告语”与“笔而述之”讲的就是“洋译”与“华述”的翻译方法。“洋译华述”在翻译《湖北武学》时有三种表现形式。

（一）洋译华述。即德国教习口译，中国教师笔述。这种方式只在三本武备西书汉译中使用。一是《快枪打靶通法》，由斯忒老口译，萧诵芬笔述；另外两本是《快枪图说》、《体操法》（卷一），由瑞乃尔口译，萧诵芬笔述。

（二）洋华同译。“洋华同译”是《湖北武学》翻译的主要方式。《湖北武学》一共有32册，其中就有25册采取了这种翻译模式。在此，“同译”究竟是指一个人译一部分，两人各译各的，还是指每句一起讨论，直至译完全书，这还有待进一步考证。“洋华同译”在《湖北武学》西书汉译中存在两种形式，即有笔述与无笔述。“何福满、杨其昌同译”是有笔述的代表。“斯忒老、蒋煦同译”是无笔述的代表。洋华同译，无需笔述，表明担任同译的中国教师不但德语能力较强，中文功底也非常了得，因此兼任了笔述的工作。

（三）华教独译。即由中国人单独翻译，如《步队战法》的上卷，就是由蒋煦独立完成，没有德国教习参与。《普通体操摘要》也是由王肇鋐单独译出。需要指出的是，在翻译《湖北武学》时，部分译员充当了多重角色，如蒋煦既做译员，也担任笔述，还在翻译《快枪打靶通法》时做校对工作。王肇鋐在担任翻译时，也替《快枪打靶通法》一书绘图。

五、翻译策略

中德译员在翻译《湖北武学》时采取了诸多翻译策略与技巧，例如摘译、加注、归化、异化，等等。这些策略和技巧的运用与当时翻译该书的目的息息相关，同时也体现了晚清西书汉译活动的救亡图存、经世济民的属性。

（一）摘译。例如《普通体操摘要》的“ 凡例” 指出，原书共有十七章，仅摘译了其中八章。斯忒老（序言）为探索研求“ 实在之法”，在翻译时“ 不揣冒昧”，敢于“ 删繁就简”，译出《护队辑要》。另外，《沟垒图说》四卷的“ 总说” 页面都标记有“ 德国福克斯选译” 字样。这些都表明，中外教习在翻译《湖北武学》的过程中，根据中国现实需要对所译文本内容进行了摘选。

（二）加注。在《湖北武学》正文文本中，加注随处可见，其作用是为了解释相关术语、补充关联知识或增加背景信息。例如在句子“ 第三层铺碎石之块，约大三生的（即核桃块）” 中（佚名 14），“ 生的” 是德语Zentimeter（厘米）前半部分（zenti-）的音译词，为方便武备学堂学生对“ 三生的” 的尺寸有个形象化了解，在此予以加注，表示所铺碎石有核桃那么大。而句子“ 如乎地有水阻隔，敌必造桥以渡，我必设法轰毁其桥（轰毁桥路等法均详于雷火说略）” 中的加注（31），则主要是为了补充相关信息。《湖北武学》中的加注文字长短不一，长的多达百余字，短的只有数语。为了和正文区分，加注的文字线条纤细，字体稍小。

（三）归化与异化。为方便中国学生理解，中外教习在翻译《湖北武学》时，对原文文本中的地名、数字等内容进行了归化处理。例如在句子“ 或下木椿如丙，椿上加用横木如乙” 中使用“ 甲乙丙丁” 等天干地支符号。在标识图表中的地点位置时，也大量使用诸如“ 张家村、赵家村、王家村” 等中式地名。另外还使用八旗和绿营兵制术语来解释德国军制，例如“ 按德国部队之制，……，四营为一旗，三旗为一镇，两镇为一标，两标为一翼，两翼为一军”（19）。需要指出的是，异化表达也是《湖北武学》文本的显著特征，如上文所提及的“ 生的”，以及密达（Meter，米）、啟罗（Kilo，公斤）等度量衡单位，就是由德语直接音译而来。异化表达虽然给文本带来了异质文化，但也给武备学堂学生的文本理解带来困难。

（四）添加序言。《湖北武学》丛书共包含序言13 篇。这些序言有些由中方译员撰写，有些由德国教习撰写，其内容各异，功用多元。例如，蒋熙（序言）作序指出自己翻译《步队战法》的目的就是为了“ 取泰西成法而讲习讨论之”，使中国“ 转弱为强，一雪从前积耻”。斯忒老译完该书后另作一序，说希望所译之书能够帮助武备学堂学生练胆气与见识，帮助中國化解干戈，巩固邦交。在《沟垒图说》（卷一）中，詹贵珊（序言）阐述了自己忠实于原文的翻译标准，即“ 至篇中字句，间有未晰，则以福君所译原书，语意如斯。” 对此，何福满（ 序言） 也认为要“ 照本国武备原本，……，斟酌至再，且以华德两文精心互校”，以便实现译文与原文的“ 密合”。

《湖北武学》是晚清湖北借助翻译所进行的一次军事近代化尝试。该书的翻译过程充满曲折。所有译员都是由张之洞在海内外精挑细选而得。这些译员心怀拯时救世、经世济民的精神，希望通过翻译来启迪民智，培养将材，富国强兵。《湖北武学》的文本选择受到张之洞的操控，也受到彼时亚欧时局的影响。洋译华述是《湖北武学》翻译的主要方法，并在具体翻译过程中呈现出三种不同模式。中外教习使用不同的翻译策略去克服中西文化差异，现实翻译目的。《湖北武学》为湖北武备学堂的授课提供了教材保障，其出版与发行丰富了中国近代陆军学术体系，对晚清湖北新兵革命与中国近代化发展也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