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树勋改革与西双版纳的近代化

2017-02-22肖志云

文教资料 2016年26期

肖志云

摘要：西双版纳傣族社会封建领主制占据主导地位，近代化进程较为缓慢，柯树勋进入后提出治边十二条和十三章程。以往的研究对柯树勋的评价不高，并且抓住柯树勋个人生活习惯等方面的缺点不放，影响对柯树勋的客观判断。文章从经济和思想文化两方面探讨柯树勋这些措施对西双版纳傣族社会近代化发展的贡献和其局限性，希图对柯树勋进行客观全面的认识。

关键词：柯树勋西双版纳近代化

柯树勋（1862—1926）广西柳州府人，1910年率军平定西双版纳勐遮土司兵乱，后任思茅厅同知。普思沿边行政总局成立后，他在任职的十余年中功绩显著，加强了边疆与内地的联系。关于柯树勋的研究目前还比较少，主要是他的个人传记和进入西双版纳前后的简要概述。比如侯祖荣《柯树勋传》、朱德普《柯树勋与西双版纳》、刀学兴《柯树勋统治西双版纳的经过》、孙天霖《柯树勋治理普思沿边少数民族地区始末》。这些内容或者对柯树勋的治理措施持否定态度，或者仅仅是对柯树勋治理经过的简要描述，缺乏深入的探讨。云南大学王志芬硕士论文《柯树勋与普思沿边开发》对柯树勋的评价比较全面，从政治治理、经济开发、民族关系、文化教育、国土保护几个方面揭示柯树勋治理措施的成效和存在的局限。本文从近代化的角度分析柯树勋的功过，抓住少数民族地区近代化发展区别于沿海和内地的独特性，探讨少数民族地区近代以来的发展历程。

一、西双版纳傣族社会经济的近代化

（一）西双版纳封建领主制经济

1.土地占有情况和阶级构成

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差异，西双版纳的封建领主经济较之德宏、景谷等其他傣族聚居区保存比较完整。最高统治者称为召片领，召片领之下有召勐、家臣属官分封土地，但是召勐和家臣属官并无土地私有权，分封土地不过是统治阶级内部瓜分地租的表现，最高所有者或唯一所有者则是召片领[1]6。领主经营土地是把大土地所有制和小农经济结合起来，原来村社集体所有的土地被封建领主强占，但封建领主仍以“集体所有”形式，通过农村公社的外壳，把土地分配给农民[1]7，保留原有土地使用制度。农民地段土地占有形式有寨公田、家族田和部分私田，领主直接经营的土地主要有宣慰田、土司田、波朗田和头人田。领主阶级主要有孟和翁，农奴阶级主要有负担非农业性专业劳役的滚很召、负担农业性劳役的傣勐和作为贵族后裔的召庄。

2.优先发展的农业经济

通过分析西双版纳地区封建领主制经济的基本情况，我们对柯树勋进入前该地区的经济状况有一定了解。新中国成立前西双版纳傣族社会中农业是生产的主要部门，手工业与农业密切结合，商品交换不十分发达，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傣族社会经济的显著特点[2]152。西双版纳农业的发展得益于水利灌溉事业和“原始互助”的习俗。在西双版纳，很早就有相当完整的水利组织和灌溉系统，上自召片领和各勐的官署中，下至各个火西和村社中，关于修理沟渠和分水灌田，都有严密的制度和专管人员[3]235。但庾恩旸在巡视思茅地区时认为“思茅出产以花茶为大宗，贫贱之家倚此为生活者甚众……于农业反漠然视之，已成一种习惯……亟宜设坝建闸，造堰筑塘……”[4]12，可见随着社会的历史变迁，傣族地区水利事业需要重振，农业经济亟待升级。

柯树勋认识到封建领主制下农业经济发展的必要性，他针对农业发展的措施主要是屯垦，在十三章程中的“垦殖”条规定：“应由各委员督饬土弁、叭目，召集汉民，认真垦辟。各相土宜，推广种植，并兴办水利，修理道路，开辟市场，以便交通而收地利。”[5]175西双版纳地广人稀，土地荒芜现象严重，封建领主制经济保留比较完整，柯树勋招徕汉民，寓兵于农，依靠外来力量逐渐瓦解西双版纳地区的封建领主制。柯树勋将普防国民军数营裁汰的一百多人派去屯垦，“仅及年余，已各娶有家室，所建房屋及垦辟地土甚多”[4]7。由此可见，柯树勋屯垦的措施取得一定成效，这对于促进西双版纳地区由封建领主制向封建地主制过渡起到极大的作用，农业生产力得到发展，也为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物质基础。

（二）西双版纳工商业的发展变化

1.西双版纳工商业的落后境况及原因

西双版纳傣族的手工业基本上没有从农业生产中分离出来，作为农业的副业常见的有纺织、榨糖、酿酒、制醋、造纸以及铁工、竹工、陶工等十余种[2]157。傣族社会中没有专职的手工业者和商人，土司头人转运食盐、茶叶、樟脑等不算纯粹的商业经营，何况转运队伍还有严格的礼仪规范限制（赴盐井运盐的经商牛队受宣慰土司严格规定，途中还有敬神事务等[6]46-47），农村中有称为“街子”的定期交易集市，这类集市交换尚处于简单商品交换阶段，在个别地区还保留有以物易物的现象，而且商品交换是以农副业产品为主，但这些农副产品并不是以商品生产为主要目的。

傣族封建领主制经济下，人民承受的负担沉重，在赋税和劳役压榨中艰苦度日的傣族农民很难放开手脚从事工商业，只能是承袭着世代恪守的自然经济体系默默耕耘。其实西双版纳地区很早就有汉族商人往来，但商业剥削和高利貸剥削随同外来的汉族商人一起来到西双版纳[7]59。汉族商贩与政府官员、土司头人相互勾结，低价收购茶叶，转运谋取暴利。除了汉族商人的巧取豪夺，近代以来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产生很大的破坏作用。1908年以来帝国主义全部或部分套购景洪、勐海、勐遮所产的樟脑、紫梗。英国侵占缅甸后，普洱茶的贸易中心逐渐由普洱移到勐海，英商利用汽车把从勐海茶厂驮运来的普洱茶运到仰光，然后再转运到西藏。这就改变了普洱茶的运销路线，损害了我国边疆各族人民的经济利益和边疆与内地的商业联系[2]126。加之滇南地区地势崎岖，交通不便，庾恩旸巡阅时还在强调征捐修大道和桥梁以改善交通，便利商旅[4]12。以上内外多方面的原因造成了西双版纳地区工商业发展迟缓，所以柯树勋进入后为了振兴经济，提出了多项促进工商业发展的措施。

2.柯树勋促进工商业的措施

减轻税役负担方面，柯树勋治边十二条陈中“筹款”条规定：“从轻征输，不事重剥……除头目赤贫免征外，每户年征二元……禁革旧有一切苛派……”[8]92十三章程中“折工”条规定：“故再酌定每工一天，准折现银二角。一年两工，每户折银四角，随同门户捐上纳，缴解总局，由本局长另招工程队代做。其余土司旧有夫役杂派，永远革除。”“税银”条规定：“地方土产，以及牲汤各税，暂行停止，以苏民困。其渡口船税，按照旧规减轻，体恤商艰。”[5]175柯树勋的税制改革争议较大，他任期内门户捐的规定确实对统一征税额度、避免土司头人杂税有贡献。前文提到人民驱逐勐龙土司，柯树勋派兵瓦解抗暴队伍，迫于人民威慑减免一定官租。但是柯树勋死后其施政措施基本被废除，比如1934年刀栋新上任勐罕伊始就巧立名目，包括迎接土司的拴线钱和购买御马、枪支在内全勐百姓就要负担30500元，另外还有108种杂税[9]87。所以柯树勋税制改革对减免人民负担的有效期比较短，但在一定程度上使农民从繁重杂乱的税役中解脱出来，有更多的精力从事工商业。

改善交通和保护商旅方面，柯树勋治边十二条陈中“通商”条规定：“今拟勘定路线，开通沟渠修桥造船，安设旅店，以通商贩，而利夫足。拟于事定兴修，如关坪坡。今年起盖兵房十一间，派兵驻防，往来商贩夫足有所栖止，且得兵为保护，不觉征途之苦，咸称便焉。”[8]95西双版纳交通闭塞是其封建领主制保存完整的重要原因，柯树勋为改善交通切实地付诸行动。前后历经十年时间，将思茅直达景洪约三百华里的人马通行大路修通了。商人得以直接从思茅、普洱深入西双版纳地区采购茶叶，茶叶贸易的兴盛带动车里、佛海发展成滇南商贸重镇[10]43-44。门户捐的征收为修筑道路筹集了一些经费，但是由于总体经费的短缺（门户捐汉土平分）和修路周期较长的原因，柯树勋任内修筑的道路有限，不能满足西双版纳境内的全部需求。总之，柯树勋确实通过实际行动，利用有限的经费，在修路一项上基本达到最初的设想。

货币和实业推广方面，柯树勋治边十二条陈中“国币”条规定：“拟请转令造币局，借拨单双铜元各十万枚，单双银毫各二万角，并同兵饷银元分布各猛行用，永禁锅片低银，并免英法银元铜元掺入。利权外溢，俟民国币制划一，将锅片全行易回化净可期，一手缴还借款，不致延欠，如此银元不足，辅以银毫，不足辅以铜元。”[8]94柯树勋意图实现货币的统一，进一步促进与内地的互通有无，还竭力保护民族金融，防止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在“实业”条中规定：“拟添募各种工匠，分往各猛，认真教习一切制造，逐渐推广实业，俾免利源外溢，数年而后其发达必有可观”[8]94。柯树勋这一措施实施与否并不知晓，但其对制造工业的重视值得肯定。在西双版纳封建经济中，制茶和熬盐是主要的手工业作坊。但是无论制茶还是熬盐，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都具有明显的封建和半封建经济的特点[11]301。由此可以看出柯树勋直接促进工商实业的措施收效甚微，他在短时间内很难触动封建经济根基，工商资本家和封建势力相互勾结，其剥削性和落后性暴露无遗，而我们希求看到的近代化的资本主义工商企业还未曾出现，但我们不应该抹杀柯树勋为促发近代工商业所做的努力，即使这种努力包含柯树勋自身的阶级局限性。

保护民族经济方面，柯树勋治边十二条陈和十三章程中有关于对外交涉和组练民兵的构想，这是柯树勋为防卫边疆，应对帝国主义侵略所做的努力，但当时的中国在大环境上依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要真正实现保护民族经济的愿望，柯树勋恐怕是无能为力的。

二、西双版纳傣族社会思想文化的近代化

（一）西双版纳傣族教育的发展变化

柯树勋在十三章程中“学堂”条认为“子弟仅入缅寺，学和尚，读缅书，全不懂汉语汉文;将来出身办事，诸多隔阂”[5]75。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佛寺教育在傣族人民文化教育方面所处的重要地位。傣族的教育和佛教合二为一，男孩子七八岁就要去寺里通过诵读经书学习傣文，称为“科永”，年满二十可以升为比丘继续深造，还俗者就成为傣族社会中的知识分子。傣族社会虽然有自己的文字但是长时期没能设立学校，在清朝科举制度下，傣族社会私塾得到发展。1892年后，倚帮、易武设私塾一所[9]349，但是私塾教育“教授无术，学科不全”[4]19，庾恩旸在巡阅时针对遍布各地的私塾发出改良的呼声。

西双版纳汉文学校的创立是在柯树勋进入以后，十二条陈中“学堂”条规定：“现于车里建设学堂一所，收听颕子弟三四十人入堂诵习汉字。如简易识字，教法藉通语言，随字讲解，用土音翻译，半年来稍著成效，将来经费充裕，每猛各设一堂，俾教育普及，开其知识，化其狉（犬泰）。”[8]95但是车里的汉文学校使用的只是简易识字课本，不能视为正式的国民学校，省款的拨付受到时局的影响时断时续，加上师资力量的缺乏，学校经常面临停办的境况，得不到延续性的发展。庾恩旸在巡视时还发现联合中学的设立较为缺乏，不利于小学毕业升阶，学校教育体系不完善[4]17。柯树勋在车里设立学校的初衷达到，这开启车里汉文教育的新时代，对于促进民族之间的交流起到作用。柯树勋在其他各勐设立学堂的构想恐怕会因为经费的不足，难以顺利开展。

1927年县国民政府成立后，实施强迫教育，县长指令傣族行政机构收学费，并征送入学儿童[12]125。这种强制性的做法引起傣族人民的不满，更排斥接受汉文学校的教育。柯树勋并没有采取强制教育的措施，而是遵循民族融合的规律，利用柔和手段促进汉文化的传播。总之，柯树勋兴办学校开启西双版纳傣族社会接受汉文教育的新时代，在土司头人排斥、经费不足的恶劣条件下，动摇傣族人民守旧的思想文化堡壘。

（二）西双版纳傣族思想观念的发展变化

柯树勋在十三章程中“婚姻”条规定：“沿边十二版纳，现既分区行政，无论汉民夷族，均须平等看待，亲若同胞，不得稍涉歧视。宦兵人民，并准互相婚姻。”[5]175“守法”条规定：“各勐夷民，务须遵守法律。倘有犯法非为，则汉官汉民一体治罪;但汉官弁兵，不得无故辱骂殴打。”[5]176柯树勋只是针对民族融合方面，提出汉夷相互通婚，并将西双版纳纳入中央法律体系之内，而对于傣族社会本身封建性浓厚的婚姻等级制度和法权体系并未有所触及。所以说柯树勋对于促进傣族社会近代民主和法治观念的形成起到的作用都是表面上的，傣族人民民主法治观念淡薄的境况改善不大。柯树勋还对傣族人民披发文身的习俗进行引导，使其和汉人无异，养成文明的风俗习惯，但是从保持民族特色风俗的角度看，柯树勋的做法不一定是必要的。

三、柯树勋治理西双版纳的历史评价

西雙版纳地区有着比其他内陆地区更严重的封闭性，但是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对边疆地区的侵略又使其受到近代化的强烈冲击，所以其近代化的发展具有特殊性。其实无论是沿海、中部还是边疆地区，近代化发展过程中都会出现一种现象，即“意向性的追求甚于实际性的建设，明显的二元结构，过多的冲突存在，缺乏平衡性，摇摆度过大等”[13]。利用这种二元结构，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柯树勋治理西双版纳的政策措施。柯树勋的十二条陈和十三章程其目的性都是可取的，但因为自身和社会环境的局限性，在实际建设中的效果没有很好地达到最初的构想，所以我们应该肯定柯树勋为西双版纳傣族社会工业化、民主化发展所做的努力，不必苛求西双版纳出现多少近代化的工商企业和民主机构。潘先林在分析彝族社会近代化进程时，强调“将着眼点放在百余年中滇川黔边区的彝族人民在近代化潮流的影响下朝向资本主义工业化、民主化的种种努力及与此相关的观念转换、习俗变迁、文化进步、经济发展和民族团结”[14]53。这样我们才能摒弃窠臼，重新认识柯树勋，研究他的治边政策才有历史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高立士.西双版纳傣族的历史与文化.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2.

[2]傣族简史编写组：傣族简史（修订本）.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

[3]马曜，缪鸾和.西双版纳份地制与西周井田制比较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

[4]庾恩旸.云南普防巡阅管见录.云南大学图书馆藏，1915.

[5]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编辑委员会，编.西双版纳傣族社会综合调查（一）.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

[6]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编辑委员会，编.傣族社会历史调查·西双版纳三（修订本）.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

[7]陈翰笙.解放前西双版纳土地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8]柯树勋.普思沿边志略.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

[9]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概况编写组，编.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概况（修订本）.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

[10]王志芬.柯树勋与普思沿边开发.云南大学，1999.

[11]宋恩常.西双版纳傣族封建社会的手工业和集市贸易，云南少数民族研究文集.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