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永佳

埃德蒙·利奇爵士(Sir Edmund Leach, 1910—1989)曾在《社会人类学》(SocialAnthropology, 1982)里说，人类学者最好不要研究自己的社会，看似容易，实则更难。至少，初学者不要研究本土文化。(1)Edmund Leach, Social Anthropology.London:Fontana Press, 1982, p.123.他说，中国有四位人类学家出版过本土人类学著作，都不算很成功。林耀华的《金翼》和杨懋春的《山东台头》，不像小说也不像民族志，许烺光的《祖荫下》连民族都弄错了，只有费孝通的《江村经济》“算得上例外”。(2)Edmund Leach, Social Anthropology.London:Fontana Press, 1982, pp.123-126.这四位中国人类学先驱中有两位成为人类学重建时代的引领人，因此，这段评述在中国人类学界的影响很大。但据我所知，只有费孝通对利奇做了回应，而且不止一次。实际上，费先生晚年的思考，有相当一部分是通过对利奇的直接或间接回应表述的。因此，有必要从这段公案出发，探索费孝通晚年的某些重要的、有待继承的学术主张。为了方便论述，我建议称这段公案为“利费之辩”。

有关“利费之辩”的讨论已经有很多了(3)参见王铭铭：《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三联书店，1997年；刘豪兴：《费孝通的学术价值观》，《江苏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沈关宝：《从学以致用、文野之别到文化自觉——费孝通老师的文化功能论》，《社会》2006年第2期；李建新：《从费孝通学术研究被质疑谈起》，《魁阁》2020年第1期；周飞舟：《将心比心：论中国社会学的田野调查》，《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12期；等等。，但是我觉得意犹未尽。首先，以往的学者并没有重视利奇本人的文本，大多仅以费先生的转述为准，这导致原文中某些主张未能得到伸张。例如，利奇主张研究他人的理由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