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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末益都府战事探微

2023-01-21邵京涛

孙子研究 2022年5期
关键词:金朝宋史中华书局

邵京涛

金代,益都府地方数千里,境内豪杰辈出、士马强富,“形势足以控制四方”〔1〕。此外,益都府作为山东东、西两路之间的军事重镇,地形地势极为险要,实为兵家必争之地。迨至金朝末年,由于蒙古军对山东等地的大肆侵略,使得金朝“在当地的统治突然虚弱,反金武装随之兴起”〔2〕,遂致遍地烽火狼烟。其后,南宋、金朝、蒙古以及李全等多方势力对益都府的争夺,使得其军事战略地位显得尤为突出。

一、蒙金征战中的益都府局势

金朝末年,山东地区是金朝势力范围中最为薄弱的一环,其形势亦最为复杂。至金宣宗贞祐元年(1213),蒙古兵围中都,进而分兵侵略山东、河北、河东州郡,“山东盗贼群起,金势益不能支”〔3〕。是年秋,蒙古兵分三路南下。其中成吉思汗与皇子拖雷为中军,攻取雄、霸、滨、棣、济南、益都等二十八郡〔4〕,两河、山东数千里之地,城郭皆为废墟。此外,据《金史·宣宗本纪》记载,贞祐二年(1214)春正月乙酉,“大元兵徇益都府”〔5〕。由此可知,到蒙古军队南侵攻至山东地界,时间已经到了次年的春天。由于益都府为蒙古军所攻陷,从而打破了金朝在山东东路的强力统治〔6〕。

伴随着金王朝在山东区域范围内的统治权力出现真空,大规模的红袄军起义突然爆发。此后,“河北残破,干戈相寻,其党往往复相困结,所在寇掠,皆衣红纳袄以相识别”〔7〕,时人目为“红袄贼”。其中,较为典型的代表有杨安儿、李全等起义军首领。杨安儿,即杨安国。卫绍王大安三年(1211)十一月,杨安儿在益都府地区起兵叛乱。据《金史·仆散安贞传》记载:“初,益都县人杨安国自少无赖,以鬻鞍材为业,市人呼为‘杨鞍儿’,遂自名杨安儿。泰和伐宋,山东无赖往往相聚剽掠,诏州郡招捕之。安儿降,隶诸军,累官刺史、防御使。大安三年(1211),招铁瓦敢战军得千余人,以唐括合打为都统,安儿为副统,戍边。至鸡鸣山不进。”〔8〕而后,杨安儿亡归山东,与张汝楫聚党攻劫州县,杀掠官民,山东大扰。至贞祐二年(1214),金宣宗南渡黄河,迁都于汴(今河南开封)。成吉思汗以金朝毁约为借口,再度兴兵南下。迨至次年五月,“大元兵破中都”〔9〕,完颜承晖自杀殉国,“两河多入于蒙古”〔10〕。其后,国蹙民困,军旅不息,“赋敛益横,遣民保岩(砦)阻思乱”〔11〕,金王朝的统治已经日薄西山。伴随着蒙古军队的不断南侵和寇掠,“两河、山东数千里之地,城郭尽为废墟,惟大名、真定、青(益都府)、郓、邳、海、沃、顺、通州有兵坚守,未能破”〔12〕。从金宣宗贞祐元年(1213)十一月至贞祐二年(1214)正月,蒙古军队凡破九十余郡,其所过之处无不残灭,致使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加之连岁困于饥馑,“武夫悍卒倚国威以为重,……兵日益骄,民日益困,养成痈疽,计日而溃”〔13〕。蒙古退兵以后,杨安儿即率领红袄军迫近益都。金朝方面此时开始集中力量镇压红袄军起义,山东路统军使仆散安贞败杨安儿于益都府城东,暂时保住山东东路的中心城市(即路治所在)。随后,杨安儿带领残部奔向莱阳,“莱州徐汝贤以城降安儿,贼势复振。……安儿遂僭号,置官属,改元天顺”〔14〕。不过,其所建立的天顺政权仅仅存在不到三年就覆灭了。《宋史·李全传》载:“大元兵退,金乃遣完颜霆为山东行省,黄掴为经历官,将花帽军三千讨之,败安儿于兰阑滴水,断其南路。安儿轻舸走即墨,金人募其头千金,舟人斩以献”〔15〕。杨安儿所建立的天顺政权虽然存在的时间较短,但是却使金朝在山东地区的统治受到了沉重打击。山东境内的红袄军起义,犹如星星之火,已成烈火燎原之势。

此外,活动于金朝益都府地区的地方武装力量还有李全所部。李全,淄州人,同产兄弟三人,“以贩牛马来青州(益都府),有北永州牛客张介引至涟水。时金国多盗,道梗难行,财本浸耗,遂投充涟水尉司弓卒”〔16〕。李全弓马娴熟,且“能运铁枪,时号‘李铁枪’”,“遂挟其徒横行淄、青间,出没抄掠”。在蒙古军队寇掠山东之时,李全的母亲和长兄皆为乱兵所杀害。其后,至金宣宗贞祐二年(1214)十二月,李全率众揭竿而起,与其仲兄李福聚众数千人,武装反抗金朝的黑暗统治,“钞掠山东,刘庆福、国安用、郑衍德、田四、于洋、于潭等皆附之”〔17〕。在天顺政权建立的同时,李全亦率军攻略临朐县,扼穆陵关天险,欲取益都。随后,李全又与杨安儿之妹杨妙真结为夫妻。《齐东野语》云淄、青界内有杨家堡〔18〕,“堡主曰杨安儿,有力强勇,一堡所服。……有妹曰小姐姐(或云其女,其后称姑姑),年可二十,膂力过人,能马上运双刀,所向披靡。……翌日再战,全佯北,杨逐之,伏者出,以刀钩止,大呼,全回马挟之以去。安儿乃领众备牛酒,迎归成姻”〔19〕。而后,李全遂还益都,自此名闻南北。杨安儿兵败身死后,其红袄军势力全部为李全所承袭。此后,李全所部便成了与金朝相抗衡的红袄军主力。

二、金宋绝好构兵,益都府纳入宋境

自蒙金交恶以来,金朝与南宋之间的关系也变得十分微妙。金朝“遭蒙古之侵略,土地日削”〔20〕。待到两河之地俱陷于蒙古以后,金朝疆土日蹙,国势益衰,只能聚兵一隅以防之。而与此同时,西夏亦趁金朝国内政局动荡之机,“始叛金与开兵衅”〔21〕,派兵袭掠金朝的边境地区。金朝统治者在进退维谷的情况之下,只能“北保真定,东阻河,西阻潼关以自守”〔22〕。贞祐二年(1214)五月,因“河北残破”之故,金宣宗被迫南迁至汴京,避乱于河南境内,使得金朝境内的抗蒙形势急转直下。适值南宋朝廷又罢其岁币,金宣宗便采纳了王世安所献“攻取盱眙、楚州策”,决定南侵宋朝“以广疆土”〔23〕。于是,到兴定元年(1217)四月,金宣宗在腹背受敌的严峻形势之下,发动了对南宋的侵略战争。他“遣元帅左都监乌古论庆寿、鉴枢密院事完颜赛不经略南边,寻复下诏罢兵,然自是与宋绝矣”。然其所带来的影响,正如任崇岳先生所论:“蒙金交恶以来,金朝西启夏侮,南开宋衅,兵力既分,功不补患。”〔24〕此后,宋、金双方便连年构兵,“两国皆困惫,蒙古益得乘其弊矣”。金宣宗“与宋绝好连兵”之举,直接将南宋推到敌对的蒙古阵营那一方,而其“复与西夏开衅,不能专力以御蒙古”〔25〕,严重削弱了金朝抗击蒙古的外部力量,从而亦极大地加快了金朝灭亡的进程〔26〕。

宋金构兵以后,南宋朝廷便开始积极招徕北方归正的起义军群体。山东数罹兵乱,继之又困于连岁饥馑和金朝军队镇压。于是,红袄起义军便开始标榜民族大义,竞相以归附为名来寻求南宋朝廷的支援〔27〕。据《宋史纪事本末》记载:“嘉定十年秋七月,知楚州应纯之以山东群盗来归,置忠义军。时李全等出没岛屿,宝货山积而不得食,相率食人。……安儿死,(季)先至山阳,寅缘(沈)铎,得见纯之,道山东豪杰愿归正之意。”〔28〕其后,李全“分兵袭破莒州,擒金守蒲察李家,别将于洋克密州,兄(李)福克青州,始授全武翼大夫、京东副总管”。至嘉定十一年(1218)五月己丑,李全“军至涟水,邀(季)先白事楚城,取器甲金谷,议再攻海州,(应)纯之厚劳(李)全金玉器用及其下有差”〔29〕。而《宋史纪事本末·李全之乱》亦载曰:“(嘉定十年)十一月,李全及其兄福袭金青、莒州,取之。”如是,则李福率军攻克青州(益都府),时间当在嘉定十年十一月至嘉定十一年五月之间。然而,关于李福攻克金朝益都府的具体时间,经余蔚先生考证,认为此事发生在兴定元年七月至兴定二年五月之间〔30〕。而后,先生又据《元史·严实传》所载“戊寅(1218),权长清令。宋取益都,乘胜而西,行台檄(严)实备刍粮为守御计”〔31〕,进而确定李福攻克益都府之事当在兴定二年。此说是矣。

同年,黄掴阿鲁荅“袭破李全于莒州及日照县之南,三道击之,追奔四十里”〔32〕。李全此次兵败,正是促使其渡淮连宋的直接动因,而益都府则在李全南下投宋之时被其舍弃。其后,金朝任命田琢为山东东路转运使,权知益都府事。但是,田琢“在山东征求过当,颇失众心”〔33〕,竟于兴定三年(1219)为其倚重的益都府治中张林所驱逐。于是,田琢遂退至章丘,不想军中又发生哗变,“求救于邻道,不时至”。其后,益都府便为张林所占,金山东东路亦皆在其势力范围之内。至嘉定十二年(1219)六月,张林以青州(益都)、莒州、密州、滨州、登州、莱州、宁海州、济南等十二州〔34〕版籍来归附南宋。不过,余蔚先生认为,“潍州恐非由张林携之入宋”〔35〕,而应该一直为李全所掌控。据《宋史·李全传上》记载:“始,(张)林心存宋,及(黄)掴(阿鲁荅)败,意决而未能达。会全还潍州上冢,揣知林意,乃薄兵青州城下,陈说国家威德,劝林早附。……全既得林要领,附表奉十二州版籍以归。”〔36〕由此可知,彼时潍州之地当为李全所有。另外,兴定三年(1219),田琢上奏:“潍州刺史致仕独吉世显能招集猛安余众及义军,却李全,保潍州。”如是则李全据潍州应当在张林驱逐田琢、占据益都之时。

三、益都府终入于蒙古

南宋将投降归附的北方义军称为“北军”,名义上授予其官职,利用他们来对抗金朝的南侵,但暗里却又防范着他们,对其实行分化抑制的策略。这样,非但无法将各路义军联合起来,反而促使其逐渐演变成地方割据势力。李全即从最初的农民起义军首领,逐渐蜕变为扩张个人势力的野心家,与其兄李福“长年致力于割据称雄”〔37〕。其后,张林为李全所迫,投降蒙古,据《元史·木华黎传》记载,兴定五年(1221),“京东安抚使张琳皆来降,以琳行山东东路益都、沧、景、滨、棣等州都元帅府事”〔38〕。此处的“张琳”,亦即《宋史·李全传》中所载的武翼大夫、京东安抚兼总管张林。张林附蒙以后,益都府诸郡又被李全乘机攻占,其势力得以逐渐发展壮大。同时,李全又派兵北上,攫取了益都府所辖支郡滨州。而在此后的四年间,李全率部死守益都府,多次抵挡住蒙古军队的进攻。此事《宋史》不载而多见于《元史》记载之中。如元光二年(1223),移剌捏儿跟随成吉思汗征河西而还,“复从木华黎攻益都,下莱、胶、淄等三十二城”〔39〕;正大二年(1225),张柔遣乔惟忠、宋演“略彰德,徇齐鲁”,而聂福坚则“略青、魏、山东”〔40〕;元太祖二十年(1225),吾也而“从木华黎围益都。越二年,下三十余城”〔41〕。

宋理宗宝庆二年(1226),李全“北剽山东,南假宋以疑大元,且仰食。会金与大元争大名,全得往来经理”。《宋史·李全传上》谓:“三月丙辰朔,大元兵攻青州,全大小百战,终不利,婴城自守。大元筑长围,夜布狗砦,粮援路绝。”而《元史·孛鲁传》则记载:“宋将李全陷益都,执元帅张琳送楚州。(丙戌)秋九月,郡王带孙率兵围全于益都。”〔42〕关于李全何时被围困于益都府,史书说法不一,由于史料有阙,暂时无法进行详细考证。此外,在李全被围于益都期间,南宋朝廷非但未派一兵一卒前往支援,还欲趁机消灭李全留于楚州的部卒:“檄彭忳、张惠、范成进、时青并兵往楚州,便宜尽戮余党”〔43〕。

正大三年(1226)十二月,孛鲁引兵入山东,“先遣李喜孙招谕全,全欲降,部将田世荣等不从,杀喜孙”。翌年三月,李全“突围欲走,邀击大败之,斩首七千余级,自相蹂践溺死不可胜计”〔44〕。是时,李全被蒙古军队围困于益都已经长达一年,“食牛马及人且尽,将自食其军。初军民数十万,至是余数千矣”〔45〕,最终被迫约降蒙古。据《元史·孛鲁传》记载:“(丁亥)夏四月,城中食尽,(李)全降。……表闻,诏孛鲁便宜处之。乃以全为山东淮南楚州行省,郑衍德、田世荣副之,郡县闻风款附,山东悉平。”而《宋史·李全传下》亦载:“全得(时)青报恸哭,力告大元大将,求南归,不许;断一指示归南必畔,许之。承制授山东、淮南行省,得专制山东,而岁献金币。”〔46〕李全以益都府降蒙之后,益都府便在名义上归属于蒙古,按照蒙古的惯例,仍然由李全专制山东,而益都府自然也在其割据范围之内。

此后,李全便割据一方,同时依违于南宋、金、蒙古三者之间,“挟三方以自重”〔47〕,积极扩张个人势力。周密《齐东野语》记载:“会盐城陈遇谋于东海截夺全青州运粮之船,全由是愈怒,遂兴问罪之师。首攻海陵,守臣宋济迎降,遂进围扬州。”〔48〕后至绍定四年(1231)正月十五日夜,李全“乘醉引马步极力薄城”,赵范命其弟赵葵率军出城迎战,“至三鼓,胜负未决”〔49〕。至是,李全“欲走入土城”〔50〕,而瓮门已塞。此时,赵葵率领诸将“以制勇、宁淮军蹙之”。李全进退失据,且战且退,却不料坐骑竟陷于扬州新塘泥淖之中,最后被宋军乱枪刺死。一代枭雄李全,人生至此落幕,以悲剧而告终。

正大八年(1231)五月,杨妙真“以夫李全死于宋,构浮桥于楚州之北,就北帅梭鲁胡吐乞师复仇”〔51〕。此时,蒙古正欲“假道于宋以伐金”〔52〕,自然不会答应其请求。杨妙真乞师复仇未果,又遭到宋军围攻,只能“绝淮而去”,之后又由涟水“窜归山东”。其部下国安用,在李全兵败身死后便改易旗帜,转而归附金朝,“率兵万人攻海州”〔53〕。杨妙真“怒其叛已,又惧为所图,悉屠安用家走益都”,暂避其锋。至金哀宗天兴二年(1233),国安用已经据有海州、沂州、莱州、潍州、涟州、邳州等地,其势力范围延伸至山东各处。金朝亦因国安用之降,而于兴定三年(1219)潍州失陷后再度将潍州纳入境内〔54〕。杨妙真北归益都以后,蒙古仍许其绍继夫职,担任山东淮南楚州行省。据《于思容墓志铭》记载:“君之祖讳详,隐里中,方坐塾教诸生,兵暴入,为所掠,见其仪状伟岸,挟刀临之,逼与俱行。……全受擒,其妻杨举众归朝,开行省山东,因得署为其从事,未久弃去。”〔55〕杨妙真被蒙古授予山东行省之职,自然可以自行任命僚属。此外,《重修磐石上清观记》亦载:“岁屠维大渊献(即己亥年,1239年)月朱明望日,正奉大夫山东淮南行省参议山阴张杞撰。……特进行山东淮南尚书省事杨妙真立。”〔56〕如是,则杨妙真一直到元太宗十一年(1239),仍然担任着蒙古行山东淮南尚书省事之职,益都府地区亦长期处于其控制之下〔57〕。

四、结语

综上所云,金代益都府地处宋、金、蒙三方对峙之战略要冲,因其所处地位之重要性,故而遭到南宋、蒙古以及李全等多方势力的争夺。益都府先从金朝入南宋,其后又由南宋入蒙元,“中原府、州‘经历’之曲折,几无逾于益都者矣”。据《元好问全集·闲闲公墓铭》记载,“山东,天下富强处也,且有海道可通辽东,接上京”〔58〕,而益都府又位于金朝山东东路之要冲,有维城之固、大河之险而无燕近塞之忧,则其军事战略地位之重要性亦不言而喻。迨到兴定三年(1219),南宋因张林投效之故不费一兵一卒而轻易得到了包括益都府在内的金朝山东东路全境,由此便可借以收复淮北失地。同时,南宋朝廷还授予张林、李全等归正人以官职,利用其所统率的山东忠义军来抵御金朝的南侵。其后,至宝庆三年(1227),益都府最终落入蒙古之手。

此外,还值得一提的是,早在蒙古成吉思汗临终之前,便已经提出利用南宋与金朝之间的世仇,借道宋境以伐金,实施大迂回战略外加大纵深作战,从而一举达到其灭金灭宋之战略目的。若从大纵深作战的方位来看,蒙古军队大致是按照逆时针走向,即从西北向东南纵深包抄金朝。具体来说,蒙古军队是以西起川陕、东至江淮的宽大正面对金朝实施大纵深作战。蒙古军在表面上避其锋芒,不与金军关河防线正面交锋,实际上则是直插金军后方,完成一个巨大的包围圈,然后再往回打,一举吞掉中国境内的全部金军。迨到益都府被蒙古军队攻陷以后,金朝东部沿海地区及其港口将全部被封锁,而其向辽东半岛撤退的海路也全会被切断,灭亡已成必然之势。

【注释】

〔1〕姚奠中主编:《元好问全集》,三晋出版社2015年版,第386页。

〔2〕余蔚:《中国行政区划通史·辽金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469页。

〔3〕王桐龄:《宋辽金元史》,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18页。

〔4〕(明)宋濂等:《元史·太祖本纪》,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7页。

〔5〕(元)脱脱等:《金史·宣宗本纪》,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03页。

〔6〕余蔚:《中国行政区划通史·辽金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839页。

〔7〕(元)脱脱等:《金史·仆散安贞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246页。

〔8〕(元)脱脱等:《金史·仆散安贞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243-2244页。

〔9〕(元)脱脱等:《宋史·李全传上》,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817页。

〔10〕王桐龄:《宋辽金元史》,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19页。

〔11〕(元)脱脱等:《宋史·李全传上》,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817页。

〔12〕汪圣铎点校:《宋史全文》,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2566页。

〔13〕王新英辑校:《全金石刻文辑校》,吉林文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650页。

〔14〕(元)脱脱等:《金史·仆散安贞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244页。

〔15〕(元)脱脱等:《宋史·李全传上》,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818页。

〔16〕(宋)周密撰,张黎阳选注:《齐东野语》,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版,第115页。

〔17〕(明)陈邦瞻编:《宋史纪事本末·李全之乱》,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969页。

〔18〕杨家堡应该类似于宋代的山水寨,属于一种民间防卫性建筑,依托山、水阻隔,可有力对抗北方游牧民族的优势骑兵(由于形势险峻,女真骑兵仰攻困难)。关于山水寨之结集,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言者论江北之民,誓不从敌,自为寨栅,群聚以守者甚众”。

〔19〕(宋)周密撰,张黎阳选注:《齐东野语》,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版,第115-116页。

〔20〕邓之诚:《宋辽金夏元史》,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05页。

〔21〕邓之诚:《宋辽金夏元史》,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04页。

〔22〕王桐龄:《宋辽金元史》,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19页。

〔23〕(元)脱脱等:《金史·术虎高琪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344页。

〔24〕任崇岳:《论蒙金关系》,载《社会科学辑刊》,1986年第6期,第53页。

〔25〕邓之诚:《宋辽金夏元史》,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10页。

〔26〕邵京涛,王丹:《金末地方割据政权初探》,载《邯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1年第4期,第20页。

〔27〕黄宽重:《南宋地方武力:地方军与民间自卫武力的探讨》,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第282页。

〔28〕(明)陈邦瞻编:《宋史纪事本末·李全之乱》,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970页。

〔29〕(元)脱脱等:《宋史·李全传上》,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819页。

〔30〕不过,按余蔚先生所言,益都府的陷落时间在兴定二年(1218年)五月以前,则恐怕难以令人信服。《元好问全集·东平行台严公神道碑》记载:“戊寅(1218年)六月,(严实)摄长清令。八月,宋人取益都,乘胜而西。”如是则益都当于兴定二年(1218年)八月为李福所攻陷,故余蔚先生所下之结论尚有待商榷。

〔31〕(明)宋濂等:《元史·严实传》,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3505页。

〔32〕(元)脱脱等:《金史·宣宗本纪》,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36页。

〔33〕(元)脱脱等:《金史·田琢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250页。

〔34〕虽云张林以十二州版籍归附南宋,实则为十一州,《齐东野语》亦谓:“时山东已为鞑所破,金不能有,全遂下益都,张林出降,遂并献济、莒、沧、滨、淄、密等凡二府九州四十县,降头目千人,战马千五百匹,中勇军十五万人。”

〔35〕余蔚:《中国行政区划通史·辽金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840页。

〔36〕(元)脱脱等:《宋史·李全传上》,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820页。

〔37〕余蔚:《中国行政区划通史·辽金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838页。

〔38〕(明)宋濂等:《元史·木华黎传》,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933页。

〔39〕(明)宋濂等:《元史·移剌捏儿传》,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3530页。

〔40〕(明)宋濂等:《元史·张柔传》,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3473页。

〔41〕(明)宋濂等:《元史·吾也而传》,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968页。

〔42〕(明)宋濂等:《元史·孛鲁传》,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936页。

〔43〕(元)脱脱等:《宋史·李全传上》,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838页。

〔44〕(明)宋濂等:《元史·孛鲁传》,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937页。

〔45〕(元)脱脱等:《宋史·李全传下》,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836页。

〔46〕(元)脱脱等:《宋史·李全传下》,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839页。

〔47〕陈高华:《<湛然居士文集>中“杨行省”考》,载《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第48页。

〔48〕(宋)周密撰,张黎阳选注:《齐东野语》,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版,第163页。

〔49〕(宋)周密撰,张黎阳选注:《齐东野语》,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版,第164页。

〔50〕(元)脱脱等:《宋史·李全传下》,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848页。

〔51〕(元)脱脱等:《金史·白华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507页。

〔52〕(明)宋濂等:《元史·刘黑马传》,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3517页。

〔53〕(元)脱脱等:《金史·国用安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562页。

〔54〕余蔚:《中国行政区划通史·辽金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841页。

〔55〕(元)柳贯著,柳遵杰点校:《柳贯诗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37页。

〔56〕王宗昱编:《金元全真教石刻新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页。

〔57〕其间(1232—1233),杨妙真虽有辞政之举,但是未能得到耶律楚材批准,详证参见陈高华:《<湛然居士文集>中“杨行省”考》,载《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第50页。

〔58〕姚奠中主编:《元好问全集》,三晋出版社2015年版,第348-3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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