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佳莉

具有“不患寡而患不均”思想的中国社会个体对以收入差距为表现特征的社会公平具有强烈的关注和差异化的认知。在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解决社会公平问题必然成为各类政策的价值取向。中国共产党和各级政府始终高度重视社会公平问题，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过程中，对社会相对公平的追求也成为人民的向往和生活必需。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价值观念，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是现代化的价值前提、建设目标和价值追求。公平正义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任何一个文明程度较高的国家处理公民之间关系的一项基本准则。一般来说，提高社会公平感知度，有利于增加社会个体的幸福感，提升社会个体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有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和向上向善的社会风气。

一、问题提出与研究假设

社会公平感知在最早的研究中主要聚集于心理测量领域，而后被更多学科关注，并成为众多学者的研究话题。学者高文郡（2020）认为，虽然大多数研究成果中使用的公平感知测量维度不尽一致，但基本置于权利公平、机会公平、分配公平和程序公平的框架下。比如，在新闻传播学领域，丁柏铨曾提出，公平是指公民在人身自由、精神自由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享有的基本权利公平，其他的公平都与此相关或由此派生。学者薛洁（2007）认为，公平感是一种主观感受，反映的是个人对社会公正状态的评价，是通过比较获得的主观感受。这种主观性的感受持续时间较久，并且呈现一种经常性的状态。

国内学者也对社会公平感知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相应的研究。学者赵琼（2005）提出，从社会学角度来看，影响社会公平感知的社会因素主要是制度安排和社会结构。学者冯霞、苏振华（2021）基于2013年全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发现经济发展会显著影响社会个体的社会公平感知。学者卢家银、段莉（2015）研究发现，使用互联网频率越高，青年群体对社会公平感评价越低。学者薛可、余来辉、余明阳（2018）通过建立中介模型的方式，探讨互联网使用对社会公平感知的影响，结果显示，互联网使用显著负向影响民众的社会公平感、政治信任感和社会信任感。浙江大学教授苏振华（2018）通过建立有序probit模型研究了主流媒介的使用频率对社会公平感的影响，发现主流媒介接触频率与社会个体的社会公平感呈现正相关关系。学者韩雨晴、谢强（2019）基于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建立随机系数离散选择模型，研究比较了新媒介和传统媒介的使用频率对于社会公平影响的差异。

社会公平感知受制于多种因素的影响，社会个体接收到的信息会影响着个体对社会公平的认知。新闻传媒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中的一支有着自身鲜明特点的重要力量。在当下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媒介接触已经成为社会个体获取信息的主要方式。在这个过程中，媒介的影响力也与日俱增。媒介是建构信息、生产并传播信息的重要工具，尤其在新媒介出现以后，社会信息呈爆发性增长，媒介在信息传递和筛选方面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媒介信息深刻影响社会个体对社会是否公平的自我认知，民众对社会公平的主观评判也更容易受到媒介的影响。

社会个体的日常生活点滴和媒介密不可分，他们也通过媒介渠道获得各式各样的信息。随着时代的发展，特别是科学技术与民众阅读习惯的变化，媒介分为传统媒介和新媒介。传统媒介自出现以来就处于行业的主导地位，但在新媒介行业的快速发展之下，传统媒介受到了极大冲击，社会个体可能更多地受到互联网讯息的影响。由于传统媒介和新媒介的监管方式不同，信息传播方式具有差异性，导致生产与传播信息的质与量有所区别，必然会对社会个体的社会公平感知产生差异化影响。基于此，我们提出了两个理论假设。

假设1：媒介接触对社会公平感知有显著性影响。

假设1.1：传统媒介接触对社会个体社会公平感知具有正向显著性影响，使用传统媒介频率越高的社会个体认为社会更加公平。

假设1.2：新媒介接触对社会个体社会公平感知具有负向显著性影响，使用新媒介频率越高的社会个体认为社会更加不公平。

假设2：媒介接触对社会公平感知有差异化的显著性影响，传统媒介接触对社会个体的社会公平感知影响要小于新媒介接触对社会个体的社会公平感知影响。

二、数据来源与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大学联合全国各地的学术机构于2018年实施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主要涉及社会人口属性、社会态度等面向的调查。2018年调查问卷涉及多个省份。在本次研究中，剔除无效数据，最终使用数据为12787个样本。

（二）变量设定

1.因变量：社会公平感知

在CGSS2018问卷中，有一道题项询问受访者：“总的来说，您认为当今的社会公不公平”，要求受访者从“完全不公平、比较不公平、说不上公平但也不能说不公平、比较公平、完全公平、不知道、拒绝回答”这7种选项中进行作答。笔者将选项分别编码为1、2、3、4、5、98、99，其中 98、99 设置为缺失值。分值越大，表示受访者认为社会越公平。

2.自变量：传统媒介接触与新媒介接触

在CGSS2018问卷中，有一道题项询问受访者：“在过去一年，您对以下媒介的使用情况”，主要涉及的媒介有“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互联网（包括手机上网）、手机定制消息”，要求受访者从“从不、很少、有时、经常、非常频繁、不知道、拒绝回答”这7种选项中进行作答。笔者按照因变量相同处理规则进行编码，分值越大，表示受访者的媒介接触频率越高。

鉴于广播电视行业的发展及物联网技术的运用，电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原来的传统媒介属性，现在的电视可以直接联网。作为互联网终端使用的电视，我们很难再将其界定为传统媒介或新媒介。因此，本文的媒介分类不再将电视纳入分析中。为此，笔者将问卷中“过去一年，您对报纸的使用情况”“过去一年，您对杂志的使用情况”“过去一年，您对广播的使用情况”“过去一年，您对互联网（包括手机上网）的使用情况”和“过去一年，您对手机定制消息的使用情况”等5道题项进行降维分析。使用主成分分析法，配合最大变异法，形成因子负荷矩阵，并对合成后的因子进行内部一致性检验，以验证各合成后因子内部一致性信度。各变量的主成分因子分析及内部一致性检验值见表1。

表1 各变量的主成分因子分析及内部一致性检验

表1显示，两个公因子可以解释的总方差为66.804%，KMO统计量为0.645，因子负荷最小值为0.682，最大值为0.861，因子间具有共同性，因子负荷全部大于0.6。两个公因子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值α值分别为0.707和0.535，全部大于0.5，显示两个因子间内部结构较好，所包含题项的一致性信度较佳。我们将公因子1命名为传统媒介接触，公因子2命名为新媒介接触。

3.控制变量：人口变量

根据SPSS线性回归模型要求，我们将性别，二分类处理后的年龄、民族、政治面貌及教育程度、学历情况等连续性变量，以及因子分析后得出的传统媒介接触和新媒介接触变量纳入回归模型中。在年龄划分上，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年龄划分标准，以45岁与60岁为界，将20～45岁受访者划分为青年、46～60岁划分为中年、60岁以上划分为老年。教育程度方面，根据教育年限来衡量被访者的教育水平，划分为基础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为了考察不同媒介在差异化的人群当中的使用情况，我们将传统媒介接触和新媒介接触的题项进行加总并平均，形成描述性统计分析表，如表2。

表2 媒介接触的描述性分析

从表2中可以看出，男性使用传统媒介频率的平均值高于新媒介接触频率，男性更加喜欢使用传统媒介，女性则相反。但是，就新媒介接触频率而言，两者相差无几。从年龄分布来看，青年群体使用新媒介频率的平均值高于传统媒介接触频率的平均值，中老年群体使用传统媒介频率的平均值高于新媒介接触频率的平均值；青年群体在新媒介的使用上平均值最高，远远高于中老年群体，老年群体对于新媒介的使用平均值最低。从政治面貌来看，党员的传统媒介接触频率平均值远远大于新媒介接触频率平均值；非党员的新媒介接触频率平均值大于传统媒介接触频率平均值。两者相比较来看，党员的传统媒介接触频率平均值远远大于非党员的新媒介接触频率平均值。从学历来看，基础教育的用户群体使用传统媒介频率的平均值高于新媒介接触频率的平均值；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受访者新媒介接触频率的平均值高于传统媒介接触频率的平均值。三者相比而言，学历越高的用户群体越倾向于使用新媒介，学历越低的用户群体越倾向于使用传统媒介。

4.模型分析

通过大量实践，研究者们发现线性回归模型可以很好地满足对连续性数据的建模要求。基于媒介接触频率与社会公平感知的数据结构，我们利用SPSS26中的线性回归分析方法，以实证探求新媒介接触频率和传统媒介接触频率等自变量对个体的社会公平感知的影响。

如表3所示，模型1探讨的是人口变量对社会个体社会公平感知的影响。纳入性别、年龄、教育程度、政治面貌、民族等人口变量后，模型1的拟合度非常好（p=0.000＜0.05），具有统计学意义。模型1数据显示，年龄对个体社会公平感知具有正向显著性影响，年龄越大的个体越认为社会公平。年龄每上一个阶段，个体的社会公平感知会增加10.1%。教育程度对个体的社会公平感知具有正向显著性影响，教育程度越高的个体，越认为社会更加公平。教育程度每提高一个层级，个体的社会公平感知会增加5.3%。政治面貌对于个体的社会公平具有正向显著性影响，相比非党员而言，党员认为社会更加公平，社会公平感知上升9.2%。民族对个体的社会公平感知具有负向显著性影响，相比于少数民族而言，汉族的社会公平感下降9.5%。

表3 自变量与社会公平感知的线性回归分析

在模型1的基础上，纳入新媒介接触频率和传统媒介接触频率自变量后，模型2的拟合度依然非常好（p=0.000＜0.05），具有统计学意义。从模型2中可以看到，传统媒介B值为0.053；新媒介的B值为-0.076，且具有显著性。通过统计学检验，表明媒介接触对个体的社会公平感知有显著性影响，假设1得到验证。回归模型进一步显示出，传统媒介接触对社会个体的社会公平感知具有正向显著性影响，使用传统媒介频率越高的社会个体越认为社会公平，传统媒介接触频率每提高一个层级，个体的社会公平感知会上升5.3%，假设1.1得到验证。新媒介接触对社会个体的社会公平感知具有负向显著性影响，使用新媒介频率越高的社会个体越认为社会不公平，新媒介接触频率每提高一个层级，个体的社会公平感知会下降7.6%，假设1.2得到验证。

模型3探讨的是在不考虑人口变量的情况下，媒介接触对个体社会公平感知的差异化影响。纳入传统媒介接触频率和新媒介接触频率自变量后，模型3的拟合度非常好（p=0.000＜0.05），具有统计学意义。模型3的结果显示，不同媒介接触对受访者的社会公平感知有差异化的显著性影响。传统媒介对于个体的社会公平具有正向显著性影响，而新媒介对于社会个体有负向显著性影响。传统媒介接触频率和新媒介接触频率两个自变量的标准化Beta绝对值分别为0.062和0.093，说明传统媒介即便对于个体的社会公平感知的影响要小于新媒介对于个体的社会公平感知的影响，也并没有改变纳入人口变量之后的模型2的标准化Beta值方向，因此假设2得到验证。

三、结论与讨论

当前，我国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开启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更需要引导社会个体形成良好的社会共识。在这个过程中，新闻媒体需要建构正确的信息网络，弘扬主流价值观，引导社会舆论，提升社会个体的社会公平感知。

本研究分析结果显示，社会个体通过不同的媒介渠道获得信息，传统媒介和新媒介对社会个体的社会公平感知产生差异性影响。传统媒介自出现以来便天然承载着推动社会公平的责任和义务。丁柏铨教授认为，新闻传媒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鼓动者、制度推动者、实践行动者。人们也一直认为，传统大众媒介扮演的主要角色是信息提供者，传递一对多的信息流，在很大程度上将用户塑造为被动的信息接受者。传统媒介对社会个体的影响是众所周知的。尽管在线媒介有所增长，但传统媒介并未消亡，并且在传播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事实上，传统媒介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并且是世界许多地区的主要传播媒介。传统媒介中呈现的信息的数量和类型可以塑造信念、态度和感知规范，进而影响行为。传统媒介的使用对社会个体的社会公平感知产生正向显著性影响的分析结果提醒我们，传统媒介需要改变传播方式和话语表达方式。尽管当下涌现出众多互动形式的大众媒介（例如互联网电视），但传统媒介总体上仍以其作为信息提供者的传统角色为特征。在媒介融合纵深发展的阶段，传统媒介要加强用户思维，利用好新媒介渠道，变革话语传播方式，借鉴当下的短视频、Vlog等方式，使信息表达更加处于江湖之流，贴近群众的喜好。正如学者沈正赋所言，新媒介时代，要摒弃传统办媒介的思维模式，运用“互联网+”的先进理念，推进媒介融合发展，把对新闻舆论传播力的打造与提高，作为新时期新闻舆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传统媒介在进一步做好主流舆论引导，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力量和舆论支持的同时，要进一步强化互联网思维，传播社会主流价值观，影响社会个体信息获取渠道和范围，提高个体的社会公平感知。

我们的分析结果还显示，新媒介接触对于社会个体的社会公平感知具有负向显著性影响，并且相比于传统媒介接触，新媒介接触对个体的社会公平感知有更强的影响力。互联网时代下，新媒介也前所未有地为社会个体提供了获取大量信息、洞察人们生活和思想的渠道，增加了信息来源的范围，社会个体可不受到时间和空间限制，通过新媒介渠道更为方便地知晓较多的信息内容，而且社会个体所接触信息的数量和范围相比传统媒介更大。在各种社交媒介被广泛使用的同时，一些人使用了所谓的替代媒介来补充已建立的新闻媒介的产品。如此，越来越多的社会个体习惯于通过新媒介渠道获得相关信息，新媒介平台受众数量日益剧增。第4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为10.32亿，较2020年12月新增网民4296万，互联网普及率达73.0%，较2020年12月提升2.6个百分点。相比传统媒介，新媒介进入门槛较低，监管不严，信息传播速度较快，同时具有即时性、匿名性等特点。在数字时代，面对海量的即时信息，社会个体习惯于快速阅读头条、标题等，而不是全文，以至于虚假新闻、反转新闻等负面现象频发。在此背景下，受到官方严格管控的传统媒介的话语权遭受冲击，各种负面信息间接削弱了社会个体对社会公平的感知度。因此，新媒介需要更加注重社会效益，加强把关人建设，内外严格管控，建构良好的信息生产与传播生态。同时，政府及相关主体也需要强化对新媒介的管控，特别是加大互联网的治理力度，使互联网这个最大的变量变成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实现传统媒介与新媒介的同频共振，在整个社会中建构主流舆论，唱响主旋律，提高民众的社会公平感，推动社会和谐发展，为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奠定良好的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