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林

近年来，文化类节目层出不穷。据不完全统计，2021年中国各大电视台和视频网站推出超过50档的文化类综艺节目。此类节目发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同时兼具文化传承功能，不仅普及了传统文化知识，而且加深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喜爱程度。然而，文化类综艺节目也出现了跟风现象，一部分节目还效仿情感类综艺节目，过度打“感情牌”。很多同质化节目的出现，也让文化类综艺节目的界限变得模糊，从经济效益和节目创新角度来看，这并不是持续发展的方向。

进入工业社会以来，高度发达的“复制技术使得复制物脱离了传统的领域”，并“可以在任何情况下成为视听对象”①，而传统文化的“灵韵”逐渐消失。尤其随着市场化和商品化的不断推进，整个社会对传统文化的思考、欣赏和传承被商品交换及消费所侵蚀。“文化传统的支配因素正在丧失世界观的性质，即对世界、自然和历史的总体解释特征。”②如果现实世界不再呈现关于世界和人生意义的知识，那么，传统文化这一复杂的文化体系该如何呈现于现代媒介，又该以怎样的形态作用于现代生活，值得人们深思。

近年来，一批原创文化节目迅速崛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CCTV-1）和科教频道（CCTV-10）黄金时段播出的《中国汉字听写大会》与《中国诗词大会》最具代表性。原创文化节目的勃兴携来的新文化现象带给我们新的启发。本文从仿像、隐喻、缝合三个关键词入手，探析《中国诗词大会》对传统文化的视听展现与价值期许，并分析《中国诗词大会》取得成功的原因。

一、仿像：渲染视觉盛宴

仿像，即“类像……简单地说，是指后现代社会大量复制，极度真实而又没有客观本源、没有任何所指的图像、形象或符号”③。本文采用后现代主义社会学家让·鲍德里亚在《仿像先行》中提出的“拟像”（simulation）理论来解释，拟像是指从对真实的看法中解放出来的独立的模仿物。在鲍德里亚看来，仿像是通过各种方法、各种途径研制出来的一种形象，它既包含客观本源的形象，又包括无所指的形象。

众所周知，《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中新增了一种赛制，名为“飞花令”。一时间，“飞花令”一词红遍网络。唐代诗人韩翃的七言绝句《寒食》中有一句“春城无处不飞花”，“飞花”一词便出自此句。而公认的“飞花令”则是中国古代一种罚酒助兴的酒令。按照前人所述，最基本的“飞花令”诗句中必须含有“花”字，并对“花”字的位置有严格要求。在《中国诗词大会》中，节目组借其精华，仿像先行，使得沉寂于传统文化记忆中的“飞花令”重焕光彩，通过电视屏幕再次回归“寻常百姓家”。

在《中国诗词大会》中，“飞花令”不再是行酒令，关键字由“花”字拓展为“春”“月”“风”“夜”“山”“人”“云”“酒”，且对其位置不再严格要求。同时，增加时间限定，由选手轮流背诵，直至有人背不出，才定输赢。这样一来，此“飞花令”的难度明显降低，但在观众眼中，与“真实”的“飞花令”并无二致。“飞花令”得以真正运作靠的依旧是硬实力，大众很少会去关注“真实”的“飞花令”原本该是什么样子。《中国诗词大会》成功地运用仿像修辞，给予观众身临其境般的视听体验。

《中国诗词大会》以诗意为主题，在舞台效果的渲染上亦大量运用仿像修辞。在3600㎡的演播室内搭建别具一格的水舞台，背景为梯田造型，仿像出有山有水的田园意境，又嵌入中国元素的舞美设计，如舞台一侧的巨大诗词卷轴、演播室里红色祥云的背景板、选手的木质卷轴答题台等，各处细节均完美契合主题。此外，节目还力求借助动态效果实现对传统诗词古典意境的仿像。例如百人团答题环节，主屏幕上龙头船万箭齐发，一旦选手答错，其前盾牌即被逐个击碎，配着音效，一种战场拼杀的氛围呼之欲出，竞赛的紧张感弥漫全场。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背景音乐的使用是电视媒介对传统文化进行修辞建构的一种重要手段，因为“音乐是所有视听语言中作用观众情绪最直接、最强烈的一个元素”④。

我们如今已置身于仿像甚至仿真盛行的时代，仿像越来越疏离真实，或者说以仿像置换真实的现象早已渗入人们的生活中，很多人对能唤起大众共同情感的仿像更是青睐有加。皮尔斯曾说：“直接传达观念的唯一方式是借助图像，传达观念的每一个间接方式为了它自身的成立有赖于这个图像的应用。”⑤费尔巴哈的一段话也是很好的佐证：“我们的时代……偏爱形象胜过实物，偏爱摹本胜过原型，偏爱再现胜过真实，偏爱表象胜过存在。”⑥所以，我们现在是以“图像化”的方式，无意识地徜徉在一个“图像的景观”之中。

二、隐喻：抽象意义视觉化

视觉隐喻是《中国诗词大会》最常用的修辞手法。在这里，隐喻与表征具有相同的功能。具体来说，便是将电视文化节目所承载的传统文化以及弘扬传统文化的意识作为一种“意义”，由电视的媒介“语言”进行隐喻，传播给电视机前的观众。在节目中，具体参与隐喻的主体是选手和嘉宾。斯图尔特·霍尔曾说：“表征通过语言产生意义”⑦。因此，要具体分析《中国诗词大会》中“视觉隐喻”（表征）的过程，绕不过电视媒介的两大类“语言”。

第一类电视媒介语言是我们日常口语交际所使用的传统化语言，亦即语言学意义上的语言，指“人们进行交际所凭借的工具，是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⑧。《中国诗词大会》第一期节目伊始，董卿就请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针对现场及当时的气氛用古诗词做点评。这样，既展现出专家的国学底蕴，又体现出传统诗词抒发“此情此感”的独特魅力。《中国诗词大会》虽然采取竞赛形式，但是其竞赛氛围并不浓重，若说参赛选手是在诵读和品味诗词，那么主持人和点评专家则是以一种恰当的陈述语态、交流语态、吟诵语态，对中国传统诗词进行着深入的语言解析。在这一过程里，传统诗词真正的美感被彻底激发，以传统化语言的形式呈现在电视屏幕上，在打动所有观众的同时，也暗示着电视媒体在文化传承功能上的回归。

第二类电视媒介语言是兼具隐喻和象征功能的符号化语言。节目中，在选手答题时，专家会对古人的创作背景进行穿插讲评，与现实世界形成对照，加上现场多媒体的声画渲染，原本生僻抽象的词句被多元呈现，生动再现其背后故事与深刻意义，引导观众感悟中华诗词之精髓。

《中国诗词大会》现场的符号设计更是饱含隐喻意义。现场以蔚蓝色调为主，严肃冷静。背景LOGO上的“中国诗词大会”是黑色中国书法字体，印在一轮白色满月上，背景是浩瀚夜空，“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悠远意境跃然浮现；背景大屏幕也随时切换中国元素的视觉符号，如翠竹、山水；选手答题时则以冷暖两色对换。《中国诗词大会》中视觉隐喻的巧妙运用并非独创，这是由电视媒介的特性决定的。视觉隐喻是电视为观众呈现节目文化内涵时的必要手段，尤其是在隐喻传统文化的抽象意蕴方面不可替代。

三、缝合：引导价值共识

“缝合”是电影叙事理论中的一个概念，“就其最简单的含义来说，是指把观影者缝合到电影文本中去。”⑨通过视听语言，观众被“缝合”到叙事语境中，并对节目叙事及其隐含话语产生认同。

《中国诗词大会》对“缝合”修辞的运用首先体现在诗词内容的选取上，涵盖面广。大部分诗词都出自中小学课本，观众记忆深处的模糊影像被《中国诗词大会》调动，节目以更加通俗易懂的方式将诗词传播给观众，激起共鸣。阿尔温·托夫勒在观察信息时代工人的变化时曾提出：“这些广博的知识并非来自教室，也不是来自技术手册，而是来自我们经常收看或收听的报纸、杂志、电视和广播刊登或播发的大量新闻。它也间接地来自娱乐。因为许多娱乐节目都在无意中传递着关于新的生活方式、人际关系、社会问题，甚至是外国顾客和市场的信息。”⑩《中国诗词大会》以其娱乐性和包容性很好地诠释了这段话。另外，电视的“客厅传播”特性与节目的包容性相互配合，实现了时空层面上观众与节目叙事的缝合。

1.3.2 高同型半胱氨酸值界定:本研究分别采用HCY≥10μmol/L和≥15μmol/L为标准判断。

节目门槛低、参与度高也是缝合修辞成功运用的重要前提。“百人团”中的选手来自全国各地，职业身份甚至国籍各有不同，但有一个最关键的共同点——他们都是普通人，即俗称的“草根阶层”。这种选手与观众在身份上的平等，使二者之间很容易建立一种身份认同，激发观众的参与热情，使观众对节目持续关注，进而被节目叙事“缝合”。

更关键的是，“缝合”还体现在《中国诗词大会》对“情”字的紧扣上。诗词是古人抒发情感的途径，共同回忆传统诗词的节目形式让观众在内心产生共鸣，每个观众都带着自己的生活经历去观看节目。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缺失的东西，能够在观看节目的过程中被触发或补充。节目的核心内容与观众联系越紧密，节目的影响就越大，也越容易实现对观众心理的引导和控制。

由此可见，电视文化节目对“缝合”手法的运用体现在节目完整的叙事流程中。文化类节目有一个大致相似的流程：来自全国各地的选手经过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参与到节目中，比拼各自对传统文化的知识储备，最后决出胜负。在节目中，选手体现并实践着节目主体的叙事话语，而观众也在不知不觉中依循着节目主体的话语，被完美地“缝合”进节目叙事中。

四、《中国诗词大会》成功的其他原因

（一）主流媒体承担起传递社会文化正能量的职责

近年来，部分综艺节目直接模仿韩国、美国等国家的同类节目，照搬原版节目的表现形式，缺乏创新性和多样性。相反，《中国诗词大会》则建立起一种全新的表达形式，“赏中华诗词、寻文化基因、品生活之美”成为该节目的宗旨。通过这样一档具有历史底蕴的节目，央视作为主流媒体主动承担起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任。

（二）传播渠道：电视和网络双管齐下

《中国诗词大会》通过电视和网络播出，并在不同平台进行宣传。节目不仅通过电视传播，而且也在深受年轻人喜爱的网络平台——哔哩哔哩网站上开设专栏，与电视同步播放，还以各种形式在其他受年轻人喜爱的网络平台上线。《中国诗词大会》还设立了线上讨论专区，常有UP主在网站上发布与节目相关的原创视频，给节目起到良好宣传作用的同时，在网上也掀起了一股诗词“热潮”。除此之外，《中国诗词大会》还专门在微博上开通了官方账号，发布节目花絮，并与网友展开线上互动，观众还可以扫描二维码为自己喜欢的选手投票。此举增加了趣味性与互动性，推动了《中国诗词大会》的进一步传播。

（三）传播受众：观众范围广泛

传播受众是由成千上万、形形色色的人构成的，他们不仅具有千差万别的个人特质，而且在参与不同类型内容的传播时，各自也有不同的需求和目的。正所谓“众口难调”，一档节目要想产生广泛影响，吸引绝大部分受众，就必须具有核心竞争力，抓住受众共同关注的普适性内容。在《中国诗词大会》之前，文化类节目的主要受众群体为中老年群体，而《中国诗词大会》创新了表达形式，使节目更引人入胜，吸引了年轻群体的关注。该节目不同于以往的诗词类节目，并不是单纯地考察诗词的背诵与记忆，而是为了让人民群众了解我国诗词背后的文化底蕴。考虑到各层次观众的需求，节目组邀请不同年龄、职业、文化程度的选手参与竞争，提升了节目的关注度，使不同群体的观众都能产生代入感，引发共鸣。可以说，《中国诗词大会》成功吸引了各年龄层的观众，带动全民重温经典诗词的韵味，以根植于全民记忆中的古诗词为核心，通过雅俗共赏的方式传播了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该节目豆瓣评分高达8.2分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五、结语

综上所述，电视媒介作为“人的延伸”，竭尽所能地为人们提供想看和想听的内容，一个被电视定义的娱乐世界就这样建立并为人们所接受。《中国诗词大会》作为文化类综艺节目的一股清流，以视听语言为手段，不仅通过仿像渲染传统文化氛围，调动观众的积极性，而且重组传统文化元素，使其抽象意义被视听化隐喻。在观众接受节目所建构的符号系统的基础上，《中国诗词大会》通过视听叙事的方式，将观众“缝合”到节目中，再通过大平台、多渠道的宣传与互动，形成全民皆为观众的态势，最终实现观众对节目话语的认同，达成社会共识。

注释：

②[德]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M].刘北成,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104.

③支宇.类像[J].外国文学,2005(05):56-63.

④张菁,关玲.影视视听语言[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130.

⑤[美]皮尔斯.皮尔斯文选[M].涂纪亮,周兆平 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284.

⑥曾庆香.大众传播符号：幻象与巫术[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2:190.

⑦[英]斯图尔特·霍尔.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M].徐亮,陆兴华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16.

⑧张先亮,聂志平.语言学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25.

⑨[英]苏珊·海沃德.电影研究关键词[M].邹赞,孙柏,李玥阳 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479.

⑩[美]阿尔温·托夫勒.权力的转移[M].刘江,陈方明,张毅军 等译.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3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