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瑞

在中国长期的乡土社会格局中，地域区隔造成的交通阻塞和信息不畅形成了小圈层的窄社交方式。在革命根据地建立时期，“广播下乡”试验起初是作为宣传、通知和教化大众的工具，影响并不大。在“统一劳动、统一生产、统一思想”的社会背景下，乡村喇叭随着各类运动的兴起迎来了发展高峰期。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变革与媒介发展的进程使得信息传播的速度与效率不断提高，曾响彻田间地头的“大喇叭”也逐渐沉寂。在“云在场”的新冠肺炎疫情暴发阶段，“亲近媒介”的回归带来了文化记忆的感召。此后，乡村喇叭作为机器媒介系统复古的另一种元素，在特殊节点不断融入社交话语的传播序列，使单向的信息传递也可在受众赋权的时代再次入场。

一、乡村喇叭的发展历程

（一）发展期：20世纪60年代—20世纪80年代

为改变受制于蒙昧状态的农村社会面貌，“大力发展生产力”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初期的关键词。从1955年第三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之后，全国上下积极响应重点发展农村广播网的号召，如火如荼地建设和发展广播通讯事业，借助广播媒介大力改造“交通基本靠走，通讯基本靠吼”的乡村信息传递系统，不断重视和发挥广播对农民群体的宣传教育和塑造共识功用，使得乡村喇叭迅速成为传递“对农广播”信息的重要媒介，始终将广播视为团结和教育广大农民群众的媒介手段。从1960年开始，乡村喇叭呈现持续发展的态势。到1973年，全国有线广播网已基本普及。乡村喇叭的信息传播，使得政府的声音和政策传到田间地头，不仅“下了乡、入了户”，而且实现了“村村通、人人知”。

（二）沉寂期：20世纪80年代—21世纪初期

正如麦克卢汉所言，媒介具备了时代性的变革力量和传播效能，社会转型与媒介变迁密不可分。从国内广播、电视等媒介的发展历程来看，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电视网络的建设和推广，曾红极一时的有线广播在部分地区虽有发展，但整体却转向沉寂。值得一提的是，相较于广播单一的听觉传播，电视的出现开启了图文并茂和声画同步的时代，信息传播也逐渐变成互动式和重体验的存在。但由于当时社会转型期的建设条件有限，电视这一新兴媒体的普及仍处于高门槛和高垄断的局面。为扭转广播事业在新时期发展单一和不均衡态势，国家推出“四级办广播、四级办电视、四级混合覆盖”政策，积极推动广播电视下乡。

（三）焕新期：21世纪初期至今

改革开放以来，为加速构建和不断完善新农村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广播下乡”事业进入了全新的阶段。伴随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进程的逐步加快，乡村喇叭作为公共传播媒介的社会功用被重新唤醒，逐渐成为乡村治理和信息传递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播发卫生防疫资讯、政府政策宣讲、抗洪抗灾知识和农业科学技术等内容，乡村喇叭的应急预警功能也不断被挖掘。互联网时代，全媒体场景之下的多元传播不断挤压着传统媒介的生存空间，但乡村喇叭仍然是基层治理的重要工具和信息服务的重要设施。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进程中，乡村喇叭作为农村的“公共传播媒介”，利用天然的受众青睐以及口语优势，发挥促进新农村建设的作用，达到政策解读、危机应对和快速动员之功用。

二、乡村喇叭作为亲近媒介的成因

（一）记忆感召：乡村喇叭作为社会动员的中介

莫里斯·哈布瓦赫在《论集体记忆》中提出，媒介是建构形象、重塑记忆的重要场所和手段。“记忆”作为人与生俱来的一种本能，其延续必须依赖某种集体处所和公众论坛，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接触才能得以保存①。卡罗琳·凯奇认为，媒介记忆试图探讨媒介在运作中如何通过扮演一个记忆代理的角色来完成与社会其他领域的互动过程。因此，媒介记忆即为媒介通过对日常信息的采集、理解、编辑、存贮、提取和传播，形成一种以媒介为主导的人类一切记忆的平台和核心，包括媒介对于信息记忆的特点和模式，对于记忆内容的选取方式与角度，以及对于人类社会的影响和变革等。

1.凝聚共意和社会动员

从实践角度来看，文化作为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民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促进社会成员形成社会价值观的符号功用。作为特定时代的文化载体，乡村喇叭承载着代际传承之中的情感维系，也记录和诉说着乡村形象的重大改变。从口口相传、文字书写、印刷复制到网络传输，媒介持续为记忆存储提供动能。正如梅罗维茨所言，媒介不仅改变了人的生活场景，也改变了人的社会行为。在乡土社会中，此种“亲近性媒介”带来的天然青睐，激活了乡村喇叭的媒介内生动力。“不要聚餐太危险，刘邦不赴鸿门宴。不戴口罩快躲远，王朗死于唾沫飞溅。”陕西多地农村用秦腔改编的防疫宣传语，结合历史名人和历史典故，宣传效果极佳。文化作为记忆传承发展的重要形式，是凝聚共意的重要中介，不断重构着社会成员的心理意识、社会结构和文化风俗之间的互动关系。社会动员（Social mobilization）作为实现国家基层治理的重要途径，通过使用媒介来影响、改变乡土社会成员的行为态度、价值取向和思想共识，以达到发动社会群众、整合社会资源、组织社会力量的目的。乡村喇叭运用通俗化、生活化的方式，最大限度地组织社会成员进行良性互动，并由此形成了共时性的记忆空间和历时性的文化景观。

2.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

在乡村实践的过程中，为了达到乡镇治理的现代化目标，实现“善治”的基本要求，要依靠强大的组织力量、高效的协同配合、广泛的公民参与、切实的法治保障、完善的体制机制和坚实的物质基础②。通过平等的合作、对话、协商与沟通等方式，发挥“社区治理共同体”优势，不断巩固社会治理制度、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为推进乡镇治理现代化提供保障。乡村喇叭曾作为一种权力媒介，体现了国家治理内在逻辑的变迁与基层治理公共职能的转变。传播者作为政策解读与内容传播的宣传者，具有天然的权威性与可信度。从人民公社时期的村集体“管控”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期的村委会“服务”，乡村喇叭的职能也从组织农民开展生产活动、政治宣传逐渐向公共服务转型。此种转变体现着从社会“管理”逐渐向社会“治理”的移动轨迹：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③，体现了社会治理的深层逻辑，有效聚合了社会共意的内生力量，不断促进社会成员的平等对话和沟通，探索形成了“有声党建”“声音治理”的党建引领农村治理的新路径。

（二）社交融入：乡村喇叭成为制造共意的中介

印刻在差序格局中的血缘结构和乡土情感，在风险社会中彻底摆脱了独立疏离的“都会感”，人作为社会性动物的群聚天性被释放，分散关系的人际交往更加注重彼此的联结与际遇。社会成员此时也主动停摆了现实社会中的“面子工程”，逐渐呈现出单一的“本真角色”。

1.共在性身份联结

马丁·布伯指出，人与世界的关系可以分为“我—它”和“我—你”关系④。在风险性与不确定性加剧的数字化生存时代，大量因素的积聚将引起社会合意的弱化或消弭。人类生命共同体中的情感共通性与身份共在性在此时以最大横截面扩张，情感传播的串联也因“你—我”的相遇而得到回应。此种关系或曰精神，即为布伯所谓的“之—间”联结。“我”与“你”不是分离关系，而是同为一体的。只有在共享中理解对方，才能获得共在性的深刻反馈。在后疫情时代，“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成为继“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后的又一新倡议。从人类整体安全角度来看，当疫情防控成为全球面临的共同大考时，以国家、民族为单位的身份认同感不断得到强化，人类共生与相互依赖的情感成为共同应对风险及挑战的纽带。此时，乡村喇叭作为一种抗疫的象征符号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同，成为一种承载认同的联结器物。

2.再制性情感释压

疫情防控期间，一段《村长发火了！陕西话就是毛了，让你们不听话！》的“硬核喊话”短视频火爆网络。各地通过把防疫知识编成说书快板、顺口溜、方言版喊话等作品，通过真实的语言表达和朴素的意义传递，融入当地乡音，充分发挥乡村喇叭的实用性、时效性和针对性，最大程度彰显了媒介的社会功用。归因于熟悉的乡音特征和各有特色的表达风格，加之全天候、无死角的循环传播，使得再制文本有效契合了社交语境，成为病毒式传播的原生“米姆”。在充斥创伤情境的共情传播中，对于习惯了标准化、简洁化话语表达的人们，在听到如此具有乡土气息和温情关怀的文本传递时，“都会感”带来的紧张情绪由此烟消云散，个人的情感需求得到了满足，获得了心灵抚慰，进而外化为社会成员共同消弭冲突与正视风险的力量。乡村喇叭也因此成为有效的情感释压渠道。

（三）功用重塑：乡村喇叭成为危机预警的中介

戈夫曼曾提出戏剧理论，认为社会生活如舞台剧的“前台/后台”般切换。人们为了表演，在前台呈现的是能为他人所接受的形象，而后台则是用于掩饰或藏匿难以接受形象的场合。从“确认你安好”到戏谑化调侃，在互联网的虚拟生存时代，“半匿名社交”便成为释放民众“前台表演”与“社会角色”的解压渠道，“亲近性媒介”的功用也不断呈现。

1.应急预警之功效

简短的文字编排与独特的播读语调，给危机预警时刻的应急传播带来了新型技术之外的机器媒介复古。在重大危机事件面前，信息不对称带来的谣言可能会部分消弭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作用，有损政府的权威与公信力。当前，国际传播中的污名化言辞和现象不断出现，虚假信息也随着网络渠道不胫而走。随着媒介渠道的多元化发展，若权威信息发声不足，会导致越来越多的未知恐惧持续放大、负面情绪不断共振，社会成员极其容易陷入谣言漩涡。学者杨保军指出，传播者创制出与解读者具有亲近性的文本，才能使“传播”真正达到“传通”之功效。乡村喇叭作为单向性传播的媒介，在应急管理事件中及时抢占了信息传播和动员的第一时机。乡村喇叭本身以口语传播为基本，以其主体的权威性、传播的亲近性，最大限度地宣传政策、解读信息、动员群众，切实发挥了媒介的环境监测、及时预警、社会联系与协调作用。虽然声音历来在传播过程中不易保存，但通过工作人员多地走访、录音循环播放等方式进行全天候传播，切实保障了信息收发的到达率和知晓率。至此，乡村喇叭的应急功能不断被挖掘，使得在灾难风险和危机事件到来之时，持续为社会成员提供温暖的关怀，不断激发着听众的正面能量和积极情绪，搭建起坚固的协作信任与传播链条。

2.鸿沟消弭之重任

中国的乡村长期处于通讯相对落后的状态，加之网络接触性较低、教育普及相对匮乏，部分村镇的居民仍存在着媒介使用能力较弱的现象。留守农村的老年人获取惠民政策等信息的主要途径仍是传统媒体，因此，互联网等新媒体在农村的信息传播与防疫科普方面的针对性不太高。从总体上看，老年人获取信息的习惯仍偏好于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使用诉求和功能较为单一。作为党和政府的“耳目喉舌”、舆论阵地和宣传平台，乡村喇叭逐渐成为村务政策互通、提供服务便利的重要渠道⑤，不仅肩负着传播先进文化、巩固意识形态的重任，更具有预警突发事件、消弭数字鸿沟和促进社会稳定的关键作用。在疫情防控期间，乡村喇叭因其“村村通”的优势，既体现了信息传达的实用性，又凸显了政策解读的亲近性，尤其在疫情信息传递中的应急管理与强制接收方面效果明显，快速拉近了党和人民之间的距离，逐步成为农村地区信息有效传播的重要渠道，提升了基层治理的服务效能。

三、结语

历史以特定形式描绘着时代的轮廓。乡村喇叭作为文化记忆与社会动员的亲近媒介，通过代际传承不断塑造着集体认同，获得情感归属的一种心理映射，不仅代表着“过去”的情感体验，而且串联着“未来”的共意凝聚。乡村喇叭在风险与危机中突出重围，不断加固其在乡村建设和时代沉淀的媒介基础，实现了话语译读的针对性和社会动员的有效性。面对大数据时代和信息爆炸带来的数字鸿沟，乡村喇叭这个亲近媒介的回归也预示着媒介复古而带来的记忆感召和重塑。

在新型乡村建设发展和媒体融合时代的背景下，乡村喇叭在未来的基层社会治理和有效维稳宣传方面将发挥重要作用，不仅能弥补新媒体在城乡二元结构中的信息传播差异，而且能有力促进“上下共治”良好局面的形成。近些年，尤其是在疫情大考面前，乡村喇叭通过多种形式、内容和意义的再生产，实现了风险中的社会动员，不仅激活了生命联结的基因，而且镌刻了关于“共同体”意识的媒介记忆，形成了共时性的记忆空间和历时性的文化景观。乡村喇叭运用通俗化、生活化的方式，逐渐发挥着社会动员、制造共意和危机预警的重要作用，有效推进基层治理的制度、体系和能力现代化进程。乡村喇叭在互联网时代的应急传播与危机预警中，不断重建着乡土社会的舆论格局，提升内容生产的传播秩序，也真正打通了信息传播的“最后一公里”⑥。

注释：

①[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M].毕然,郭金华 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17-21.

②柏泰.乡镇治理中的动员机制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21.

③暴龙.中国政府治理能力建设探析[D].哈尔滨:黑龙江大学,2014.

④[德]马丁·布伯.我与你[M].陈维纲 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5-14.

⑤何钧力.高音喇叭：权力的隐喻与嬗变——以华北米村为例[J].中国农村观察,2018(04):2-16.

⑥柳帆,盖颐帆.农村广播的“最后一公里”——从疫情防控看农村“大喇叭”的应急传播与服务功能[J].中国广播,2020(07):34-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