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明人认为褚遂良书法与其人品高洁有莫大联系。揭汯曾说：“褚书清劲峻嶷。平生大节。尽已见笔墨之间。古谓书类其人，信哉！”张岱《夜航船》中言：“书法擅绝技者，每因品重，非其人只贻玷耳。故曹操书法虽美而不传，褚仆射、颜鲁公、柳少师则家藏寸纸，珍若尺璧，不专以字重也。”唐人称其为“字里金生，行间玉润，法则温雅，美丽多方。”米芾评之“九奏万舞，鹤鹭充庭，锵玉鸣琐，窈窕合度。”正是这种直白承接于二王门下风格书法成为褚氏一生集大成的艺术表现形式，但这种婀娜之柔美与刚正不阿、率直鲠亮性格不甚搭配，导致褚体在明代书学接受中颇为显微。

【关键词】 褚遂良;书学接受;赵宧光; 董其昌;欧虞

【中图分类号】G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2）19-0091-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2.19.030

明朝学者对于褚遂良态度可归纳为八字：因人而异、总体势微。马宗霍《书林藻鉴》对“褚遂良”一条共收录35条汇评，明朝评论者共12条，占总比例34.2%。可见明代是褚遂良评价较为集中的一个朝代。有类似于包世臣《艺舟双楫》“河南如孔雀皈佛，花散金屏”这样比拟手法的“褚遂良书，善择纸笔而意有余。如高祖得张良，世祖得邓禹，皆谋议帷幄，决胜千里。”[1]也有萧常庚、文贵等人的论书诗，还有“唐褚遂良贬潭州都督，行部至道，洗笔池上。后人为立祠，宗邑令榜曰：‘唐大都督褚公洗笔池。’咸淳中，邑令赵必穆于池中得断碑，上刻褚公《湘潭偶题》……”[2]类似旧闻典故。

赵宧光是明代著名书法家，创作有草篆书体。他多次在书论中谈到唐人书法，如：

真书虽各有所取，总之一门……虞得其正锋，欧得其结构，智永得其圆而体俗，孟頫得其活而骨柔，仲温学而未成，伯几成而未至，一皆病多于药，勿中其毒。

学右军，以大令、智永、孙过庭、虞世南、赵孟頫、鲜于（伯）机、宋仲温、文徵仲诸人为学徒，以及颜真卿临《东方朔像赞》而参究之。学大令，以虞世南、王履吉、黄淳甫为学徒而参究之。学率更，以小欧阳及蜀本《石经》之似欧诸家而参究之。

晋人法度，不露圭角，无处揣模，直以韵胜。唐人法度，历历可数，颜有颜法，欧有欧法，虞有虞法。虞实近古而反拘，欧似习俗而入妙，颜则全用后世法矣。其他随人指纵，不足道也。[3]

可以清楚看到赵宧光在描述过程中忽略掉了褚遂良，赵氏明显不是“外行”，不会不知晓褚体。笔者猜测或许是赵氏本人并未亲眼见到褚氏墨迹，古代通讯不发达情况下，没有今天这种随时可以看到众多佳拓、真迹的条件，一生未见倒也实属正常。有些名迹世代累藏，如王世贞记《唐文皇哀册文》：“得之吴江史氏家盖九百年而纸素完好，墨色灿然刺眼，真神物也。”因常人难以得见，遂或抱憾，或是见到伪造本。类似孙鑛《书画跋跋》中题“褚河南孟法师碑”条中写道：“此乃褚最有名碑，恨余未见。”[4]再者如李日华《味水轩日记》载：“客持褚登善《阴符经》行书（阴符经传有行草书、大字、小字三版。今以大字者最为著名，实际上此处所指是行草版本）墨迹来玩……非真品也。有三跋……”不过此解释只能存为一说，细析下多少有些站不住脚，前文说过明代是褚体评价的高峰期，侧面能够展现出褚体书迹应不难得见。即使不是佳拓，见到劣本《雁塔圣教序》碑帖乃至伪作墨迹（托名作伪以获得利益）应该不属难事。

关于《圣教序》伪劣本记载，明人王世贞曾书跋：“余旧藏褚登善《圣教序记》，婉媚遒逸，波拂如铁线，盖善本也。后陕省致一纸，轻弱不足言。或以为翻刻，或以为有二本。第俱有可疑者旧藏本称龙朔三年建……盖未尝生及龙朔也。陕省本则云永徽四年中书令臣褚遂良书……疑皆后人附益之耳。”知王氏所藏二本，皆有可能为后人再刻，只是缘于刻工等技术上的差异，导致拓本有所深浅、技法不一。此外王氏有考二本落款，一者为龙朔三年，但褚氏没有活到龙朔年间。一者官职和其授予时间与史对应不上。总之都不太可能是原碑拓本，有可能是后人好事者再刻时加上。明人谢肇淛《五杂俎》说：“又一友人所见褚遂良《黄庭经》，纸是砑光，下笔皆偏锋，结构疏密不齐，与今帖刻全不类。大抵真迹虽劣，犹胜墨迹之佳者。”赵宧光未写“褚体”的原因，或许是本人不喜欢褚体书法。

明代书论中还有许多类似赵宧光者，出于各种原因对褚氏缄口不言，明显与褚遂良本人书法水平不相匹配。書法评论者在歌颂褚的书艺中，“因人而异”现象较为明显。“总体势微”则是另一个较大趋势。在谈“宋四家”的时候，总是喜欢按照技法水平进行排序，大多根据自己喜好，不仅是依据年龄长幼顺序。如果继承这种思想来看“初唐四家”就会发现，除了薛稷毫无例外会排在最后外。明朝书法评论过程中大多也是欧虞并论，褚随其后。比如曾对褚氏评有“评书者谓河南如瑶台婵娟，不胜罗绮”的王世贞。也在《艺苑卮言》中说：“自欧、虞、颜、柳、旭、素以至苏、黄、米、蔡，各用古法损益，自成一家。”亦未曾提到褚遂良，我们不能认为王氏对褚氏不器重，相较于欧虞来讲，则被提到的次数没有那么多。

然而不能忽略两点：其一，欧虞在风格上比较接近，一般用于并称，与“锺王”类似，如曾棨在《西墅集》云：“近时学者徒见其已然之迹，临锺、王者曰：‘我师晋’;临欧、虞者曰：‘我师唐。’”褚氏比起前两者的优势在于后期风格上“变法”。这也导致褚遂良失去与“欧虞褚”并列的机会。其二，褚遂良师法于欧虞。褚氏曾少学虞世南书，吴云峰《褚遂良书法师承及其楷书碑刻风格来源考辨》一文认为：“张怀瓘《书断》所述褚遂良‘少服膺虞监’并非无稽之谈，至少褚遂良十八岁前师承虞世南从时间上看尽在情理之中。”虽未见褚氏直接师承于欧阳门下，但据《旧唐书》记载。欧阳询曾十分看重褚遂良，或褚为欧阳氏私淑弟子。明人胡俨云：“河南博雅通识，工隶楷。初师虞永兴，晚得右军法。正书遒劲，直班欧虞。”这或许亦是当时书学语境中忽略掉褚遂良地位的原因。这不可认为褚体书法不能与欧虞相比拟，恰恰相反，当时有学者业已谈及褚遂良的书学地位。并且大胆地讲：“褚法出入锺王，古雅绝俗。风流绰约，欧虞谢之。”即认为褚遂良的历史地位应该加以重视，作为明代时期的书家，有如此观念，实属不易。褚体比拟于两家，实则毫不逊色。

还有更为直接地表现便是欧、虞书法在元代的复兴。之所以未与前面的两处并列提出，在于前者是三者未并论的根由。后者则更为直接反映了为何褚体书法在明代总体上不如欧虞两家。作为笼罩于元代复古思潮下的书学取法，其主要目的在于对魏晋无限崇拜，和对直接师承于魏晋的唐人的模拟学习，据元代文献记载，元人对唐人的临摹、取法的书家数量是要远超宋人之上的。或许这跟宋人对“尚意”的尊崇和对“尚法”的排斥有关。但元人似乎也并非是本着“唐人皆取之”这样宁滥勿缺心态进行的，而是呈现出了前期崇尚颜真卿、中后期崇尚欧虞的特殊演变历程。这种由前朝流传下来的书法风气也是导致褚体不及欧虞的重要因素。元人不崇尚与二王书法更为类似的“褚体”，大概是褚、颜两体是完全相反书法风格，士大夫长期对颜体推崇导致褚体的式微。因为书体崇尚（即审美）很难在短时间内做到特别大的转变。加上蒙古统治时期，以崇尚武力、雄强为本。褚体也不迎合于当时统治者的口味。元代的书学思想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明代的书学发展。清人何焯曾在《义门题跋》中提出了一新看法：“褚公此碑（指《雁塔圣教序》）参合南北，兼有篆隶。然颇伤于杂欲，趁俗媚反乖自然。于锺王之外横骛别驱（指纵情奔放，清人恽敬曾有‘横驱别骛，力脱前人之所为’之语。）要之书家正派必在永兴，渤海乃其亚匹……河南源远未分，庄周之伦欤。”也就是说，“趁俗媚反乖自然”是书家正派放弃褚遂良而选择欧虞的重要原因。

其他清代学者也有类似之表述，如翁方纲在《复初斋文集》中讲：“又欧虞论云：虞，晋楷也。欧褚，唐楷也。然虞伯施唐人，则其楷亦唐楷也。综论唐楷，则必以欧阳为圭臬乎。吾故曰虞褚二家合而为一欧阳也。然则欧胜虞乎？非也……则颜得于褚，褚得于虞也。欧则与虞并得于右军。尚不若褚之为虞所掩也，况颜乎？然至于褚而其脉犹近，至于颜则远矣。”[5]中间翁氏曾据“然则欧胜虞乎？非也”这一说法展开讲论，详细比较三者书迹特点。并针对上面所言的“价重衣冠，名高内外，浇漓后学，而得无罪”进行辩驳，认为对褚的评价中，“淳古”与“目之浇漓”两词相互矛盾，并进一步说明其书风特点乃褚氏个人之“老境”，“非可以概唐楷也”。遂“专以绳褚则不可”。足证在明清书家心中仍以欧虞为主，欧则又略胜虞，至于褚遂良则少有专尚之家，难以改变褚氏地位。

并不是讲褚体在明代完全无人涉猎。明李乐曾在《见闻杂记》中提到“今天下诸事慕古……字宗王羲之、褚遂良。画求赵子昂、黄大痴。”[6]明代确实有书宗褚遂良情况出现，可是到了现实的书学应用的过程中，褚遂良与王氏地位则宛若天地之别。可以说尚未发现专门提倡褚学，而不及欧虞者。故而，这则资料无法推翻“有史可录的上层书法鉴赏家”传统看法。实际上在明人的笔记中有不少关于体记载。比如项穆《书法雅言》多次提到褚遂良，且有极高的评价：

至于褚遂良之遒劲，颜真卿之端厚，柳公权之庄严，虽于书法，少容夷俊逸之妙，要皆忠义直亮之人也。

逸少一出，会通古今……褚遂良得其郁壮之筋，而鲜安闲之度……颜、柳得其庄毅之操，而失之鲁犷。[7]

在明朝末年具有举足轻重地位董其昌也有论述：“盖书家妙在能合，神在能离，所欲离者，非欧、虞、褚、薛诸名家伎俩，直欲脱去右军老子习气，所以难耳。”此外董其昌还记载过“临褚遂良《西升经》，与《淳熙秘阁续帖》所刻《黄庭经》同一笔法。真迹昔藏新都殷尚书家，余在长安曾于殷参军见之。永嘉王中舍为吴太学手摹一本，不差毫发，后归武林洪黄门，黄门以余写《法华经》，字形相等，遂以赠余……”（《容台集》亦载相关临摹情况）。董氏还曾对传本褚遂良书法加以辨证，导致先前的流传甚久的说法有所变动。如“天历本”《摹王羲之兰亭序卷》，“在明代各种书录中，原都称为褚遂良摹。后来鉴赏家又印董其昌跋中有‘似永兴（虞世南）所临’一语，加以杨不弃、陈继儒辈坐实虞临而继为题识张目，到清康熙以来大家都是定为虞世南临本了。”[8]从上述所引资料可以看出董其昌对褚遂良应是颇有了解。

吴门中的许多书家对褚遂良（或传为褚遂良书的伪书）亦颇有涉猎。[9]在成化十四年，吴宽就题跋过《唐文皇哀册》。祝允明的外祖父徐有贞的行书取法于褚遂良。据王世贞记载，祝允明在书法习法的过程中也有临习褚氏。其云“京兆少师楷法，自元常、二王……（褚）河南……行草则大令、永师、河南……靡不临写工绝。”[10]这也能侧面说明虽然祝的外祖父徐有贞取照的是褚遂良行书而非楷体，但也一定对褚体楷书有过练习。两人都勤学褚体，终成时有名气之书家。此外还有“昆山俞允文仲蔚小楷绝得褚河南法，而以颜、柳筋骨干之，遇所合作，深可嘉尚。而行笔颇仿河南，稍大则仿黄、米，而伤佻纵。”俞氏亦有对褚遂良书法的深刻见解，后文有所选录（俞提到见过米芾题签的褚本真迹）。文徵明在书法上遍临唐家，前期学欧，后又参入智永、褚遂良笔意。其小楷在构型上绝类褚体，加上文徵明继承了赵孟頫的“由唐追晋”的学古观念，并在吴门前辈的影响下，对宋人有所涉猎，讲求“师心自诣，神会意解”[11]又在师承上先后从业吴宽、李应祯、沈周等辈，此辈临褚的习惯均对其有所影响。可惜《文待诏题跋》中未曾专门见到有评价褚书条目，而其在书学过程中也是以欧虞为主，或许这正印证前面结论，况且除俞允文专习褚体外，其他书家都是将褚体作为辅助性学习内容，如《书法雅言》般，都是书家的罗列，并非专习。华亭县有擅以褚体为书者马愈，官至刑部主事。惜水平不高，鲜为人知。可见这个时期的褚体在书学之中虽小有传播，但尚远未达到风靡之效。

回到明人李乐所谈晚明时风均习逸少及褚河南的文本。这个“书宗”是不是褚体楷书，亦是问题。虽然明代对褚遂良奠定唐代书法的地位和艺术水平造诣的成就并无异议。可单独列出与羲之独列，又言过其实。于是李氏所讲“字宗王羲之、褚遂良”，又有统指《兰亭序》的可能。比如明代傅山《作字示儿孙》一文中谈道：“及见胡世安所得秘府十六种第一卷及褚河南临本，于今野本天渊绝也。”明代关于褚河南临《兰亭》记载甚繁，《万历野获编》载：“ 《兰亭》自殉昭陵后，人间仅留欧、虞、褚、薛四临本。今虞、褚尚有墨迹，为好事家所藏。以予所见，声价俱重。”[12]又明人俞允文《仲蔚先生集》说：“今此本是元章所题，手笔审定真迹，以为褚法之妙，薛、魏、欧、虞不能及，殆及黄绢本也。”以此代指《兰亭序》并不是没有可能。但褚本《兰亭》不存，兰亭八柱中第二本“褚摹本”，实为米临本，其行书小字《〈兰亭〉褚临本题诗》属自作自题，不过明人愿意称其为褚本，已成为代指性词汇。徐无闻先生《褚遂良书法试论》中说：“兰亭八柱第二本、梁章钜本、陈鉴本、王世贞本四种都称为褚摹;称虞世南摹的张金界奴本，在《秋碧堂帖》中也称褚摹，称为冯承素本的，清人也往往以为是褚摹。”这又并不是说指其代褚氏楷书是不正确说法，尤其是在明末这样一个“尚异求艳”时代风气下，书法走向崇尚褚遂良“柔媚华丽”的风格之间完全有可能。所以在明人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似乎又能找到晚明学褚的例证，其云“ （晚明时书风）又以虞、褚、欧阳楷体为宗”。此之明确有谈“楷体”，则可知明人楷体取法中诚然以“褚体”为宗，但欧、虞、褚三体中，褚较前兩者风格取法差异均较明显。说明在明代宗法过程中，欧虞并列，褚体次之，不过提到褚时仍然以欧虞为主，可见此时仍以褚体补足欧虞之不足，绝非专擅。在以“崇奢”为基调的社会风气影响下，褚体地位有所上升，可仍以欧虞为基调。总之，晚明在“流媚”时风的影响下确实在一段时间内兴起过褚体，但并未有书家专以褚体为尚，即便对褚体有所取舍者，也多是结合欧虞二者，因此褚体的式微是相较于欧虞二者十分明显。

明人对褚遂良接受，亦可从收录情况得以管窥。如安世凤《墨林快事》录褚帖有六，其考《唐语林》定《文皇哀册》为褚遂良书，认为不完全可信。云：“《哀册》褚固宜有书，乃字法太稚而冶，虽河南降格而为之，亦不至是，后人临仿不可知，要不可据以为登善之正果也。”诚有见识，可见对褚书颇为精熟。据杨亚博《褚遂良书法作品考辨及其书风探析》统计，明收录褚遂良书作较多的还有：陈继儒《陈眉公集》一帖、《妮古录》六帖，董其昌《容台集》十四帖、《画禅室随笔》八帖，丰坊《书诀》十八帖，高濂《遵生八笺》十一帖，李日华《味水轩日记》三帖，屠隆《考槃余事》十二帖，汪珂玉《珊瑚网》三十二帖，文震亨《长物志》九帖，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十六帖，张丑《清河书画舫》十八帖，郁逢庆《书画题跋记》十帖等。知明人亦有收藏，并无缺碍。

参考文献：

[1]崔尔平.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2：42.

[2]华人德，朱琴.历代笔记书论续编[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12：153.

[3]华人德.历代笔记书论汇编[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269-296.

[4]崔尔平.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G].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2：408.

[5]梁章钜.吉安室书录[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120-121.

[6]李乐.见闻杂记（卷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480.

[7]古籍室.历代书法论文选[G].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4：527-535.

[8]徐邦达.徐邦达集：古书画伪讹考辨1[M].北京：故宫出版社，2015：81.

[9]丁少帅.晚明商业活动与书法传播交流影响观略[J].文物鉴定与鉴赏，2020，（05）：34-38.

[10]孙岳颁，王原祁.佩文斋书画谱[M].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4：291.

[11]朱圭铭.明代书学研究[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8：73.

[12]沈德符.万历野获编[M].北京：中华书局，1959：5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