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下载

生命的张扬绚丽与人性的扭曲变异

2022-05-21付静宇

今古文创 2022年19期
关键词:罪恶救赎对比

【摘要】 《红高粱家族》是莫言影响力最大的一部著作,而《蛙》则是莫言酝酿十余年、笔耕四载、三易其稿,潜心打造的一部触及国人灵魂最痛处的长篇力作。两部作品主要人物不同、主要内容不同、反映的历史时期不同,看似毫无关联,却都凸显了一个共同的主题,体现了生命的张扬与特殊时期人性灵魂的扭曲和变异。挽留与珍惜、罪与救赎贯穿这两本著作的始终,大量的死亡描写震撼人心、直击灵魂,引发深深的思考。总有人来,总有人去,生命不断延续又不断消逝,人们感慨于生命的美好,悲叹于命运的无常,唏嘘世事沧桑、道德沦丧,却深感力不从心、无能为力,或许这就是好的作品带给人们的深的体会。

【关键词】 生命;人性;对比;罪恶;救赎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2)19-0007-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2.19.002

《红高粱家族》是莫言知名度最高的一部作品,相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蛙》却不如前者影响力大。前者通过“我”的叙述,描写了抗日战争期间,“我”的祖先在高密东北乡轰轰烈烈、英勇悲壮的人生故事。后者则以新中国近60年波澜起伏的农村生育史为背景,讲述了“我”从事妇产科工作50多年的乡村女医生姑姑“万心”的人生经历。从内容上看两者毫无关联,从主题上看却颇多相似之处。很少有学者对这两部作品进行比较研讨,但这并不代表将两者放在一起研究毫无价值,“伟大的作品一定是对个体、民族、国家命运最深刻把握的作品。”而综合这两部好的作品,有利于更深刻的剖析莫言小说的主题内涵,也有利于对当今人与社会的发展做出更深刻的把握。

一、生命绝望与自我救赎的相互交织

生命的绝望只有自我救赎来解,在《红高粱家族》与《蛙》中,都表现了这一主题。《红高粱家族》中,余占鳌的命运无疑是悲惨的,“我”奶奶戴凤莲死在他面前,二奶奶恋儿死在他面前,无数兄弟,无数仇人都死在他面前,他杀过人,放过火,风光过,失意过。他是东北高密乡最大的土匪头子,是后来名满天下的传奇英雄,却在“我”奶奶戴凤莲死后,两次落泪。戴凤莲的死要了余占鳌半条命,兄弟们的离去和中秋节日本人的大屠杀几乎令他崩溃,看到无数乡亲因为自己的原因死在日本人手下,孑然一身的余占鳌萌生了寻死的念头。是因为惦念儿子豆官这唯一的香火,是复仇的信念支撑他重整旗鼓、存活下去。他在抗日中寻求解脱,在一次次与敌人的斗争中自我救赎,对奶奶的思念、对奶奶的歉疚令他为奶奶举行了一场风光葬礼,出了一次“高粱殡”。成麻子带领日本人进入村庄,使整个村的人惨遭大屠杀,他自己也家破人亡,怀着对因他而死的无辜村民的歉疚,怀着对自己老婆孩子离去的悲伤,成麻子想要上吊结束自己的生命,却被人所救,从此抗日成为他赎罪的方式。《红高粱家族》中很多这样的描写,但无一例外,他们赎罪的方式全部都由复仇激起,而抗日则成为他们自我救赎的唯一途径,这也是这部著作独特的地方。

再看《蛙》中姑姑万心晚年的自我忏悔,她晚年的忏悔极为真诚,她能讲述每一个被自己打掉的胎儿的形象,更要丈夫郝大手据此塑泥娃娃,希冀以此减轻心中的罪责,获得内心世界的平衡与慰藉,表达出了一种赎罪之心。同时,侄子蝌蚪——万小跑之妻王仁美死在姑姑手中,姑姑欠蝌蚪一个儿子,也在她帮小狮子完成代孕中得到了救赎,姑姑以前毁掉了侄子蝌蚪的一个儿子,现在终于能还蝌蚪一个儿子。文中的“我”,也就是蝌蚪,也是在不断的赎罪,“我”为了自己的所谓前程,劝说妻子王仁美做掉孩子,而酿成妻子连同腹中孩子死亡的悲剧,“我”将这对妻子的亏欠,转移到小狮子身上,“我”对小狮子的好成了我赎罪的唯一方式。文中后半部分小狮子“生产”时,王仁美与我母亲魂灵的“到来”颇具魔幻色彩,“王仁美的生产”与“小狮子的生产”同时进行,新生的孩子仿佛就是“我”那失去的孩子,儿子的到来完成了“我”对王仁美孩子的歉疚,我在这新生的婴儿身上得到了救赎。

二、侧重个体与兼顾社会的聚焦不同

《红高粱家族》侧重对个体生命意识、酒神精神的抒发,那“红得像血海一样的红高粱”,象征着生命的躁动性和狂野性,代表着生命的热烈与激情。“我爷爷”余占鳌有着红高粱一般的血性,他随心所欲,用暴力解决一切问题,烧杀抢掠,遵从着生命最原始的欲望。他践踏伦理道德,与我奶奶在高粱地里成就美满爱情;他睚眦必报,苦练枪术只为与那花脖子报当年欺辱戴鳳莲之仇;他血气方刚,口吐鲜血仍要争一口气,将綦老翰林棺材抬出七重门。他是秩序的破坏者,原始人类天性的卫道士,在他身上张扬着最绚丽的生命色彩,体现着原始生命力的勃发。“我奶奶”也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女人,她爱憎分明、敢于反抗传统的家族婚姻,勇于追求自己的幸福,她身上有火一般的女子烈性,“出嫁时怀揣剪刀,三天回门时,公然和余占鳌在高粱地里野合,她憎恨把她嫁给麻风病人的父亲,将其拒之门外,为了捍卫爱情将恋儿驱逐出门,为了刺激出轨的余占鳌和黑眼厮混,为了抗日让独子上战场,为了给抗日民兵送拤饼被日军打死光荣牺牲”①。她是智慧的化身,高密东北乡人智慧的代表,面对县长曹梦九的质问,她镇定自如,装疯卖傻,保护了自己和余占鳌,抗击日本鬼子时,她想出了用铁耙挡住鬼子汽车退路的计谋。她“一生‘大行不拘细谨,大礼不辞小让’,心比天高,命如纸薄,敢于反抗,敢于斗争” ②,充满了野性精神。

《蛙》在《红高粱家族》及其后续若干部文学艺术创作基础上“有了更高的起点与更为厚重的思想基础,多了更多严肃的审视,尤其是对特定历史时期政治与社会现象的现实批判”,“是对《红高粱家族》原始、奔放的生命、人性讴歌基础之上进一步的超越和突破”③。《蛙》中不仅有《红高粱家族》对于生命意志的歌颂,还有对于社会现象的深刻反映。姑姑万心经历了战乱年代与杉谷司令的斗智斗勇,感受过新接生法时期村民的崇敬信赖,遭受过爱情的背叛,经受过计划生育时期的人们的唾骂,体会过“文革”时期的迫害,可她依然挺过来了,她本来就倔强的性子变得越发刚强,成为一个不输男子的女子,在她身上体现了生命的顽强与成长,体现了高密地区女子的烈性。同时书中也有不少关于社会现象的反映与思考,饥饿年代人们吃煤填饥,“我”的第一任妻子王仁美患有牙周炎,吃得“满嘴都是血”也吃得欢,血腥般的饥饿震撼人心;诸如肖上唇这般的恶人迫害无数生命,枉死无数冤魂,却仍然过得逍遥无比,他的儿子当了大官,成了大款,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改革开放后,毒奶粉、结石宝宝、大头婴儿……这样的变化让人感到不安与愤懑。而小狮子为了一己私欲选择代孕,又是对陈眉人生的再一次葬送。《蛙》更关注在社会环境变化中人性的扭曲变异,以及造成人的这种变化的社会反思,它确实要比《红高粱家族》关注的面要更深更广。

三、苦难解脱与苦难沉重的两相对比

《红高粱家族》中,死亡是对苦难的挣脱,是对痛苦人生的解脱,这大抵与那动荡的年代有关,也与那不甘为死所拘束的自由灵魂有关。莫言在描绘奶奶之死时用了一种高度诗化的笔调:“奶奶完成了自己的解放,她跟着鸽子飞着,她的缩得只如一只拳头那么大的思维空间里、盛着满溢的快乐、宁静、温暖、舒适、和谐。” ④从这里可以看出莫言对于死亡这个概念的超越,死亡并不是人生的苦难境遇,而是人类生命的另一种状态。再如余占鳌中了冷麻子的奸计,使我奶奶和王文义妻子以及无数个兄弟葬死在高粱地里,在再次巡视战场的时候,还剩一口气的方七面对余占鳌的救助,却说“大哥……行行好……别折腾我啦……补我一枪吧”。以及罗汉大爷被日本人剥皮时,他对孙五说:“兄弟,一刀捅了我吧,黄泉之下不忘你的恩德。”身体与精神的折磨使他们迫切寻求解脱,生命的生对于他们而言是一种苦难,死亡确是这苦难最好的解脱。

《蛙》中,活着才是最好的选择,它向人们传达出的恰恰是宁愿背负苦难也要努力活着的价值取向,生命的伟大在于它能承受超越生命的苦难。双手沾满婴儿鲜血的姑姑,被人们视为“黑了心肝、没了人味的魔鬼”,在推行计划生育的过程中,姑姑落下了一身的伤痕,家人的不理解与不支持,村民的唾骂与殴打,她都表现的毫不在意,可真的能做到毫不在乎吗?这只不过是她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罢了,靠权力来保护自己。“文革”时期,她主动揭露保护过自己的老院长,对自己的同事黄秋雅更是冷酷无情,求生的愿望使她失去理智,失去自我,真正变成了毫无人性的魔鬼。陈眉是王胆拼了命生下来的孩子,她因受火灾毁容,却还是努力生活,替父还债,她接受代孕,却最终因接受不了失去孩子而精神错乱。陈眉之父陈鼻,遗传了传统封建思想,传宗接代的他希望王胆为他再生一个儿子,却终不能如愿,王胆死后性情大变,接受不了这一切的他晚年变成了一个堂吉诃德似的悲剧人物。无论是多么悲惨的人物,却都是努力地生活,努力的存活,《蛙》对于个体生命的尊重可以想见。

四、“种”的退化与“种”的变异同化之可悲

《红高粱家族》通过祖孙三代人的对比,体现了“种”的退化。“我”爷爷奶奶那一辈儿的人,是“纯种的红高粱”,“它们根扎黑土,受日精月华,得雨露滋润,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不仅充满生机与活力,还具有智慧与灵感。“我父亲”豆官,开始生活在父辈的庇佑之下,“十四岁时跟随余占鳌司令去胶平公路伏击敌人的汽车队,之后又带领‘我母亲’倩儿和王光等人与吃人肉的狗群展开激烈的搏斗,不幸在搏斗中被狗咬伤了生殖器,生育能力衰退,这也是后辈们‘种’的退化的开始。作为一个远离故乡来到城市生活的人,‘我’身上充满了城市人的虚情假意。重建故乡‘千人坟’时,为了卫生捡骨殖,‘我’戴上了雪白的手套,遭到父老乡亲愤怒异样的眼光。” ⑤ “我”是一个被“杂种高粱”包围着的“不肖子孙”,“空有高粱的名称,但没有高粱挺拔的高秆”,“空有高粱的名称,但没有高粱辉煌的颜色”,“我们”是生活在祖辈光环之下的苟且偷生的人,在“我们”身上真切地体现了原始生命力的萎缩和异化。如同血海一样的纯种红高粱的地盘正在被杂种劣质的高粱侵占,莫言通过祖孙三代形象的对比,发出了深深的忧虑—— “種的退化”。

《蛙》中则较少体现了“种”的退化,更多的是“种”的异化与同化。姑姑原本是一个珍爱生命的人,她可以为人接生,也可以为牛接生,谁家需要她,迎暴雨风霜她都要赶过来接生,但身为产科医生的“姑姑”对政策全面服从并严格实施, 在她手下失去的小生命又数不胜数,她失去了从医人员的医德以及对生命的尊重,所表现出来的都是可怕扭曲的人性。耿秀莲、王仁美、王胆的死是她逃不开的责任,晚年的自我救赎又是她希冀寻得心里安慰的自我欺骗,姑姑的一生是难以用功过形容的,她是圣母与魔鬼的统一,在她身上体现了“种”的异化的开始。而小狮子则是姑姑“种”的异化的延续,小狮子对婴儿期的陈眉是十分喜爱的,时时抱着舍不得撒手,不愿将他还给陈鼻,可却能够为了代孕,选择长大后的陈眉借腹生子。“我”起初是十分反对小狮子代孕的做法的,却可以在看到广告牌上的婴儿后,逐渐认同小狮子的做法,同意她代孕,我被这异化的人性给最终同化了。先辈们善良正直的品德,异化成了后辈们扭曲荒诞的人性,令人十分痛心,文明社会的冲击,人性的自私黑暗赤裸裸的展现出来,赎罪赎不了已经犯下的罪,这本就是一个无解的谜题,为何原本不信神灵,最后却也改信神明?而人们需要反思的是,面对人世间的残酷现实,该如何保持住自己的质朴和本真。

五、结语

在莫言的这两部作品中,找不到绝对的好人,找不到绝对的坏人,找得到的都是些被命运不断玩弄的可怜人。人性本就是矛盾的存在,难以用好坏去评判去形容。莫言在《红高粱家族》开始时就对余占鳌带领的这批队伍做出评价:“他们杀人越货,精忠报国,他们演出过一幕幕英勇悲壮的舞剧,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不肖子孙相形见绌,在进步的同时,我真切地感到种的退化。”⑥拿余占鳌来说,“小说中他有为了保护高密东北乡奋勇抗日的英雄一面,体现了人性之善,但与此同时他也是一个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就可以制造灭门惨案的人,也是一个为了私人恩怨就可以打家劫舍的人,同时是一个一时冲动就可以滥杀无辜的人,更是一个为了一己私利就可以发行‘骑虎票子’剥削老百姓的人,这些都是余占鳌人性丑陋的一面,人性之恶的一面。”⑦就是这善恶一体的真实显露,唱响了这肆意挥洒生命的原始赞歌。《蛙》中的姑姑,神与魔的统一体,但却是无比真实的人的表现,她是接生的圣母,是恶毒的杀婴人,她在人与鬼之间摇摆,固执的遵循那血腥的法律,铁面无私。耿秀莲因她的疏忽母子俱亡;王仁美在她的亲自操刀下,胎死腹中,香消玉殒;王胆感恩姑姑为她接生,却也因姑姑的穷追不舍而丧命船中。姑姑是泼辣的,是倔强不屈的,她活得通透也活得糊涂,她人生中的三次爱情,第一次与王小倜,以遭到背叛而终;第二次与杨林,批斗会上杨林的懦弱令姑姑对爱情失望;第三次与郝大手,也只是为了赎罪而已。人性的复杂与变异在姑姑身上得到了完美展现。而在“我”的身上则处处体现了利与益,我为了自己的前途,劝说妻子打掉自己的孩子;“我”遵从姑姑的命令,娶了小狮子,抢了王肝喜欢的女孩;“我”接受陈眉的代孕,罔顾伦理道德,成了一个自私自利的人。“我”曾经也是一个为国家做过贡献的人,“我”能够分辨是非对错,可“我”最终也成了一个麻木的人。

现实的残酷影响人的活动,生存、融入、变异、扭曲。如果说《红高粱家族》带给人们的是对高粱精神,原始生命力的追逐,那么《蛙》引起人们的则是对善良纯真人性的追寻。两部作品都有关于人的复杂性的书写,都赤裸裸展现了真实的人,都蕴含了历史的哲理反思。通过这两部作品,莫言向人们传达的也是对青年一代以及整个中华民族都能找回曾经的生命力,找回自己的初心,恢复美好的人性的希冀与信心。

注释:

①②⑤郭燕燕:《“种的退化” —— 〈红高粱家族〉文本探析》,《宿州学院学报》2018年第07期。

③祁生贵:《小说〈蛙〉和〈红高粱家族〉的多重意蕴分析》,《名作欣赏》2018年第06期。

④⑥莫言:《红高粱家族》,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

⑦冯雪燕:《模糊的人性之〈红高粱家族〉》,《青年文学家》2015年第12期。

参考文献:

[1]莫言.红高粱家族[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2.

[2]莫言.蛙[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

[3]曹书文.从崇拜到嘲讽——论新时期家族小说的叙事情感[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8,(03).

[4]潘野.论莫言小说《蛙》的悲剧意识[J].新纪实,2021,(15).

[5]祁生贵.小说《蛙》和《红高粱家族》的多重意蕴分析[J].名作欣赏,2018,(06).

[6]周春辉.鉴赏《红高粱家族》与其珍贵意识的体现[J].芒种,2014,(13).

[7]崔涛.论《红高粱家族》原始生命力的张扬[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3,(S4).

[8]郭燕燕.“种的退化”—— 《红高粱家族》文本探析[J].宿州学院学报,2018,(07).

[9]颜水生.莫言“种的退化”的历史哲学[J].小说评论,2010,(03).

[10]严慧.莫言小说的批判精神[J].当代作家评论,2013,(02).

[11]冯雪燕.模糊的人性之《红高粱家族》[J].文学评论,2015,(12).

作者简介:

付静宇,女,汉族,河南安阳人,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2019级在读本科生,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

猜你喜欢

罪恶救赎对比
罪恶
中日两国胶囊旅馆业的发展对比及前景展望
《追风筝的人》的心灵疗治与救赎反思
英国电影中“愤青”与“暴青”对比研究
庄之蝶:欲望激流中的沉沦者
欧洲豪门英超最需“救赎”
抓小偷
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