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士梦

云南师范大学

董其昌，字玄宰，号思白，思翁，祖籍河南后迁移至上海华亭，其祖上世代为官，至其父而中落。其父董汉儒为秀才而屡试不中，董其昌出生在嘉靖三十四年，许因其父的“志未能酬”而将更多的希望寄予到董其昌身上，因而即便家境窘迫，董汉儒也让董其昌自小也受到良好的教育。

董其昌是好学的，从仕成为他早年读书的终极目标。董其昌十七岁时开始参加会试本应该获得第一的他却因为书法的粗拙而被置于第二，这件事对董其昌的打击之大，至此之后，董其昌便开始发奋勤练书法。董其昌三十一岁那一年参加科举，依旧名落孙山，古人云三十而立，至三十的董其昌在仕途生涯上一无所获，其心中郁结、苦闷之情可想而知，失意之情让董其昌愁眉不展，在这一年夏天中的某一日里董其昌在船上无意中用手敲到船上张布的帆竹突然顿悟，自此心情豁然开朗，深感禅之无上妙道以至於董其昌倾心于禅而不能自已。禅宗让董其昌顿悟而见其性，不在为外物所扰的董其昌似乎更加明澈通透，这样的“自然的本性”状态让董其昌更加的轻松畅快，在三十四岁时参加科举更加轻松自如，这样的无压力的随心所欲而又“不著于物”的全能发挥的结果是三十五岁的董其昌终于获得进士之名，至此开启了他六十五年的官宦生涯。

亦仕亦隐

高中后的董其昌一心效力于朝廷，却无奈被现实一掌拍醒，晚明的朝政的畸形发展使董其昌对此深感厌恶，尽管他有心力挽狂澜却深知仅凭他一人之力也是无力回天，再者在他之前首辅大臣张居正也曾采取并实施各种挽救措施却都已失败告终。事实上董其昌也是有尝试的，他借给失宠太子朱常洛讲学的机会而试图给这未来的储君灌输儒家之学，盼有这位储君朝一日可以有所作为，可惜董其昌的这种行为触犯到阶级的利益而遭到被贬时，董其昌放弃了挣扎。根据禅宗的“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的思想所影响，董其昌选择了亦仕亦隐的生活，而这隐大于出仕的生活中，禅宗思想及水墨画填补了其生活上的空缺。

以禅入画的提出

禅宗认为“人人皆可成佛”，只要个体通过不断的努力都可以达到超凡入圣的境界。从唐朝开始禅宗就开始影响着每一位中国人，这一方面的影响表现在文人士大夫的身上更为突出，从被公认的水墨画的鼻祖王维开始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可见一斑，到了宋朝时期，这种影响更为深刻，与禅僧间的来往成为一种时尚。到了明朝，禅宗由面的影响逐渐落入到点上的影响，尤其是对艺术方面的影响更为明显突出，特别是到晚明时期更是发展成人人谈禅的地步，本文的主人公董其昌早年参加科举失败而后投入到莫是龙的父亲莫如忠门下学习，经莫如忠的引荐认识陆树声，董其昌二十三岁开始师从陆树声学画，莫如忠、陆树声当时都是禅宗的爱好者，且经常聚集到一起谈禅论画，董其昌早年在这样的氛围下耳闻目濡，其日后提出“以禅入画”的思想理念也成了自然而然的事。

晚明，因皇帝怠政而皇权旁落，宦官与内阁交替执政。因为内阁内部本身也存在着矛盾，所以很多时候靠宦官来调节矛盾，宦官得以般乱政而至权倾朝野。宦官作为一个“仆人”竟可以发号施令令文人士大夫称臣，其文人心中多少都会产生不满，对朝廷的失望之情可想而知，纵情禅悦寄托心灵成为当时禅宗盛行的主要原因。

董其昌水墨画中的禅

参禅使董其昌获得了心靈的寄托，将禅思运用到水墨画中，提出“以禅入画”并付诸实践成为董其昌毕生的追求。纵观董其昌的水墨画作品大都给人一种“淡雅”的感觉，这种对“淡雅”的追求无疑是与禅宗不无关系，禅宗讲“见性成佛”，窥见最本性的客观存在，就可以实现终极追求。而画中的终极追求的“性”即自然，万物最初始的状态，用董其昌的感悟来说就是：“诗文书画少而工，老而淡，淡胜工，不工亦何能淡。”因此在董其昌的绘画中，几乎都是在追求一种淡雅的意境，虽无波澜壮阔的情景却在诉说着一种含蓄静谧、平淡天真，虚无缥缈、若有若无的禅宗理念下的文人情绪思想。

禅宗的修行是为了“见性成佛”而这成佛的瞬间即“顿悟”。同样在绘画当中，董其昌也提倡“顿悟”由此提出著名的“南北宗论”他说：“禅家有南北二宗，唐时始分。画之南北二宗，亦唐时分也。但其人非南北耳。北宗则李思训父子着色山水，流传而为宋之赵干、赵伯驹、伯驌，以至马、夏辈。南宗则王摩诘始用渲淡，一变勾斫之法，其传为张躁、荆、关、董、巨、郭忠恕、米家父子，以至元之四大家，亦如六祖之后有马驹、云门、临济，儿孙之盛，而北宗微矣。”董其昌不只是停留在理论上，更用他的毕生来践行他的理论。为了在水墨画中达到“顿悟”的境界，他提出“作画既要以古人为师，更要以天地为师”，不仅学习古人作画的精髓还要学习自然，只有经过不断的刻骨学习，才能达到“顿悟”的境界，实现“自成一家而自成机杼。”

董其昌对“禅”与“水墨画”的钟情是董其昌提出“以禅入画”的基础，在禅宗思想的影响下，董其昌突破了传统绘画的局限，开辟了绘画的新理念且付诸实践，学习古人而不泥于古，终成一个时代的大家，董其昌的这种学习精神值得现代的每个人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