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苏轼在其诸多作品中都自称“闲人”，看似豁达的背后又蕴藏着怎样的“忧”与“乐呢？本文围绕《记承天寺夜游》中“闲人”一词，通过分析“闲人之忧”和“闲人之乐”来感悟苏轼“忧乐圆融”的精神世界。

【关键词】 闲人;苏轼;忧乐圆融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2）19-0004-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2.19.001

苏轼《记承天寺夜游》写于元丰六年十日十二日夜，此时是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于黄州的第三年，从官为省郎到乡野农夫，其中的苦痛唯有苏轼自己知晓，在黄州时期他心醉于美景，身醉于临皋亭。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临皋亭下十数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眉雪水。吾饮食沐浴皆取焉，何必归乡哉？江水风月本无常主，闲着便是主人。”苏轼在《记承天寺夜游》中也自称“闲人”，那么苏轼之“闲”背后又蕴藏着怎样的“忧”与“乐”呢？

一、闲人之忧

苏轼于元丰三年（1080年）正月初一，离开京城，在清晨微弱的曙光中前往黄州。《记承天寺夜游》写于元丰六年，这已是苏轼被贬谪的第三年，在黄州的生活过的平静无奇，只是在夜间回想起政治的失意，苏轼依旧落寞。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遥远的月色，轻轻地泻在苏轼的门上，已是“解衣欲睡”的时辰，门窗却依旧敞开着，仿佛暗示着苏轼内心的不平静，在如此静谧的夜晚，悲伤的情绪从心底蔓延，白天的苏轼沉醉于“江水风月”，在小舟中肆意喝酒，起兴时乐声道：“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而到了夜晚，内心那份贬谪的落寞和悲凉如月色般倾泻而出。皎洁的月光悄悄地照进了苏轼的心底，望着天上的孤月，苏轼“欣然起行”漫步到庭院中赏月，这无声的明月犹如无声的知己陪伴在苏轼身边，轻轻抚慰苏轼苦郁的心灵，苏轼“欣然起行”，欣的是月色的明亮，欣的是月色的美好，欣的是月色的宁静。

苏子写道：“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这是竹柏的倒影，清澈透亮，亦是苏子纯粹的心，在这皎皎的月光下，轻轻地晃动着。庭中并无积水，积水中也无藻、荇，所看的一切其实只是“影”子罢了，苏子未着“月”字，却令读者身临其境，感受这无边的月色。

然苏子却喟然感叹道：“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月色如此皎洁明亮，只有“闲人”人才闲情逸致去欣赏月色，可是哪里又没有月亮，哪里又没有竹子和松柏呢？只不过众人忙碌于世俗功名利禄无心观赏罢了，唯我二人贬谪于此，无案牍劳形，才有大把的时间漫步赏月，这其中流露出的何尝不是被苏子贬为“闲人”的落寞以及对于“赋闲”的无奈之情吗？。

贬谪是苏轼一生的痛，但在黄州生活上的贫困确是当下的挑战，他在给秦少游的信中说道：“初到黄，廪入既绝，人口不少，私甚忧之，但痛自节俭，日用不得过百五十。”苏轼心里“忧烦”的是黄州日子的贫穷，因此元丰四年，为了生活，苏轼亲自耕耘务农，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描述了苏轼初到黄州的生活：“公幅巾芒屩，与田父野老，相従溪谷之间，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苏轼从尔虞我诈的官场走出，归去山水田野间，而“忧”是其生活的底色。

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写道：“有的人不忙不快乐，苏东坡就是这一型。”如得知陕西干旱数月，苏轼立马向神明呈递求雨状书，甚至游历各处体察民情，在求雨成功后，苏轼为了纪念此事，他撰写《喜雨亭记》并刻于后花园的“喜雨亭”上，林语堂说道：“他的气质，他的生活，就犹如跳动飞舞的火焰，不管到何处，都能给人生命温暖，但同时也会把东西毁灭。”苏轼性格直白、笔锋尖锐，疾恶如仇，他一心为朝廷社稷，诉状百姓在“王安石变法”下的疾苦贫困，直指朝野小人惹是生非，其文章直白尖锐，受仇敌之陷害，身陷“乌台诗案”，子由和好友们为挽救苏轼不断努力奔走，甚至他的敌友王安石也出面劝说神宗“圣朝不宜诛名士。”在众人的力挽下，苏轼终免一死，被贬为“黄州团练副史”。余秋雨在《黄州突围》写道：“他从监狱里走来，带着一个极小的官职，实际上以一个流放罪犯的身份走来。他带着官场和文坛泼给他的浑身脏水走来，他满心侥幸又满心绝望地走来。他被人押着，远离自己的家眷，没有资格选择黄州之外的任何一个地方，朝着这个当时还很荒凉的小镇走来……”从初入仕满腔抱负的少年郎到被贬荒凉的“黄州”做一个闲人，苏轼从一个最不愿意“闲”的人，却被迫赋“闲”，苏轼自嘲“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于是他将自己的愁绪悲凉都隐晦的藏在了《记承天寺夜游》中，借月色和知己聊表内心的孤寂和凄凉。

“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同样被贬谪的朋友 怀民也还没有入睡，在这空明的月色之下，两人相伴同游，望着天空中的明月，世间“闲人”太少，而这月夜之下就有两个，不免心生悲凉。“闲人”有无穷的时间去欣赏江水风月之美，可是其内心的“满腔抱负”又该如何安放？闲人之忧在何？在于身心难以统一罢了！

贬谪之忧、生活贫困之忧、被迫赋闲之忧……苏轼的身心背负了太多的苦难，但是苏轼以其强大的内心，醉心黄州的山川田野，于天地间寻求慰藉，苏子之忧在自然间化作一众的诗篇，在黄州，苏子放逐自身于自然之中，其在黄州的诗文中流露出“隐秘”的自由。余秋雨说道：“没有苏轼的被贬黄州，就没有一道光射向天际。”生活的磨难和政治的失意化成苏子创作的源泉。

二、闲人之乐

“某现在东坡种稻，劳苦之中亦自有其乐。有屋五间，果菜数十畦，桑百余本。身耕妻蚕，聊以卒岁也。”在黄州，苏轼亲自农耕，自给自足，远离朝廷的朋党之争，苏轼在乡野间获得简单的快乐。黄州地处偏远，生活贫困，但是无限的自由时光、临皋亭和承天寺的美景、月色的皎洁清透、诗人的豪迈豁达——这些都圆融在黄州的生活中，使苏轼的生活“虽劳苦亦有味”，他开始享受田园带给他的快乐，他自言魏晋陶渊明是其前生曾写道：“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其中流露出的是苏轼对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毅然辞官归隐的敬佩同时苏轼在心底深深的仰慕陶淵明的高风亮节以及超凡脱俗的人生态度。他在田野里边劳作边敲打牛角打拍子高声歌唱：“归去来，谁不遣君归。觉从前皆非今是”，在充满田园牧歌情调的黄州中，苏轼的心境逐渐变得开阔豁达，他在黄州随写的小记中充满着醇厚亲切的暖意，他不再悲天悯人，而开始享受平淡的生活。

此时的生活虽然贫苦，但是自在无比，“闲人”苏轼纵情山水之间，与好友们对酒当歌，好不快活。

在黄州“闲人”苏轼的快乐还来源于对佛法和道教的参悟，王水照和崔铭先生在《苏轼传》中写道：“苏轼人生思想的特点是‘杂’：既表现为儒佛道思想因素同时贯穿他的一生，又表现为这三种思想因素的经常互相自我否定。儒家入世，佛家超世，道家避世，三者原有矛盾，苏轼却以‘内儒外道’的形式将其统一起来。”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后，从关注朝廷政治，转向对自我内心的探求，苏轼地从宗教中获取新的生活方向，他开始思考宇宙天地，超越人间得失，感受天地之美，追求生命之永恒。

苏轼潜心礼佛，希望于佛中求得“无我”的超然之乐。他修炼佛教的瑜伽术，希望通过修炼瑜伽获得精神的愉悦，瑜伽通过控制自身姿态和呼吸，使精神从世间万物中抽离而出，达到“忘我”的境界，使人心生“恍惚出神的喜悦”，在安国寺他参悟佛理，心灵获取慰藉，言道：“心困万缘空，身安一床足。岂惟忘净秽，兼以洗荣辱。”苏轼逐渐放下官场得失，摆脱贬谪带来的苦痛，终于在大千世界中寻得一处“心安”。苏轼问柔奴：“广南风土， 应是不好？”柔奴却说：“此心安处，便是吾乡。”苏轼开始明白不论外在的环境如何变化，只要内心安定，何处都是吾家，此信念激励着苏轼后来的生活。黄州之后，苏轼被迫安置于常州，又得奉命去往登州，因得太后恩宠重回京都任重要职位，最后又被贬惠州，流放海南。苏轼的一生可谓跌宕起伏，但是苏轼以超凡脱俗的心境在坎坷的生活中随遇而安，以平和的心态对待生活的起伏，他深深的参悟“无我”“一切皆空”的禅理。

与此同时苏轼开始研读道教，从老庄的思想中获取精神的“自由”之乐。苏轼“既而读《庄子 》喟然叹曰 ：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苏轼受儒学思想的滋养长大，秉承“学而优则仕”的思想积极入世，忧心国家政事，心系黎民百姓，他给友人的信中言道：“我性不忍事，心里有话，如食中有蝇，非吐不可。”乌台诗案前苏轼还志气满当，针砭时弊，当他经受人生最严重的灾难后，身心疲惫，政治抱负逐渐褪去，希望从宗教得到精神的解脱。庄子言：“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这种超脱世俗的自由正符合苏轼当时的心境，至人、神人、圣人达到忘记自身、不贪图功名利禄、不在乎外在的名气，超脱物外，达到“忘我”的境界，于是苏轼勤练内功、道药养生、炼外丹，以求获得“无待的自由”。

他在《乐与苦》中写道：“乐事可慕，苦事可畏，皆是未至时心尔。”对于快乐的事情感到羡慕，对于痛苦的事情感到畏惧，都是，儒释道三教在蘇轼的作品中相互交融，使苏轼对人生哲学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王国维道：“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记承天寺夜游》中借助“积水、藻、荇”表现月色的清透皎洁，是“无我”和“超脱自然”的状态下，与洁白无瑕的“月”水乳交融。

三、忧乐圆融

徐观复提出“忧患意识说”其意为君子在困境中认识到人生的价值，李泽厚提出“乐感文化说”，指出中国人追求在人生快乐中求得“超越”，而庞朴将中国的文人精神概括为“忧乐圆融”即忧乐合二为一，构成了中国文人的至高境界。

庞朴的观点最能概括苏子的心境，政治上的失意之“忧”和逍遥自得之“乐”，在苏轼的生活和作品中慢慢交织圆融，呈现出一种宁静的心境，心境的变化也体现在作品中，苏轼在黄州的作品中逐渐流露出佛老的思想，儒家的“出世”、佛家的“无我”、道家的“羽化登仙”三教合一圆融在苏轼的词作中。

“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在赤壁这块巨大的石头下，苏轼留下千古名绝唱，一篇《念奴娇·赤壁怀古》;两篇《赤壁赋》;一篇月下小品文《记承天寺夜游》。“苏轼这位天纵天才，所给予这个世界者多，而取自这个世界者少，他不管身处何处，总是把稍纵即逝的诗的感受，赋予不朽的艺术形式，而使之长留人间。”林语堂如是评价苏轼的天赋。

清风徐来，水波不兴，苏子悠闲地驾着“一叶扁舟”游览赤壁，在飘然间仿佛要羽化登仙，苏子的心境已然超脱万物，回望过去的三国赤壁之战，苏子感叹道：“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你我不过是宇宙中的蜉蝣，沧海中的沙粒，哀叹人生的短暂，羡慕长江的无穷，想与仙人携手遨游各地，与明月相拥而永存世间。在“如怨如慕，如泣如诉”的啸声中苏子宽慰友人“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苏轼受老庄哲学的影响开始从多个角度看待世界万物的变化，探讨“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以更加宽广的视野看待万物。

元丰五年（1082年）苏轼在冬天来临之际，带着闰之做好的酒和友人捕到的鱼，重游赤壁，写下具有神秘色彩的名篇后《赤壁赋》。全文融写景、抒情、议论为一体。如画般的语言向读者描写了赤壁的宏伟景色，陡峭的江岸，两岸的山峦和清冷月色，江水落下露出了巨大的岩石，不过几日的时间，江山景色都已经不同了，不能辨认了，时间在蹉跎中不断逝去。在这月色之下，苏子独自往高处攀爬，在山林中长啸、草木、高山、大风、波浪都与苏子相互应和，苏子放浪形骸于高山水野之中，与山川共鸣，然而苏子却“悄然而悲，肃然而恐”，前《赤壁赋》中面对着“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的景色，苏轼发出“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的感叹，如今这般景象已不复存在，时间如白驹过隙，世间万物瞬转即逝，苏子感到怅然若失，悲之何？是物是人非之悲，是于宇宙中渺小之悲，是无穷尽的贬谪之悲。现世的悲苦，苏子于梦中遇仙得到解脱，梦醒后却不见道士，也不见梦中的孤鹤，一如在《水调歌头》中咏叹“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既想化仙归去，又留恋俗世，出世与入世的矛盾困扰着苏子的内心，然而苏轼在悲与欢的交织中超脱而出，以忧乐圆融的态度面对俗世的悲喜，以豁达乐观的态度面对生活之忧。

俗话说“诗人不兴诗作兴”，李清照在经历国破家亡后写下颠覆之词作《声声慢》，她用半生的苦难才换来十四字词境的高峰。而苏轼亦是如此，生活的苦难化作了另一种光辉，被贬黄州后，苏轼逐渐远离朝廷的漩涡争斗，在学术上写下他最得意的名篇，在艺术上推动宋代书法绘画的进步，在精神上参悟儒释道三教，苏轼从生活的苦难中超脱，感悟宇宙和人生的真谛，终成“忧乐圆融”的心境。出游黄州，只着蓑衣的苏轼，在大雨中“吟啸徐行”留下千古绝唱“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对于人生的风风雨雨，苏轼安之若素，不管生活怎样变化，路遇挫折，苏轼明净透彻的心灵不会被外物的变化所侵扰。不会被世俗的悲欢所羁绊，始终保持豁达乐观的积极心态。

苏轼已然领悟“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哲理，“千古风流人物”在“谈笑间，灰飞烟灭”，远大的政治抱负与当下的黄州生活猛烈冲撞，回望过去英雄的消逝，人生就像一场梦，只有明月永存天空，就如佛家所言“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苏子心无杂念慢慢参透“无相”“无往”的禅境。苏子的心境从初到黄州的“万念俱灰”到现在的“忧乐圆融”，他完成了精神上的升华，进入了新的人生境界。苏轼的豁达乐观的心境从他的作品中自然流露，在佛老思想的影响下，苏轼在俗世中获得“精神的自由”，因此他能够以宁静欣悦的心境写下《记承天寺夜游》。寥寥八十余字的月下游记隐含着苏轼的人生哲学和宗教意境，苏轼这位“闲人”正是将儒释道三教融会贯通，才使其以超脱俗世的“忧”和“乐”于逆境中获得重生，如《定风波》中表达而出的人生姿态“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无论是归去朝廷、还是归去田野，皆以“忧乐圆融”的心态去面对生活。

参考文献：

[1]（宋）苏轼.苏东坡全集[M].北京：中国书店，1991.

[2]林语堂.苏东坡传[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2.

[3]庞朴.忧乐圆融：中国的人文精神[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20.

[4]王水照，崔铭.苏轼传[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

[5]余秋雨.苏东坡突围[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

作者简介：

金文雅，温州大学人文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学语文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