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婧涵

摘要：人类学家格尔茨提出“深描”的方法论策略研究人类文化，关注文化中的人及其行为，阐释当时当地文化中的人们对文化的理解。社会学家布迪厄试图超越结构与文化的二元性，主张文化受结构的建构和影响，但行动者仍然具有能动性，在文化场域中调整自己的社会位置和社会资本。两者对文化研究的共通之处在于：在文化研究中尽量避免大而泛的研究范式，并表现出对特定的本土文化和微观领域的研究兴趣。

关键词：格尔茨;布迪厄;文化研究;深描;惯习

文化与社会结构的关系一直是社会各界学者关注的重要话题，在学者们的努力下，文化结构主义范式已成为文化社会学的主流研究范式之一。泰勒、斯宾塞等人开启了文化的研究，他们在文化的研究中更多地强调人类文化地位的优越性，更多地研究人类文化的基本特征。而另一位思想家涂尔干认为，人类文化是一种社会事实，应对其进行实证分析，马林洛夫斯基、莫斯等都强调了各种社会要素的功能性意义，并将这种功能性社会结构称为文化，以列维·施特劳斯为代表的结构人类学则强调人类社会结构中的文化元素[1]。20世纪60年代社会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经历了转型与融合，以吉登斯和布迪厄为代表的思想家们认为，社会文化因素和整个社会结构是相互渗透的，社会结构越来越倾向于以符号化的形式呈现[2]。虽然学者们一直在努力，但结构与文化的复杂关系一直是文化研究的难点问题。

学界对文化仍没有一个完全统一的界定，因为学者们对文化的概念内涵有着多元的解读，就周怡的观点来说，文化在社会学意义上的解读可总结为四种：主观意义的文化，结构意义的文化，拟剧意义的文化和制度意义的文化。作为符号人类学家的格尔茨倡导以“深描”的解释方法来分析文化系统，而布迪厄则是在分层视角下研究文化社会学，关注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区分，强调文化与社会分层、文化与权力之间的重要关系。本文将通过对格尔茨倡导的文化解释观和布迪厄对文化的相关观点进行比较，探讨两位学者对文化的理解中存在的共通之处和差异之处，以此加深对社会文化的理解。

一、格尔茨的文化观

格尔茨的文化概念是建立在对泰勒观点的批判之上的，泰勒曾提出文化是“最复杂的整体”，而格尔茨认为，这种文化定义方法过于杂烩，其内容过于复杂，然后他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即“文化本质上是由符号创造的概念”，这有利于人们交流生活和对生活的态度，所以他主张人类学的研究任务就是解释这些符号。他批判了作为方法论的操作主义太过教条化、缺乏合理性，贊同韦伯关于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编制的“意义之网”生活的观点，并认为人类学家的任务就是“驱散迷雾”、理解研究对象的社会文化[3]。格尔茨提出社会人类学的实践者应该做的是民族志，在《文化的解释》一书中，他解释了从事民族志就是“建立联系，选择调查者，做笔记，记录族谱，绘制实地地图，写日记”。文化的物质与精神两种性质被组织成“意义结构的层次结构”的符号系统，人类学家的文化解读任务是解读由符号阐释系统构成的文化文本，这种解释并不是对一个复杂的文化系统的简单化，而是对族群文化系统的深刻理解。从格尔茨的这一观点可以看出，他注意到了文化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因此提出了“深描”的方法论策略，主张对微妙事物进行“微观”的观察，把“一件小事”放到文化的意义结构中进行微观把握，不仅要准确地把握这种小事的意义结构的位置，还要揭示它在整个文化系统中与其他文化事象之间的复杂关联，因此人类学家对文化意义的理解取决于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格尔茨的“深描”简言之就是“解释的解释”，解释人们在特定的社会和历史条件下如何解释自己的行为，并将它们记录下来，正如他在书中所说，理解其他山谷中放牧其他羊群的其他人给出的答案，以便将答案归于记载人类话语的记录中去[4]。从格尔茨的立场来看，文化之间存在差异，文化解释理论本身是具有独特性的，所以它不是一套抽象的规律。在他的书中，他反复强调需要把民族文化置于他们自身的日常行为状态中去理解，解释文化必须关注人和行为两个重要因素，他写道，“解释文化必须关注行为”，在他的理论中文化形态可以在社会行动中得到表达，文化通过人来实现。由于人在社会中的行为不是固定的，而是变化的，因此对社会行为和意义的理解需要结合具体的社会情境，也正是因为文化是人的社会行为的产物，文化及其意义才具有公共性。理解文化需要做的是“深描”，“深描”不仅需要叙述实际发生的事实，还需要解释事实背后的意义，因为只有真正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才能做出文化解释。记录和解释文化之后， 我们要做的是用它们来进行现实性和具体性、创造性和想象性的思考，以实现“从各种评论和轶事走向宏大的文化景观、时代、大陆或文明”的目标[5]，并以此建构一个概念结构和分析系统。从格尔茨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关于文化的解释所提倡的就是一种反对“普遍化”的结论，强调文化自身的独特性，将文化看作一种“地方性知识”[6]， 想要总结出文化的某种普遍的模式和规律，在他看来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也表明格尔茨对结构主义文化观的否定。与此同时，格尔茨的理论中有一个逻辑，那就是文化的解释和形成只能解释已经发生的社会行为和人类语言，而不能用来预测和检验[7]。但在格尔茨看来，我们对意义的解释和理论的发展过程，就是通过使用来自经验世界的第一手数据来检验和论证概念的过程。由此可见，格尔茨致力于建立社会行动与文化之间的联系，致力于跨文化理解，尊重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诠释他人的解释”。

二、布迪厄的文化社会学

在《文化与权力》一书中，斯沃茨特别关注了布迪厄社会学思想的知识背景和研究经验。布迪厄的研究源于他独特的知识资源和专业经验，他的思维受到他对马克思、韦伯、涂尔干的观点，以及萨特、列维、斯特劳斯、阿尔都塞等思想家，战后法国结构主义和阿尔及利亚人类学田野研究的影响。为了构建一种超越结构与文化二元性的社会学理论，布迪厄提出了符号权力社会学，试图通过这种社会学来解决文化、社会结构和行为之间的关系。他的研究重点是文化的社会化如何将个体和群体置于对等的竞争体系中，相对自主的斗争领域如何使个体和群体为宝贵的资源而斗争，以及这些斗争如何通过符号的分类传递。行动者如何通过各种策略获得利益，以及在此过程中如何在不知不觉中再现社会分层秩序，由此揭示了文化与符号权力的关系。因此，布迪厄揭示出，“人才”、“文化品位”等似乎具有特殊意义的文化皇冠，是离不开产生它们的社会历史条件的。他认为演员的文化需求、文化欣赏能力、文化创造力等能力都是社会结构灌输和教育演员的外部规则。这些规则不断被行动者内化并形成习惯。在此基础上，布迪厄提出了“区隔”和“文化资本”的概念和理论。文化资本是指类似于教育文凭的文化商品和服务，社会资本包括熟人和网络。布迪厄的这些观点突破了人们局限于自身社会地位和阶级的意识和视野，揭示了社会结构在隐藏个人行为中的作用，确立了个人行为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内在联系。他的社会学知识原则都体现了关系方法，从冲突的角度看待社会世界，将变量构建为“关系系统”，从日常感知的语境中提取研究对象，转化为“科学知识对象”。

回归到我们日常的消费生活和文化生活，文化相关的需求和消费是需要认知和鉴赏能力的，而这种认知和鉴赏能力是需要建立在一定的经济能力、时间投入和文化积累的基础上的。因此这种文化品位在拥有丰富休闲时间和足够经济条件和为衣食住行担忧的底层民众之间划下了一条鸿沟，在二者之间产生了文化区隔。布迪厄将文化与权力建立了联系，或者说，二者本就存在着潜在的联系。

布迪厄的“惯习”概念是一种有关行为的文化理论，他试图揭示行为与结构的关系，即人的行为是如何被规范的，强调个人主体性和社会客观性之间的的相互渗透。作者驳斥了列维和莫斯的观点，认为行动者的行为也有自己的策略，倾向于占主导地位，而不是遵循规则或规范。布迪厄的“场域”概念是其理论的空间隐喻，它定义了社会的背景结构，他将“场域”定义为围绕陪着特定资本而竞争的结构化空间，是社会位置之间的关系图式。这一概念也反映了布迪厄的社会学思想中一直贯彻的关系性逻辑，他认为行为会受到社会结构的影响，所以他使用“场域”的概念而不是用尽可能多的因素来界定行为。布迪厄对这一领域的分析将重点从个人和群体的特征转移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斗争动态，这些斗争动态塑造了个人和群体的行为。“惯习”被认为是一种倾向系统，它们在物质上、社会上和文化上决定了一个特定社会群体的可能和不可能;什么是合理的，什么是不合理的;什么是自然的，什么是不可思议的。“惯习”还引导个体“不假思索地服从命令”，将“必然性”转化为“美德”，在更普遍的层面上，“惯习”指的是一种趋势，这种趋势持续地、普遍地贯穿于生活的各个领域，甚至贯穿个体的整个一生，并由此产生自我实现的预言能力[8]。

通过理解布迪厄对惯习、场域等概念的建构，可以看出他想要跳出文化和结构的二元格局，架起两者之间的桥梁，在两者之间建立一定的联系，以便更好地理解社会文化和社会文化中人们的行为逻辑。他的这种努力使他有关文化与权力的观点对西方社会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但他的论述仍然是在结构与文化的关系下演绎出来的，习惯、文化资本和领域的概念仍然倾向于维持从过去延续下来的文化与结构的二元关系状态[9]。

三、讨论

格尔茨认为文化具有复杂性和差异性，他提出要关注文化的独特性，关注文化中的人及其行为，从更多的地域性、情境性和本土化的特征来理解文化。布迪厄主张文化受结构的建构和影响，但其行动者仍然具有能动性，在文化场域中调整自己的社会位置和社会资本。格尔茨对不同文化的差异予以尊重，布迪厄对生活与不同场域中的个体和群体予以关注，可以看出两位学者他们都试图在理论建构中避免大而广义的文化研究范式。格尔茨强调社会历史条件和当地当时的具体情境对把握文化意义的重要作用，布迪厄将文化结构投射于个体的惯习，侧重文化在宏观层面对生活于其中的个体和群体的作用，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处，皆是在微观与宏观之间建立理解的桥梁。两位思想家的理论也体现了对特定的本土文化和微观领域的更多兴趣，倾向于立足于鲜活的地方场域，并在其中挖掘和建构文化意义。值得注意的是，布迪厄原创性地提出了在外部社会结构与内在心智结构之间起连接作用的，是行动者的惯习系统[10]，这种社会结构形塑了惯习系统（包括身体倾向、思维方式和语言习惯在内），而这种惯习系统又成为了区分他们出身和社会地位的标志，这种彼此之间互相作用的关系无疑是在此前研究的基础上向前走了一步。格尔茨在自己的理论中将文化与社会结构从概念上进行了区分，认为文化是从社会行动对行动者具有的意义看待行动，而社会结构是从社会行动对社会系统运转的作用看待行动[11]。

參考文献

[1]文军.西方社会学理论：经典传统与当代转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27-31.

[2]徐选国，戚玉.超越文化与结构——文化社会学的范式之争及其整合[J].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6（05）：103-111.

[3]李梦迪，史书.格尔茨的“深描”理论：文化学研究方法及其意义[J].知与行，2019（2）：147-151.

[4][5]（美）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M].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33-34，21-23.

[6]李梦迪.格尔茨的宗教象征符号体系研究[D].黑龙江大学，2019.

[7]王丽娜.格尔茨“深描”的内涵研究[J].西南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8（02）：38-42.

[8]黄海刚.布迪厄文化权力理论下的高等教育公平[J].比较教育研究，2008（04）：78-82.

[9] 周怡.文化社会学的转向：分层世界的另一种语境[J].社会学研究，2003（04）：14-22.

[10]张意.符号权力与抵抗政治——布迪厄的文化理论[J].国外理论动态，2003（03）：30-35.

[11]林同奇.格尔茨的“深度描绘”与文化观[J].中国社会科学，1989（02）：159-1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