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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图亚特·霍尔和“种族”

2014-11-18克莱尔·亚历山大李媛媛

求是学刊 2014年6期
关键词:文化研究种族霍尔

克莱尔·亚历山大+李媛媛

摘 要:作为黑人和牙买加后裔,霍尔并没有把自身的研究局限在单纯的种族问题和移民问题上,而是把对“新族性”的研究作为研究英国文化的切入点。霍尔认为,种族问题不是一个独立的问题,而是与整个文化状况相关联着的,“新族性”渗透于文化的各个角落,因此对“新族性”的研究其实是对英国文化的研究。

关键词:斯图亚特·霍尔;文化研究;新族性

作者简介:克莱尔·亚历山大(Claire Alexander),男,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从事种族、移民与文化研究。

译者简介:李媛媛,女,中国药科大学外语系讲师,从事英美文学和文化研究。

中图分类号:B5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4)06-0010-10

一、对斯图亚特·霍尔的定位

毫无疑问,霍尔的声誉和影响力是可以穿越国家和学科界限的,在过去四十多年中致力于研究其学术贡献的人对此再清楚不过了。西印度群岛大学莫纳图书馆网站列出了从1957年到2004年间的317篇(公认不完全统计的)独立出版作品,这些书目反映了霍尔职业生涯的广泛性——从早期的《大学与左派评论》到后来《新左派评论》的编辑工作,再到公开大学教学资料的编写,以及出版杂志文章、采访和书籍,在学术界甚至超越学术界以外,提出了批判的学术干预。主题范围包含从小说《查泰莱夫人的情人》(1960)到“八卦专栏世界”(1967);从“马克思关于方法论的笔记”(1974)1到《通俗艺术》(1964) 2;从《年轻的英格兰人》(1967)到“英国黑人”以及从影响深远的《监控危机》(1978)到形式多变的“新族性”(1988、1992)。

粗略地扫一眼这个书单就能知道霍尔作品的确切特征——兼收并蓄,包含了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偏爱合作创作以及短暂的、批判的干预进行理论和政治上的努力,致力于教学事业,并将学术领域扩大到日常生活中。政策和政府文件表明了霍尔在学术界以外的声誉,以及他长期以来对社会变革的参与,从1967年(为英联邦移民国家委员会所著)的《年轻的英格兰人》到2000年影响深远(为拉尼美德基金所著)的《英国多种族的未来》——这些书籍的重印和翻译成多种语言证实了这些干预措施在各个时间和空间里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同一网站还列出了1982年到2003年之间的129篇特邀讲座和会议论文,从剑桥大学到西印度群岛大学,从英国电影学院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从艺术委员会到夏灵基市市政议会——这个列表体现了霍尔作为一个演说家的声誉。1它甚至没有列出霍尔无数次在新闻报刊、广播和电视节目中露面(从BBC的电视节目《新闻之夜》到电台节目《荒岛大碟》),这些媒体的广泛传播使得他在英国乃至国际上家喻户晓,并且使其成为英国少数的真正公众知识分子之一。

我认为第二个角色在霍尔作品的学术研究工作中常常被忽视,但它对理解霍尔的学术选择和他更广泛的重要性起着重要作用;它表明了霍尔坚持认为学术生活和政治生活不可分割,坚持认为十分有必要将思想观点向尽可能多的观众传达并且鼓励用不同的方式思考和行动——这就是亨利·吉鲁(Henry Giroux)所说的“批判公共教育学”。正如霍尔本人在2006年与劳里·泰勒(Laurie Taylor)的一次访谈中评论的:

我是一个智力上的悲观主义者和意志上的乐观主义者。我真的认为,你需要分析你眼前的事物,并试着去了解它们是怎样的,而不是你希望它们成为怎样的东西,然后试着找出改变的可能性并将其转化成可能。对,这就是我的策略。

矛盾的是,鉴于斯图亚特·霍尔的影响力和声誉范围,他同时也是一个“古怪的”英国学者。在很大程度上,他的学术构架和写作风格最初形成于牙买加的英国化殖民教育体系,接着在多文化的后殖民英国时代,经历了社会、文化和政治上的变革。霍尔对自己的定位主要是在这个特定选择的民族和历史背景中——对此他称之为“我们的岛国故事”,或者,更讽刺一点说,是“在野兽的肚子上”[1](P191)。他作品中反映的焦点在“这里的问题而不是那里的问题”[1](P195),无论是撒切尔主义的兴起、新工党的失败,还是“英国多种族的未来”、英国左翼政策变化引起的担忧问题。将霍尔定位为英国文化研究创始人之一,毫无疑问地巩固了这一声誉——近年来出版的关于霍尔作品研究的三本英国书籍都以定义霍尔的重要性为起始,并以此结束;而格兰特·法雷德(Grant Farred)形容斯图亚特·霍尔为“文化研究的化身……政治上被普遍神圣化(地方性政治化)的代言人,走在身份政治研究最前沿的通俗的理论家”[2](P168)。

自相矛盾的是,正是这种与英国文化研究的关系——霍尔领导下的对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改革以及随后的全球扩张——既是霍尔国际性声名鹊起的基础,同时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他的主要局限性所在。例如,罗杰克写道,人们曾批判霍尔“时髦”、“潜在的狭隘”以及“对英国问题的执着”——对此,罗杰克本人则含糊其词地称为“‘英国性问题”。[3](P29)当然,可以说文化研究来自于三大思想家及其文本,霍尔称之为“驻足不前”[4](P32)——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的《识字的用途》(1958)、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的《文化和社会》(1958)和 E.P.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1963),这些作家和作品像霍尔自己一样主要关注英国文化的观点,虽然是从边缘的角度。但霍尔与“英国性”的关系却存在固有的矛盾:正如他告诉陈光兴教授的那样,“由于接受过殖民地教育,所以我内心里了解英国。但我不是而且永远不会成为英国人”[5](P490)。

霍尔1964年来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正值理查德·霍加特任主任期间,1968年霍尔接任主任一职后,果断地调整了文化研究的思路和方法。在这一转变中,罗杰克引用理查德·霍加特“简洁”的观点,霍尔使得文化研究“更政治化也更理论化”[3](P66),当然,结构主义和葛兰西的影响也为文化问题向权力、争斗和抵抗话题的开放提供了重要途径。虽然中心许多工作的重点是关于阶级的,其中最著名的是关于青年亚文化的研究(《通过仪式抵抗》,1976),但往往有关性别和相对不严重的种族主义的话题也被痛苦地打开了。不管历史存在多大争议,霍尔的存在以及他和英国性观点之间存在的含糊不清的关系也挑战了文化研究的民族界限,同时也为文化研究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得以巩固和全球化发展开辟了道路。1保罗·吉尔罗伊曾对文化研究的发展进行过评论:“斯图亚特是第四大人物;他的后殖民主义观点的形成、移民经验以及对种族研究的关注从不同的侧重点对英国工人阶级进行了批判性的理解。”[6]对此,霍尔在采访中告诉巴克:“文化研究源于我与那段经历相妥协的斗争,那是我第一次发现我是一个黑人知识分子。”在其他地方,霍尔同样也表示:“在思考我自己的身份过程中,我意识到这始终取决于你是否是一个移居者这一事实,取决于你其他方面的不同之处……殖民地问题往往就是‘其他某些地方——双向边缘化、流离失所,而不是取决于他/她在哪里,或者从何说起。”[7](P114-115)

这种总是“其他人”的感觉,也许可以定义和解释霍尔整个学术生涯中,一贯的关于国家和归属感观念的特征。事实上,正是这种为了争取获得民族身份最基本的要求——在民族幻想中为“其他人”找到一席之地的愿望,将他早期关于移民的研究与他对于撒切尔和“新时代”的批判联系在了一起,同时给他在《英国多种族的未来》中饱受争议的“重新思考民族的历史”的说法和他对于“多元文化问题”的分析提供了动力。霍尔面临的挑战一直是如何“将边缘问题写入中心处,将外部问题写到内部去……‘我们的岛国故事一个更为全球化的版本”,是“用一个更深刻的包容性方式”来重新想象英国性,以及坚持认为帝国和流散的历史在民族中心形成中的重要角色——犹如“将糖放入一起搅拌”。[8](P26)从他出生地到移居地,这种错位的感觉贯穿了霍尔作品的重要部分,他评论说:“正是那种流散经历,过多地体验了流放和迷失之感,但足以领悟一种始终推迟‘到来的难解之谜。”[5](P490)这使得他非常热心地关注第二代英国黑人被驱逐后得到认可以及他们被赋予的权利感。霍尔在《最小的自我》中写道:

我一直深感不解的是,如今年轻的黑人被边缘化、被隔离分化、被剥夺选举权、变成弱势群体并被分散开来。但他们看起来似乎也拥有这片土地。尽管万物都有它的中心……他们也以某种方式在这片土地的中心位置上占有一席之地。[7](P114)

对于文化和想象的、多元的所处身份的关注清晰地反映了这一个人及其学术上的定位:霍尔后期的作品(从《最小的自我》往前)富有启迪性地将个人、政治以及学术相互联系在一起——“起先,我认识到文化是很主观和个人的东西,同时又是你生存的结构”[7](P488)。霍尔最新的关于流散问题的探索也是很吸引人的,为他调和多方面的分歧提供了空间,这些分歧有时对立,有时又相互影响,尤其是反映在他和他家乡牙买加之间的曲折关系上——“我现在能将它写出来是因为我已经走到了这个漫长的旅程的尽头……我花了五十年的时间回到家乡……这是我无法占有但我必须学会占有的地方”[7](P489)。

二、超越斯图亚特·霍尔:模棱两可的表征责任

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他工作的时间和范畴,又或许是因为对于人们给予他的定位感到不安,斯图亚特·霍尔在人们心目中还一直是非常难以捉摸的形象,但他在许多方面却被质疑和彻底重塑。霍尔本人曾评价文化研究:“有时我觉得像是一个生动的场面,像是过去精神的复活。”[9](P262)而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曾这样评论道:“任何作家创作有关英国左翼知识分子的小说,如果从四处寻找一些典型人物将各种趋势和阶段联系起来着手,就会发现自己已经不自觉地在重塑斯图亚特·霍尔了。”[10](P3)霍尔既承认也拒绝过这样的定位,他评述道:

我想要将自己从对人们表征的许多责任中解脱出来——我至少肩负三种表征:人们期望我为整个黑人种族辩护,无论是理论的方面,还是批判性的方面的所有问题,有时也期望我谈论有关英国政治以及文化研究的看法。这就是众所周知的英国黑人知识分子的责任。[9](P263)

这些定位中的第一种(关于种族的)是最令人气愤的一种,至少在英国是这样的。例如,早期被引用的盖茨对霍尔的描述“英国黑人的杰出理论家”就很有趣,这一描述可能被许多英国学者看作是对霍尔影响力的狭隘的、限制性的甚至蔑视的描述。有关霍尔种族身份和他在种族研究方面影响的问题在人们对他角色定位的讨论中显得很不合时宜,讨论主要就霍尔作为文化研究的鼻祖、新左派的领军人物、针对撒切尔以及后来的布莱尔的批评家身份,他关于媒体和表征问题的作品以及他与马克思、阿尔都塞和葛兰西的相遇等问题展开。海伦·戴维斯(Helen Davis)在为《了解斯图亚特·霍尔》一书所作的引言中写道:“霍尔不是以对族性与种族的思考作为他工作的起始的。他的工作本身就是一个漫长的(自我)发现之旅。”[1](P3)詹姆士·普罗科特(James Procter)相当武断地评论道:“从霍尔早年生活来看,文化研究呈现出一种不寻常的复杂性。”[10](P5)但在这篇文章中其他见解深刻的方面,霍尔对族性和种族问题的研究, 与霍尔本人以及他50多年来从事的英国黑人流散的研究却相距甚远。普罗科特就简单地将霍尔的种族身份定位为起源问题——正是他在加勒比地区的童年生活形成了他“对阶级、种族和身份政治的学术关注”[10](P5)。

同样地,罗杰克也宣称:“这么多年来,我一直试图探索霍尔学术兴趣转移的复杂线索,据此我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必须正视霍尔在牙买加的成长经历。”[3](P47)但是,毫无疑问罗杰克将这一形成时刻局限于霍尔在加勒比的童年时期,局限于与当地的“‘深色人种/‘黑人之间的冲突”中,甚至局限于遭遇殖民地有色人种等级制度迫害而伤痕累累的家庭生活的紧张关系中——对霍尔而言,他的学术研究是个人的行为而非政治的。正如比尔·施瓦茨回应说:“罗杰克不会允许自己反复地考虑加勒比和英国之间的复杂互动……这不仅忽视了20世纪50年代霍尔的学术生活中加勒比的部分,也忽视了60年代及以后他在英国的加勒比组织中的进一步发展。”[11](P196)值得玩味的是,罗杰克却用了11页的篇幅详细讨论了在过去的20年中,霍尔的学术生活被种族、族性和后殖民主义的研究工作所占据的历史。1

相反地,格兰特·法雷德在他对于霍尔早年生活和工作研究的记录中写道,霍尔的牙买加阶级特征使得他“参与英国种族研究的时间推迟了近20年”。[12](P152)对法雷德来说,霍尔的“黑色之旅”是在20世纪70年代的动荡中产生出来的,与第二代英国黑人的出现密切相关,在这次活动中,霍尔“第一次站在了黑人这边,这一团体内的位置实质上是新的、未知的”,因而实现了他自身的本土化。[12](P194-195)在某些方面,法雷德关于霍尔“变成黑人”的观点与霍尔自己所说的他自己觉醒的“黑人”身份相一致。作为一名棕色皮肤、“中产阶级奖学金男孩”成长而来的罗氏奖学金学者,霍尔曾评论说,从他1951年到牛津后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的这段时间内,他先后参与的反对殖民政治和反对新左派的活动包含了任何简单的“种族”身份。[5]他告诉戴维斯:

因此,社会主义运动包含了所有这些问题,这是我拥有“身份”最少的时刻。直到新左派之后,我才意识到20世纪50年代我见到的涓涓涌入伦敦的西印度人的人数将会非常大,他们会留在这里成为新的流散群体,那些文化认同问题以及所有的我认为已经遗忘和不能忍受的问题均出现了![1](P194)

但是,对法雷德(事实上也是对罗杰克和普罗科特)而言,霍尔的种族身份是本来就存在的,隐藏于表征之下的,是对黑人身份的一个迟来的认识。霍尔自己非常典型地指出“黑人”身份可能会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刻出现:

事实上,“黑人”也从不仅仅出现在那里。在精神、文化和政治上,它一直是一个不稳定的身份。同时,它也是一个叙述、一个故事、一段历史。它是一个被建构出来的、被讲述的、被谈论的,而不是简单地被发现的东西……黑人身份是一个需要被学习,并且只能是在某个特定时刻学习的身份。[7](P116)

关于霍尔的种族身份(抑或不是黑人?)的斗争表明,怎样在他的更广阔的思考和写作的背景下去定位他关于“种族”的研究,充满了更多的不确定性。盖尔·刘易斯(Gail Lewis)在《斯图亚特·霍尔和社会政策》(2000)这篇具有挑战性的文章中指出,霍尔往往被狭隘地误解为主要是一个种族(有些人称为黑人/问题)研究的理论家,而且这和他具体的身份有关。(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代表,霍尔被认定本身就是黑人,因此他所说的——不管如何雄辩,都仅仅被理解为是关于黑人民族性、关于英国黑人的。)[13](P194)对其他人来说,黑人民族性是霍尔超越了的东西,他关于“种族”的研究在更丰富的准则下就变得次要了(有时是不和谐),它是与1978年的《监控危机》一同出现的偶然的兴趣,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转向(个人/文化)身份时才消失。前者的定位必然降低霍尔干预措施的范围、深度和影响力,而后者则抹去了他长期以来对于种族平等和黑人公共领域问题所做的积极的努力。霍尔或许被认为在“和”而非“或”这两种特性中占据一个空间(而不是一个职位),对此也许不足为奇。[14]尽管霍尔本人并没有承认他与黑人团体和黑人政治之间的关系——在过去的20年,这种关系可能存在于某人对这些所提出的主张本质的批评声中,这种参与形成的本质甚至可以被清晰地追溯到早年他在牛津大学玩乐队的时候[6],以及他第一次“发现”我们是“西印度人”的时候[5](P492)。作为伦敦南部的一名代课教师,当他护送黑人学生放学回家以防他们被攻击,当他被卷入导致诺丁山暴动的紧张局势(1958)以及后来1964年(臭名昭著的斯梅西克选举期间)搬迁至伯明翰时1,霍尔就敏锐地意识到这些新近的黑人移民群体的问题,并参与其中:

我清楚地知道种族问题演化成了政治问题。其他的问题——住房、种族歧视、治安、“可疑的”法律;第二代人觉得他们既不属于英国,也不属于其他任何国家;受到瑞格(reggae)和拉斯特法里教(Rastafarianism)的影响。在伯明翰生活和工作不可能不遇到所有这些问题。[1]

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出现了一系列新的身份,先是“西印度人”,然后是“移民”,再然后是“黑人”。霍尔认定自己的身份是种族性的这一观点与这些新身份是一同出现的,或者是这些新身份中的一部分。霍尔写道:

问题在于,当一个人学着去做“一个移民”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再也不能成为移民:这儿不是一个能让人安定下来的地方。然后,经历了漫长的、重要的、政治性的教育,我发现自己是“黑人”。[7](P116)

同样地,他告诉莱斯·巴克:“在我一生中,我从没称呼自己是黑人,大多数人也没有……多数的黑人不会用60年代后期人们认为他们自己是黑人这样的方式来看待他们自己。所以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发现……是黑人问题的一个重新发现。”

当然,正如霍尔本人所说的,“‘黑人也不仅仅出现在那里”。通过20世纪80年代以来与一系列“第三代英国黑人”[5](P501)(反传统的黑人和亚洲视觉艺术家、摄影家、电影制作人)的交往,霍尔从中探索了英国黑人流散群体转变的和创造性的形象,以及他自己流散者身份的形成:“自从80年代以来,我一直致力于写作关于文化认同的问题,少数民族团体里的视觉艺术已经开展了那个领域的很多工作。”[8]霍尔曾说过他关于表征(representation)、差异和新族性的影响深远的观点来自那次邂逅:“我在写身份的问题,他们在实践它……它让我更加意识到艺术作品是可探索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思想会自己产生结果。”[6]但是,也许霍尔在帮助黑人艺术家寻找到空间和认知的过程中提供的个人和学术支持有着更深远的意义。艾萨克·朱利安(Isaac Julien)曾说:“黑人艺术家和电影制片人能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15](P481)而吉兰·塔瓦多斯(Gilane Tawadros)则说过:“有一段时间艺术学院试图抑制成为英国黑人或亚裔英国人的意义……斯图亚特说,经验和它的艺术表现更矛盾;它们借鉴了很多东西。他给予了新一代艺术家莫大的信心。”[6]

三、记录种族:从《年轻的英国人》到“多元文化问题”

霍尔关于种族的学术作品,在他的个人身份以及所展现的更广泛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的背景下,反映并定义了这些转变。当然,霍尔最伟大的成就之一是在所有的社会进程中坚持了种族的内在性,反过来,将种族看作是一个可以用来探索更广阔的结构的镜头,而不仅是反映它自身的一个“东西”,认识到这点很重要。格罗斯伯格引用霍尔的话:“我从来没有把种族和族性当成一种子类来研究。我一直从事于种族化的整个社会形成的研究。”[14](P101)但是,根据这些提示,我们就可以大概确定霍尔关于种族写作的三个阶段:早期关于新移民“西印度”社群和新兴的“第二代”的研究;在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任职时转向理论研究的阶段;以及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文化转向”,这个时期具有两个不同但有关联的主题——英国黑人文化政治的转变和关于“新族性”的争论,以及后殖民和流散群体的理论化,尤其是关于加勒比的。

与大众观点相反的是,霍尔在学术上遭遇新出现的“西印度”群体的时间,比他在《监控危机》中开创性地干预早了十几年,并且形成于他参与新左派的时候。他本人评论说,在这个形成性的过程中,“在那段时期内,我对于代词‘我们总有疑问……我在新左派中确实处于一种流散的定位。即使我当时不写关于流散或黑人政治的东西……我总是从一个有着不同的成长经历的人的角度来看待英国政治事件”[5](P493-494)。霍尔曾说,那个时期他以及其他人对阶级的主要关注,折射出他对“种族”的兴趣,“黑人事业,起源于种族的政治……在60年代之前都不是一个你能涉及到的自主领域”。但正如格罗斯伯格很有说服力的辩解,霍尔的职业“一直是关于种族和种族主义的问题”[14](P101),从通过帝国主义和反殖民斗争的镜头来批判马克思主义的新左派到早期的出版物,如《英国黑人》。

1967年的《年轻的英国人》以及又一次在1970年的《英国黑人》中,霍尔开始探索新到来的定居者的经历。他关注的焦点在随后的几年中(虽然通过不同的方式)定义了他的工作,他关注在一个后殖民国家中,年轻黑人和他们的地位;关注移民和东道主之间的相互交流和理解。在《年轻的英国人》中,霍尔写道:

种族是一个集体的概念。从本质上讲,种族关系是群体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个体之间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个体之间的互动受到存在于一个群体和另一个群体之间的模式化的观念和信仰的整体所调节和影响……年轻的移民正在试图弥补英国和家乡之间的差距……属于他的部分身份是西印度人、巴基斯坦人或印度人……也有每一段新的经历都想拥有的“年轻的英国人”的身份……他必须学会通过某种方式来处理好他的这两个身份,使它们合二为一。但许多进入更广阔的社会的道路向他封闭了……返回的路也被封锁了,再也找不到前进的路。[13](P194-195)

在这里阅读当时主要的“种族关系”范式和困扰于“两种文化之间”[或许具有迪布瓦(Dubois)的“双重意识”的迹象]的青年黑人的想法时,总是让人觉得有趣并且有点惊讶。但我们也可能看到霍尔后来开始关注于表征问题、驱逐种族主义者的行为以及他坚持认为属于新的国家的权利和必要性。他也关注年轻的黑人自己采取的反抗政策和所管理的机构:

在过去的一两年中我见过的年轻移民正转而求助于他们自己的储备……在这些年轻人中有一种自豪感和独立性,这是对他们的适应能力、生存能力的一种称颂,以及他们决定不仅为他们自己也是为了向他们的家庭、祖国、文化、卓尔不群和成就致敬。[13](P195)

正如刘易斯所说,这种早期工作决定了霍尔的思想特点与他后来的关于种族(关注“结合”和“偶然性”)的描写保持一致。前者关注于在特定的历史(以及空间)定位中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社会关系的交集,后者关注于身份构建和创造的过程。刘易斯写道:“这两个‘极点在文化的领域内碰到了一起,对他而言,这是关于价值的斗争点——不仅仅是关于抽象的符号,也是关于生活经验的‘真实性。”[13](P195-196)1

20世纪70年代霍尔对于种族话语的关键性的干预——合作撰写的1《监控危机》(1978),关注于“抢劫”和种族的道德恐慌,将这一兴趣发挥到了极致。该文预示了有影响力的文集《帝国反击战》(1982)中的很多主题的文章也产生于伯明翰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这篇文章有助于将研究焦点从同化、整合和“移民问题”转移到对话语、表征及其含义在引起20世纪80年代大范围黑人抵制运动而出现“法律和秩序社会”中所起的作用的认知。虽然这是霍尔关于种族问题的第一部(也是唯一的一部)持续的经验性的基础研究,但它反映出了与早期工作相比在方法和语调方面明显的转变,尤其是那些可能被称为理论转向的部分。霍尔在中心接触到葛兰西和阿尔都塞的作品的影响力是显而易见的,关注的焦点明显是关于政府和媒体在制定国家和种族危机意识形态中所起的作用。因此,此处的研究不是关于“种族”、“黑人群体”或甚至是“行凶抢劫”,而是在20世纪的英国,它们作为更广泛的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危机的标志性话语发挥作用的方式。[14](P107)作者写道:

本书开始于“抢劫”,但结束于另一个不同的地方……它同样也写到了一个正在陷入某种特定危机的社会。本书试图探讨种族、犯罪和青年的主题——浓缩在“抢劫”的画面中——为何以及怎样也成为了危机的链接点,成为了它意识形态上的引领者。同时本书也谈及了这些主题在构建专制共识、作为一种保守的反弹中是怎样发挥其机制作用的:我们将此过程称为缓慢地建立一个“温和的”法律-秩序社会。[16](Pvii-viii)

《监控危机》汇集了霍尔在不同领域的一系列作品,并以这些作品作为文章写作的基础。例如,它是霍尔关于媒体的作品(最著名的是在1973年第一次将精华部分“编码和解码”起草成一份工作文件)的延伸,同时阅读本文和早期合编的《通过仪式抵抗》会有很大的收获。《通过仪式抵抗》一文主要描写了青年人和道德恐慌、亚文化的形成和抵制以及从一个被“共识定义”的社会转变为由危机和高压政治所构建的社会。它还是独裁的民粹主义主题、“新种族主义”批评以及霍尔下一步对撒切尔主义和“新时代”采取干预措施的“小英格兰人”民族主义表述的重要的(并且,之后看来,是有先见之明的)预兆。但这篇文章还代表了这个时期其他的一些作品,这些作品有关种族理论化,最重要的是,衔接其他结构(关于性别,重要的是,关于阶级)而形成的社会性、历史性的结构类别。2从《种族主义和反应》(1978)3、《种族、链接和统治下的社会结构》(1980)和《葛兰西与研究种族和族性的重要性》(1986)开始,霍尔一直关心着种族的含义以及在特定地方与种族相关的工作。4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霍尔的作品中就出现了从“危机事态”到“突发事件”[13]两个“极点”之间的显著变化。向文化和身份的转变在某些方面让人想到霍尔最早期对主观性、机构和抵制作用的关注,也被认为是他思想的一个中断,或被形容为违背了反对种族主义的斗争[17]——因为它太欢乐、太后现代,也太非政治化了[18]。不过,霍尔思想中的这一时期是黑人身份和政治的思考和执行方式发生转变的重要阶段,它反映了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统一的黑人政治身份的瓦解[19],同时这段时期的电影、摄影、艺术、音乐和文学中出现了新一代的黑人主体。霍尔形容这种转变为:从策略之战“身份政治”(1991)到地位之战“差异政治”;或者是从“关系表征”到“政治表征”(1992)。文化和族性是意义之争的领域,回归(转向)到文化和族性当然会让人想起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早期的一些观点——认为亚文化是赢得空间的方法,尽管考虑到后撒切尔时代,在避开本地、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冲击的同时,全球化、消费主义和“主体革命”的角色定义了这些“新时代”。除了主要关注于英国外,这段时间内霍尔也关注了全球化、后殖民和流散问题,往往通过自传的形式重新审视他和加勒比历史和文化之间的关联。尤其是流散的观点,使得霍尔能够驳斥狭隘的、内向型英国身份说法的复活,同时与他个人的历史和学术之旅联系在一起。

20世纪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期霍尔写了十几篇关于身份的文章,其中大部分文章的主题是关于种族、族性、后殖民主义和流散的问题。通过一系列计划性的干预——可能最主要是在《最小的自我》 (1987)、《新族性》 (1988)、《文化身份和流散》(1990)和《后殖民时期什么时候到来?》(1996)中,霍尔明确地、不可改变地转换了身份的思考方式,新的方式关注于不确定性、偶然性、主观性、多样性,关注于“变化过程”而不是“已经成为”,关注于差异和“延异”。就像罗克西·哈里斯(Roxy Harris)所说的那样,霍尔的干预措施激发了一代学者和研究人员(主要是少数民族的)理论性地和经验性地去探索英国黑人群体复杂的经历和行为,并且激发了少数群体对空间的索求。

然而,身份的这种观点不仅假定了理论性意见在任何纪律下都存在于学术界的状态,它还广泛地影响了有关政策和政治话语,因为前首相、内政部以及种族平等委员会都宣称并庆祝了我们的多元化身份(通常以解决平等或社会公正问题为代价)。霍尔的干预措施中,消费和商品化的危险在这个领域中最明显和令人不安。另一个事实是,从排除其最具破坏性与批判性(双重意义层面)的见解上来说,这项工作的普遍性已经被理解和应用。对这些作品的熟悉度以及作品中令人回味的短语——“无法保证”的身份、“无辜的终结”、“渐变的过程”这些观点,已经变得陈旧甚至是老生常谈,虽然这些观点在霍尔的作品、政见和道德观点的更广泛的背景和文本中被反复提及而变得混乱了[20]。一方面坚持心理学和自传体发挥的作用,另一方面坚持历史和政治方面,从重要的途径打开并确定了身份问题的研究——“身份形成于一个不稳定的时期,那个时期‘不可言说的主观主义故事碰上了历史、文化的叙述”[7](P115)。正如卡比在她的文章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有力的证明,这是一个不安的、暴力的、寂静的、挣扎的空间,而不是一个享有特权、权威言论的状态。

四、为黑暗时代带来曙光

最近学术界将“新族性”的辩论作为理论正统说法的一种形式,对此霍尔本人表示出失望。在与大卫·斯科特进行的采访中,他曾以嘲讽的语气评论说:“人们有时会误解我所说的话,但他们并不认为他们与我的分歧确实如他们所表现出来的那么多。”[14](P100)2006年6月举办的族性和身份研讨会是英国国家经济和社会研究委员会(ESRC)(姗姗来迟的)“身份和社会活动”项目的一部分,霍尔称“新族性”对他而言是:

特定时期对范式的干预。这就是它的全部,这就是我所做的全部——在特定时期皈依一种范式,试着具体化或改变正在进行中的思考问题的方式。或者更经常的,在特定的方面反对这种范式。阿尔都塞曾经称它为“将树枝弯曲(bending the twig)”。

一方面,霍尔承认这个空间在微观层面上对“加深”理解的经验上的意义,但他又继续说道,来自社会正义和政治行动更广泛的问题方面以及当前危机的历史特性方面的混乱状态,使得这一工作的许多有效性和意义受到限制。

种族化的运动和表现与在局部、微观和更种族层面的族性和身份的其他的形式之间,以及从一开始带领我们进入这个所谓种族化的世界的大事件……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在这个世界中,物质和象征性的资源的分配依旧严重不平等。如果你对此漠不关心,那你为何会生存在这个世界中呢?

自“新族性”干预后20年来,霍尔一直坚持当前、千禧年之后时刻的新局势——庇护权的问题、新移民群体的种族化、多元文化主义的终结、全球帝国主义新形式的兴起、反恐战争以及宗教身份的再次出现,以及“即将出现并顺应这种潮流的其他人,用其他的方式将树枝弯曲,并尝试着将思考向前推进”。

21世纪的英国,“新族性”相对乐观的时刻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恐惧、宗教-民族鸿沟以及民粹主义卷土重来的氛围。霍尔曾评论说:“我觉得事情陷入了困境。我不是不抱幻想地认为历史结束了。但我真的觉得……社会力量间的平衡与希望严重相违背。”[21]他从更为个人的角度写道:“第一次我觉得自己像一只恐龙……构成我的政治世界和政治希望的参考点不复存在了。”[21]尽管如此,在他最新的关于多元文化的讨论(例如,“多元文化问题”和他在《英国多种族的未来》的指导意见)中仍然清晰可见其思想的力量以及其对于当代形式的战略性的干预力量——他始终能够保持弯曲树枝的能力。在这些文章中,霍尔重申了他最近作品中许多一贯坚持的主题——当代全球化社会中的差异共存问题、国家历史和公民的传统霸权叙述的错位问题、在中心的边缘人群“转变的”心声,以及日常生活在执行和取代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结构中的作用。同时表现出来的还有他长期对于权利、话语、社会不平等以及暴力的构成作用的关注,这些作用制约并扭曲了多元文化作为一种积极的差异空间产生的可能性。因此,霍尔比较了1998年举办的“帝国飓风号”抵达50周年庆典和1999年宣布的针对斯蒂芬·劳伦斯(Stephen Lawrence)种族主义谋杀的“麦克弗森调查”作为“英国多元文化主义矛盾状态的范式”[22](P238)。

霍尔的干预行动仍然是理解英国及其流散者的当代“种族”形成的有效手段,因为它们已经行使作用长达四十多年。尝试着最终评估这一工作的影响无疑是令人反感的、不成熟的,尤其是在这个不断变化的环境中,一直有新问题和冲突出现,在这个环境中——正如莱斯·巴克的采访中有力地证明了,霍尔自己一直是一个很有影响力和先见之明的评论者。然而,霍尔一直坚持认为种族形成的历史特殊性,坚持其形成与其他身份识别形式的链接,坚持来自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的文化与陷入更广泛力量的机构的不可分割性,这种很有见解的坚持保留了启示、挑战和激发的力量,最终照亮了这些黑暗时刻。

参 考 文 献

[1] H. Davis. Understanding Stuart Hall, London, Sage, 2004.

[2] G. Farred. Whats My Name? Black Vernacular Intellectuals,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3.

[3] C. Rojek. Stuart Hall,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3.

[4] S. Hall. “Cultural Studies: Two Paradigms”, in What is Cultural Studies? A Reader, ed. J. Story, London, Arnold Press, 1996.

[5] S. Hall. “The Formation of A Diasporic Intellectual: An Interview with Stuart Hall”, in Stuart Hall: 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 eds D. Morley & K. H. Chen, London, Routledge, 1996.

[6] M. Jaggi. “Prophet at the Margins”, in The Guardian, 8, 2007.

[7] S. Hall. “Minimal Selves”, in Black British Cultural Studies: A Reader, eds H. A. Baker, M. Diawara & R.H. Lindeborg,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8] S. Hall. “Racism and Reaction”, in Five Views of Multi-Racial Britain, London, Commission for Racial Equality, 1978.

[9] S. Hall. “Cultural Studies and Its Theoretical Legacies”, in Stuart Hall: 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 eds D. Morley & K. H. Chen, London, Routledge, 1996.

[10] J. Procter. Stuart Hall, London, Routledge, 2004.

[11] B. Schwartz. “Stuart Hall”(Review Article), in Cultural Studies, Vol. 19, No. 2, 2005.

[12] G. Farred. “‘The First Shall Be Last: Locating the Popular Arts in the Stuart Hall Oeuvre”, in Culture, Politics, Race and Diaspora: The Thought of Stuart Hall, ed. B. Meeks,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2007.

[13] G. Lewis. “Stuart Hall and Social Policy”, in Without Guarantees: In Honour of Stuart Hall, eds P. Gilroy, L. Grossberg & A. McRobbie, London, Verso, 2000.

[14] L. Grossberg. “Stuart Hall on Race and Racism: Cultural Studies and the Practice of Contextualism”, in Culture, Politics, Race and Diaspora: The Thought of Stuart Hall, ed. B. Meeks,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2007.

[15] I. Julien, M. Nash. “Dialogues with Stuart Hall”, in Stuart Hall: 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 eds D. Morley & K. H. Chen, London, Routledge, 1996.

[16] S. Hall, et al. Policing the Crisis: Mugging, the State and Law and Order,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78.

[17] A. Sivanandan. “All that Melts into Air is Solid: the Hokum of New Times”, in Communities of Resistance: Writings on Black Struggles for Socialism, London, Verso, 1990.

[18] C. W. Mills. “Stuart Halls Changing Representations of ‘Race”, in Culture, Politics, Race and Diaspora: The Thought of Stuart Hall, ed. B. Meeks,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2007.

[19] S. Hall. “Frontlines/backyards”, in Black British Culture and Society, ed. K. Owusu, London, Routledge, 2000.

[20] D. Scott. “Stuart Halls Ethics”, in Small Axe, Vol. 17, 2005.

[21] L. Taylor. “Cultures Revenge”, in New Humanist, Vol. 121, 2006.

[22] S. Hall. “The Multicultural Question”, in Un/Settled Multiculturalisms, ed. B. Hesse, London, Zed Press, 2000.

[责任编辑 付洪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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