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

2017-03-22邹林

北方文学·下旬 2017年1期

邹林

摘要：90年代，伴随着商品市场经济的全面铺开，以发达的大众传播媒介为手段，遵循消费社会内在逻辑的市场文化迅速扩张和繁荣。它对社会日常生活的大举进犯和深刻影响使得一部分知识分子不得不寻求新的言说方式回应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巨变。“文化研究”应时而入，一定程度上纾解了文学批评和理论失去现实有效性的焦虑。然而，传统文学批评、理论话语的失效除了外部政治、经济变革的原因之外，有其深刻的内部逻辑，对此加之以一定的梳理能更好的理解这种转向。同时，文化研究在英语学术界自有其内在的问题意识和发展脉络，在本土化的过程中，也面临着庸俗化、学院体制化、历史纵深感欠缺等危险倾向。

关键词：文学研究；“文化研究”；转型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国内的经济改革全方位铺开。“稳定压倒一切”、“发展才是硬道理”，“它推崇的首先是利润、财富和经济的竞争力，它关心的也主要是社會秩序的稳定和物质生活的改善，至于其他许多事情，都暂时退出了自己的视野（80年代吁求的政治、文化改革被推到边缘--引者加）。”[2]整个社会以异乎寻常的热情扎入了日常物质生活之中。以大众传播媒介为手段，建立在市场消费逻辑基础之上的文化产品充斥着社会的角落。这种变革给人文知识界构成了极大的挑战。

目睹市场消费文化蔓延的现实，一些人文学者提出了“人文精神失落”的问题。从《读书》杂志1994年第3-7期上连载的关于“知识分子和人文精神”的讨论文章来看，尽管就什么是“人文精神”众口不一，但可以感觉到对他们来说，眼下以市场经济为表征的现代化进程并不是他们在80年代所吁求的那个“现代化”的现实。

为了更好的回应现实，表达知识分子应有的现实关怀，他们一方面反思、清理已有的知识谱系；一方面积极探索新的言说、介入方式，引入文化研究的方法，来拓展新的分析角度。于是，“文化研究”迅速崛起。

一、为什么要转向“文化研究”

从“文学研究”向“文化研究”的转变有外部因素的驱动。一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转型使原有的理论话语--80年代审美的文学批评--丧失了介入现实的活力。谢冕将这种批评的退化归因于“文学批评不对文学作品说话，文学批评失去锐气，文学批评没有文学性”，这不无道理。然对作品说话的批评是否仍能产生80年代那种效应值得商榷。二是文化研究自身在英语学术界正处显学地位，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理论和经验。80年代以来，西方各种理论始终是国内批评界求新求变所援引的重要资源，这种征引他山之石的势能延续到90年代，文化研究和种种“后”理论一起成为知识界竞相引介的对象。正是转型所导致的消费主义、大众文化的兴起以及文学研究的“退化”给了这种介入性更强的研究方式用武之地。

但正如王晓明和蔡翔在一次“文化研究”对谈中指出的，“90年代的文化研究的转向，依据的首先不是西方理论，而是对自身那些主要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获得、已经基本失效的社会和文化概念的不满，是对中国文化和社会变迁的前景的怀疑，是对正在形成的新的意识形态和压抑机制的质疑”，因而，首当其冲的是“坚持一种批判的精神和立场，对以往的知识谱系重新反思和清理”[3]。不把那些在80年代行之有效的文学批评话语看成是理所当然的东西，而是具体考察塑造它们合法性和有效性的知识话语机制，发现其中的“风景”，见出它们在90年代转型的知识环境中的失效性，以求改变、革新。因此，在“怀旧恐新”，将社会现实问题归结为抽象的“精神”的失落之后，在急于寻求新的阐释和批判话语资源之前，似乎应当从80年代特别是其中后期文学批评话语内部出发，寻找其在90年代失效的自身因素，更有利于其借助文化研究的理论方法和视野，获得一种革新的可能性。

贺照田通过对思想、观念、学术史的细密爬梳，指出，“中国近20余年来（此文起稿于2001年--引者注）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主潮，虽然其面貌前后发生了令人不敢相认的变化，但其变化与所以变化的深层连续其实相当一贯。先是全力离弃过去30年的政治、美学禁忌，并在离弃过程中确立起基本的观念方向和观念前提来，其后便是在这些观念前提、观念方向上的嬗替与开展”。进而揭示，这种基本方向与前提大致是“文学是人学”以及“文学是语言的艺术”。[4]与此同时，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为中心的“重写文学史”潮流与这种批评和理论主潮呈现出相互构建之势。

就“文学是人学”一方面来说，在70-80年代转型期及至整个80年代前期，围绕着“人”、“人性”、“主体”等问题的人道主义表述在文学、美学、哲学等整个人文学科的不同的话语脉络上展开。

哲学或者说理论层面的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讨论从70年代末一直持续到整个80年代中期的讨论，“以理论的形态既保持着与现实问题的密切关联，又借助对完美人性的憧憬具备了浪漫玄想的成分”[5]。在将“文革”建构为一个“非人道”、“泯灭人性”、“践踏尊严”的“他者”的同时，人道主义自身获得了“天然”的“合情性”。围绕对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阐发，朱光潜、高尔泰、周扬、王若水、汝信等美学、文学、理论界知识分子对“人的欲望”、“人的个性”、现实而非抽象的“自然人性”进行了“矫枉过正”似的强调。1977年，何其芳纪念毛泽东的一篇散文《毛泽东之歌》里面提到毛对“共同美”的看法，美学界由此展开了对“共同美”的讨论。进而从“共同美”到“共同人性”再到“主体性”，“美学热”讨论从“反文革”中完成了对“人”的发现。在“众声喧哗”的激烈交锋中，强烈的主体性、实践性、感性特征和理性本位是其共有的话语特征，其精神指向是人性的自由、独立、解放。1985-1986年的文艺批评界关于“文学的主体性”、“内转向”的几场讨论尽管主题不同、观点各异，但仍然没能摆脱“新时期”与“文革”（甚至“前三十年”）二元对立的论述框架，其共同的诉求仍可大致概括为追求个性解放与自我表现，摆脱政治、社会对文学的束缚，回到人自身。

大体而言，人道主义“新启蒙”话语主潮下的“文学是人学”构想建基于对“文革”“反人性”、“反人道主义”的揭露、控诉和反拨之上，具有强烈的情感、伦理、道德正当性，应予以历史的理解与同情。然而其分析和反思的缺乏，导致这种主体想象有着单纯、乐观、抽象的人道主义乌托邦倾向。

就“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一方面来说（在这一话语旗帜下集中的还有“回到文学自身”、“纯文学”、“文学性”等几乎同义反复的修辞），文学创作中，“八十年代的‘文学思潮被理解成是‘先锋小说不断克服‘非文学干扰而最终获得‘文学性的历史性结果”[6]；文学理论上则表现为对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等更偏重文学内部研究的理论的偏爱；文学批评中，语言艺术、形式技法的创新被热捧。

但围绕“文学本体论”的各类文学创作与批评话语，如“现代派”、“先锋文学”、“新潮批评”等，在从“写什么”到“怎么写”的叙述行为中，它们所欲奋力反抗与摆脱的仍然是其前期的正统文学观念。“‘纯文学概念实际上具有非常强烈的现实关怀和意识形态色彩，甚至就是一种文化政治，而并非后来者误认的，是一种非意识形态化的拒绝进入公共领域的文学主张”。[7]然而到了90年代，“纯文学”、“回到文学自身”這些概念所赖以获得批判性的那些对应物已经不存在了，“以致九十年代的严肃文学（或非商业性文学）越来越不能被社会所关注，更不必说在有效地抵抗商业文化和大众文化侵蚀的同时，还能对社会发言，替百姓说话，以文学独有的方式对正在进行的巨大社会变革进行干预”。[8]

就“重写文学史”一方面来说，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在1985年提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以及陈思和、王晓明在《上海文学》主持的“重写文学史”专栏共同致力于以“告别革命”的“现代化”写作范式取代过去的“革命范式”。“‘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个概念首先意味着文学史从社会政治史的简单比附中独立出来，意味着把文学自身发生发展的阶段完整性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9]也就是说，“重写文学史”的出发点“不再是特定的政治理论，而更是文学史家对作家作品的艺术感受，它的分析方法也自然不再是那种单纯的政治和阶级分析的方法，而是要深入运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尤其是审美的分析方法”。[10]去政治、去阶级化的努力过程中，文学的“独立性”、“审美性”是被着重征引的资源。因此完全有理由认为，“重写文学史”的思潮和“文学是人学”以及“纯文学”的话语是相互征引与构建的言说方式。

总的来说，这种过于抽象的普遍的“文学是人学”论，“去政治的政治”的“文学本体论”，及其背后稍欠反思的以西方现代化和现代性为中心的文学史范式，在80年代的历史关系之中有一个可供反对的“他者”，有其真实的历史有效性。但在90年代，当整个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变化之后，若继续在这几个方面保有惯性发展，难免会丧失介入现实的能力。

二、文化研究及“文化研究”的限度

在追溯文化研究起源的时候，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英国的霍加特、雷蒙·威廉斯和E.P.汤普森等人往往被视作奠基人，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漫长的革命》被视为文化研究的理论基础。在《文化与社会》一书中，威廉斯考察了工业革命至当代的文化观念及其现代含义，而倾向于将“文化”视为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11]，“是对一种特殊生活方式的描述，这种描述不仅表现艺术和学问中的某些价值和意义，而且也表现制度和日常行为中的某些意义的价值”，“文化分析就是阐明一种特殊生活方式、一种特殊文化隐含或外显的意义和价值。”[12]这打破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将文化视为从属于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而与经济基础二分的观点，从而突破了庸俗的经济决定论。正是这个意义上的“文化”成为了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关注重心。

法国结构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是文化研究的另一个可追溯的重要源头。罗兰·巴特的《神话论文集》等早期文化研究著作将文化（包括文学）视为一系列程式和规则构成的实践，从而“对各种文化形象的内涵进行了解读，并对社会如何促成文化独特的建构进行分析”。[13]阿尔都塞结合结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主体性”理论为文化研究开启了新的视角。在《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一文中，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起作用或‘发挥功能的方式是：通过我称之为传唤或呼唤的那种非常明确的作用，在个人中间‘招募主体（它招募所有的个人）或把个人‘改造成主体（它改造所有的个人）。”在这一视野中，家庭、学校、教会等所有广义文化的组成部分均可以作为意识形态来考察，正是各种形态的文化形式和文化实践“传唤”并建构了主体。因而约翰生会说，“文化研究是关于意识或主体性的历史形态的，或者说是我们借以生存的主体形态，甚或用一句危险的压缩或还原的话说，是社会关系的主观方面”。这条脉络上的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以及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意识形态的批判成为90年代中国式“文化研究”所倚重的重要资源。

英语学术界理想的文化研究有其自身的特征。首先，文化研究具有明显的“跨学科”的特点，如果我们承认文化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是一种历史地构成的权力关系结构，那么任何一种单学科的视野均会限制文化研究获得整体社会视角和有效介入社会现实的能力。其次，文化研究具有“反学科化”、“反理论化”的实践倾向，“文化研究拒绝以学院或狭隘认识论的术语来说明自身的理论精确性”。[14]文化研究的本质应该是一种面对复杂且急速变化的现实的问题意识。最后，文化研究应具有“批判性”和“反思性”。“批判性”是文化研究的题中之义，它试图站在批判的立场，穿透种种相互交织的权力结构之表象，触碰其掩盖的现实。同时，文化研究内含自我反思性。

那么，看起来无所不包的文化研究是否应该涵盖文化范畴的一切？是否会吞噬文学研究？从而忽视文学本身的层级差别与个性，仅仅将文学作为文化研究的社会材料？这一系列追问所指向的均是如何摆放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位置。简单来说，此二者可能是不同的两种活动，关系错综却并不矛盾。文化研究致力于将一切重要的文化事件“文本化”，以批判的立场从跨学科的理论视角阐释其发生作用的内在逻辑和具体建构。其中，文学作为一种独特且重要的文化实践当然而且理应涵盖在文化研究内。而文学研究有其独特性，诗意和审美仍然是文学研究不可放弃的追求。借助文化研究的思路、视野和方法，能够更好地“将文学的诗意和审美从新的压抑机制中解放出来”，“也可以说正是文学研究最终想要呈现的那种诗意，构成了我们想要从事打引号的‘文化研究背后的依据之一”。

1990年代中期以来，国外文化研究著作相继被翻译、介绍至国内，各种以“文化研究”为主题的国际、国内研讨会不计其数，俨然形成了“文化研究”热潮。

然而，文化理论的引进和运用的过程中，必然面临如何更好地本土化的困难。早在引进之初，李欧梵和汪晖等学者就敏锐地指出了其问题所在。英语学术界运用文化研究着重处理的文化政治、人类学、种族、阶级、性别等问题在中国有其特殊的表现形态，所以不应该生硬的套用文化理论研究中国的特殊问题。而更好的方法或许是充分借鉴其思路、方法和视野，针对中国语境中的具体问题，做一种打上引号的“文化研究”。尽管是这个意义上的“文化研究”，在热潮中也呈现出诸多应该避免的、不可忽视的危险倾向。

其一便是“文化研究”的庸俗化。研究广告、媒体、时尚、流行音乐、电影等成为一种学术时髦，然而在此过程中一种消费主义、功利主义的倾向取代了文化研究应有的批判立场。另一方面也有学院化、体制化的危险。即将“文化研究”固化在学院体制内，作为一种知识和理论来传授，偏向于对西方文化研究理论的翻译、介绍和整理，成为一种“学术增长点”，而不越出大学的围墙，真正触及社会现实问题。其三便是仅仅关注于当下的市场文化研究，削平深度，缺乏历史纵深感，局限于一种“轻飘飘”的愤懑、谴责和“对抗”。而不是在扎实的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之上，呈现出应有的历史感、现实感和未来感。

一种更有效的、介入式的“文化研究”模式仍在积极地探索之中。

参考文献：

[1]我们从来没有放弃“文学研究”，而完全转向一种英语学术界的严格意义上的文化研究。但一种带有文化研究方法和视野的批评、研究模式确实为越来越多的“文学研究”所运用，这种模式被称为“文化研究”或“文化批评”（批评界常常是二者混用），所以这里加上引号。

[2]王晓明主编：《在新意识形态的笼罩下--90年代的文化和文学分析》，导论（王晓明）第12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

[3]王晓明、蔡翔：《美和诗意如何产生--有关一个栏目的设想和对话》，《当代作家评论》2003年第4期。

[4]贺照田：《后社会主义的历史与中国当代批评观的变迁》，收入《当代中国的知识感觉和观念感觉》，第57-59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5]祝东力：《精神之旅--新时期以来的美学与知识分子》，第92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年。

[6]程光炜：《如何理解“先锋小说”》，《当代作家评论》2009年第2期。

[7]蔡翔：《何谓文学本身》，《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6期。

[8]李陀、李静：《漫说“纯文学”》，《上海文学》1999年第3期。

[9]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见于王晓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第18页，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5年。

[10]王晓明：《主持人的话》，《上海文论》1989年第6期。同時，陈思和《主持人的话》、王晓明《重写文学史》等文中也表述了“重写文学史”应摒弃庸俗社会学、政治学标准，而采用“审美独立性”、“个人性”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