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光清+赵蓉

摘要：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经济取向、城市取向和家庭取向都在弱化，取而代之的是发展取向和个人取向的增强。本文论述新生代农民工个人的主体意识和上升愿景、闲暇文化的时尚化与多元化、新老农民工层级流动的区别、社会结构特征区别，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认同等问题，并就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有关新生代农民工文化供给机制的构建问题进行理论探讨。

关键词：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研究;公共文化服务;立体供给系统

中图分类号：J0文献标识码：A

一、边缘生存：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人类学研究

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民工群体已经开始了代际的更替，作为农村外出务工队伍的主力军，1980年以后出生、年龄在 16至30周岁之间、1990年前后接受基本教育、1990年代中后期外出务工的农村青年普遍被称为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这一群体与老一代农民工的代际划分并不严格地局限于具体的年份及年龄，更大的代际差异则体现在成长背景、流动趋势、权益维护、就业状况、价值观念、社会认识、未来愿景等方面。与老一代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经济取向、城市取向和家庭取向都在弱化，取而代之的是发展取向和个人取向的增强。

1.个人的主体意识和上升愿景

与上一代农民工更为注重收入、稳定、基本社会保险等物质客观条件不同，新生代农民工则把在工作中所能实现的个人价值、人格尊严和上升通道放在更为重要的位置，而同时，工作目的也更为多元，他们呈现着经济压力变小，对工作发展层次、社会地位、人文环境要求增大之下，强烈的自我肯定意识与梦想色彩。除了社会遗传下为家人赢取更好的生活这一主流工作意识，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为了换种活法等个性化主体意识渐显的目标取向也逐渐增多。与之相对应的是，新生代农民工更为相信自己的能力，对自我价值的肯定和重视更为强烈，他们相信通过自己的拼搏和一定的机遇就一定可以获得事业的成功，因而，新生代农民工更强烈地体现着“中国梦”在个人自我奋斗上的意义。

上一代农民工肩负养育家庭的责任，大多不计劳苦，愿意选择收入较高的工作，而相比之下，新生代农民工更年轻、文化程度更高、见识也更广，其目标也绝不仅仅是打工挣钱那么简单。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选择技术含量较高的工作，哪怕暂时收入会略少，但对未来发展有好处，能提供上升空间的高品质就业岗位更加受到新生代农民工的青睐。根据来自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数据，97%的新生代农民工表达了愿意继续学习的愿望，其继续学习和再发展的愿望也比较强烈，专业技能的培养、法律知识的补充、文化知识的丰富都成为新生代农民工所渴望得到的文化助力。

从低级岗位到技术等级、专业等级、管理等级较高的职业位置的晋升流动，是新生代农民工普遍的职业需求。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特别是企业和政府的帮助，打开向上流动的通道，不断实现充分向上流动的条件。

2.闲暇文化的时尚化与多元化

由于农村生产力低下、农业收入微薄，以及社会组织方式的缺陷，老一代农民工的经济取向、城市取向的核心是生存追求，亟待解决的是生存问题而不是进一步的发展，是迫切解决温饱而不是获得享受。而身处新的社会环境和社会条件的新生代农民工，在打工的目的中则增添了浓厚的“生活”与“享受”的气息。因此，新生代农民工的“闲暇时光”尤其可以反映出这种目标与意识的转变。较多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工作之余更为看重闲暇时光充分反映出的城市文明的效用及价值，更着眼于衡量工作劳动与闲暇的边际收益比率。同时，与上一代农民工传统的消遣方式，例如看电视、读报纸、打牌下棋、聊天、睡觉等有所区别的是，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一种生活体验型的文化休闲方式，上网、看电影、听音乐、KTV等新潮的娱乐方式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的理想休闲文化趋势。

在这一点，新生代农民工突出地显现出靠近城市青年的文化需求倾向，尽管在实际文化消费中，这种消费取向往往由于收入、时间、文化壁垒的约束而无法或较少实际发生，但新生代农民工渴望融入城市文化生活，进入个人身份和地位的上升流动，全方位为城市公共文化服务覆盖的愿望却不容忽视。因而，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新生代农民工的基本生活费用往往开支较少，而将更多的资金放在业务技术学习、交际、提高着装及用品水平之上。

3.新老农民工层级流动的区别

第一，两代农民工的职业选择有一定差异，新生代农民工从事自谋职业、非技术工人和服务行业的发生比都比第一代农民工显著较低。

第二，人力资本是农民工获得高端职业的重要条件。虽然农民工的文化程度普遍不高，但要成为办公室文员、技术精英和管理精英都需要更高的文化程度。无论是层次较低的技术工人还是层次较高的工程师和技术员，技术水平都是重要的条件。而拥有较高人力资本的农民工从事低端工作的发生比也大幅降低。

再次，进城工作年限对不同职业的影响较为复杂，自谋职业、熟练工人、管理精英和私营企业主都需要更多的工作经验，这表明进城工作年限的增加并不会简单地帮助农民工获得更好职业，而是出现了低端和高端职业的分化。

最后，社会资本只对农民工获得低端职业有显著影响，对获得各类中高端职业则没有明显作用。

4.社会结构特征区别

“新”生代和与之对应的“老”一代农民工之间，“代”的最明显区别，是社会政策和社会制度为核心内容的社会结构变迁的集中反映。新生代农民工的本质属性，在类的规定性和群体规定性上，体现着社会群体的社会结构属性。较之“老”一代社会结构的变迁，突出表现在对城乡二元结构否定式发展的城乡统筹发展战略，科教兴国理念下的素质提升，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下的自由发展。

在社会空间结构中，上代农民工一般是青年时代流入城市务工，进入中年后返乡务农，形成“农村—城市—农村”的社会空间循环。作为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在社会空间的发展路径，而是“农村—城市”，追求的是单向度的社会空间挪移。人口普查结果以及我们的调查结果同时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种类逐渐增多，职业地位和职业声望皆有所提升。由于更为宽松的流动政策，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流动实现了社会空间同步的新的突破。大部分农村青年已经从农村转移到非农产业，作为“80后”和“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大部分实现了产业工人化，对自身的职业发展空间有了更高期待。外来务工人员和本地农村人口进城增加了本地城镇人口，提高了城镇化水平，提升幅度较大的省市有浙、京、沪、津、粤。如2007年，这些省市农民工的贡献率分别为30.68、27.86、24.72、24.44、18.55个百分点。正是新生代农民工与快速城镇化之间的积极互动，使城镇化和新生代农民工的关系更加紧密，也为其提供了更好的社会地位和发展空间。

二、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认同和适应研究

1.文化处境的夹心层表达

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我们今天提到这些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于90年代末或21世纪初进入城市的流动人口集体时，他们也正在社会转型期实现着农民工代际结构的历史性替嬗。农村生活的经历背景与较高的文化素质与愿景，使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境遇处在城市与农村、现代与传统之间的夹心层，成为城市文化与农村文化的“双栖人”。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具有积极主动融入城市文化的强烈渴望和美好想象，另一方面，现实实践又将其置于一个被农村和城市双重边缘化的尴尬状态，由于文化的冲突，正经历着强烈的文化认同危机。社会学研究者曾将这种文化认同危机细化为客观世界和宏观层次范畴的乡土世界和城市世界，与作为微观层次的农民工想象世界和实践世界之间的相互关联和相互作用。

乡土世界作为新生代农民工的“根”文化的来源地，既在意识经验上提供着与城市世界的社会文化参照，更在磨合阶段形成无法归属的“无根”意识。这也是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社区无意识，对城市社会活动不参与，对城市公共设施不爱护的主观自身原因。在比较中，新生代农民工一方面，对于城市的交通、购物等的方便快捷确实形成了认同，另一方面也在高昂消费、人际关系等问题形成了与“根文化”的强烈对照。

当代社会的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是在初中或高中毕业以后就到城市打工，几乎没有参加过农业生产劳动的过多经验。而在传媒信息业高度发达的今天，在他们还未至城市打工前，就业已形成了一个对城市生活世界的轮廓和憧憬，也即他们试图通过进城而超越父辈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方式的梦想。这实际已经形成了消费、行为效仿的“城市人”与经验层面的“农村人”的社会角色的错位。在与城市互动的过程中，他们惯习的意义结构被新的场域不断地改变、形塑和重新建构，这体现在即时行动与传统行动的传承性和超越性结合的特性之上。

有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真实生活世界，其意识和经验来源，既不是纯粹的乡土世界，也并非积极融入的城市世界，而是带有更大的现实性的“实践世界”与生活体验。因此，其在实践世界里获得的惯习和文化取向不是用简单的乡土性或者现代性就可以解释的，而是蕴涵着二者的痕迹、源泉甚至冲突。并且因为实践的场域为客观的群体所共享，是他们参加社会生活、交际、学习和娱乐等活动的基础和前提，从而实践世界完全可以超越个体经验层次而拥有相对自主性和逻辑性，成为约束群体行动的结构性因素。

对于文化，第一个经典的定义来自“文化人类学之父”泰勒（E. Tylor），他认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志意义而言，是包括了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人们作为一个社会成员所习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合整体。而更为重要的文化概念则是广义化的“生活方式”。林顿（R. Linton）的文化定义继承了泰勒和博厄斯的思想，并将两者的文化概念扩展到人类的整个活动：文化指的是任何社会的全部生活方式，而不仅仅是被社会公认为更高雅、更有价值的那部分生活方式。对社会科学家来说，这些行为只是我们整个文化中的若干简单因素。整个文化包含着各种平凡的行为，这也是文化有强弱之分而无高下之别的重要阐释。从个人参与不同的文化来看，每个人类存在都是文化的存在。[1]

在实践世界的层面，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认同的危机最为强烈。作为关系本位的传统中国社会，人际关系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家庭的功能是强大的，除了传统的经济、政治功能外，还有文化传播、教育、娱乐等功能。新生代农民工通过家庭这个媒介接受着带有政治色彩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之下的农村社会遗传，身份意识、乡土文化被强化认同。然而在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家庭的经济的功能被社会化大生产所代替，家庭的教育功能也由于教育的社会化而仅保留部分功能。于是，在进入城市环境后，新生代农民工对乡土文化的文化认同呈现出矛盾、怀疑、彷徨的认同模式。

众多研究发现，尽管与同龄的农村青年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无疑具有更大的生活圈子和更多的现代性特征。但农民工在城市的交往对象依然是具有很高同质性的群体，社会网络主要集中在以亲缘、地缘和血缘这种三缘关系网络为纽带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呈现出封闭性和同质性特征。农民工虽然生活在城市中，但当他们一旦发现参与、进入这个社会很困难的时候，相当程度上都是退守或回避，依然在原有的关系网络中交换信息与资源，寻求支持与庇护，而与城市人的联系是极为有限的。他们通过学习普通话、建立民间社团、聚居地和认同关系网络重建来建构自己的身份适应，尤其是利用乡民社会的地缘性同乡资源，改写并重建了关系网络，从而获得了在城市生存和发展的社会资本。法国社会学家威菲奥卡认为，“现代社会的社区意识和身份认同已日益成为试图建构自身生活意义的个体们的主观决定。”[2]实际上，当今的社区意识和身份认同已经越来越经由其成员来选择、采取，而不再或者说很少是再生产的自然结果和历史的延续。歧视、排斥、孤立，在一定程度上又是他们自身合作的结果。

调查也发现，尽管农民工融入城市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更是农民工梦想的向上流动，但现实中，一部分农民工的梦想就是多挣钱，或者在农民工范围内频繁地变动着职业，进行平行流动，相当一部分的农民工则重新回归了农业劳动者阶层。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回归农业劳动者的倾向有所减弱，但社会所提供的向上通道却并不如新生代农民工们所愿。社会阶层固化，尤其是新底层社会呈扩大化趋势，向上流动的机会越来越少。与之相关的，是户籍制度这一身份标签的表象背后，所依托的住房制度、保险制度、社会福利制度、教育制度等对农民工走入城市，完成阶层向上流动，并最终实现中国社会发展，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强大拒斥。

2.结构约束下的经济及文化行为特征

新生代农民工本应受到更多的城市社会因素的影响，但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中，现实情况往往更为复杂。他们虽然有较强的文化需求，但却不能把有效的需求转化为实际行动，文化生活“被参与”情况较为严重。从文化消费的维度看，农民工文化消费多以简朴型或无偿消费为主，整体文化消费质量明显偏低，文化消费结构不够合理，有偿消费支出所占比例较小，用于智力性消费或发展性消费的比例更小。这表明，农民工整体群体文化消费意愿偏弱，用于文化消费的比例偏低，这与先天文化素质不足、普遍科学文化素质不高、缺乏技术支持是有密切关系的。一方面他们对城市的繁荣和先进文化有着无限的向往，而另一方面，他们却由于自身及外在原因隔绝于城市的繁荣与文化之外，娱乐生活单调、文化资源匮乏，不能充分利用网络、图书馆等先进手段在信息传递、文化提升、人际交往等方面的重要功能。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素质、学历水平较之上一代农民工已有一定的变化，文化消费意愿也更趋向普通城市青年，但仍受到经济及文化的双重制约。新生代农民工从乡村跨入城市，不仅要突破结构约束，包括显见的正式制度、规则和程序，还要形成一种群体的文化意义框架，包括共享的价值观、态度、惯例、符号以及认知的网络。其中，城乡结构差异与文化意义框架的区别互为关联，左右着农民工在城市场域中的经济及文化表现。

对于大多数农民工而言，多年的城市生活所获得的实践性足以能应付城市的一般生活和工作，并不一定需要获得完全的现代性来适应、融入城市。而现代性和全球化的宏大叙事也并没有完全排斥、颠覆或替代农民群体以实践调试出的独立现实生存方式。调查也发现，进城青年农民工的实践性及其流动性、无根性的实践世界，在未来有可能在城市、县城和集镇的地域上新造出一个新兴生存空间。

三、新生代农民工文化供给机制的构建

1.打破结构约束的公共文化服务

2011年，文化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华全国总工会三部门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民工文化工作的意见》，到2015年，我国将形成相对完善的“政府主导、企业共建、社会参与”的农民工文化工作机制，建立相对稳定的农民工文化经费保障机制，农民工文化服务将纳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这是我国第一次对农民工文化建设进行全面的部署。据统计，2010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2.42亿，农民工日益成为城市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农民工文化工作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各级政府相继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保障农民工文化权益的政策措施，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是，在维护农民工经济权益、社会权益、政治权益的同时，农民工文化权益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农民工文化工作还存在体制不顺、责任不清、保障不力、针对性不强、服务水平不高等问题，尚未形成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农民工文化权益仍然缺乏制度性保障。

一般而言，获取文化产品的主要途径不外乎两种：一是通过市场购买，譬如去电影院、剧院消费，二是通过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譬如公共图书馆、社区文化中心。但在调研中，新生代农民工既表达了对电影、图书等文化消费市场的向往和自身低收入的经济能力的不适应，也表现出了由于缺乏户籍身份等原因，而对城市公共文化服务的隔膜。可以说，新生代农民工处于二者夹缝之中的处境，使得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城市主流文化的局外人。

例如经济条件不允许、居住条件简陋、文化设施供给不足、工作时间太长、缺失适合的文化产品、户籍制度的制约、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等，成为农民工文化需求供给不足的多种原因。总体来说，主要存在内外两种因素。于内，需要打破农民工文化交往的封闭性。从普遍的文化交往心理规律来说，群体在社会和文化交往中具有“趋熟”的心理倾向。但是另一方面，新移民也有尽快融入新的生活环境，与市民进行文化交往，从而获得他们的认可，也把自己认同为“城里人”的心理需求。实际上，文化交往是打破心理上的城乡壁垒最好途径，“文化是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桥梁”。关键在于发展丰富多彩和生动活泼的文化活动，吸引更多的新生代农民工走出过去的“老乡”圈子，真正融入他所工作与生活的城市。于外，解决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生活问题的核心是落实农民工的国民待遇。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生活问题不是单一的问题，而是一个系统工程。如果他们的户籍问题得不到解决，如果他们没有相对稳定的收入，相对安定的生活，以及政治与社区事务的参与，只有让农民工以一个纳税人的身份，以一个真正平等的国民的身份生活与工作在城市，他们才能够消除自己的自卑感和怨恨情绪，以平和的心态参与到社区的各种文化活动中来。

一要多方推进。由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方式已经和城市居民差异不大，但精神上却较为固守，倾向于营造独立群体的结构效应，因此，要满足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需求，提供合适且具有实际意义的公共文化服务，使他们尽快融入城市文化，为城市公共文化服务所覆盖，需要政府、社会、企业和农民工自身共同努力。

政府起丰富农民工文化生活的主导作用，要把丰富农民工文化生活纳入公共服务范畴，加强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丰富公共文化服务内容，科学统筹规划城市文化设施，不断增强公共服务的职能。资金投入方面，利用农民工群居的文化生活习惯，对农民工聚集区要有一定程度的倾斜，加强文化广场、体育公园、图书馆、文化活动中心等免费公益型公共文化设施建设。通过制度创新，资源投入，逐步实现文化类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使新生代农民工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公共文化资源。

企业需要充分发挥农民工的主体作用，要根据农民工的需求层次，增加文化活动设施，激发文化活动的参与热情。通过法律和制度规范，强化企业社会责任，通过企业文化建设使新生代农民工认同企业，提升自身的文化素养，完成其向产业工人及城市新市民的顺利转换。

人民团体尤其是城市社区要有针对性地举办各种文化活动，激发农民工的兴趣和参与热情，改变农民工文化交往的封闭性，促进农民工逐步融入城市社区生活，从而构建出以社区文化设施为依托的农民工文化服务平台。

二要途径多元。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自身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着获取资源能力的高低，进而影响着他们的社会认同状况和社会融入能力。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接受城市社会遗传，需要政府、社会和企业为其提供获得科学文化知识培训的机会，提供免费受教育的便捷途径。利用公益性教育弥补新生代农民工由于教育资源短缺而造成的弱势地位，通过多层次教育体系来引导和组织新生代农民工接受就业和创业培训，不断提高农民工整体素质。要加强新生代农民工与其他群体尤其是城市居民互动交流的方式研究及途径开拓。以城市社区为平台和载体，充分考虑辖区内农民工的规模、特点和文化需求，规划建设和优化配置社区文化设施和服务，构建以社区文化设施为依托的农民工文化服务平台，进一步提高城市社区面向农民工的公共文化服务能力，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生活。

2.“媒介技术+服务平台”：公共文化服务产品创新型立体化供应系统的建立

媒介话语权是国家公民利用媒体对其关注的各种社会事务发表建议和看法的权利。尽管新生代农民工表现出了比上一代农民工更为鲜明的政治关注热情和社会权利参与度，但在现有的传媒领域里，新生代农民工几乎没有自己的话语权，主要体现在媒介信息空间的狭小，没有专门为农民工设立的媒体空间或平台。新生代农民工即使在阅读报纸或者收看电视的时候，能获得的满足自身信息需求的内容也相当局限，新生代农民工需要的就业、生活、知识以及与他们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政策方面的信息少而又少。

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展研究中心最新发布的《中国视听新媒体发展报告（2013）》，量化了新媒体对传统广电的冲击：调查显示，受个人电脑、平板电脑、智能手机的冲击，北京地区电视机开机率从3年前的70%下降至30%，传统广播电视收听收视群体向老年人集中，40岁以上的消费者成为收看电视的主流人群，电视观看人群的年龄结构呈现“老龄化”趋势，对于同时收看网络视频和电视的“双屏”用户，网络已经成为收看热播电视剧的主要渠道。而人手一部手机，似乎也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的鲜明标识。城市流行技术对农民工生活的渗入，不仅在手机这一传播客户端，在新生代农民工的娱乐活动中，上网也排名靠前。新生代农民工对于新媒体的用途主要界定为娱乐工具和信息提供平台。在城市现代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比他们的父辈们迈得更远。网络面前人人平等，现代技术正在为农民工打开文化表达的出口。

计算机和网络技术促成了一个与物质空间对应的数字化的虚拟空间的诞生，在网络中组织了人与人的新型关系，从而开创了一种全新的网络人际关系。在这个空间中，信息的交换和相互作用变得有形和可感知。因特网和虚拟现实打开了这种新型互动的可能，网络使虚拟社群与现实社群以一种交叉并置的方式相互映照也相互独立，模糊了传统社群形式单一的历史构筑方式。在网络中，由于没有性别、年龄、种族、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可视特征，交互行为变得没有任何社会包袱，更减低了压抑感。和此前的媒介相比，这种交互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促进了网络人际关系的发展。由于网络交往的“匿名性”，传统人际交往所遮蔽的巨大活力被释放出来。

曼纽·卡斯特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对都市经验及空间研究予以关注的西方学者。当他在20世纪末《网络社会的崛起》[3]提出“网络社会”这一概念，不仅是想强调信息技术范式下社会结构的转型与再建，更预言了网络与自我（Net/Self）之间将出现深刻的分裂，这也意味着在网络社会，自我认同将呈现更加复杂、更具抗争性的特征。

迅速发展的互联网业已引发了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变革的领域涵括了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甚至人类的思维方式。这种社会变革带来的新的风向气息即使在农民工中也无法避免。事实上，随着互联网成为新生代农民工获取知识和各种信息的重要渠道和交流的新平台，互联网也促进了其观念意识的更新，在效率、参与及平等观念上，互联网都起到了巨大的正面影响。同时，互联网隐蔽性的特性在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平等、尊重等正面肯定外，也推出了大量亟待删选的虚假、有害信息。尤其是在虚拟的网络空间中，一些新生代农民工可以以任何一种虚拟的身份在网络空间中游荡，因此感受到了现实生活中缺少的平等、被尊重的感觉，从而沉迷网络，不愿在现实中扩大人际交往。更有一些新生代农民工将网络视为虚假的娱乐游戏，任意散播有害信息，偷窥、发布虚假消息，甚至面对着从“熟人乡村社会”进入“陌生人城镇社会”的巨大心理落差，而利用网络的虚拟掩盖进行侥幸的犯罪活动。但毋庸置疑的是，新媒体发展的现代科技途径在考验着政府及社会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引导工作和管理体制之外，更为其提供了公共文化服务产品创新型立体化供应系统建立的可能。相对于传统媒体来说，互联网等新媒体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了打破固有精英文化为主的传统媒体封闭的平台。但同时我们也看到，新生代农民工对于新媒体的应用依然较为生疏，许多功能尚未深度开发。因此，公共文化服务作为公共财政支持的事业，如何启动科技的动力，调动市场的作用，依靠新媒体的服务平台来拉近城市现代化社会与农村乡土社会之间的文化服务距离，依然是项大力推进亟待发展的课题。

第一，将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作为新媒体传播平台的服务重点予以资金、技术及政策倾斜。

深圳广信网络传媒有限公司是为了解决深圳市180万农民工看电视难的问题而专门成立，于2010年9月完成IPTV集成播控平台的建设，又与中国电信于2011年5月17日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展开示范小区的建设和IPTV试验，在2011年底开通了第一个工业区IPTV服务，2012年2月23日开始面向深圳市3000户进行试运营。IPTV集控平台可解决以往电视网络收视点在工厂区、住宅小区过于集中，而不利于农民工随时随地看电视和上网的难题，使视频手机成为利用农民工碎片化时间，满足个人文化需求，自由享受文化服务的载体。深圳市政府为此提供了资金、技术和政策支持，在IPTV的推广试点中将为农民工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放在首要地位。

同时，传统的广播电视文化产业也因此改变形态，形成面向多种平台、多种媒体、多种终端的新型节目形态，使内容复用为社会服务，实现价值最大化。以华数TV为例，传统电视单一服务的业态演变为可定制的个性化服务，在家庭版、酒店版、休闲版、农村版等个性化服务版本中提供有所侧重的内容供应。从而实现电视机—电视门户，电视终端—服务终端、信息终端、交流终端，单一屏幕—多屏互动的文化服务转移。

政府可通过购买服务等政策加大技术投入，为新生代农民工及其家庭提供公益性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引导他们就近就便享受文化生活，从而提高文化设施的利用效率，在照顾到全体人民群众的利益和需求的基础上提供分层次、多元化的文化需求。

第二，文化与科技融合发展有利于提升文化事业服务能力。

一方面，结合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加强农家书屋、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科技馆等文化公共服务平台的网络化和数字化建设，在传统的硬件更新的基础上进行软件升级，进一步提高文化事业的现代化服务能力。

另一方面，结合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公益性要求，更应向新生代农民工免费开放公共图书馆等城市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减少农民工与城市公共文化服务的隔膜，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素质。逐步让新生代农民工有更多的条件接触网络资源，避免“数字化区隔”造成的信息占有和利用的弱势。通过为新生代农民工创造有利的城市文化环境，提高其社会资本积累能力，增强农民工自我支持和发展的能力。也是在此基础上，搭建文化沟通、交流的平台，开拓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新型的对话空间。（责任编辑：楚小庆）

参考文献：

[1][美]C.恩伯，M.恩伯著，杜杉杉译.文化的变异——现代文化人类学通论[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29.

[2]Wieviorka .Michel.The Making of Differences.International Sociology，2004，vol.19.

[3][美]曼纽尔·卡斯特著，夏铸九等译.网络社会的崛起[M].北京：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