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 可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上海 200233）

0 引言

清人姚鼐在《古文辞类纂》中根据题材将文章分为13类，其中“序跋类”和“赠序类”两种以“序”名篇。此前，赠序类文章都与序跋类合为一类，称为“序体类”文章。“《诗》、《书》皆有序，而《仪礼》篇后有《记》，皆儒者所为。其余诸子，或自序其意，或弟子作之。”[1]由此可见，为著述自觉作序的传统由来已久，且有自我作序和他人作序两种方式。赠序是为送别亲友而作，古人在送别、留别之时常以诗相赠。荀子曾说：“君子赠人以言。”可知古人有临别赠言以“叙友谊、慰离情”的习惯。在崔日用《奉和圣制送张说巡边》一诗中，也提出了临别赠言是为行人延声誉、壮行色。赠诗和赠序同为分别时所作文字，二者的共同之处在于早期都伴随宴饮盛会，只是前者常常为群体创作，后者则是从参与赠诗创作的人中选择一位作序文。赠序早先依附诗歌存在，文章结构常为序文在前，诗歌在后；在篇名上常常以“送/赠/别/饯……诗序”显示。可见两种临别相赠的文体除了创作数量的不同外，更明显的差异还有是否独立、是否为文人自觉创作以及是否有其自身功能等。张廉卿曾说：“唐人始以赠序名篇，作者不免贡谀。”然而，观察唐人赠序类文章创作可知，初唐、盛唐时期赠序仍旧伴随诗歌，即以诗序形式出现，直至中唐，赠序才逐渐实现独立，拥有了“徒序”的形态，文人进而有意识地进行创作实践，并在形式、主题上将赠序发展得更为丰富。赠序由诗序转变为徒序，意味着创作者自我表达意念的增强。徒序也从未取代诗序，“只是当作者觉得表达的内容不适合写诗时，就换序文的体裁来达意”[2]，而这一切都基于创作者的文体意识。此后，文人的文体辨析意识越来越强，清人吴讷在《文章辨体序说》中便对序跋和赠序两种文体的创作要求做出清晰概括：“凡序文籍，当序作者之意；如赠送、燕集等作，又当随事以序其实也。”[3]前者作为书序的主要功能之一是展现创作者的观念，后者作为游宴赠别之序要求建立在叙事抒情的基础上，这也意味着无论送别之时是否有集体宴会，所赠之文都应当做到“随事”纪实，而不是阿谀奉承、虚美隐恶。

《权德舆与唐代赠序文体之确立》一文统计了唐代赠序文的数量并按数量进行排序。从创作者和创作时代两方面看，中唐时期古文运动参与者所作赠序数量明显比初唐、盛唐文人的赠序作品量多，其中，权德舆作64篇，韩愈作34篇，柳宗元作44篇，他们3人的创作量在同时代的文人中遥遥领先。韩愈、柳宗元是古文运动代表人物，后世多将二者文章进行对比研究。韩愈的赠序多被视为此类文体的典范，如《古文辞类纂》中“赠序”类第一节收录了韩愈的所有赠序作品，其后3节皆为宋人作品的选录。书中记载张裕钊的评论：“唐人始以赠序名篇，作者不免贡谀；体亦近六朝。至退之乃得古人赠人以言之意，体简词足，扫尽枝叶，所以空前绝后。”《文章辨体序说》在指出“序”于近世常用以送别赠言后说道：“当须取法昌黎韩子诸作，庶为有得古人赠言之义，而无枉己徇人之失也。”韩愈的赠序创作从内容与形式两个方面来看都为后世学者高度赞扬，尤其是“体简辞足、扫尽枝叶”的精炼语言和“无枉己徇人之失”的独立品格。

对韩愈赠序类文体的研究不少，如陈兰村《穷情尽变 冠前绝后——论韩愈赠序文的创新精神》[4]对韩愈赠序作品按照主题进行分类，着重论述其文议论性、譬喻手法的使用；林琳、李丹《奇·气·巧·新——试论韩愈赠序散文的艺术特色》[5]从文章布局、文辞使用、修辞艺术、语言艺术4个方面探讨韩愈赠序文的艺术性。然而上述文章都以韩愈赠序的散文艺术性作为研究重点，未涉及赠序所赠对象及目的。胡守仁的《论韩昌黎之赠序》[6]指出韩愈赠序“奇警之至”，并通过具体篇目的赏析证明韩愈此类文体在形式结构上的“出奇无穷”。戴杨越的《韩愈赠序文》[7]从赠送对象身份的角度出发，探讨序文的主题变化，分类较为细致，但并未进行更细致的主题、思想探讨。薛峰的《韩愈赠序之突变及赠序之传播与接受》[8]一文虽以表格形式对韩愈赠序进行整理但只罗列了15篇，尚不到韩愈赠序作品总数的一半。本文将对韩愈所有赠序文全面整理（详见表1），并根据3种不同赠送对象，即官员、学生、僧人道士，探讨赠序主题，进而着重论述韩愈赠序文中体现的他对政治、教育、仕宦等多方面的思考。

表1 韩愈赠序相关信息统计

表1对现存韩愈的34篇赠序类文章的相关信息进行了整理，包括赠送对象、文章主旨和是否附诗，其中20篇为独立赠序，未附诗。由表1可知：①韩愈赠序创作主要集中于他为官初年，后期则以墓志铭创作较多。②赠序创作数量较多的时间段有唐贞元十九年（803年，韩愈任国子监四门博士）、唐永贞元年（805年，韩愈被贬阳山，后遇赦南行）、唐元和五年（810年，韩愈都官元外郎，分司东都，后代任河南令）。③韩愈赠序的主要赠送对象有官员、考生、学生及僧侣道士。针对不同的对象，所作赠序主题也有所不同。

蒋寅认为“别序是公牍文之外较接近职务写作的一种文体”[2]，同时也指出别序分为公饯和私饯两类，不少以官人赴任为事由的别序则主要反映了当时的社会观念。赠序常用来宽解行人，但此类主旨的文章在韩愈赠序文中并不多，更多的是在“延声誉、壮行色”以外进行理性思考。赠序这类偏重于私人对话的文体，在韩愈笔下则显得较为广阔，具有现实意义，往往涉及政治、教育、文化等。

1 心系天下，探求为官之“道”

韩愈的34篇赠序中有19篇赠予官员，主题主要为探讨为官之道和时事政治。赠序的基础作用为“叙友谊、慰别情”，因而在送官员赴任时，大多先赞颂功绩，再表达不舍，如《送陆歙州诗序》《送殷员外序》《送杨少尹序》《送水陆运使韩侍御归所治序》《送郑十校理序》《送窦从事序》《送汴州监军俱文珍序》，文题中7人在朝廷担任不同职务，在韩愈的刻画下展现为官应有的品行与能力。以《送殷员外序》为例：安史之乱之后，唐王朝内部处于藩镇割据状态，外部为异国所觊觎。经济、政治萧条之时，殷员外作为使臣，代表唐王朝远赴回鹘商议联姻一事。根据诏书所需的使臣要求（宗室四品、通晓经文、熟知时事），可见此次出使事关重大。殷员外得以承此重任，其地位、才学不必多言。在临别践行的宴会上，韩愈借敬酒发表议论，将殷员外慨然赴使与“适数百里，出门惘惘，有离别可怜之色；持被入直三省，丁宁顾婢子，语剌剌不能休”的人作对比，而一句“岂不真知轻重大丈夫哉”也足见韩愈对殷员外轻身重国、凛然无畏形象的赞叹与崇敬之情。《送杨少尹序》中韩愈同样采用了对比手法。第一层，杨巨源与“二疏”皆因年老自主辞官归乡，韩愈得出结论“杨与二疏”之意相同，即古今人“相及”。第二层，将古今送别时的场景作对比。古时送别二疏时，路人多叹息，“共言其贤”，而今送别杨巨源时多为“爱而惜”和“劝”其“绝禄”的行为。古时惜贤，今人惜禄，古今人之不同在此体现。第三层，将今世多数士大夫“以官为家，罢则无所于归”的心理与以杨巨源为代表的官员践行“乡先生没而可祭于社”作对比，赞扬杨巨源的德行。

上文曾提到后世学者对韩愈赠序文的评价为“无枉己徇人之失”，这一点主要体现为韩愈对官员不甚留情的劝诫和讥讽，以《送许郢州序》《赠崔复州序》《送郑尚书序》《送窦从事序》《送董邵南游河北序》为代表。其中《送许郢州序》和《赠崔复州序》的创作目的皆为“道刺史之事”。然而详细读来，可发现序文是以饯别“刺史”一事引出更重要的人与事。从序文内容来看，两篇文章先后论述了刺史这一职务的荣耀：“乐乎心，则一境之人喜；不乐乎心，则一境之人懼。丈夫官至刺史，亦荣矣”。唐时分全国为15道（唐开元二十一年），“每道置采访使，掌检查刑狱及监察州县官吏，略同于汉之刺史”[9]，可见刺史职能。而韩愈更为强调的是作为刺史的难处，试看序文：

虽然，幽远之小民，其足迹未尝至城邑，苟有不得其所，能自直于乡里之吏者鲜矣，况能自辨于县吏乎？能自辨于县吏者鲜矣，况能自辨于刺史之庭乎？由是刺史有所不闻。小民有所不宣。赋有常而民产无恒，水旱疠疫之不期，民之丰约悬于州，县令不以言，连帅不以信，民就穷而敛愈急，吾见刺史之难为也。（《赠崔复州序》）

凡天下之事成于自同而败于自异。为刺史者，恒私于其民，不以实应乎府；为观察使者，恒急于其赋，不以情信乎州。繇是刺史不安其官，观察使不得其政，财已竭而敛不休，人已穷而赋愈急，其不去为盗也亦幸矣。（《送许郢州序》）

值得注意的是，两篇序文不仅赠送对象的职务都为刺史，而且文中还出现了一个共同人物：于頔。《旧唐书·卷一百五十六》载：

贞元十四年，为襄州刺史，充山南东道节度观察……时德宗方姑息方镇，闻頔事状，亦无可奈何，但允顺而已。頔奏请无不从。于是公然聚敛，恣意虐杀，专以凌上威下为务。

《新唐书·卷五十二·志第四十二》载：

山南东道节度使于頔、河东节度使王锷进献甚厚，翰林学士李绛尝谏曰：“方镇进献，因缘为奸，以侵百姓，非圣政所宜。”帝喟然曰：“诚知非至德事，然两河中夏贡赋之地，朝觐久废……方刷祖宗之耻，不忍重敛于人也。”然独不知进献之取于人者重矣。

可知此时藩镇擅地、敛财已给唐王朝造成了许多危害。安史之乱对唐王朝带来的以经济为主的破坏，使得君王在明知像于頔这样的节度使的进献大多取于“非至德事”时，也只能选择接受。

郢州、复州皆隶属于山南东道的管辖范围，而于頔彼时正是山南东道节度使。所以崔复州、许郢州作为一州刺史在百姓与上级官员两方压力下，十分为难。用《赠许郢州序》中的一句话可概括两篇序文的主旨：“凡天下之事成于自同而败于自异。”韩愈希望节度使、刺史及百姓间能形成良好的沟通关系，切实履行职责，使上下协同而政均令行。面对于頔横征暴敛、当地百姓粮产短缺又遭遇水旱疠疫等苦不堪言时，刺史应当为公如实上报还是因私有所隐瞒，这便是刺史一职最大的难处。因而在创作序文赞美两位刺史仁爱的品行，希望二者都能继续抚慰好两州百姓之外，韩愈更是表达了自己对山南东道节度使压榨百姓、苛捐杂税的不满与讽刺。何焯在《义门读书记》中评价此文：“忠告善道亦六经孔氏之词，讽刺之辞却语语平恕，蔼如也。变化如龙，味亦炙之愈出，善为说辞，长于讽喻，本是不恤民命，却只讽他不通下情。妙甚。”[10]借讨论如何维护上下级关系和抚慰百姓，处处流露出对于頔的讽刺为本文实际主旨。可见《赠崔复州序》与《送许郢州序》两篇赠序在诉说为官之道的同时，更是在思考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的现实问题。

《送郑尚书序》首段点明了郑权郑尚书即将赴任的岭南节度使一职的重要性，也证明了韩愈对藩镇管辖的担忧与关注。根据《旧唐书》《新唐书》对郑权的记载：

岭南节度使。初，权出镇，有中人之助。南海多珍货，权颇积聚以遗之，大为朝士所嗤。（《旧唐书 卷一百六十二 列传一百一十二》）

用度豪侈，乃结权幸求镇守，于是检校尚书右仆射、岭南节度使。多裒赀珍，使吏输送，凡帝左右助力者皆有纳焉，人笑之。（《新唐书 卷一百五十九 列传八十四》）

可知郑权在上任后并不符合韩愈赠序中“贵而能贫，为仁者不富之效”的称赞，而是“用度豪奢”，不惜通过“结权幸”的手段来获得岭南节度使这一重要职位。清人吴汝纶对此篇序文评价为：“讥郑不足当其任也。”仅从文章字面内容来看，并不能看出其中讽刺之意。然而对比上文《送殷员外序》等赞颂之文的结构，可发现此文对郑权的赞美之辞仅占全文六分之一，而论述节度使职能及其重要性的文字占全文篇幅的一半。如此来看，韩愈此文并非发自肺腑的叙别情、赞功绩，而是以形式化的赞美完成赠序任务，实则隐约流露出规讽之意。

《送董邵南游河北序》一文的赠送对象不同于刺史、观察使、节度使此类重职，董邵南是因为举进士后不得志于京师而前往藩镇从幕职。对此种现象，韩愈的反应是：

然吾尝闻风俗与化移易，吾恶知其今不异于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送董邵南游河北序》）

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论述稿》中论及中唐以后士人常常处于京师和藩镇矛盾中的现象时说：“当时汉化之中心在长安，以诗赋举进士致身卿相为社会心理群趋之鹄的。故当日在长安文化区域内有野心而不得意之人，至不得已时惟有北走河朔之一途。”[11]当官方科举制度无法解决士人的仕途和志向问题时，士人便选择奔赴边塞以实现自身价值。此文中董邵南所赴之地为河北藩镇，当时中央政府与河北藩镇在政治和文化两方面各成独立团体，后者是前者的隐患之一，这也是文中韩愈对董邵南前往河北感到不满的原因。

安史之乱以后，文人士子共同致力于中兴唐朝的历史使命。韩愈虽对人才在京师不得重用，须前往藩镇才能寻求机遇的现象有所不满，却也只能无奈相送。这一点在《送石处士序》和《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二文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河阳军节度使乌重胤先后收罗了韩愈举荐的石处士、温处士这样的人才，韩愈一方面赞赏乌公对人才的重视，感叹“大夫乌公一镇河阳，而东都处士之庐无人焉”，另一方面，虽然“为天子得文武士于幕下”有助于天下之治，但多年的交情又使得作者不舍两位友人离去。不过，韩愈于文中所流露的惜别哀怨之情越深，也越能反映出他对乌公识才的赞颂。

综上可见，韩愈曾为不同职位的官员作过赠序，概括来说都符合此前所提到的两个主题：探求为官之道，涉及刺史、节度使、观察使、国子司业、尚书和秘书省校理等职务；探讨时事政治，涉及藩镇问题、人才选用问题等等。这些赠序具有“叙别情”的基础功能，但更为重要的是在抒情之外，融入了对现实生活的理性思考和议论，做到了“无枉己徇人之失”。

2 传道授业，寻求为学之“道”

赠予官员的序文占韩愈所有赠序的一半，另一半赠序的所赠对象为与之有共同文学理念的学生、友人、僧人、道士等。韩愈十分重视人才的选拔和教育，这与他自身在科考也遭遇过长期的挫折有关。从唐贞元五年（789年）开始，韩愈在长安参加进士考试，“四举于礼部乃一得”，此后又参加3次吏部铨选，才于唐贞元十七年（801年）秋末获得调选资格，担任国子监四门博士。因而，韩愈常为那些无法实现自身理想不得不另谋出路的学生感到惋惜和无奈。《短灯檠歌》一诗便展现了出生寒门的儒生学习时的场景：“夜书细字缀语言，两目眵昏头雪白。”对于那些寻求汲引的学生、文人，韩愈也是尽其所能地予以帮助，如《与祠部陆员外书》一文便是向“佐助者”陆傪推荐人才。韩愈赠予学生的序文主旨可分为以下几类：

1)表露对人才和教育的重视。《送陈密序》中太学生陈密“举明经，累年不获选”，因而认为自己于明经科“不利”，想要换“三礼”学习，希望得到韩愈的指点。韩愈回复道：“子之业信习矣，其容信合于礼矣。抑吾所见者外也，夫外不足以信内。子诵其文则思其义，习其仪则行其道，则将谓子君子也。爵禄之来也，不可辞矣，科宁有利不利耶？”短短几句话便可看出韩愈想表达的3层内涵：①除非自己看到的只是表象而不是本质，那么陈密就是一个内外不相符的人；②只要做到诵文之时思考其中意义，学礼之时能够充分践行，便能称为君子；③无论学习什么，都必须内外兼修才能成材，与某科“利”与否无关。可谓“体简辞足”，同时也可以看出韩愈虽然怜惜学生多年不获选，但还是理智地指出学生在为学时思想上的错误倾向。

值得注意的是，韩愈不少赠序是给需要参加科举考试的秀才的，这些秀才或为明经试、进士试，或为制科试，作为老师的韩愈十分关注科举活动，在《送牛堪序》与《赠张童子序》中就有体现。《送牛堪序》一文的首段便指出了明经试的要求：不仅需要熟悉通晓一经，还要善于触类旁通，学习其他经书，如若学习两经，累加起来足有20万言，学生在记诵上定要付出巨大的辛劳。明经试的类别很多，根据《新唐书》记载：“明经之别，有五经，有三经，有二经，有学究一经，有三礼，有三传，有史科。此岁举之常选也。”而在《赠张童子序》中则详细记述了明二经试的全过程，由最初的3 000人到最终不足200人，有人仅需10年就能成功，而有些则“终身不得”，淘汰率高，历时漫长，能于这漫长拼搏中脱颖而出的都是优中选优之人。不过“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12]，相比起明经，进士试的成功率更低。序文中韩愈提到，自己与张童子皆为陆贽门人，可见张童子与韩愈应当是同年中举，只是韩愈中进士科，而张童子中童子科。因此这篇序文的主旨并非只是夸赞张童子于9岁时便轻易地应明经科而中举，而是提醒张童子“宜暂息乎其已学者，而勤乎其未学者可也”，即不要自满于年幼时习得的书本知识和已获得的荣耀，应当及时补充学习其他方面，丰富社会阅历，这样才能更有用于朝廷。

2)对古文创作的推崇及对道统的继承。韩愈系统地提出自己的理论主张是在《答李翊书》《送孟东野序》等作品中，时在贞元后期。[13]针对李翊提出的“立言”以及成为“古之立言者”的目标，韩愈指出实现这一目标的根本要求便在于“仁义”。落实到文章的实际创作时，则提出“惟陈言之务去”，同时继承了孟子“养气说”的观点：“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书》）。而在《送孟东野序》中韩愈则集中论述“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这一看法。在劝慰孟郊的同时，也表达了自己对于古文、古道的继承，如赠序第二、三段历数唐、虞至唐代以来的“善鸣者”，他们的共同点就在于能自觉师圣、继承古道、创作古文。而在《送王秀才序》中韩愈对学生再次提出了“师圣”主张，且明确指出师法对象为孟子，认为“独孟轲氏之传得其宗”。《送孟东野序》又将杨、墨、老、庄、佛之学与“圣人之学”相对立，提醒学生“慎其所道”，若要求圣人之道则“必自孟子始”。

对于古道的自觉承继还体现在面对学子“不遇”时的言语。韩愈常感叹自身力量的微薄：“惜乎吾力不能振之，而其言不见信于世也。”（《送王含秀才序》）此篇赠序从王含秀才的先祖王篑说起，认为创作《醉乡记》的王篑与陶渊明、阮籍的理念相同，都是“未能平其心”而遁逃于世，却以“酒”为借口。紧接着提到颜回和曾参乐“得圣人而师之”，辛勤与修心的同时无暇顾及外部世界的变化。虽然没有明确表示对隐居遁逃行为的反对，实际上却是在勉励王含秀才以圣人为师，内外兼修，等待时机。韩愈曾于《送齐暤下第序》一文盛赞高阳齐生的品格。齐暤因“有司连枉”不得不因避嫌而落第，对此遭遇他回答是：“我之未至也，有司其枉我哉？吾将利吾器而俟其时耳。”

韩愈作为科举考试的亲身经历者，自然知道科场的复杂。在韩愈看来，齐暤并未寻求当权者的怜悯，而是做到了“公无私”与“知名不惑”，也只有持有如此理念的人才能实现“复古”的理念。在这之后，韩愈又创作了《讳辩》一文，针对李贺因讳亲之名不得举进士一事发表议论：“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可见他对科场不公的愤怒，并为这些遭受不公待遇的有才之人鸣不平。

3)对为学、为文风气的注重。在赠予官员的序文中韩愈常常探讨“为官之道”，而给学生、文人的赠序中，他也会强调“为学之道”。以《送孟秀才序》和《送牛堪序》为例。《送牛堪序》首段指出试明经科的苦难之处，以引出下文现存的学术风气：举子登第后是否要向主试官即“座主”进行“进谢”。《陔余丛考》卷二十九中有“座主见门生礼”一条：“至举子中试者对座主称门生，则自唐始。”可见中举后生成座主与门生的关系由来已久。看上去是尽行礼数，实则为日后的晋升铺路。韩愈首先表明自己从未听说有此种做法，同时认为牛堪未有“进谢”行为并非刻意“违众而求识，立奇而取名”，实际上是在批评当时存在的考生与考官在考场之外的非官方交流。结尾处提出：“堪，太学生也，馀，博士也。博士师属也，于其登第而归，将荣于其乡也，能无说乎？”表达了自己作为老师对学生诚挚的祝福与欣赏。而在《送孟秀才序》一文中则简要概述了自己选才识人的方法：“详择而固交”。

与赠予官员的序文有所不同，韩愈在与这些文人、学生沟通时，更多地不是以同事身份探讨国家政治，而是以亦师亦友的形象出现，时而勉励、劝诫，时而进行思想引导。在这些赠序中，韩愈所鼓励、安慰的学生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自觉继承古道、创作古文，施行内外兼修。

3 卫道使者，思想引导

韩愈为僧人、道士所写的赠序只有4篇，但从中已可看出他对于佛老思想的态度。《送浮屠文畅诗序》中韩愈对扬雄“在门墙则挥之，在夷狄则进之”的理念表示认可，即接受和引导那些接受儒家思想却苦于地域限制的人，而坚决排斥不认同儒家思想的人。韩愈此序文并非强求文畅接受儒家文化，而是认为他本身就对此感兴趣，否则不会要求拜见儒门的士大夫，只是受到所信奉的佛法的拘束罢了。因而韩愈赠予浮屠文畅的这篇序文最主要的目的是“惜其无以圣人之道告之者”，从而传之“中国之人世守之”的儒道。

同样是写给僧人的赠序，《送高贤上人序》中表露得更多的是对佛教思想的反对。序文以张旭专注书法以终其身，全身心地体察万物，于书法中挥洒激情，最终名扬后世为例，论证首段提出的论点：“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机应于心，不挫于气，则神完而守固。虽外物至，不胶于心。”即专心致志于一个事业，不要“外慕徙业”方能有所成就。当听说信奉“一死生，解外胶”“淡然无所嗜”的浮屠高贤也想要练习草书时，便直截了当地提问高贤现在是否有张旭的“心”，如果没有，那笔下书法必然是颓靡、溃败而不可收拾的。从文辞上看是对上人所谓淡泊心境的否认，实则是对佛教思想的不满。《送廖道士序》一篇的排佛老理念则表现得较为委婉曲折。全文先用大量文字描绘衡山、郴州的奇景、奇物，然后点出唯独缺少奇人：

意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间，而吾又未见也。其无乃迷惑溺没于佛老之学而不出耶？廖师郴民而学于衡山，气专而容寂，多艺而善游，岂吾所谓魁奇而迷溺者邪？廖师善知人，若不在其身，必在其所于游。访之而不吾告，何也？于其别，申以问之。

奇景、奇物所在之地必有奇人，但在此地却见不到。韩愈假意提出，“奇人”或许是沉溺于佛老之学中不出世了，又提到廖道士就是在衡山习佛老之学，可能就是所谓的“奇人”，似乎是在说廖道士，又似乎不是，最后话锋又一转，指出廖道士善于识人，一定会与“奇人”交往，质问为何不将“奇人”引荐给自己。看上去是在责怪自己的朋友，实则是在暗暗嘲讽廖道士“迷惑溺没於佛老之学而不出”。

4 结语

韩愈所作赠序的赠送对象主要为官员、学生和僧人道士，送别不同对象时所赠之言不同，这意味着韩愈面对不同对象产生的思考也不同。送别官员时，会着眼于朝堂、天下，探讨为官之道，为藩镇割据对中央集权带来的危害而焦急。送别学生、文士时，作为师友的韩愈不仅为他们的前途担忧，更是时时提倡古文、古道的继承，希望能引导学生步入正确的轨道。送别道士、僧人时，虽然主张排佛老，实则践行“在门墙则挥之，在夷狄则进之”的理念。总体来说，韩愈并未舍弃赠序“叙友谊，慰别情”的传统功能，但也有意识地融入理性的议论与思考，可以说韩愈将赠序创作更大程度上视为传递思想、沟通理念的媒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