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琼燕

[摘要]刘高锡是唐朝诗人中创作诗序数量较多的作者之一，他的44篇诗序从内容上可以分为叙述作诗原委類、抒怀类、赠别类和感伤类。总体来看，刘高锡的诗序具有题材广泛、短小精悍、情感外显的特点。

[关键词]刘禹锡；诗序；序文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18（2018）01-0190-03

诗序是指由诗人自己（或其他人）写的、位于诗作正文之前的文章。主要用来说明作诗的缘由、宗旨和经过。由于诗序多数是由诗人本人亲自完成、较少杜撰和夸饰的成分，因此具有很强的真实性，不仅是研究诗人的生平、思想和创作的可靠资料，也是文学史、文体史研究的重要资料。

唐朝是中国古典诗发展的鼎盛时期，同时也是诗序这种起源于《毛诗序》、受上古赋序、书序和文序影响而逐步与诗结合在一起达到了“诗序合一”境地的定型关键期。唐代的诗序创作无论数爆还是类型和质量均远超前代，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有研究显示“唐代诗序的作者共有158人，占唐代诗人总数2200多人的7.2%；诗序数量共859题930篇，覆盖诗歌数釐为1698首，占《全唐诗》诗歌总数约50000首的3.3%”，其中，刘禹锡创作诗序44篇，占4.7%。这些序文是诗作的一部分，往往比诗作包含了更多的历史和文化信息，对它们进行研究，不仅有利于更好地对刘禹锡及其文学作品进行分析、解读，也有利于对唐代诗序进行深入研究。

一、刘禹锡诗序的基本概况

与同时期做诗序的大多数作者相比，刘禹锡倾向于将自己的诗序命名为“引”。

从刘勰在《文心雕龙.论说第十八》中“详观论体，辩史则与赞评齐行，诠文则与叙引共纪。故议者宜言，说者说语，传者转师，注者主解，赞者明意，评者平理，序者次事，引者胤辞：八名区分广揆宗论”的论述，我们可以知道，最迟在南朝梁时，“引”就已经是同“叙”（即“序”）并列属于“论”的八种文体之一了。因此，一个作者从“引”“序”“叙”中选取任何一种或几种来对序文进行命名均符合规范。对刘禹锡为何用“引”而不用“序”，许嘉璐认为"刘禹锡所作的序，都写作“引”，如《彭阳唱和集引》《吴蜀集引》等。苏洵也以引为序，如《族谱引》之类。这是作家的习惯问题。刘禹锡的父亲叫刘绪，绪、序同音，苏洵的父亲叫苏序，因为要避父名，所以二人改序为引”；陶敏也认为“禹锡父名绪，故集中‘序或讳作‘引，或讳作‘纪”，因此在编校刘禹锡作品时遇到个别题注中是“序”的才会改为“引”。

根据陶敏、陶红雨校注的《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一书，笔者统计出刘禹锡共创作了44篇诗序（其中《马大夫见示浙西王侍御赠答诗因命同作》在本书中没有注明“并引”，但在《全唐诗》中位于诗题和诗正文之间的“大夫荣践旧府，又历交趾、桂林，南人歌之，列在风什。王侍御公易，一别岁余，寄词末篇以代札”是另行作序的，且其体例也符合诗序的特征，故计人），具体创作时间及篇目如下：

1.贞元、永贞（785-805年）：淮阴行五首并引。

2.元和（806年-820年）：武陵书怀五十韵并引、遥商丘中丞并引、送僧元嵩南游并引、伤秦姝行并引、泰娘歌并引、秋日过鸿举法师寺院便送归江陵并引、读张曲江集作并引、赠别君素上人并引、送惠则法师归上都因呈广宣上人并引、伤独孤舍人并引、代靖安佳人怨二首并引、沓潮歌并引、送僧方及南谒柳元外并引、送曹璩归越中旧隐并引、海阳湖别浩初师并引、插田歌并引、海阳十咏并引、送周鲁儒赴举并引、赠别药师并引、重至衡阳伤柳仪曹并引、马大夫见示浙西王侍御赠答诗因命同作。

3.长庆（821年-824年）：伤愚溪三首并引、送张盥赴举并引、送裴处士应制举并引、送鸿举师游江西并引、送义舟师却还黔南并引、送景玄师东归并引、竹枝词九首并引、九华山歌并引、送惟良上人并引。

4.宝历（824年-826年）：历阳书事七十四韵并弓|、金陵五题并引、鹤叹二首并引、再游玄都观绝句并引。

5.大和（827年-835年）：庙庭偃松诗并引、答东阳于令涵碧图诗并引、吐绶鸟词并引。

6.开成（836年-840年）：送从弟郎中赴浙西并引。

7.未编年（创作时间不详）：昏镜词并引、养鸷词并引、武夫词并引、贾客词并引、调瑟词并引。

二、刘禹锡诗序的分类

根据刘禹锡诗序所记述的内容，可以把他的44篇诗序分为叙述作诗原委的诗序（共12篇）、抒怀类诗序（共6篇）、赠别类诗序（16篇）和感伤类诗序（共10篇）。

（一）叙述作诗原委的诗序。虽然刘禹锡的诗序都有记叙诗歌创作之原委的功能，但《淮阴行五首》引、《沓潮歌》引、《插田歌》引、《海阳十咏》引、《竹枝词九首》引、《九华山歌》引、《历阳书事七十四韵》引、《金陵五题》引、《鹤叹二首》引、《答东阳于令涵碧图诗》引、《吐绶鸟词》引、《马大夫见示浙西王侍御赠答诗因命同作》这十二篇诗序的主题为叙作诗之原委，与刘禹锡的抒怀类诗序、赠别类诗序和感伤类诗序有明显差别，这些诗序无论是短小如《淮阴行五首》引“古有《长干行》，言三江之事，悉矣。余尝阻风淮阴，作《淮阴行》以裨乐府”，还是长如《竹枝词九首》引“四方之歌，异音而同乐。岁正月，余来建平，里中儿联歌《竹枝》，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睢舞，以曲多为贤。聆其音，中黄钟之羽，其卒章激讦如吴声。虽伧俸不可分，而含思婉转，有淇濮之艳。昔屈原居沅湘之间，其民迎神，词多鄙陋，乃为作《九歌》，到于今荆楚舞之。故余亦作《竹枝词》九篇，俾善歌者飏之，附于末，后之聆巴歈，知变风之自焉”，均重在叙事，不发议论，没有明显的情感色彩。

值得注意的是，虽说刘禹锡在叙述作诗原委的诗序中没有明确地发表议论，但不少诗序在字里行间明确显露出他的文学观念。比较明显的有“古有《长干行》……余尝阻风淮阴，作《淮阴行》以裨乐府”（《淮阴行五首》引）、“遂书其事为俚歌，以俟采诗者”（《插田歌》引）、“至则考图经，参见事，为之诗，俟采风之夜讽者”（《历阳书事七十四韵》引）体现出刘禹锡十分重视文学创作的重要意义，而这种认识与曹丕所说的：“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典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的观点不谋而合。

同时，“故余亦作《竹枝词》九篇，俾善歌者飏之，附于末，后之龄巴敝，知变风之自焉”（《竹枝词九首》引）、“因歌之，附于《南越志》”（《沓潮歌》引）则表现出刘禹锡对文学作品的传播和保存的认识；而“惜其地偏且远，不为世所称，故歌以大之”（《九华山歌》引）、“惜其居地不得有闻于时，故图之来乞词，既无负尤物。予亦久翳萝茑者，睹之慨然，遂赋七言，以贻后之文士”（《答东阳于令涵碧图诗》引）则表明刘禹锡对文学作品的宣传作用有比较清楚的认识。

值得注意的是，乔亿曾在《剑溪说诗》卷下中说：“唐人间作长题，细玩其诗，如题安放，极见章法”，刘禹锡的诗中有73首的诗题是在23字以上的，其中“令狐仆射与予投分素深纵山川阻修然音问相继今年十一月仆射疾不起闻予已承讣书寝门长恸后日有使者两辈持书并诗计其日时已是卧疾手笔盈幅翰墨尚新律词一篇音韵弥切收泪握管以成报章虽广陵之弦于今绝矣而盖泉之感犹庶闻焉焚之繐帐之前附于旧编之末”这一诗题共计113字，详细叙述了自己作诗的缘由，而有43字的“馆娃宫在郡西南砚石山上前瞰姑苏台傍有采香径梁天监中置佛寺13灵岩即故宫也信为绝境因赋二章”则更是明显的诗序体。因长诗题不是本研究的内容，故在此处只是略作介绍，以便和诗序相比较。

（二）抒怀类诗序。刘禹锡的六篇抒怀类诗序除《庙庭偃松诗》引通过对裴度照料官署庭院中的一株小偃松，使其能茁壮成长一事的叙述，抒发对裴度“扶持”自己的感激之情而外，在其余的五篇里刘禹锡都抒发了自己的政治观念。

《贾客词》引直言“贾雄则农伤”，指出盐商的逐利行为对农民生活的影响。

《昏镜词》引以镜为喻，通过镜工解释自己将一面明亮的镜子与其他九面昏暗的镜子一起陈列出售的原因并不是他不能将所有的镜子都造得光洁明亮，而是光洁明亮的镜子因为不能隐藏照镜人的丝毫缺陷，故少有人买。以此讽刺当权者亲近逢迎谄媚的小人，疏远直言无隐的贤者。

《养鸷词》引借少年因对自己的鸷喂养过勤，致使鸷不能为其捕猎一事，讽刺唐王朝对武将、藩镇长期姑息，以致不为所用。

《武夫词》引通过一个懂得军事善于治军的人对从军之乐的解释，讽刺了军人的骄恣横暴。

《调瑟词》引通过富翁在大量奴仆应不堪忍受其虐待而逃亡后追回莫及，讽刺了苛虐的为政者。

（三）赠别类诗序。赠别类诗序是刘禹锡诗序中数量最多的，共有16篇，他们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送佛道人士，有《送僧元暠南游》引、《秋日过鸿举法师寺院便送归江陵》引、《赠别君素上人》引、《送惠则法师归上都因呈广宣上人》引、《送僧方及南谒柳元外》引、《送曹璩归越中旧隐》引、《海阳湖别浩初师》引、《送鸿举师游江西》引、《送义舟师却还黔南》引、《送景玄师东归》引、《送惟良上人》引、《赠别药师》引共12篇；另一类是送亲友的，有《送从弟郎中赴浙西》引、《送张盥赴举》引、《送裴处士应制举》引和《送周鲁儒赴举》引。

首先，在送佛道人士的诗序里，《送曹璩归越中旧隐》引是送道家人士的，表达了刘禹锡对曹璩的行文的赞赏和对隐逸生活的向往。

刘禹锡从童年时就与佛教人士有密切往来，元和年间，他在郎州和连州时，更与佛教人物有密切来往，他送佛教人士的诗序，就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他与佛教人士的交往，也呈现出他对佛教的态度。

他在《送僧元暠南游》引中说：“予策名二十年，百虑而无一得。然后知世所谓道无非畏途。唯出世间法可尽心耳”，“出世间法”指佛法，这句话道出了他结束20载宦海浮沉后，对人生和佛法的看法，也是对他“事佛而佞”的缘由的一个交代；在《赠别君素上人》引里他对自己体悟佛理的过程作了回顾，并说自己晚年通过学习佛经找到了通向年轻时困惑自己的《中庸》所说的“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的门径”；《送慧则法师归上都因呈广宣上人》引说：“佛示灭后，大弟子演圣言而成经，传心印日法，承法而能专日宗，由宗而教日支”对佛教宗派的形成作了简略介绍；在《秋日过鸿举法师寺院便送归江陵》引中说：“能离欲则方寸地虚，虚而万景人，人必有所泄，乃形乎词。词妙而深者，必依声律。故自近古而将，释子以诗闻于世者相踵焉。因定而得镜，故鯈然以清；由慧而遣词，故粹然以丽，信禅林之花萼而诫河之珠玑耳”，对禅诗的创作及其“清”“丽”特色作了论述。

其次，在赠亲友的诗序中，《送从弟郎中赴浙西》引记述了宗亲刘三复“三从公，皆在旧地，征诸故事，复无其伦”，先后兰次到浙西任职的事，勉励之情溢于言表。《送张盥赴举》引论述了自己和张盥的关系，并称张盥拟拜谒的卫大受和武庭硕是“当时伟人，咸万夫之望，足以定十朋之多”，对他们的为人大加赞赏，对张盥的前景表现出积极乐观的态度；《送裴处士应制举》引从和《送周鲁儒赴举》引分别对裴昌禹和周鲁儒的人品和才干作了肯定。

（四）感伤类诗序。从诗题和内容上看，刘禹锡的诗序中属于感伤类的有《武陵书怀五十韵》引、《遥商丘中丞》引、《伤独孤舍人》引、《重至衡阳伤柳仪曹》引、《伤愚溪三首》引、《读张曲江集作》引、《代靖安佳人怨二首》引、《伤秦姝行》引、《泰娘歌》引、《再游玄都观绝句》引，这些诗序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哀悼友人或某位与之有密切关系的人的诗序，一类是感伤自身的诗序。

《武陵书怀五十韵》引通过大段引证《义陵记》中的言语来悼念被杀的唐顺宗、《代靖安佳人怨二首》引悼念武元衡、《遙商丘中丞》引哀悼同科进士丘绛、《伤独孤舍人》引哀悼独孤郁、《重至衡阳伤柳仪曹》引和《伤愚溪三首》引哀悼柳宗元。这些哀悼类诗序篇幅短小、内容简单，作为叙述人的刘禹锡表现得比较冷静，只述作诗缘由，但从《伤愚溪三首》引中“柳子没三年，有僧游零陵，告余日：‘愚溪无复曩时矣！一闻僧言，悲不能自胜，遂以所闻为七言以寄恨”的叙述来看，刘禹锡不是故作冷静，而是“此时无声胜有声”一切尽在不言中。

在刘禹锡的诗序中，《读张曲江集作》引是最为后人垢病的，晁补之说他是在“以私意之不便抵曲江当国嫉恶之言”属于“小人诋君子”、王得臣认为他“困于谴谪，有所激而言”、潘德舆说他“身为逐臣，心嗛时宰……然意取讽时，而遂横虐先臣，非敦厚君子所宜出”，虽然刘禹锡的确对张九龄主张的“放臣不宜与善地，多徙五溪不毛之乡”颇为不满，但对张九龄的哀悼之意还是有的。

刘禹锡在伤《伤秦姝行》引中房启“获所从而不克久”的歌伎、《泰娘歌》引中处于“无所归，地荒且远，无有能知其容与艺者”的泰娘的悲惨经历，其实是在哀伤自己的不幸，即使是比较亮色的《再游玄都观绝句》引在介绍了两次作关于玄都观的绝句的缘由后，加上了“以俟后游。时大和二年三月”，这篇诗序是刘禹锡唯一在结尾注明了时间的诗序，从这一特殊性，我们可以看出，玄都观诗对刘禹锡深刻的影响，也可以感受到刘禹锡对自己前途的担心，也体会到他不屈的斗争精神，因为他作诗是为了“以俟后游”——准备再次外放回来后重游玄都观。

三、结语

诗这种文学体裁因叙事择要、简洁导致的不全面、不完整，容易使读者理解不深、不透，甚至出现误读的情况，刘禹锡的诗序通过翔实的记叙和介绍，扩大了整首诗的信息量，拓展了诗的背景、增加了诗的艺术性，为我们更好地解读刘禹锡的诗提供了方便。

总的来看，刘禹锡的诗序具有三方面的特点，其一是题材广泛，这主要是受刘禹锡文学创作主题多样性和序文所具有的直录其事、重在纪实的特点的影响，他的诗序的题材包括记事、送人、感怀、谈禅，大凡他的所见、所闻、所感均是其创作源泉，一事一感，，一物一兴，随手拈来，随性发挥，为我们提供了研究他的重要参考资料；其二是短小精悍，受序文具有“高度概括性”这一文体特征的影响，刘禹锡的诗序篇幅短小、语言准确、用词精炼；其三是情感外显，刘禹锡的诗序的感情色彩十分明显，几乎每一篇诗序都表现了他的喜怒哀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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