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艳双 肖芸娜 烟小静 杨思捷

摘 要： 研究采用了中国A股家族企业2015—2019年的相关数据，基于传统家族文化去探究董事会家族特性、两职状态与家族企业绩效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将董事会家族特性与家族文化相结合，从家族绩效、社会绩效和经营绩效三个维度来界定家族企业绩效。家族董事比例及亲疏程度对企业不同维度绩效的影响，在调节变量的作用下具有截然相反的效应。研究表明：在两职合一时，家族企业可适当提高家族董事比例，应建立根据亲疏程度配置相应职位的人力资源管理机制，反之，应降低家族董事比例，根据人员能力来遴选不同职位的合适人选。在两职合一时，家族董事重视承担社会责任对于维系家族和企业存续的重要作用，反之，会抑制家族董事在承担社会责任方面的意愿。因此，可通过调整董事会的家族成员结构以提高企业不同维度的绩效水平。

关键词：家族企业;企业绩效;两职状态;家族特性

中图分类号：F276.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7356（2022）-01-0012-09

引言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民营企业披荆斩棘，尤其是家族企业，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书写了鲤鱼跃龙门式的财富逆势积累的华丽篇章。面对需求结构快速调整的市场环境和竞争日益激烈的转型环境，企业绩效的提升乃至整个行业的蓬勃发展需要高效的公司治理模式。对于家族企业而言，由于家族和企业关注目标的异质性，公司治理冲突更为明显。家族企业除了以董事会为公司治理机制正常运行的基础，也形成了以亲缘关系为基础的具有家族属性的资源配置模式，这逐渐发展成为独具中国传统文化标识的家族治理哲学[1]。现有学术文献主要集中于从企业董事会结构的共有特征进行研究，对于家族企业中有关“家族特性”的董事会结构特征变量，当前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有待丰富。事实上，理解我国家族企业的董事会在宗族血缘关系和亲疏网络结构的特殊经济价值，不可小觑中国数千年的独特家族文化积淀。

家族企业融入血脉亲情，通过强力非契约形式将家族与企业紧密相连，并演化出完整的亲属团体共同遵守的家族规范，形成非家族企业无法模仿且难以获得的资源优势[2]。Sirmon和Hitt指出家族成员间的共同发展蓝图使得他们愿意付出更多以幫助企业渡过危难[3]，家族成员将家族兴衰与企业存亡相结合，彼此之间更易产生合作和利他精神的共鸣。一般来说，家族成员参与董事会对企业效益的影响覆盖了由此产生的代理成本，企业绩效的总体表现优于非家族企业[4]。然而，潘越等认为在家族特性的影响下，由于家族企业亲属之间特殊的情感联系，可能会导致家族企业主在选择企业真正所需的相关人才时不是以能力判断而是以情感选择，形成由家族主宰的管理团队[5]，伴随着企业规模化的发展，发生家族企业任人唯亲及家族成员间利益失衡的现象，增加了部分家族成员因失去利他精神的内在动机而假公济私及侵占中小股东利益的道德风险，最终影响企业决策水平和治理效益[6]。

综上所述，家族性特征对家族企业内部治理究竟有何影响？具体到董事会结构特征研究，家族性特征对企业不同维度绩效的影响有何不同？在考察家族企业的家族特征与企业优势资源配置的关系中，学者大多从家族特性的视角笼统比较家族企业与非家族企业的发展优势，有的也对家族企业董事会特征对家族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做了相关研究，但是很少有学者针对家族企业中董事会家族性特征进行专门探讨分析，并研究家族董事的家族归属和亲缘依赖分别对其家族绩效、社会绩效和经营绩效的影响机制。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家族企业与董事会家族特性

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情关系作为企业有价值的隐形资源，通过和企业及环境的互动从正反两面影响我国家族企业，这种非正式契约关系将个人和家族企业紧密相连，并在公司治理中演化出与契约治理相异的两种治理模式[7]。其中，从亲缘关系来讲，家族董事通过督促职业经理人能够更好地降低企业主与管理者之间的沟通成本[8]。然而，人情文化所带来的“人情董事”、“花瓶董事”会增加企业违规风险[9]，家族企业中的亲缘关系在企业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时，也会变成家族企业公司治理的负担[10]。

（二）家族董事比例与企业绩效

从管家理论的视角来看，家族董事参与公司治理能够为企业带来“管家”资源，亲缘关系的存在能够使得家族董事更容易赢得家族其他成员的认同，更方便配置企业资源[11]，并将企业的良好发展看成是自身利益持续提升的延伸[12]。蔡地等人有关于家族企业慈善捐赠的探索研究发现，家族企业中家族董事比例越高，那么企业慈善捐赠意愿及捐赠额度就越大，SEW在家族董事比例与企业慈善捐赠意愿及捐赠额度这两者之间起到一个中间连接作用[13]。然而，Chrisman等从代理成本的角度分析发现，企业代理成本可以通过降低家族董事比例来实现[14]，陈志军和闵亦杰认为[15]，尽管家族成员参与董事会能有效降低企业沟通成本，提升决策效率，但是这种看似便利的家族化管理也会对企业管理带来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比如，家族成员参与而产生的裙带关系、机会主义行为会降低公司价值[16]。因此，家族企业可以通过控制董事中家族成员数量进而降低公司治理成本，改善企业绩效。

本研究认为由于家族内部成员所具备的家族社会关系使得家族内部成员比非家族成员拥有更多社会关系和资源，那么对家族企业本身就有更强的认同感。除此之外，由于家族企业被家族成员默认为家族内部的公有财产，所以如果此时家族成员在董事会当中参与制定相关政策，行使其家族权利，便对其发挥管家作用有很好的激励效果[17]。Praet认为，家族企业主要是通过让家族成员在董事会中担任职位的方式，实施企业资源的配置以影响企业决策，所以当两职合一时，董事会中家族成员的加入对家族企业绩效会产生正向影响。

由于家族企业当中创始人企业主通常会担任董事长，所以两职合一时，创业家族对企业的控制力度较高，家族向心力很强，决策时更容易达成一致。家族内部成员通常对家族以及家族企业创始人有较高的认同感，更在意企业的对外声誉，相比于非家族成员也更能着眼于企业的长远发展。董事会中家族成员较多的情况下，在进行决策时会较少地受到其他非家族成员董事的影响，能够降低沟通协调成本，更加快速有效地做出对企业发展最有利的决策。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本研究提出并验证以下假设：

H1：两职合一时，家族企业家族董事比例越高，企业经营绩效、社会绩效或家族绩效越高;

H2：两职分离时，家族企业家族董事比例越高，企业经营绩效、社会绩效或家族绩效越低。

（三）家族董事亲疏程度与企业绩效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亲缘关系对于我国家文化具有深远影响，如“打虎亲兄弟”等谚语，家族亲缘关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家族企业中，Che和Langli根据亲属关系、婚姻法、收养法综合确定董事会成员、CEO、股东之间的家族关系，结论检验了所有者和董事会成员与控制家族的亲疏程度不同，其与企业绩效的关联性也不同[18]。Karra研究了四种不同类型的亲缘关系得出，跟可能会出现的偷懒、搭便车及攀比消费等道德风险问题的核心和近亲家族成员相比，远亲的家族成员以及心腹往往更易产生程度较深的逆向选择问题，然而这一点往往会给家族企业经营绩效带来不良影响。贺小刚和连燕玲[19]就家族企业当中所包含的亲缘关系类型进行了再次的梳理，他们认为由于亲缘关系的类型不同对家族企业绩效也会产生或正向或负向的不同影响，对比家族内部最亲近的家族成員（核心家族成员）来说，由于那些相对来说没那么亲近的泛家族成员往往没有长时间与家族成员生活和工作，所以往往他们与家族成员相比形成的价值观也会产生差异，但是核心家族成员共同的价值观往往会产生更低的代理成本，亲缘关系越亲近，所带来的激励作用越强，对家族企业产生的经济效果越好，因而其财务效率也更高。

通常情况下，我们更愿意相信与自己存在血缘关系的人，且血缘关系程度越高，这种信任感就越强。当家族董事与外部董事能力水平相当时，家族企业主更容易选择与自己关系更亲近的家族成员董事，而非家族外部董事。相应地，董事如果是家族成员的话其家族认同感和利他主义精神相对也会更强，反之则相对较弱。当企业中两职状态合二为一时，家族牢固地控制着企业，对比非家族企业，由于家族企业内部亲缘及利益关系的存在，使他们具有更高的情感和价值观念的认同，家族成员将企业的发展视为自身利益的提升，为家族成员实施机会主义设置了心理屏障。在制定战略决策时，会更多考虑到企业的长远利益，从而制定能够提升企业价值和更适合企业发展的决策，积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所以，两职合一时可以通过削弱董事会与经理层间的代理成本，降低沟通成本做出对企业发展有利的决策，提高企业资源分配效率，实现企业的绩效目标，而两职分离时，则存在相反的作用。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本研究提出并验证以下假设：

H3：两职合一时，家族企业家族董事亲疏程度与企业经营绩效、社会绩效或家族绩效正相关;

H4：两职分离时，家族企业家族董事亲疏程度与企业经营绩效、社会绩效或家族绩效负相关。

二、研究设计

（一）模型构建

根据以上理论分析，本文提出如下概念模型（见图1），两职状态在董事会家族特性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中发挥重要的调节作用。

为了验证家族董事比例对家族企业经营绩效、社会绩效及家族绩效的影响，构建以下回归模型（1）：

Yi = a0 + aiFC + a7 Contro + ε

为了验证家族董事亲疏程度对家族企业经营绩效、社会绩效及家族绩效的影响，构建以下回归模型（2）：

Yi = b0 + biFB + b7 Contro + ε

其中：i=1，2，3，4，5，6，a0，b0为方程截距，a，b为回归系数;Y1托宾Q值（TBQ），Y2为净资产收益率（ROE），Y3为社会责任综合指标（ABS），Y4为家族持续控制时间（AGE），Y5为家族姓氏或名字是否融入企业名称（CUL），Y6为实际控制人拥有所有权比例（OWN）;FB是家族董事比例，FC是家族董事亲疏程度，Contro是控制变量，包括企业规模、董事会会议次数、总资产增长率、资产负债率，ε为随机误差项。

（二）变量的选择及度量

1. 自变量

家族董事比例。一方面，控制家族企业的家族是家族企业这一财富的拥有者，所以家族内部成员一般都对企业的发展有着共同的蓝图远景以及更强的组织认同感和归属感，所以董事会中家族成员的加入势必能为家族企业的决策和管理发展带来实质性影响。但是反观另一方面，董事会作为一个独立性的组织，太多家族成员的加入势必会影响其独立性，致使家族企业对其将来正确的发展方向和正确决策失去判断，最终影响家族企业的长远发展和家族整体财富的积累。所以董事会当中家族成员的占比不一样的话自然对家族企业绩效的影响也就不同。

家族董事亲疏程度。本研究摒弃了Neyer和Lang仅以血浓度值以及Svenolof等单以家族系数来衡量家族成员的亲疏关系的方法，利用台湾学者们采用的“等亲制度”，在此基础上加以改进对董事会中家族成员之间的亲疏程度进行衡量。首先，由于家族企业创立之初大多都属于创业夫妻二人，所以为同时体现两人对家族企业的贡献性，在一等亲姻亲关系中增加夫妻关系。其次，在二等亲姻亲关系中增加妻姐妹、妻兄弟这样的姻亲关系。同样的，在三等亲中增加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进一步完善姻亲关系。此外，为了将家族企业中的所有亲缘关系纳入衡量体系，本文假设代表自己的为“一等亲”，假设在一到四等亲之外的所有家族成员为“五等亲”。将所有家族董事血浓度取值相加，再除以家族董事总人数即为该企业最终血浓度值。

2. 因变量

企业绩效用于衡量组织存续中的社会效用总和，不仅包括其财务绩效和社会外在形象，还包括企业社会表现的优劣，例如，是否提供了就业岗位，改善了生态坏境质量等。那么这个企业绩效如何衡量呢？其实前人学者之间并没有形成一个较为一致的看法，在选取的衡量指标上也有所出入。因为有家族成员的参与，家族企业的绩效目标应与非家族企业有所差异，学者们对此进行了更为详细的研究。

在绩效评价体系的维度构建方面，Chrisman等完善了家族企业整合系统模型并指出，经营绩效反映了家族企业所拥有的资源和具备的能力[20]，企业的最终目标一定不是仅仅提高经营绩效，而应追求更多的社会绩效，经济要素与非经济要素是相互配合的关系，但后者处于支配性地位。在此基础上，有学者提出追求家族效益和经济效益是家族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决定性因素，而外在驱动力则是为环境和社会创造一定价值。吴燕虾和辛金国在前人理论研究和调研的基础上，设置了包括经营、社会、家族在内三个绩效衡量维度，综合评价家族企业绩效[21]。

由于本文的最终目的是研究在董事长与总经理不同两职状态的调节作用下，家族企业董事会结构的家族特性会对企业绩效产生何种影响，为了避免单一指标带来的研究结果的局限性，本文选取经营绩效、社会绩效、家族绩效三方面来综合衡量家族企业绩效。

3. 调节变量

纵观前人的相关研究，学者们针对董事会股权结构这一自变量进行了相关的探索，但也并没有对此形成一个统一的看法。近年来，更多的学者将关注点放到了董事会领导权结构的调节作用上。例如Wang等以中国作为大环境分别探讨了董事长和总经理这两种职位状态组织冗余与企业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22]。Teti等研究了董事会独立性、CEO薪酬与企业并购绩效的关系，并检验了两职状态的调节作用[23]。Daoud等研究了董事长与CEO不同两职模式对家族股权集中度与董事会决策效率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24]。

本研究通过对前人文献的总结梳理发现在不同的研究当中，董事会领导权结构不同的话调节作用也不尽相同。以往文献大多是直接研究董事会结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忽略了董事会作为公司治理机制对企业绩效的有效性影响更可能取决于某些背景变量，或者受一些关键的内部或外部变量的影响。因此，在总结梳理了前人的相关文献之后，本研究选取两职合一为调节变量，去检验两职合一在董事会家族特性和企业绩效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本研究用分类变量1来表示两职合一时的状态，用分类变量0表示两职分离时的状态。

此外，为了尽量减少其他变量对回归结果的影响，本研究除了总结梳理以往学者的研究成果之外，还将企业规模、董事会会议次数、总资产增长率、资产负债率等控制变量引入到实证模型中。

（三）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为了研究董事会家族属性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综合考虑样本的现实性和可操作性，本研究筛选2015—2019年符合条件的沪深A股上市家族企业为研究样本。家族企业选取参照如下标准：（1）家族内部成员对企业有实际控制权;（2）家族企业的十大股东当中家族成员的占比最少有30%;（3）家族企业高管团队中应当有两人及以上为家族内部成员。剔除初始样本中数据不完整的企业，截止到2015年12 月31 日，符合研究要求的家族企业共有180家;截止到2016年12月31日，符合研究要求的企业共有187家;截止到2017年12月31日，符合研究要求的企业共有200家;截止到2018年12月31日，符合研究要求的企业共有204家;截止到2019年12月31日，符合研究要求的企业共有211家，最终共计982个样本。本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以下数据库：和讯网数据库、巨潮资讯网、RESSET数据库、CSMAR数据库等，并在此基礎上手工整理和计算得各个指标。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综合表2我们可以看出，本研究中家族董事比例的均值为0.315，标准差在正常范围之中，说明在这些样本企业中，家族成员占据董事会席位并参与管理决策的治理模式较为普遍。家族董事血浓度的均值为0.435，介于一等亲和二等亲之间，说明大部分家族企业更愿意把企业交给更亲近的家族成员。

除此之外，托宾Q值的均值为2.5左右，而社会责任综合指标的差异性较大，最少只有-15左右，表现最好的达到89。家族持续控制时间最短为2年，最长的有26年，均值为9年左右，说明我国家族企业还很年轻，发展程度不高，这确实符合我国家族企业的发展现状。另外，约有15%的企业将家族的姓氏或名字融入企业名称中，充分体现出家族企业独有的“家文化”特性。

本研究采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对变量间的相关性进行初步检验，结合表2可以看到，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基本存在较强关联性，除家族董事比例与托宾Q值相关性不显著外，其他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大部分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与研究假设基本相符。

（二）回归结果分析

本研究在理论分析和模型构建的基础上对样本进行回归分析，检验董事会中家族董事比例、家族董事亲疏程度与经营绩效、社会绩效、家族绩效之间的关系模型（见表3—6）。本文回归模型的F值和方差膨胀系数（VIF）均顺利通过检验，保证了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1. 两职合一时，家族董事比例与家族企业绩效回归分析

由表3回归结果分析可知：两职合一时，家族董事比例与经营绩效的净资产收益率指标、社会绩效指标、家族绩效中文化及所有权维度指标的回归系数为正，且显著（a=0.097，P<0.05;a=0.161，P<0.01;a=0.127，P<0.05;a=0.147，P<0.01），假设H1得到验证。

2.两职分离时，家族董事比例与家族企业绩效回归分析

由表4回归结果分析可知：两职分离时，家族董事比例与经营绩效中净资产收益率指标、社会绩效指标和家族绩效中的经验维度指标之间回归系数均为负，且显著（a=-0.147，P<0.01;a=-0.076，P<0.05;a=-0.111，P<0.01），家族董事比例与家族绩效中的所有权维度指标之间回归系数均为正，且显著（a=0.149，P<0.01），因此，假设H2得到部分验证。

3. 两职合一时，家族董事亲疏程度与家族企业绩效回归分析

由表5回归结果分析可知：两职合一时，家族董事亲疏程度与经营绩效中托宾Q值及净资产收益率指标、社会绩效指标、家族绩效中所有权维度指标的回归系数为正，且显著（b=0.062，P<0.05;b=0.131，P<0.05;b=0.105，P<0.05;b=0.140，P<0.05），假设H3得到验证。

4. 两职分离时，家族董事亲疏程度与家族企业绩效回归分析

由表6回归结果分析可知：两职分离时，家族董事亲疏程度与经营绩效托宾Q值、社会绩效指标和家族绩效中的文化及所有权维度指标之间回归系数均为负，且显著（b=-0.100，P<0.01;b=-0.067，P<0.05;b=-0.070，P<0.05;b=-0.068，P<0.05），假设H4得到验证。

四、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采用了中国A股家族企业2015—2019年的相关数据去探究基于传统家族文化，董事会家族特性、两职状态与家族企业绩效三者之间的关系。重新确定了董事会结构的家族特征研究变量以及企业绩效的衡量维度，提出本文关于家族企业董事会家族属性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研究假设，并构建变量之间的关系模型，通过多元回归分析得出研究结论：两职合一时，家族董事比例与经营绩效、社会绩效、家族绩效显著正相关，家族董事亲疏程度正向影响经营绩效、社会绩效、家族绩效;在两职分离时，扭转了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关系，家族董事比例与经营绩效、社会绩效、家族绩效显著负相关，家族董事亲疏程度负向影响经营绩效、社会绩效和家族绩效。

根据研究结论，本文提供如下管理启示：

第一，为保有家族企业社会情感财富、树立良好社会形象、制造有利的舆论及治理环境，在两职合一时，可适当提高家族董事比例，以增强家族企业对家族企业绩效的积极作用，提高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方面的意愿，如增加慈善捐赠额度，参加公益活动等。

第二，在两职分离时，为避免家族董事占比过高对家族企业绩效的负向影响，衍生出家族成员间复杂的裙带关系和逆向选择的问题，家族企业可适当降低家族董事占比，平衡家族介入董事会尺度和董事会治理绩效间的关系，确保外部董事的监管职能和内部董事的“管家”职能同时实现，使企业具有家族内外部董事，以缓和双方代理冲突，从整体上提高企业在经营、社会及家族方面的绩效水平。

第三，为提高治理效率，家族企业在设计董事会结构时，除根据工作能力遴选家族成员外，还应考虑不同的亲缘关系程度产生的差异，应结合家族成员亲缘关系程度将其配置到相应的管理机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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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Family Characteristics of Board of Directors on Family Business Performance

Li Yanshuang， Xiao Yunna， Yan Xiaojing， Yang Sijie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Heb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ianjin， 300401 China）

Abstract： Taking China′s A-share family companies from 2013 to 2019 as a sample，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amily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the status of the two positions and corporate performanc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raditional family culture. Combining the family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with their family culture， family business performance is defined by family performance， social performance and business performance. The proportion of family directors and the degree of intimacy have opposite effects on different dimensions of corporate performance under the effect of moderating variables. As a result， when the two positions are combined， family companies can appropriately increase the proportion of family directors， and a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mechanism should be established to allocate corresponding positions according to the degree of closeness. On the contrary， the proportion of family directors should be reduced， and suitable candidates for different positions should be selected according to personnel ability. When the two positions are combined， family directors stress social responsibility to maintain family development and their company′s survival. On the contrary， it will inhibit the willingness of family directors to assume social responsibility. Therefore， the family member structure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can be adjusted to improve their company′s performance in different dimensions.

Key words： family firm; corporate performance; dual status; family characterist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