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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旅游产业绿色发展效率评价

2022-04-08梁慧超徐萍萍

关键词:投入产出旅游产业京津冀

梁慧超 徐萍萍

摘 要: 针对京津冀旅游产业的绿色发展现状,采用投入产出模型对2010—2019年京津冀及全国旅游产业绿色发展效率进行分析和比较,进而评估京津冀地区旅游产业绿色发展水平。实证结果表明:京津冀地区旅游产业绿色发展水平呈逐年上升态势。京津冀旅游产业绿色发展总体效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绿色发展理念的影响下得到大幅改善。通过对旅游产业绿色发展效率分析,探明只有投入要素之间相互协调,达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最佳统一,才可更好地提升京津冀地区旅游产业绿色发展水平。

关键词:京津冀;旅游产业;投入产出;绿色发展效率

中图分类号:F59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7356(2022)-01-0001-11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绿色发展作为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是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发展现代化的根本路径。旅游产业作为当前世界规模最大、发展前景最好的绿色产业之一,因其产业链条长等特点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其日渐显著的经济功能和对地方经济的巨大关联带动作用使其成为世界上众多国家振兴经济的重要手段。

京津冀协同发展自2014年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政府提出以生态优先为前提,推进产业结构调整。2018年“京津冀协同发展论坛”上再次提出要以打赢蓝天保卫战为重点,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因此,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旅游产业,不仅丰富了旅游产业的内涵还顺应了时代的发展。

一、文献综述

旅游产业绿色发展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和研究。旅游产业绿色发展是指实现旅游发展与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相统一,从而达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最佳统一;在机制分析中,强调经济系统、自然系统和社会系统的共生性和交互机制[1];在经济学角度中指的是运用最少的资源投入得到最大的经济效益。如王汉祥,赵海东认为绿色旅游的核心是提倡健康环保的旅游方式[2]。耿树丰,国安东,杨俊等认为绿色旅游主要指以游览原生态自然山水为主,获得身心愉悦的旅游[3]。呙小明,黄森提出旅游行业的绿色发展是指通过消耗尽可能少的能源,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从而促进能源资源环境与旅游业和谐发展[4]。

学术界对于旅游产业发展与经济、社会、生态之间协同发展状态的研究由来已久,形成了一系列丰富的成果。在对旅游产业绿色发展效率指标体系选取及方法研究方面,当前国内外学者主要集中在生态足迹模型、AHP、DEA等方面,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

生态足迹模型方面。吴毅基于改进后的旅游生态足迹模型对餐饮、住宿、购物、交通进行分析,建立了可持续发展综合性指标[5]。Mancini Ms等运用三维生态足迹模型对自然资本动态演变进行评估,分析了区域绿色发展态势[6-7]。

层次分析法方面。明翠琴,钟书华等运用层次分析法构建层次模型,计算评价指标体系的权重值,以期解决中国旅游业增长的“绿色化”程度测度问题[8]。Sun Cp,Liu Zj,Huo H采用层次分析法(AHP),选取资源要素价值、生态环境质量和开发建设条件3个综合指标及19个项目指标,构建了圣堂山生态旅游资源评价指标体系[9]。

数据包络模型方面。田磊构建旅游产业绿色化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利用DEA模型和Malmquist模型,对2001—2017年中国31个省域的旅游产业绿色化的综合效率、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和全要素生产效率进行评价[10]。Peng Hs,Zhang Jh,Lu L等等建立了非期望产出和期望产出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DEA模型研究了黄山风景区的生态效率[11]。王晓云,魏琦,胡贤辉运用DEA-BCC和DEA-Malmquist模型,对我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14年间的绿色经济效率进行实证测度及时空分异的比较研究[12]。龚艳,郭峥嵘利用超效率DEA模型和Malmquist指数模型分别测算了江苏旅游业发展的效率[13]。路小静,时朋飞,邓志伟等采用基于方向性距离函数的非参数DEA法及ML指数对长江经济带11年间的旅游业绿色生产率进行测度与分解,并运用引力模型对该区域旅游业绿色生产率空间格局演变进行研究[14]。

其他研究方法。刘佳,宋秋月对中国不同区域的旅游产业绿色创新效率进行有效测度,并提出了促进中国旅游产业绿色创新效率提升和均衡发展的对策建议[15]。张进玮从旅游业市场发展潜力、发展潜力保障力及支持三个方面,对大连市旅游业绿色增长潜力进行了评价[16]。Gabarda Ma,Garcia X,Ribas A运用广义线性混合模型研究了西班牙著名的大众旅游目的地洛雷特德马尔的酒店用水效率[17]。Penz E,Polsa P等从碳足迹视角评估区域企业绿色发展时空演变规律[18]。程钰,王晶晶,王亚平等运用投影寻踪评价模型(PPM)以及基尼系数、变异系数、空间自相关和空间计量等方法分析中国30个省市区绿色发展时空演变轨迹与影响机理[19]。

以上研究从不同角度或以不同方法对旅游产业绿色发展效率进行了有益探讨。纵观国内外现有研究,大部分是针对全国范围或某一区域开展,但将京津冀看成一个整体的相关研究还不够多,通过对京津冀与全国的旅游产业绿色发展效率对比来判断京津冀旅游產业的绿色发展水平的研究也较少。因此,从投入与产出的角度定量测度京津冀的旅游产业绿色发展效率,判断京津冀旅游产业现阶段的绿色发展水平,分析京津冀旅游产业绿色发展存在的问题,对促进京津冀旅游产业绿色发展提供数据和决策支撑具有现实意义。

二、研究方法与变量选择

(一)方法简介

1. CCR模型

CCR模型是一种基于规模报酬不变的DEA模型(CRS),其得出的技术效率包含了规模效率的成分,因此通常被称为综合效率。产出导向CCR模型的规范式为:

minvixik

s.t.μrγrj - vixij≤0

μrγrk = 1

v≥0;μ≥0

i = 1,2,…,m;r = 1,2,…,q;j = 1,2,…,n

其对偶模型为

max ?

s.t.λjxij≤xik

λjyrj≥?yrk

λ≥0

i = 1,2,…,m;r = 1,2,…,q;j = 1,2,…,n

对偶模型(即产出导向的CCR模型)是在投入给定的情况下,用产出等比例增长的程度对投入要素的无效率状况进行衡量,模型的最优解为φ*。在技术水平不变、不增加投入的前提下,其产出增长的最大比例为φ* - 1。φ*越大,表明产出增长的幅度越大,效率越低。由于φ*≥1,所以一般采用1/φ*表示效率值。

2. BCC模型

BCC模型是基于规模收益可变的DEA模型(VRS),得出的技术效率不受规模大小的影响,因此称为“纯技术效率”。BCC模型的提出不仅可得出技术效率值,而且还为规模效率值的求解提供了方法。由于CRS模型的技术效率值(TE)包含了规模效率,而VRS模型的技术效率值(PTE)剔除了规模效率,故通过对CRS效率值和VRS效率值的分析、比较,就得出了规模效率值(SE),计算方法为SE=TE/PTE。产出导向BCC模型的规范式:

min ?

s.t.λjxij≤xik

λjyrj≥?yrk

λj = 1

λ≥0

i = 1,2,…,m;r = 1,2,…,q;j = 1,2,…,n

对产出导向的CCR模型增加约束条件就构成了产出导向的BCC模型,其对偶规划式为

minvixik + v0

s.t.μrγrj - vixij -v0≤0

μrγrk = 1

i = 1,2,…,m;r = 1,2,…,q;j = 1,2,…,n

(二)指标选取

在借鉴前人经验的基础上[20-22],综合考虑京津冀地区的发展现状,建立旅游产业绿色发展效率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旅游产业绿色发展效率涉及经济价值、社会层面和资源环境影响三个方面,经济价值是产出类指标,社会层面和资源环境影响是投入类指标。投入指标体系从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科技投入、资源与环境投入来选择,其中以旅游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亿元)、旅游企业规模(家)作为资本投入指标,旅游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星级饭店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旅行社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旅游企业规模=星级饭店规模+旅行社规模+景区规模;以旅游从业人员总数(万人)作为劳动力投入指标,旅游从业人员数=星级饭店从业人员数+景区从业人员数+旅行社从业人员数;科技投入以R&D支出(亿元)来衡量,资源与环境投入以工业污染治理投资总额(亿元)来测度。在产出指标体系方面,以旅游总收入(亿元)作为旅游产业的产出指标,旅游总收入是旅游产业在一定的投入要素下所得到的经济产出的重要衡量标准,其从总体上反映出旅游产业发展水平的强弱,在一定程度上,旅游总收入与旅游产业发展水平呈正向变动关系,旅游总收入=国内旅游收入+入境旅游收入。综合上述分析,选取的指标体系汇总如表1。

(三)数据来源

基于构建的指标体系,分别将京津冀和全国作为研究单元。原始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9)》,中华人民共和国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中国旅游统计年鉴》,以及北京、天津、河北三省的统计年鉴及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三、旅游产业绿色发展效率测度

采用时间序列的动态分析方法,选取2010—2019年京津冀和全国的相关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分析了近十年京津冀地区旅游产业绿色发展效率的动态变化过程。

(一)旅游产业绿色发展综合效率测度

本文基于投入导向的规模报酬可变DEA模型,运用多阶段的DEA计算方法,采用DEAP2.1软件将数据代入模型,计算得出京津冀和全国的旅游产业绿色发展综合效率值。京津冀旅游产业绿色发展综合效率时序图如图1所示。

从图1可知,京津冀旅游产业绿色发展综合效率值在0.645~1之间,表明近十年内绿色发展综合效率总体进程较快。综合效率发展水平最低的是2012年,为0.625。近十年的综合效率发展轨迹可近似看成W型的变化趋势,借鉴许丽梦等的相关研究成果和观点,分别以0.6、0.8、0.9和1为界限,可将绿色发展效率划分为效率无效、效率中等、效率良好和效率最优四类[20]3。由均值为0.787可知综合效率处于效率中等阶段。其中2016年和2019年的综合效率为1,体现了这两年旅游业综合效率发展达到最优。

另外变化拐点年份内遇国内外发生重大事件或国家战略调整等也可能影响到旅游产业的发展,如2016年作为“十三五”的开局之年,京津冀各地政府相继出台一系列政策为京津冀旅游业提供了较大机遇,因而2016年的综合效率较2015年有大幅度提升。2010—2019年十年间,我国政府不断加强京津冀协同发展建设,而京津冀协同发展旅游先行的提出,促进了京津冀旅游业的发展。

全国旅游产业绿色发展综合效率时序图如图2所示,综合效率值在0.725~1之间浮动,整体综合效率变化不大,基本呈波浪式的变化趋势。2010年的综合效率值最低为0.725,此后综合效率值虽有起伏但均高于0.725,反映了全国旅游产业绿色发展的综合效率值在不断增加。2015年绿色发展理念的提出,为旅游产业的转型提供了方向,因而2015年是全国旅游产业绿色发展综合效率的转折点,2015年及之后综合效率值发生了较大程度的改善。

由图3可知,近十年内京津冀区域与全国旅游产业绿色发展综合效率大致呈现相同的走势特点,全国综合效率值要优于京津冀,但两者之间的差额呈现先增后减的趋势并相交于2016年和2019年。京津冀综合效率值虽劣于全国综合效率值,但大体呈逐年递增趋势,印证了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对区域旅游业协同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二)旅游产业绿色发展技术效率测度

由图4可知,京津冀旅游产业绿色发展技术效率在0.931~1之间浮动,有微小的变化幅度,近十年内技术效率均在0.9之上,阐明了京津冀技术效率處于良好水平。技术效率反映出现有产业结构与产业发挥最大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之间的关系。2010—2013年、2016年及2019年技术率为1,表明这六年的产业结构处于较优水平,即这六年内旅游产业结构与产业最优化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较接近,旅游产业结构较合理。京津冀近十年内旅游产业绿色发展技术效率值均高于0.9,表明京津冀三地的技术发展程度处于较高水平,反映出天津和河北环绕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北京这一独特优势。京津冀各地政府及企业对技术创新的重视程度反映了对旅游业转型升级的决心。技术创新,如智慧旅游、互联网+旅游等的迅速发展极大程度地促进了京津冀的旅游产业发展。

由图5可知,技术效率值在0.984~1之间浮动,各年份之间的差距较小。技术效率最低的年份是2014年,技术效率值为0.984。2009年12月印发的《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对旅游业提出了全新定位,指出旅游产业要进行结构转型与升级。2010—2013年、2016—2017和2019年的技术效率为1,表明这七年的产业结构处于较优水平,即这七年内旅游产业结构与产业最优化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较接近,旅游产业结构较合理。由于旅游产业资源消耗低、综合效益好等特点,决定了其良好的产业结构基础,刚好对应了技术效率在0.9以上浮动这一现象。良好的技术效率值也反映了旅游产业与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密切联系,两者之间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全国旅游产业的产业结构在逐步调整,逐渐向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迈进。

由图6可知,京津冀与全国旅游产业绿色发展技术效率均高于0.9,处于效率良好状态。近十年内京津冀与全国旅游产业绿色发展技术效率走势相似,均呈小幅度的下跌再回升的趋势,京津冀变化幅度略大于全国的变化幅度,除2018年,其余年份京津冀旅游产业绿色发展技术效率值均低于全国的。

(三)旅游产业绿色发展规模效率测度

由图7可知,京津冀旅游产业绿色发展的规模效率在0.625~1之间浮动。规模效率最低的年份是2012年为0.625,较2011年有微小幅度的降低。规模效率不仅与投入产出是否达到合理配置有关,还与其丰富的旅游资源、便利的交通等基础设施息息相关。2014年京津冀旅游协同发展工作会议提出三地要开发整合旅游资源,当年京津冀旅游产业绿色发展的规模效率有所提升。2015年京津冀三地共同推出56条旅游线路,新增线路基本涵盖了京津冀的所有旅游资源,旅游直通车的逐步增加对提高旅游产业绿色发展规模效率起到了促进作用。

由图8可知,全国旅游产业绿色发展的规模效率值在0.725~1之间浮动,规模效率不同于技术效率,规模效率近十年内变化浮动稍大些,大体呈逐年递增的趋势。规模效率值呈递增趋势不仅反映了投入与产出比例的改善,同时也体现了旅游规模的逐年增长。2011年之前旅游业的主要目标是扩大消费、拉动内需;2011年之后,随着旅游业步入大众化的发展阶段,主要目标转变为将其建设成为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这也就解释了2011年的规模效率为何增长迅速。规模效率值呈逐年递增趋势,间接反映了民众对外出旅游思想的转变,使得旅游逐渐趋于平民化,大众旅游逐步得到实现。

由图9可知,2010—2019这十年间,京津冀旅游产业绿色发展的规模效率值均未高于全国水平,但京津冀旅游产业绿色发展规模效率基本呈逐年递增趋势,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京津冀的资源禀赋在三地政府的合理规划和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驱动下呈现出的向好态势。京津冀协同发展使得三地的旅游资源、基础设施、产业政策和发展环境得以共治共享,对其旅游业的发展起着显著的促进作用。

(四)旅游产业绿色发展全要素效率测度

全要素生产率指的是除去了所有有形生产要素的影响外,生产量仍能增加的部分。Malmquist指数即为全要素生产率指数(TFP),这个数据需要技术进步指数(TEch)及技术效率变动指数(EFFch)推导得出。即TFP=TEch*EFFch。其中技术效率变动指数代表的是变化程度的大小,当这个数据比1大的时候就代表了技术效率处于上升的状态。技术效率变动指数又可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变动指数(PEch)和规模效率变动指数(SEch)。技术进步指数指代的是,使用了一种新的技术或者是一种新的发明创造以后带来的经济效率提升的情况。这个数据的标准也是1,如果数据小于1,那么代表的是技术衰退的情况。

以2010—2019年旅游投入、产出指标的面板数据为基础,对京津冀及全国的相关数据进行Malmquist全要素生产率指数测度,如表2所示。

就全要素生产率指数而言,2010—2019年十年间平均值为1.134,增幅为13%,表明京津冀区域旅游产业绿色发展的运行效率呈现缓慢上升的态势。2011—2012年和2013—2014年呈下降趋势,其余年份则呈波动上升趋势。这说明自2010年以来,京津冀旅游产业绿色发展的全要素生产效率并未得到明显改善,仍处于初期水平。

就技术效率变动指数而言,2010—2019年均值为1.007,增幅为0.7%。但低于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均值,反映了旅游产业绿色发展的技术效率呈下降趋势,主要原因是规模效率除2010—2011,2013—2015, 2017—2019年呈现正向变动,其余年份则为反向变动,处于规模报酬递减阶段。技术效率变动指数在2011—2014,2016—2017,2018—2019年期间都低于1,说明此时技术效率处于无效率状态。而技术效率的变动主要是由纯技术效率的变动引起的,纯技术效率波动幅度较大,规模效率方面波动较小,说明京津冀旅游产业绿色发展更多的是靠规模效率获得。技术创新起到的作用并不大,说明京津冀旅游产业绿色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很多障碍。

就技术进步指数而言,2010—2019年均值为1.121,增幅为12.1%,高于技术效率指数。而全要素生产率指数主要受技术进步指数和技术效率变动指数的影响,故技术进步指数的较大增长,说明了京津冀旅游产业绿色发展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在一定程度上受技术进步指数的影响较大。实际上,科技在旅游产业绿色发展中的作用日渐显现,在重视发展高效、低碳、智能化的旅游产业的同时,各旅游目的地都在将科技与旅游产业绿色发展相融合,如智慧旅游、旅游电商的开展、旅游+理念的应用等。

对全国旅游产业绿色发展全要素生产率计算结果显示(表3),近十年内纯技术效率变动指数均为1,反映了技术效率变动指数全由规模效率变动指数来决定,即技术效率变动指数随规模效率变动指数的变化而变化。

从全要素生产率指数来看,2012—2013年呈下降趋势,其余年份均呈上升态势。2010—2011及2014—2015年份增幅较大,增幅超过30%,且该期间技术效率变动指数及技术进步指数均呈上升水平,表明这两年内的产业结构及要素配置得到了有效优化。

从技术进步指数来看,除2012—2014年外,其余年份均高于1,这表明中国旅游产业绿色发展进步过程中技术发明创造、组织结构革新和专业化等方面在旅游产业活动中的应用较好,技术均有所进步,也正是如此才促使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由图10可知,近十年内京津冀与全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变化走势类似,波动幅度大体呈W走势。但这种不稳定的变化幅度,也从侧面反映了旅游产业的不稳定性和敏感性。京津冀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的平均值略高于全国,且近四年内京津冀旅游产业绿色发展全要素生产率指数要优于全国。全国的旅游产业绿色发展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在2014—2015年达到峰值,京津冀紧随其后,于2015—2016年达到最大值,这反映了京津冀地区对于旅游产业绿色发展中各要素生产率的改善紧随全国的步伐,积极响应国家对产业绿色发展的号召,也顺应了绿色发展理念的发展潮流。

四、旅游产业绿色发展效率分析

(一)旅游产业绿色发展效率松弛度分析

松弛量为0表示投入与产出之间是合理的,反之不合理即存在投入冗余或产出不足。如表4所示,2010—2013年、2016年及2019年京津冀旅游产业绿色发展的投入产出松弛度为0,即不存在投入冗余或产出不足,产出规模和投入规模都较为合理,且2016年和2019年的综合效率为1(即满足θ为1又满足S-和S+为0),说明在这两个年份各决策单元为强有效,2010—2013年的综合效率均不为1,说明为弱有效。2014—2015年和2017—2018年投入产出比出现不同程度的失衡,2014—2015年只有旅游企业固定资产不存在投入冗余;2017年旅游从业人员数存在小范围的投入冗余,R&D和旅游企业数则呈现大幅度的投入冗余;2018年投入冗余現象得到改善,R&D、旅游企业固定资产及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存在小幅度的投入冗余。

2010—2013年、2016—2017年和2019年全国旅游产业绿色发展投入产出指标的松弛度为0,体现了这七年的投入产出配置比较合理,不存在投入冗余或产出不足。2017年和2019年不仅松弛度为0且综合效率又为1,表明2017年的决策单元是强有效。全国旅游产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近十年内不存在投入产出冗余,说明2010—2019年全国旅游业投入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与产出配置较合理。2014—2015年和2018年出现投入冗余现象,2014年的旅游企业从业人员数、R&D和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出现严重的投入冗余,过量投入导致大量资源被浪费;2015年和2018年旅游从业人员数、旅游企业规模和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存在投入过量现象。这三年的资源配置需要调整,产业结构需要升级。从均值看。旅游企业数的均值远高于其他投入量,表明全国的旅游企业数过多,应适量核减旅游企业数以促进旅游产业的绿色化发展。

京津冀与全国旅游产业绿色发展的投入产出松弛度在2010—2013年均为0,表明这四年内无论是京津冀区域还是全国范围内的资源配置均处于较合理水平。京津冀旅游产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除2018年出现投入冗余外,其余年份则不存在投入冗余,而全国旅游产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近十年内处于资源配置合理水平。近十年内旅游从业人员数和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总额,京津冀区域产生的投入冗余量要小于全国范围的,这体现了近十年内京津冀的旅游产业绿色发展从从业人员数及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总额这两方面看要好于全国的。

(二)旅游产业绿色发展各效率分析

由表5可知,2016年和2019年京津冀旅游产业绿色发展的综合效率为1,且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也均为1,说明这四年旅游产业绿色发展效率达到最优,投入与产出达到合理配置,与产业从业人员、R&D、企业固定资产、旅游企业数、工业污染治理投资等方面协调性较好。由平均值可知,技术效率均值为0.985,为均值内最高,体现了京津冀旅游业技术效率发展优于综合效率和规模效率,同时也反映了以首都为中心带动津冀的科技创新局面。综合效率均值为0.787,规模效率均值为0.799,说明京津冀旅游产业综合效率和规模效率的发展状态接近。2010—2013年纯技术效率为1,而综合效率和规模效率不为1,表明此时间段内综合效率主要受规模效率影响。除2016年和2019年,其余年份均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即投入产出未达到合理配置。

全国旅游业绿色发展综合效率的均值为0.902,均值最低,从均值看全国旅游业的绿色发展效率处于良好水平。2017年和2019年的综合效率、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均为1,说明2017年及2019年旅游产业的绿色发展效率达到最优水平,投入与产出均处于较合理水平。2010—2013年和2016年的技术效率为1但综合效率小于1,表明技术效率处于最优水平,因而综合效率受规模效率的影响较大。技术效率均值为0.997,接近于1即效率最优状态,反映了全国各地对旅游产业科研创新的重视,体现了科技创新推进全国旅游业发展的前瞻性。2010—2016年及2018年均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反映了这8年的投入与产出的比例需要不断优化、不断寻求合适的配置比例,也反映了旅游产业绿色发展处于产业发展的上升期,可以增加资源的投入,来进一步地扩大旅游产业绿色发展规模。

京津冀旅游产业绿色发展综合效率和规模效率的均值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反映了京津冀旅游产业绿色发展的程度和规模还有待提高。全国旅游产业绿色发展综合效率、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平均值均高于京津冀的发展水平,体现了全国旅游产业绿色发展水平与经济系统之间耦合协调性、产业结构的合理性与高级性均优于京津冀旅游产业的绿色发展水平。

(三)旅游产业绿色发展总体效率分析

在从经济-资源-环境复合系统的投入与产出两个方面进行指标选取的基础上,通过运用DEA模型对2010—2019年京津冀和全国的旅游产业绿色发展综合效率、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和全要素生产效率进行实证分析。绿色发展效率分析的根本目的是对京津冀和全国的旅游产业绿色发展进行横向与纵向、静态与动态的比较,从而可以较为清晰地反映出京津冀地区旅游产业绿色发展的总体水平以及自身的优势与不足:

1.京津冀旅游产业绿色发展的综合效率在2010—2019年变化幅度较大,呈现一种W型的变化趋势。全国的旅游产业绿色化发展综合效率值高于京津冀,但差异在逐渐减少,这种情况表明,京津冀的旅游产业规模的扩大带动了绿色发展水平的提升。

2. 京津冀旅游产业绿色发展的技术效率近十年内有较小的幅度变化,且总体处于效率良好状态。全国的旅游产业绿色发展技术效率值虽然高于京津冀的,但两者差距较小。因而京津冀及全国的旅游产业结构与产业最优化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较接近,旅游产业结构较合理。凭借着良好的技术研发基础和以首都为核心的独特地理位置,京津冀三地的政府及旅游企业应加强对绿色创新的研发。

3.京津冀旅游产业绿色发展的规模效率在0.625~1之间浮动,均值为0.799,处于效率中等水平。全国的旅游产业绿色发展规模效率均值为0.904,处于效率良好水平。近十年内京津冀的规模效率大致呈逐年递增趋势,这反映了京津冀三地旅游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呈现一种积极向好的发展态势。京津冀协同发展和2022年冬奥会的申办成功使得三地的旅游资源进一步丰富、交通等基础设施更加完善,进一步促进了京津冀的旅游产业绿色发展。

4. 京津冀旅游产业绿色发展的全要素生产率均值为1.134,十年间的涨幅约为12%。这表明自2010年以来,全要素生产效率并未得到明显改善,且年际之间呈现波动状态。这种不稳定的特征也说明了旅游产业的脆弱性和敏感性特点。

综上所述,京津冀旅游产业绿色发展效率影响着旅游产业绿色发展水平的整体态势。据此,京津冀地区应根据自身的旅游产业发展规模将旅游企业规模、从业人员数等调整在合理区间,这样不仅实现了资源的合理利用,也促进了旅游产业的绿色发展。反之,某一资源的过多投入,则会出现资源浪费;过少的资源投入,将使得旅游产业绿色发展水平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绿色发展效率有待进一步提高。总之,旅游产业的绿色发展效率与产业相关投入要素的协调关系密不可分,尤其是处理好各投入要素之间的协调性,可整体上促进或提升旅游产业绿色发展水平。实证结果显示,只有当投入要素之间相互协调,达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最佳统一,才可更好地促进京津冀旅游产业绿色发展,并能有效发挥旅游产业对京津冀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拉动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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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of Green Development Efficiency of Tourism Industry in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Liang Huichao1, 2, Xu Pingping1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Heb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ianjin 300401, China;  2. Center for Beijing-Tianjin-Hebei Development Research,  Heb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ianjin 300401,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status quo of green development of tourism industry in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the input-output model was employed to analyze and compare the green development efficiency of tourism industry in this region and the whole country from 2010 to 2019, so as to evaluate the green development level of tourism industry in this area.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green development level of tourism industry in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is on the rise year by year, but the overall efficiency of it is lower than the national average. Fortunatel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nd green development concept, the efficiency has been greatly improved.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green development efficiency of tourism industry, it has proved that only when the input factors coordinate with each other to achieve optimal unification of economic benefits, social benefit and ecological benefits can green development level of tourism industry in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be better improved.

Key words: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tourism industry; input-output; green development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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