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红 吴藤英

摘 要： 积极老龄化、生产性老龄化和成功老龄化已然成为当今世界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三个重要政策类型。积极老龄化政策强调生产性视角，易将老年人作为纯粹的经济工具和功利主义工具看待，忽视老年人的文化意识和老年时期所具有的独特人生发展意义。因而，老龄化政策需要规避积极老龄化政策中生产主义方法的弊端，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间实现动态平衡，提供一个对老年人更为友好的老有所为的公众认知，及一个更为广泛的老年时期发展机会的文化范式。

关键词：积极老龄化;生产性老龄化;工具理性;价值理性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7356（2022）-01-0020-05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把应对人口老龄化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关系全局的重大战略任务进行统筹谋划、系统施策。积极老龄化已经成为以幸福晚年生活为特征的政策概念和政策价值导向，并被世界各地广泛接受，然而学术界对积极老龄化的理论内涵和政策价值导向存在争议。关于积极老龄化已经形成了两种不同类型的政策议题，一是强调全面处理老龄化的相关问题，注重老年人的方方面面，这一政策价值导向得到了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以及欧盟委员会的大力倡导与支持;而另一种是偏向强调积极老龄化中的生产主义方法，遵循经济逻辑背后的工具理性，这一类型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实践中占有重要地位。本文在分析西方老龄化政策理念发展变迁的基础上，分析积极老龄化政策的生产主义方法带来的弊端，进而基于我国国情找到平衡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途径。

一、西方老龄化政策理念的发展与变迁

在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进程中，西方国家经历了从强调老年人功能障碍、依赖性和被动性的福利导向政策思维转变到强调老年人功能性、自力更生和积极性的福祉导向，这体现了“从福利主义到新自由主义转变”的思潮在当代西方国家的老龄化政策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从福利主义到新自由主义转变”思潮主导下，西方老龄化政策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20世纪50年代提倡的成功老龄化，1987年世界卫生大会上提出的健康老龄化，2002年联合国第二次老龄大会提出的积极老龄化。

生产性老龄化是Robert Butler于1982年在奥地利萨尔茨堡举办的一次老年学会议中提出的。Robert Butler认为，关于老年人的“无生产力迷思”是没有根据的，这一论点会导致对老年人生产和创造能力作出悲观结论，如果抛去功能障碍和“社会逆境”的影响，老年人可以富有生产力并积极参与生活[1]。

与生产性老龄化相反，成功老龄化这一政策理念作为老年退出社会的对立而产生。区别于病理性变化的“正常老龄化”，Rowe & Kahn进一步将老龄化过程划分为常态老龄化（没有疾病但存在着较高的风险）和成功老龄化（较低的风险和较高的身体功能水平）[2]。实现“成功老龄化”的关键在于把老年时期当作中年人活动的延续和其典型价值观的保留。如果过分强调成功老龄化，老龄化政策关注重点人群会从那些因年龄增长而遭受疾病和残疾的人转向状态好的的老年人群，忽视对弱势和特殊老年群体的关注。此外，成功意味着有赢家和输家，但大多数老年人不愿意因为残疾或健康不佳的生理特征而被贴上不成功的标签。

继生产性老龄化和成功老龄化之后，1997年6月在丹佛举办的八国集团峰会上提出积极老龄化。2002年，WHO“老龄化与生命历程项目”向第二届老龄问题世界大会提交了《积极老龄化：一个政策框架》的报告，主要从健康、参与和保障三个维度阐释积极老龄化的含义，信息技术使人们能够在整个生命过程中实现身体、社会和精神健康方面的潜力，并根据自身的需要、愿望和能力参与社会，同时在他们需要援助时向他们提供充分的保障、安全和照顾[3]。积极老龄化这一观点挑战了老年人以往被贴上的“被动的和依赖的”特征标签，强调了老年群体的自主性和参与性。

通过梳理老龄化政策发展的演变过程，可以发现生产性老龄化的理论缺陷，它被一种狭隘的经济或生产主义观点所主导，优先考虑延长工作寿命。传统观点认为老年人是无价值的。生产性老龄化观点则认识到，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人可以经常参与在其社会背景下具有社会经济价值的活动。Morgan最先提出老年人的生产性活动包括任何生产物品和提供服务的活动[4]。Butler & Schechter 认为生产性是老年人个人或群体从事有偿工作、志愿者活动、支持家庭等活动的能力，以及尽可能独立地维持自己的能力[5]。这些概念被批判为是对一些群体强加消极判断，例如，家庭主妇和没有能力获得体面薪水的孱弱老年人就被“生產性”观点消极化。Moody认为，生产性老龄化包括老年人从事的各种具有经济价值的活动，主要分为四类： 参与有偿或无偿工作，照顾家人、亲戚和朋友，参加各种志愿者活动，参与终身学习以提高其人力资本和生产力[6]。Kim也提出了四个类别：狭义的生产活动，即参与劳动力市场;广义的生产活动即做家务、照顾家庭、参与志愿服务，也包括非经济活动，例如心理和教育业余时间活动和自我管理活动[7]。对比以上两种生产性活动的内容可以发现，生产性活动是包括工作、正式和非正式志愿服务在内的能够改善家庭和社会福祉的一系列行为。

二、工具理性在生产主义模式中占主导地位

韦伯在1978年对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进行了区分。工具理性行为或基于工具理性的行为是由对环境中的对象和其他人的行为的期望所决定的，这些期望被用作实现行为者自己理性追求和计算的“条件”或“手段”[8]。工具理性会使行动者受到追求动机而驱使，致使行动者单纯的从实现效果最大化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结果就是导致漠视人的感情和精神价值。由于工具理性过多关注的是事物本身的效率和有用性，容易让人形成做每件事之前衡量是否产生效益的思维方式，一旦出现这样的思维方式，就会失去对待精神世界满足感的敬畏之心。价值理性行为或基于价值理性的行为是由出于某种伦理、审美、宗教或其他行为形式对价值的自觉信念所决定的，而与其成功的前景无关。它不仅仅是为了满足人的当下需要，更强调当下需要的适宜性，并兼顾人的长远需要。

欧盟关于积极老龄化的政策讨论中普遍认为，生产主义模式比综合模式更具优势。生产主义模式往往是一种基于“对政策变化的成本效益进行客观和精确的价值中性计算”的理性政策行为形式[9]。经济计算为核心的英国积极老龄化政策的基本原理有以下释义：如果担心价值理性占主导地位，则在实现经济资本增长同时要求福利的工人需求增多的背景下，解决困境的办法即为通过鼓励工作解决就业不足，和延缓老年人退休以减少对福利政策的需求。这需要重新定义晚年生活，在工作和志愿服务的积极老龄化中平衡经济账目，即不能让青年人占用老年人的资源，又能让老年人充分发挥其积极性。欧洲委员会在2002年提倡积极老龄化政策，积极老龄化的核心做法包括終身学习、延长工作时间、渐进式延迟退休、退休后积极参与增强能力和维持健康的活动。几乎所有欧盟国家都出台了逐步提高退休年龄的计划。法国计划到2023年时将退休年龄从当前的66岁7个月提高到67岁;丹麦到2030年时退休年龄为68岁;德国到2031年时退休年龄将提高到67岁;比利时到2025年将退休年龄从65岁提升至66岁，2030年则提高至67岁。同时，很多国家提高最低养老缴费年限和退休门槛。比利时在2019年出台新规定，将最低缴纳养老金年限提升至42年，提前退休不仅有最低工作年限要求，还要求缴纳最高的税。

这种做法就个人层面而言旨在提高个人生活质量，同时就社会层面而言，有助于提高经济增长率、降低抚养负担以及节约养老金和保健成本。因此，这一理念代表了所有年龄段人群的共赢策略，受到了社会的极大推崇。老年人长期从事有偿就业和志愿工作的活动，有助于解决他们的社会保障和医疗费用。这种经济逻辑的背后是工具理性，是运用生产主义积极老龄化这一手段来掩盖节约成本和充分利用人力资源的目的。正是这种工具理性的意识贯穿了欧盟和英国的生产主义模式。新自由主义工具心态支持“围绕生产力的主导常识”和强调独立、个人责任和自力更生的意识[10]。

在前工业化模式中，很大一部分老年人拥有或控制着土地、工具和工艺技术等生产方式。经济与家庭没有区别，家庭作为一个经济单位提供工作机会。因此，老年人可以决定自己是否工作或在晚年工作多少，经济允许和社会规范奖励之间存在一致性。但是，在现代经济工业模式下，老年人相对于年轻人的价值会降低。是否工作的决定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他们的个人控制。家庭和经济是有区别的，退休政策是根据家庭范围之外的普遍标准制定的。韦伯使用“铁笼子”一词来指社会生活日益合理化，特别是在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中。换句话说，西方社会生活越来越被基于技术、行政和市场偶然性的系统所主导，这些系统通过理性计算进行控制。当一个现代国家“被锁在工具理性的铁笼子里”时，它必须把它的公民变成加工和控制的对象和积极知识的对象，使他们陷入现代权力结构，同时个性化和总体化的双重束缚。因此，个人越来越不能表达某些最人性化的特征，他们的主体性越来越受到损害，其个体被工具、技术、科技所定义，个体的价值同样的被赋予在通过理性计算的系统中。基于该逻辑演绎，韦伯认为在现代社会中工具理性优于价值理性。但是，工具理性主导的政策思维正在战胜价值理性主导的政策这一观点是存在争议的。基于欧盟的实践思考，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为什么工具理性主导的生产主义模式比价值理性主导的相对全面的模式更具优势。

三、积极老龄化政策中生产主义方法的弊端

基于工具理性的积极老龄化政策的生产主义方法存在以下三个弊端。

首先，生产主义政策有可能将老年人视为对经济发展有用的资源。受新自由主义的启发，生产主义政策侧重于使老年人有机会通过在社区工作或志愿服务从而继续为社会做出贡献。新自由主义鼓励老年人拥有追求经济利益和适应市场的理想，将生产性维度作为积极老龄化发展的方向，偏向于将生产性成就等同于个人价值，这种功利主义处理阻碍了除工作途径之外的其他个人发展途径。自我实践被简化为仅仅是一种经济实践，老年人参与社会实践行为的目的就是为了拓展人力资源进而节约人力成本，遗忘了老年人对精神生活的需求。欧洲的养老政策面临着四个经济社会层面的挑战：工作年龄人口的下降，养老金系统和公共财政支出压力，照料需求的迅猛增长，以及老年人资源和风险的多样性。这些挑战促使欧盟委员提出通过促进终身学习、灵活的工作安排和改进工作激励措施等提高就业率的老龄化政策。这种生产主义的、相当功利主义的观点，目标在于激活老年工人，以促进经济增长。

为了提高经济效益，欧盟敦促成员国优化就业体系，重视老年群体中的人力资源。芬兰制定较完备的老龄化政策体系，其内容主要包括推行强调资源利用、老年人社会价值、正确对待疾病负担和损失的现代化老龄概念。然而，一大部分老年人无法做到在法定退休年龄之后还可以高效地工作。这种仅仅把就业作为应对老龄化的现象已经严重背离了积极老龄化的意义。老年人口的高就业率侧面体现了积极老龄化中的生产主义政策。简单增加老年人就业本身并不是一个整体的积极老龄化措施，还需要采取措施消除工作场域的年龄歧视，促进年龄多样性和更灵活的就业形式，增加培训机会。退休政策的改进必须适应经济结构的变化，要遵循小步慢走、渐进到位的原则，找到一个恰当的调整平衡点，让老年群体减少失去感，增加获得感。同时，更为重要的是，政府、业界、社会组织等各方应形成合力，利用各种技术和手段，帮助老年人融入社会和自主生活。

其次，生产主义政策可能会成为意识文化范式。老年时期必须经历一个失去工作机会、失去活动热情、甚至失去配偶的角色丧失的过程。老年人在退休后表现出心理需求范围缩小的状态，对于外界环境的压力也不能充分感受到。尽管闲暇时间增加了，但老年人放弃了许多以前的活动，出现一种特别压抑的屈辱感和多余的感觉。退休的老年人随着闲下来时间的延长，个体由乐观走向悲观再到宿命论，其生活空间逐渐缩小。但是，社会政策可以通过“设定幸福的参数”，并影响公共规范和价值观。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对老年人来说特别重要，因为老年人这个群体国民意识较强，文化认同感和社会认同感较高。积极老龄化不仅仅是指让活跃的老年群体的文化形象占主导地位，而是要把所有包括失业、残疾和退休在内的劳动人口都设定为国家政策的目标。

积极老龄化政策中的生产主义方法是对老年人文化的殖民。这种殖民化很可能导致文化规范与按照这些规范行事的目标群体的社会结构能力之间产生严重脱节[11]。由于生产主义政策倾向于将老年人视为同质群体，但是实际上老年人的社会结构能力各不相同，其产生的影响也不相同。积极老龄化存在个人和结构性障碍，那些不活跃的年龄层，以及身体残疾和虚弱的老年人，可能就会认为他们没有实现成为一个有生产力的老年人的文化范式。因此，他们有可能陷入“自我批评”，这种批评会产生自我怀疑和侵蚀自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生产主义政策将充当生产主义的意识文化范式。

我中国自古崇尚长者风范、老有所为。当今社会老年志愿者注册人数多，已经实现老年志愿者注册人数占老年人口总数12%的目标，但是实际参与少、偶尔参与多。为了使老年生活更有质量，让老年人实现充分参与，应该给予老年人更多的机会、认可和激励，使得老有所为处于主动状态。

最后，生产主义政策容易忽视老年人晚年发展意义。积极老龄化是中年活动的价值观和意义的连续，没有将老年时期视为人生的一个不同阶段，要求老年人在其人生后期阶段为实现价值大放光彩。大多数人认为健康和活动是在青年和中年理所当然的事情，到了成年后期不能成为衡量老年成功的关键标准。老年也是重要的转变，因为我们要学会接受我们不能改变的东西，并根据需要采用新的生活方式应对老年生活[12]。许多老年人不打算保持年轻或中年特有的生活方式，他们选择过简单的生活方式，将注意力转移到精神生活上[13]。晚年生活的意义应该不同于早年生活的意义。

对生产力价值的过分关注可能会让老年人陷入过去，阻碍他们实现生存超越和精神转变。不同的生活阶段应该有不同的追求，局限于过去的生活，就没有办法展开新的老年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说，生产主义的方法将有损于老年人独特的发展任务和与老龄化相关的精神需求。另外，老年人的民族与宗教信仰也要得到尊重和鼓励，让老年人因为自身功能退化的不安心理得到安慰。因此，积极老龄化政策将很好地为老年人提供更广泛的寻找生活意义的机会。日本老年人的孤独问题已成为日本社会一大顽疾，每年都会发生多起“老人孤独死”事件。为此，日本政府设立了“孤独大臣”一职，成为继英国后世界第二个设立该职位的国家，以解决民众因孤独导致的贫困、自杀等问题。

工具理性是积极老龄化政策的生产主义方法的基础，使其无法将老年人视为个体，而是一种提高经济效益的目的或者手段。因此，生产主义政策有可能利用老年人成为压迫性的文化意识范式，并忽视老年人晚年的发展意义。但是，生产主义政策确实对老龄化有积极的影响，可以帮助建立老年人的积极形象，也有助于消除对老年人的年龄歧视态度和成见，促进老年人融入社会。

四、积极老龄化政策制定中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平衡

平衡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将有助于对积极老龄化有一个更全面的看法，对积极老龄化有一个对老年人更友好的集体共识和认知，以及对晚年发展意义的价值有更大的认识。

第一，提升老年人自我价值和正面认知，大力加强老年友好社会建设。为了引起老年人的共鸣，关于积极老龄化的讨论应该包括他们的声音。老年人须被视为老龄化政策的积极参与者，而不是被动接受者，他们有权决定什么对晚年生活有价值，以及如何上演自己的积极老龄化。基于相互尊重、信任和理解的参与性政策制定，将有助于形成一种对老年人更加友好的积极老龄化的集体意识和文化范式。转变以往将老年人作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中需要照顾、优待、救助等客体的观念，真正把占到总人口近三分之一的老年人视为积极和能动的社会主体，促进老年人参与公共决策，制定出能更好地激发老年人潜能、增强老年人参与社会发展的政策。在实践上，宣传普及涉老政策，广泛开展“敬老月”和“老年节”等活动，持续扩大老年教育资源供给，积极营造社会尊老敬老爱老的文明风尚。

第二，消除老年人的数字鸿沟，引导帮助老年人融入信息化社会。正确认识网络社会中的老年人，树立起对老年群体网络使用的新观念。在从传统工业社会到网络社会的变迁中，老年人同样也是新技术的能动使用者。努力改善老年人数字融入的环境，积极促进老年群体能动性的数字融入，提升网络社会中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为老年群体建立良好的社区网络应用环境，运用网络技术提升老年人社会参与能力，推动智慧养老服务建设，切实提高老年人在信息化社会中的生活质量。鼓励发展老年数字教育新业态，推进“互联网+老年教育”的融合创新发展。开展智慧助老行动，研究开发适老化智能产品，推进互联网应用等智能化服务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造，完善日常生活中传统服务方式的兜底保障，进一步消除“数字鸿沟”。

第三，有效解决老龄化问题的区域、城乡和群体差异，推进老龄社会包容普惠共享。以前在制定老龄政策、规划、标准时，比较缺乏区域差异这个视角。七普数据显示我国人口老龄化城乡差异加大，这也反映了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复杂性。区域老龄化的不同特点，要求各地政策更加精准聚焦。我国农村老年公共资源偏少，专业机构引进难，养老服务业市场化进程滞后。近年来，各地探索出很多互助养老模式，例如上海的“老伙伴”计划，成都的“巡视探访”，北京延庆1+1关爱空巢项目等。明确互助性养老的福利和公益性，培育互助养老文化理念，推动我国互助型社会养老规范化，已成为解决农村互助养老模式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充分发挥社会救助的“兜底线”作用，加大对经济困难的高龄、独居、失能、重点优抚对象中老年人的救助力度，为老年人特别是高龄、重病、残疾、失能老年人提供优先便利服务。

第四，树立老龄化政策整体思维，营造全民参与养老得社会氛围。面对日渐严峻的老龄化和老龄流动人口增加的形势下，为了满足更多流动老龄人對高质量养老服务的需求，跨省养老领域需要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体系。在促进老人异地养老的过程中，包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当地政府的福利政策保障等都要能跟着老人走，进而推进养老服务管理及标准一体化，使老人享受区域范围内的同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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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lance of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and Value Rationality in Aging Policies

He Hong， Wu Tengying

（School of Po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Huaqiao University， Quanzhou， Fujian 362021， China）

Abstract： Active aging， productive aging and successful aging have become the three important types of policies in today′s world to deal with population aging. The active aging policy emphasizes a productive perspective， and it is easy to treat the elderly as a pure economic tool and a utilitarian tool， and ignore the cultural awareness of the elderly and the unique life development significance of the elderly. Therefore， the aging policy needs to avoid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productive methods， achieve a dynamic balance between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and value rationality， and provide a more friendly public perception of aging for the elderly， and a broader cultural paradigm that develops opportunities for the elderly.

Key words： positive aging; productive aging;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value rationa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