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畅

【摘要】 中国是一个悠久历史的国家，音乐作为文化的一部分，也随着时代的推移发生着变化。据记载，中国最古老的乐器是河南出土的骨笛，距今有7000多年的历史。近代以来，中国传统音乐受到了西方音乐的冲击。多年来，中国音乐一直在寻求中国传统音乐与西方音乐的平衡发展，但中国传统音乐的现状并不乐观。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外音乐交流频繁，中国传统音乐受到了部分西方国家人民的喜爱，使得很多国家都能见到中国传统音乐或乐器的身影。与此同时，在外国音乐家们的访问和指导下，西方音乐在中国也得到了良好的发展。此外，音乐也是促进国家关系和友谊的外交工具。本文就中外音乐文化交流将浅析其意义和作用，并呼吁在中外音乐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当下更多去关注和保护中国传统音乐文化。

【关键词】 中国传统音乐;中西音乐交流;改革开放;传承保护

据记载，出土于河南的贾湖骨笛是中国最早的乐器实物，距今有7800—9000年的历史。由于不同的地域特点或不同的宗教信仰，音乐在不同的国家和时代有着不同的风格和表现形式。因此，在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中，音乐作为一个国家的代表，可以呈现其文化、历史和知识。中国现代教育始于19世纪末，中国清朝政府意识到教育的重要性，于是开设了一些像西方国家那样的新式学校，并开始开设音乐课程。从那时起，部分中国人民也开始学习西方乐器，接受西方教育。

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有两种观点争论中国是否需要西方音乐。一部分人认为中国只需要自己的传统音乐并加以发展，而另一部分人认为中国人需要学习西方音乐，并从西方音乐中找到中国传统音乐中可以借鉴使用的东西。由于大部分学者认为中国音乐可以借鉴西方音乐来发展，中国政府后来同意在中国的音乐学院教授西方音乐。

一、浅析近代中西音乐交流历史

近代中国的音乐传播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西方第一所音乐女子学校——中西女中在上海成立。在这所学校里，中国人开始系统地学习西方音乐，培养了中国第一批精通西方音乐的女音乐家。虽然这所学校只教西方音乐，但这些中国学生意识到中国传统音乐的惨淡局面，自发成立了中国音乐俱乐部。由于她们努力保护中国传统音乐，且用中西乐器的合奏得到了很高的评价，学校聘请了专业的中国音乐老师来教授中国传统音乐，使其成为20世纪中西音乐交流的第一所学校。

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内，西方音乐并不被大众认可。直到改革开放后，一些音乐学院重新开放或成立，中国人民才重新正式接触和学习西方音乐，使得西方音乐在中国又得到了发展。

20世纪70年代，中国与澳大利亚、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这反映了中国日益上升的全球地位，也有利于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文化交流。改革开放后许多西方国家的音乐家访问中国并举办音乐会，所以中国人有更多的机会了解西方知识和音乐。与此同时，中国音乐家也有机会到其他国家表演中国传统音乐。1980年，有一群名叫新浪潮的学生，主修作曲，师从西方音乐家，创作出了中国音乐的新风格。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的学生受到来访的西方作曲家的影响，如Alexander Goehr， George Crumb， Chou Wen-chung等，他们开始探索在中国拓展音乐创作的新途径。其中，Chou Wen-chung的影响最大，他是1946年移民到美国的华裔美国人，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和教授当代古典音乐。1986年和1987年，一些学生前往哥伦比亚大学跟随他学习。比如谭盾，一位1957年出生的著名作曲家，其《鬼戏：为弦乐四重奏和琵琶而作》是他搬到纽约后创作的。Lau指出，在这首曲子中，谭盾在中国音乐中加入了西方音乐元素，并用中国琵琶来平衡其无调性旋律。因此，在1978年改革开放的背景下，中西音乐交流变得更加活跃并影响着现代中国。

二、中西音乐交流的影响

（一）音乐交流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学习音乐

1979年中美建交后，美国著名小提琴家艾萨克·斯特恩于1979年6月访华，并被拍摄成纪录片《从毛泽东到莫扎特：艾萨克·斯特恩在中国》，于1981年上映。这部电影展示了西方音乐在中国的情况，包括中国学生如何学习西方乐器及演奏。斯特恩来华指导了他们的演奏技巧，并纠正了中国学生所犯的一些错误。斯特恩指出，中国学生对西方音乐的理解、音乐知识和技巧是有限的，因为他们并不了解;但如果他指出他们的错误，这些中国学生们就能演奏得很好。影片中有一些斯特恩纠正中国人表演错误的部分，说明中国的老音乐家演奏的是错误的，所以他们在理解西方音乐的时候，他们的教学存在一些错误。此外，在这部电影中，斯特恩尖锐地指出了中国学生普遍存在的问题，即中国学生更注重技巧，而不是音乐。这个问题实际上在今天仍然很普遍，因为通常人们认为，如果他们能演奏难的音乐，就能证明他们更专业，更容易找到好工作。然而，斯特恩教育学生们应该更多地关注音乐，比如他们演奏的句子应该像他们唱得一样自然优美。感谢斯特恩的来华访问指导，西方音乐的演奏和教学在中国取得了迅速的进步。在纪录片的最后，艾萨克·斯特恩在二十年后再次回到中国，他目睹了中国的巨大变化，并拜访了所有在世的、现在都是中国著名音乐家的学生和老师。其中一名学生告诉斯特恩，他们主要就是从他那里学到了知识，受益匪浅。

由于音乐交流是双向的，中国也提供了许多中国传统音乐的宝贵资源。有很多外国人喜欢中国古典乐器，來中国学习或者找当地的中国学生教授。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中国民乐团就是由一群热爱中国古典乐器的人于2007年成立的。这个乐团的成员主要是中国人，但在近几年，有许多对中国的乐器和音乐感兴趣的澳大利亚人也加入这个团体，甚至有些在中国都少有人弹的大阮和中阮在这个乐团中都有演奏。据笔者采访的一位民乐团成员说，演奏大阮的是为澳大利亚人，特意去中国学习了四年大阮。在这个合奏团成立之初，它只有一些中国常见的乐器，如古筝、二胡、笛子等，直到2012年这个乐团的成员增加了一些，声部也丰富了很多。事实上，这个合奏团的成员几乎都是业余的，不像音乐专业的学生演奏得那么专业，但他们所做的是振兴和传播中国传统音乐到世界。节假日或庆典活动时，他们也会做一些商业表演。比如在中国的春节期间，他们会演出并庆祝节日，把快乐分享给澳大利亚人。

（二）音乐交流有助于一个国家传播和保护其传统文化

古琴是中国一种古老的传统乐器，在2003年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保护遗产。由于古琴在过去属于文人音乐，只有学者或有一定地位的人才会弹，普通人不会弹，所以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崩溃，会弹的人也就不多了。此外，中国的传统音乐，特别是那些代表封建主义的元素，所以新中国成立初愿意演奏古琴的人很少。据记载，在20世纪50年代，只有86人会弹古琴。多亏了古琴音乐家们致力于振兴这个乐器，古琴申遗成功，此后，古琴又在许多电视剧和重大活动中展现身影，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就有专门的古琴演奏。这些年来，一些古琴音乐家到其他国家演出，这使得古琴不仅在中国流行，也在其他国家被人们所熟知，也有许多外国人来到中国学习古琴。

1940年，荷兰汉学家高罗佩出版了《琴道》一书，将古琴介绍给西方国家。今天在美国有不少人喜欢古琴，刘彦就向大家介绍了古琴和古琴音乐家在美国的情况。据刘彦说，她列出了一部分美国古琴音乐家的名字，包括华裔美国人和美国人。他们中的一些人是中国的古琴音乐家，移民到美国，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是在中国学习古琴。在美国，刘彦指出六七十年代是古琴第一次传入美国，美安是美国古琴的主要流派。此外，美国的师资有限，所以很多人选择购买古琴，通过网上的教学视频自学。此外，刘彦指出在美国购买古琴的困难，因为没有生产古琴的作坊，所以他们的古琴主要在中国购买;还有一些学校开设了古琴课程，但是古琴的数量有限，所以老师会教学生如何制作和使用他们制作的古琴来学习。古琴作为一种中国古代乐器，有很多中国传统文化，所以要想在新的环境中发展，就需要适应当地的文化。刘彦称，尽管一些古琴音乐在中国不同于人们所听到的，但古琴的核心无法改变，因为古琴代表中国的文化，因此，在美国古琴音乐的理解是最重要的事情。

然而，在中国学习者最多的乐器当属钢琴，而不是中国的传统乐器。钢琴之所以如此流行，是因为所学的系统的乐理知识来源于西方，而早期的音乐教育家都认为钢琴是了解西方音乐最重要的乐器。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深受西方文化和音乐的影响，学习西方乐器在中国成为一种趋势，并且就各音乐学院招生情况来看，音教专业的学生必须学习钢琴，学习钢琴也确实可以让学生在未来的工作中发挥用处，比如学校音乐老师可以用钢琴给学生弹伴奏等。

（三）音乐交流将促进音乐国际化和多元化

19世纪，法国作曲家普契尼从中国民歌《茉莉花》中获得灵感，创作了歌剧《图兰朵》，并在此歌剧中多次使用了《茉莉花》的旋律。《茉莉花》是中国最著名的民歌，也是中国的第二首国歌。这首歌原是南京六合民间小调“鲜花调”，1793年，英国人约翰·巴罗将它首次在船上传播并将其记录下来。1896年，清朝官员在欧洲将这首歌作为临时国歌使用，此后，这首歌便在海外闻名。

有一些中国传统音乐被改编成西方乐器演奏的音乐，如《夕阳箫鼓》，它最初是由中国的琵琶演奏，后改编成古筝曲。1980年，中国作曲家黎英海（1927—2007）将其改编为钢琴曲，利用钢琴上不同的演奏技巧，将中国乐器如鼓、琵琶、古筝和中国竖笛的声音融为一体。他的作品启发了许多中国作曲家用钢琴来展示中国乐器。他师从当时在中國南京任教的英国作曲家本杰明·弗兰克尔，从而系统学习了西方关于钢琴和声乐作品的作曲技巧和理论知识。

1959年何占豪和陈钢创作了《梁山伯与祝英台小提琴协奏曲》。何占豪在采访中指出，这首小提琴协奏曲旨在将中国的乐曲和故事与西方乐器相结合，创作出中国自己的协奏曲作品。因为他在上海音乐学院学习时，在中国农村演奏贝多芬、莫扎特的作品，群众表示虽然喜欢这些作品，但他们听不懂，所以他想创作出中国老百姓能够理解的中国自己的协奏曲。因此，何占豪和陈钢在创作这首曲子时，用中国越剧的曲调和西方乐器相结合，使得《梁祝》协奏曲深受中外听众喜爱，经久不衰。

同样，用中国乐器演奏西方现代音乐，也是近年来中国乐器发展的一种创造性方式。有一个乐队叫“龢”（意味着和谐），由多所高校的学生组成，他们演奏古琴、古筝、扬琴、弓笛、鼓等中国传统乐器，表演他们自己创作的现代摇滚音乐。他们受到中国电视节目的邀请，在网上也可以看到他们的表演。他们通过与国际音乐元素的结合来传播中国传统乐器，这使得中国古代乐器演奏的音乐新颖时尚，吸引年轻人学习这些乐器也是向世界传播中国乐器的有效方式。因此，音乐交流可以促进传统音乐或乐器的发展。由于许多中国乐器需要复兴，不同文化和音乐元素的结合将提高这些乐器在世界上的知名度。

音乐交流也改变了人们对中国流行音乐的旧观念。中国流行歌曲之父一定是黎锦晖（1891—1967），他于20世纪20年代在上海创作了现代流行音乐。Lau指出，由于早期流行歌曲是关于浪漫爱情的，其中一些被认为是对社会有害的，所以这种音乐被称为黄色音乐（色情音乐）。20世纪70年代，香港和台湾出现了海派流行音乐，但用广东话和福建话演唱。到了20世纪80年代，流行音乐在中国大陆被广泛接受。由于中国作曲家受到西方观念和音乐的影响，中国流行音乐变得多样化和现代化。

（四）音乐交流增进了两国之间的友谊，也有助于人们了解一个国家的历史和文化

中国和澳大利亚有多年的音乐交流，19世纪50年代以来，清朝政局不稳，许多中国人移民到澳大利亚淘金，中国音乐从此随着中国人来到澳大利亚。Wong指出早期的中国人如果有时间时会在澳大利亚听粤剧，即使澳大利亚政府对华人移民有许多限制，但是对于许多中国矿工们戏曲表演是他们唯一的社会活动以及教育资源。中澳两国自1972年建交后，中国传统音乐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流行并受到欢迎。例如，在1981年4月17日的堪培拉时报上就刊登了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成员中的二胡独奏家王国通（音译）、竹笛独奏家简全义（音译）、琵琶独奏家何树峰（音译）访问澳大利亚并在堪培拉音乐学校排练、演出的新闻。这次可能是中国音乐家首次正式访问澳大利亚，并且报纸上有二胡、琵琶进行了解释。其实在纪录片中，当艾萨克·斯特恩第一次访问中国看到这些乐器表演时，他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好奇，因为这是他第一次看到这些乐器，并且他觉得有些乐器虽然看起来很奇怪，却能奏出美妙的音乐。因此，当澳大利亚人第一次看到中国乐器时，也是直接介绍中国古典乐器的机会;更重要的是，在1981年交通工具还不像现在这样方便，中国音乐家们能去远在南半球的一个国家是十分难得的。

音乐通常被视为与其他国家沟通的外交角色。2002年，中国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宋祖英在悉尼歌剧院举行音乐会，这是中国音乐家首次在悉尼歌剧院演出。这次活动是为了庆祝中澳建交30周年。在这场音乐会上，宋祖英不仅演唱了中国民歌，还演唱了两首澳大利亚民歌。这场音乐会让澳大利亚人民欣赏到了中国的民歌，也展示了中国传统音乐在世界上的地位。在这场音乐会中，宋祖英演唱了一首著名的中国民歌《茉莉花》，这首歌从乾隆时代就很有名，在19世纪末曾被作为国歌接待来访的西方大使。然而，进入中国的澳大利亚音乐家或音乐表演却很少。据报道，澳大利亚只有墨尔本交响乐团访问过北亚：中国、日本和韩国。由于音乐交流是双向的，澳大利亚音乐家也可以经常访问中国，这将有利于两国音乐的发展。

音乐交流还可以帮助音乐专业的学生得到更多演出学习或得到国外大师指导的机会。例如，现在很多大学都会请外国的教授来学校开展大师班，或去不同国家的学校演出，两国的学生都能进行学习交流。2016年十一期间，华中师范大学天空合唱团曾访问俄罗斯并在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演出。这次演出是莫斯科中国文化节的一部分。天空合唱团是华中师范大学于2001年成立的一支女子合唱团，在国内参加过很多比赛，获得过很多奖项。当晚，他们表演了15首中外合唱曲，也收获了很多宝贵的经验。这次演出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这是对她们合唱团水平的肯定，也再次证明了中国学生在合唱方面取得了重大进步。

三、结论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外音乐交流更加活跃频繁。也是从那时起，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了解并喜欢学习西方乐器，中国的很多传统乐曲也因为加入西方音乐风格和元素有了巨大的变化。通过音乐的交流，每个国家的音乐都变得更加丰富和国际化，而且各国的音乐老师也都更加专业和优秀。同时，音乐也是外交文化的有力工具，使得人们通过音乐了解另一个国家的文化。许多外国人也因为音乐交流喜欢中国乐器并加以学习，使中国传统乐器在国外也有了一定的发展。

在这个互联网以及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世界各国之间的音乐交流必将越来越多，但是中国的传统音乐仍然需要保护和传承，中国乐器仍需要大量年轻人进行学习和发扬，这不仅是一个国家音乐的独特特征，更是对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最好的保护。

参考文献：

[1]安晶.從“西乐东流”和“东乐西传”看中西音乐交流的双向性[J].北方音乐，2015，（09）：133-134.

[2]陈晶.中国近代女性音乐教育的先锋——上海中西女塾音乐教育研究（1917-1930）[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京），2010，（4）：78-86.

[3]宫宏宇.中西音乐交流研究中的误读，疏漏与夸大——以民歌《茉莉花》在海外的研究为例[J].音乐研究，2013，（01）：85-95.

[4]刘彦.古琴在美国的生存状态一瞥[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2009，（50）：50-57.

[5]谭筱婷.当代女性主义视野下的中国高师音乐教育[J].音乐大观，2014：206.

[6]帅彦.作曲家何占豪畅谈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五十年[N].南方都市报，2009-07-03.

[7]陈文旋子，崔桢桢.天空合唱团赴俄音乐会获圆满成功[EB/OL].华大在线，2016-10-17.

[8]默里·勒纳.从毛泽东到莫扎特（纪录片）.1981-2-23.

[9]Lau， Frederick. Music in China.[M]New York： Oxford，2008.

[10]Luo， Mengyu. Cultural policy and revolutionary music during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case of the Shanghai Symphony Orchestr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Policy， Volume 24，Issue 4.2016：431-450.

[11]Wong，David.Reviews："Chinese Music in Australia：Victoria，1850s to Mid-1990s"[J]. Ethnomusicology forum，2006，（11）：333-336.

作者简介：

刘畅，华中师范大学2011级本科生，澳洲国立大学2016级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