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溪丹

【摘要】 余华对“父亲”的文学书写成了自身创作的关键词，同时也成了研究者的研究母题。本文通过余华写作中有关“父亲”的研究把握研究风向与研究动态，对由“父亲”问题延伸的父子关系研究和与卡夫卡涉父问题对照研究进行了展开。

【关键词】 余华;“父亲”;父子关系;父权

20世纪80年代，余华以先锋作家的身份率先抢占文坛，诉诸他笔端冷静的暴力书写，如《现实一种》《十八岁出门远行》等中短篇小说，给当代文学的文学书写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也成為当代文学史上不可磨灭的一笔。其在九十年代的长篇小说书写中流露出的温情人性复归，不但吸引了更多读者的关注，也为他赢得了巨大的声誉。大批研究者以敏锐的目光注视着这一变动，并抓住了研究变动的关键词：“父亲”。

一、寻找过程的多重及意义建构

在余华书写父亲的过程中，所有的研究者都牢牢把握住了他的变化脉络，并在这脉络的基础上建构自己的理解与分析。概括来说，余华小说中父亲的形象有着三个时期显著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余华笔下的父亲是变态又诡异的。可以说是所有大恶的集合体。研究者普遍认为这是对传统父亲以及父权和父权背后父系社会的颠覆和解构;20世纪90年代，余华开始转变自己的笔下的父亲形象，这一过程被研究者认为是“温情的回归”，父亲不再十恶不赦，他开始闪耀着人性的光辉;21世纪初，余华笔下的父亲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完美父亲开始出现。无论是《兄弟》中的宋凡平还是《第七天》中的杨金彪，他们以跨越普通人性的“大爱”成了怎样做父亲的楷模和榜样。余华的这一“父亲”形象建构，似乎在回应五四时期鲁迅先生所写的那篇《我们怎样做父亲》。安俐洁在《论余华笔下的父亲形象变迁》一文中，以林静声为基础，阐释了她对余华笔下变动“父亲”形象的认识：“父亲的形象也不再是固执的权威或无赖的流氓，他们终于从恶的废墟中爬出来，回到了真实而平稳的秩序中。”有很多研究者对余华笔下的所有“父亲”形象进行了统筹分类概括。在席慧的硕士论文《阳光与树》中，将余华笔下的“父亲”分为了“缺失的父亲、异化的父亲和受难的父亲”三类。张妍《浅析余华小说中的父亲》将“父亲”分为“逝去的父亲、病态的父亲、温情的父亲和强大的父亲”四类。赵海涛《余华小说中的父子》以统计表的形式讨论了余华小说中的“父亲”形象变迁，父子关系变化等问题，对于研究余华涉父问题的研究者来说，这无疑是一项巨大的助力之举。

余华在塑造的恶父形象是一个有趣的研究现象。李小吉《论余华小说中的“父亲”》通过对一系列反面“父亲”形象的研究，认为余华对现实社会进行了嘲弄并且将人在无父状态下的困境表现了出来。郭丽《论余华小说中的“父亲”传统意义的失落》中提出余华乐于看见传统父权的崩溃和秩序的坍塌，正是这样的无序和家庭成员的暴力反抗从而成就了余华小说毁灭与死亡的文本意义。刘文《被抛与窄门——余华小说的一种解读》更是直截了当地认为“父亲”形象的书写给余华解构传统和揭示人性提供了可能。

余华塑造“父亲”形象的过程也是研究者津津乐道的话题。研究者普遍认同这是一个由消解到重构的过程。如张景忠、赫灵华的《祖父——父亲——儿子——余华90年代长篇小说父系人物结构模式探析》认为“祖父——父亲——儿子”的父系人物结构模式传达余华小说创作轨迹变迁，呈现了父法由颠覆到重构的嬗变过程。曹磊的《寻找失落的世界》一文中，论者认为“余华小说中的‘父亲’形象的塑造走过了一条迷失——寻找——回归之路。”宋平《从解构到重构——论余华小说中父亲形象的变迁》认为余华通过对渐行渐远的“父亲”的找回与重塑，“体现了在欲望化的时代精神家园荒芜的人们渴望从父亲身上找回熟悉的安全感与信仰的愿望。”颜晶晶《父亲形象的颠覆与回归》认为余华创作“父亲”形象的道路可归纳为：“消解与颠覆父亲——找寻与肯定父亲——重构与解构父亲。”

在这一解构与重塑的过程中，研究者们探析着这种变化的价值所在。在段丽萍《寻找“父亲”之路——论余华作品中父亲形象的塑造》中，作者提出余华一直在寻找一个“完整”父亲的设想，并在这一寻找过程中可以看见“余华式的温情和对美的追求”。牛雅莉《余华小说父性意识研究》也认为余华对于“父亲”的感情是复杂的，“损父、失父、寻父到崇父的确立，与此蕴涵其中的父性意识也经历了颠覆、缺失、回归到重建的变迁。”在这个过程中，余华完成了对自我人生价值的实现。周德蓓《从“弑父”到寻父——论余华小说中父亲形象的流变》认为余华小说从“弑父”到“寻父”的转变体现了作者回归民间立场，找寻对世俗和人性的生命哲思。蔚洁在《反叛与回归》中认为余华“从冷眼审父，变为温情唤父，最后热情赞父。” 并不是所有人都看好余华小说的变动，程昊《论余华小说的父亲形象 》认为余华笔下“父亲”形象逐渐趋于完美，是对人类存在和人生价值探索的减轻。

通过阅读有关余华涉父问题的论文，发现“弑父”行为是有关余华“父亲”问题研究的一个可拓展的问题。《阳光与树》中认为这一过程包括寻父和弑父两个环节。冯艳华《余华的后现代性“弑父”叙事的文化动因和审美意义》中，论者认为余华小说中的“弑父”行为是一种带有后现代性的独特书写。唐静在《余华文学作品的伦理意蕴及当代道德价值研究》中将余华小说中的“弑父”行为看成是一个重要的解码符号，在传统历史文化与现实生活两方面颠覆了“父亲”。是余华反叛传统伦理的鲜明的“旗帜”。对于“弑父”行为，马容在《余华民间小说的文化内涵研究》中指出，每一个孩子都渴望强大的精神之父，并通过在潜意识中杀死苟且的“父亲”实现自我的成长。

二、维度下的父子关系书写

在有关余华“父亲”书写这个母题下，作者创作转型带来的“父亲”形象的变化成为大家讨论的共识和基础。在此基础之上，父子关系转变的逻辑框架也就愈发清晰。

在王超的《论余华小说中的父子关系》中，论者将余华的父子分为了三个阶段“先锋文学背景下变态的父子关系”“‘新写实’背景下挣扎与温情的父子关系”“世纪转型期回暖与重构的父子关系”。而在戴圣云的《论余华小说的家庭书写》中在涉及父子关系的部分分为了“反叛与颠覆父子伦理”和“回归与重建父子伦理”两部分。纵观两篇论文的论述，可以看出，前期余华笔下的父子关系多为割裂的、畸形的。如《鲜血梅花》中阮海阔一直处于“失父”状态;《十八岁出门远行》中，“我”被“父亲”放逐;《四月三日事件》中，“他”与“父亲”的敌对关系等等。而到了后期，余华的笔下的“父亲”身上带着越来越厚重的“慈父”色彩。为了不是自己亲儿子卖血的许三观，好男人楷模宋凡平，包括将一辈子奉献给养子的杨金彪。“父亲”的形象趋于高大动人，闪耀着理想人性的光辉。没有亲缘的父子关系却达到了生命的大和谐。对于这些关系的解读，刘伟平在《余华小说中的家庭伦理研究》中透过伦理学的角度，通过“父权坍塌”“血缘逆流”“父弃子寻”三部分对余华笔下父子关系的转型进行了的划归。作者认为从父子伦理的变迁可以看出余华对家庭伦理的态度的转变与逐渐认同，这实际上是余华写作理念的转变。《在细雨中呼喊》中，大哥砍掉了流氓父亲孙广才的耳朵，是子辈开始用暴力的方式强行割裂父子亲缘的最激烈体现。而《第七天》中，杨飞死于寻找养父的路途中，但最后在死者世界与父亲相见。无亲缘的父子关系即便被迫中断也能再找寻中重新连接。这是传统家庭伦理自身具有的双重性，同时也是余华对于父子伦理关系的思辨展现。

《寻找失落的世界》对父子关系书写的变动做出了独特的诠释。文章认为先锋小说最开始父子对立模式颠覆了传统“父亲”的形象，是先锋派小说家不满于当时文学秩序，急于在“广场”上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们的野心勃勃并没有得到多少附和，得到的多是批评与抨击。而在打败权威后，他们却没有能力构建出新的秩序为自己安身立命。于是，失去“父亲”的他们又开始在惴惴不安中寻回父亲。真正的文化工作者面对精神的虚无和愈发世俗化的作品趨势下思考和探索一条自我拯救的道路，于是他们重新发现了“父亲”，并在“父亲”身上汲取前进的能量。胡秦葆、刘瑶春的《余华小说对“父亲”形象的颠覆与重构》却认为余华等先锋作家反对“父亲”，解构“父亲”的原因是因为被历史的“父亲”推入“价值失范、道德失范的文化荒园之中”在对父辈的极度失望之下，他们开始下定决心与父辈决裂。而转型意味着余华认识到了传统文化中仍旧有生命力的部分，并将之与现代生活融合，以防奔入一成不变的创作坟墓中去。

三、对父权与父权社会的解构：卡夫卡与余华

在对余华写作动机与写作风格的研究方面总是绕不开卡夫卡，这应该与他在谈到自己创作经历时说当他掉进川端康成的陷阱里边，是卡夫卡将他拉出来，成为他的第二任老师不无关系。在高欢欢《余华与卡夫卡的小说比较分析》和王智《论余华小说对卡夫卡小说的艺术借鉴与创新》的两篇硕士论文中，论者都对两人进行了细致的比对，在此文中笔者只涉及其中有关“父亲”的部分进行提取。

从王卿的《卡夫卡与余华的比较研究》中来看，卡夫卡书写的内在动因是“父子冲突”一生都没有得到解决。结果只能在暴君一样的父亲的荫蔽下在痛苦屈辱地活着。而余华笔下的“父子冲突”。随着父亲的老去和儿子的成长被不断循环颠覆，这一点在《在细雨中呼喊》中得到了完美诠释。笔者认为抛开东西方文化影响因素，同样的问题在余华自己成为一个父亲之后达到了与自我的和解。成长轨迹、生活经验以及内里人格的不同使得对同一问题的书写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余华与卡夫卡的小说比较分析》中，论者认为卡夫卡与余华都在进行一种孤独写作，但不同的是“卡夫卡文本的孤独多半来自父亲的专制，而余华文本的孤独主要来源于对成人世界的合理性、真实性以及对‘父权社会’的神圣性的质疑。”卡夫卡小说着重于揭示个体生命无法与他人诉说的孤独，父亲给他留下的阴影使他一生都觉得自己是一个外来者，与世界和他人格格不入，甚至也与自己格格不入。所以他的小说多为对“父亲”本身存在所代表的父权的反抗。这一特点《论余华小说对卡夫卡小说的艺术借鉴与创新》中被看作是全人类普遍意义的压抑。但在中国，“父亲”这一身份已经代表了一种社会制度，代表了一种权利威压，是传统文化社会的秩序体现。自五四时代起便是作家们口诛笔伐的目标。先锋时期在打破固有话语体系的同时，也继续着对现代文化的打破与重构。在方善熙的博士论文《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中韩小说父亲形象比较研究》中有关余华的一节中提到，先锋文学强调自我精神，注重对作为家族话语权代表的父亲的审视，用现代主义反思父权的专制与缺点。所以在笔者看来，对“父亲”的形象的颠覆，不但承接了自五四以来的传统文化中的反封建意涵，而且也成了对父权社会的解构的手段。中国传统家庭理念注重父亲的权威，而在余华的笔下，这些父亲往往在粪坑中溺亡，无疑，这是对父权神圣性最具讽刺意义的颠覆。

四、结语

余华的“寻父”之旅并没有结束，所以对于“父亲”这一问题的讨论还远远没有结束，依旧还有着巨大的研究空间。在笔者看来，刘伟平《余华小说中的家庭伦理研究》是涉父问题研究的佼佼者，其深度和广度都使这个问题的讨论往前迈了一大步。他带来的有关伦理学方面的启示，也让人们反思，还有什么新的角度可以切入对问题的研究。

有关余华“父亲”形象和形象变动的初步研究已经很完备，怎样继续对“父亲”进行研究并且找到新的突破口是研究者今后应该努力的方向。在综述过程中，笔者发现有关“弑父”和继父的问题还在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并且有研究的可能性和整合的必要性。

另外笔者发现，即便是硕士论文，质量也呈现良莠不齐的状态。个别硕士论文只是对现有的理论成果整合而成，文章大多为作品的内容梗概。这样的论文无益于问题的深度探索，只会在表面止步不前。就目前来看，大多数研究者的涉父研究只注重纵向书写。对横向方面，例如与其他作家笔下父亲的对比与整合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参考文献：

[1]安俐洁.论余华笔下的父亲形象变迁[J].文学教育（上），2018，（10）.

[2]曹磊.寻找失落的世界[D].山东师范大学，2000.

[3]宋平.从解构到重构——论余华小说中父亲形象的变迁[J].常熟理工学院学报，2007，（11）：75-78.

[4]颜晶晶.父亲形象的颠覆与回归[D].湖南师范大学，2010.

[5]段丽萍.寻找“父亲”之路——论余华作品中父亲形象的塑造[J].景德镇高专学报，2011，26（03）：71-73.

[6]牛雅莉.余华小说父性意识研究[D].兰州大学，2009.

[7]高欢欢.余华与卡夫卡的小说比较分析[D].河南大学，2018.

[8]蔚洁.反叛与回归[D].西北大学，2013.

[9]王卿.卡夫卡与余华小说比较研究[D].河南大学，2013.

[10]张妍.浅析余华小说中的“父亲”[D].东北师范大学，2014.

[11]林静声.论余华小说的父亲形象及其演化[D].吉林大学，2017.

[12]孙海波.论余华小说中的家庭伦理关系[D].西北大学，2017.

[13]王超.论余华小说中的父子关系[D].曲阜师范大学，2018.

[14]戴圣云.论余华小说的家庭书写[D].浙江师范大学，2018.

[15]刘伟平.余华小说中的家庭伦理研究[D].海南师范大学，2018.

[16]王智.论余华小说对卡夫卡小说的艺术借鉴与创新[D].淮北师范大学，2018.

[17]方善熙.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中韩小说父亲形象比较研究[D].辽宁大学，2018.